周恩来以极其愤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1〕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以重兵袭击中共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互相配合，领导全党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一九三九年底，当周恩来在苏联疗伤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便向我陕甘宁边区等地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途中由于马受惊吓，周恩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投有完全把骨头接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毛泽东建议他赴苏联治疗。据师哲回忆：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周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苏联治病期间，周恩来仍然坚持工作，着手起草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一九四○年二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和师哲等人。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周恩来比出国前体重增加了九磅，面容也略为丰满一些。据师哲回忆：“我们从莫斯科启身时，共产国际为我们准备了两大箱食品，有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烟、酒等。在旅途中，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一概放弃西餐，改用中餐。他的建议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是久寄国外的同志不解其意，觉得把这些食品带到延安去，岂不是把石头往山上背吗？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清晨，恩来同志亲自检查了食品箱，然后对我说：“把这两箱食品交给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敬爱的周副主席心里时刻想着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来同志高尚的品格。人们常说以小见大，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2〕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延安杨家沟外的宽敞草坪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说：从报刊上看到反动派准备妥协投降，搞磨擦、分裂以及倒退的现象，实在令人痛心；但坚信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下，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投降派必然失败，中国抗战定能获得最后胜利。
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周恩来的臂伤治愈情况，会后，他亲自用手摇放映机，给大家放映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新拍影片《大战张鼓峰》，直到深夜。
回延安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
周恩来这次回国，只在延安停留了一个半月，便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踏上征途，前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来之所以匆忙赶往重庆，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日趋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又重新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
一是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是企图搞突然袭击来消灭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可是，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右倾错误。这就使新四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处境。二是随着反共逆流的高涨，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迫切需要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转变。
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强调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指示还强调，同顽固派的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应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3〕
周恩来赶往重庆，正是要处理这两个异常紧急而又棘手的问题。
周恩来到达重庆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一方面同国民党当局正式谈判，另一方面连续召开南方局会议，详细听取各省情况汇报，并对国统区党的工作做了初步的部署。
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德意劝降和英美极力拉拢的国际背景下，自感身价百增，得意忘形。
对此，周恩来分析道：“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难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4〕
毛泽东对此也有一个分析：
“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5〕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才有恃无恐地下了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
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便是《皓电》。随后，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南进豫皖苏边区，桂军李品仙部向皖东北进逼，冷欣在苏南频频向我挑衅，顾祝同秘密策划围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一时间，华中地区战云密布，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
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
“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产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被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6〕
面对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局势，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7〕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并与在外地的周恩来等人往返电商对策。
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内，接连两次急电周恩来，指出：
“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8〕
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的全部分析，并且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同一天，他在另一个电报中反映了反共高潮中的各方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他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9〕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一日)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又致电给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
“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10〕
对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新四军主力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一部转苏南渡江，一部就地打游击，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必须作应战的准备。
对何、白的“皓电”，周恩来认为，“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必须给予回答，不能置之不理。他在致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时建议：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十一月九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电文不仅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也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佳电”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团结抗日的诚意，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圣诞节的前夕，即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赴宴。周恩来应邀前往。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四周年。
在宴会厅，蒋介石热情地与周恩来握手后，很动感情地说：“连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接着，蒋介石又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随后，蒋介石话锋一转，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
蒋介石又用缓和的语气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11〕
周恩来在第二天就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并冷静地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还不到十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天空中下着濛濛细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新四军军部以及直属纵队九千余人，开始冒雨行军。一月六日傍晚，当新四军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丕岭脚下的时候，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无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
一月十七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蒋介石的通令，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声称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密切配合，领导全党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奋起反击。当新四军被围时，毛泽东得讯后，十分关心其处境。他一方面电示刘少奇、陈毅：“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鼓励。”〔12〕同时，飞电重庆，要周恩来速“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注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2〕另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3〕
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决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血腥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彻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并在谈话中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十二项要求。
二十三日，新四军陈毅等将领通电就职。
二十八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成立，并将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九万余人，坚持战斗在大江南北。
在重庆，周恩来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他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痛斥了他们的反共罪行。他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为了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揭露出来，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当他得知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官扣压后，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题词。他指示报社准备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应付新闻检查官用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的手迹。
一月十七日夜晚，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把题词写好后，便派副官立刻送往新华日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力量，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共有两条。
报纸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题词是：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七日夜
周恩来(印)
报纸第三版占五栏上题的是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尽管题词和诗一共只有二十五个字，但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不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还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黎明前，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然后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十八日清晨，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市。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售一空，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月二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销反共部署，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分裂。英国大使说：“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可悲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
国内外的反响如此强烈，令蒋介石感到惊讶，并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于三月一日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蒋介石邀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毛泽东在三月十八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文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皖南事变的结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成熟。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挽狂澜于既倒，为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有力助手，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参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的事态，从而更加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周恩来本人也已心悦诚服地认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主要体现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在中央办公厅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的发言。
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说：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4〕
【注释】
〔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2日。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第15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6页。
〔4〕《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74页。
〔5〕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胡服、项英的电报点1940年10月29日。
〔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点1940年10月24日。
〔7〕《皖南事变》第35页。
〔8〕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0月25日。
〔9〕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点1940年11月1日。
〔1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11〕周恩来致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点1940年12月26日。
〔12〕《皖南事变》第131、137页。
〔13〕《皖南事变》第147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
第六章同愤共慨“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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