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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九月来信

  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落选。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

  江西南昌城内响起了一阵阵清脆的枪声,这枪声划破了漫长而黑暗的夜空,持续了五个小时后,逐渐消失了。

  清晨,东方出现了新的曙光,一面鲜红的战旗飘扬在南昌城头。这就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同年七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停止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南昌起义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七月下旬,周恩来受党的重托,从严重白色恐怖的武汉秘密出发,经九江到达南昌。他一到南昌,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到花园角二号朱德的住处听取有关南昌敌情的汇报,并同他商讨起义准备等工作。

  八月一日,时钟刚刚指向两点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下,三万起义官兵如猛虎下山,箭一般地向敌营冲杀而去。子弹呼啸,全城内外响起了激烈的炮声和厮杀声,威震敌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周恩来在敌军的顽固堡垒之一——松柏巷天主教堂附近的一所学校里指挥战斗。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到此看到当年起义军和敌人鏖战时在天主教堂墙壁上留下的弹痕时,总是为周恩来这种为中国革命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所深深感动。

  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时,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南昌起义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一次英勇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布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授予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一等红星奖章。一九四九年初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又提出军旗要有“八一”两个字,旗上要有五角星表示南昌起义是在党领导下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荣日子。

  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来到了湖南长沙,领导秋收起义。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

  在汉口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正在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令人注意的是,会议第一个发言者是“东”亦即毛泽东。据查阅原始记录,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毛泽东首先批评了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方面的右倾错误,他的话充满了幽默和辛辣。他说: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重要论断: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1〕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著,占第十位以外。但是,毛泽东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

  毛泽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

  他牢牢坚信,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空讲仁爱的先秦的宋襄公,和当时放弃武装斗争的陈独秀,在他看来都只是个坐以待毙的滑稽戏角色而已。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因领导南昌起义未能参加这次会议。然而,在选举时,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都是十二票,并列第十一位,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月的长沙,骄阳似火,热浪炙人。

  毛泽东受党的重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长沙,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召开了新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计划。会议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潭、宁乡、浏阳、平江等处举行农民暴动。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黑夜漫漫,雷声隐隐,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起义队伍举起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怒吼着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壮山河的斗争。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工农革命军兵分三路,所到之处,砸牢门、救难民、分粮食,深受人民欢迎。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大城市长沙没有攻下,而部队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此时此刻,突然传来毛泽东的紧急命令,各路起义部队马上撤出战斗,迅速到浏阳文家市会师。

  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先后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的一所小学校,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果断地作出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策。

  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又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大会,他坚决地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硬拼。目前,我们打了几个败仗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保存了革命力量,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要到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那里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群众基础、地势条件都很好。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就能用小石头打破敌人的大水缸,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秋收起义队伍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伟大进军。

  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了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坐落在九陇山脚下,是一个山青水秀,四面环水的美丽小村庄。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整编后,人员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却增强了。为了扫除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根据我党在北伐军中建立组织的经验,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对于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其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部队继续前进。十月中旬,部队进入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转变的重要历史关键,它是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战略转变的开始,是把进攻与退却结合起来的最好典范,它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周恩来领导的那支南昌起义的队伍,盼望着与周恩来会合。无奈,大山阻隔了信息,双方都不知道谁在哪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有一位化名覃泽的人,求见毛泽东。原来,他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名叫毛泽覃。毛家有兄弟三人,长兄毛泽东,二哥毛泽民,小弟毛泽覃。

  这次,毛泽覃负有特殊使命来寻访大哥毛泽东。

  毛泽覃曾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当他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离城南下。毛泽覃随即南下追寻。当追到江西临川时,他被哨兵抓住。哨兵押他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认得他是毛泽东之弟,连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啦”,然后派他到叶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

  兄弟相会,倍感亲切。

  毛泽东急忙询问周恩来等人的处境。

  毛泽覃向他讲述说:在激战中,起义军被迫兵分几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后来贺龙率二十军向广东海陆丰前进。周恩来此时患重病,发烧,昏迷,叶挺和聂荣臻租到一艘舢板,顶着风浪把周恩来送到香港。毛泽覃随朱德部队前进。

  朱德在湘南听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暴动,便派出“特使”毛泽覃前去寻找。

  其实,就在毛泽覃到来之前,毛泽东也派出了自己的“特使”何长工去寻找南昌起义余部。

  何长工是同年十月上旬出发的。据他回忆说: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就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听说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来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于是,何长工便赶到犁铺头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面。

  这样一来,朱德那儿来了毛泽东派的“特使”何长工;毛泽东那儿来了朱德派的“特使”毛泽覃。双方互通音讯,会师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岗砻市龙江书院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

  井冈山会师,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聚集了我党领导军队的精华,使红军主力扩大到五千余人。正如朱德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既面临着严重敌情,经济上又十分困难。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岗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膝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

  赣南,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回旋余地宽广,适合于发展游击战争。另外,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毛泽东率红四军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存在已久的一些分歧问题进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一)怎样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二)红军的任务是否单纯打仗;

  (三)红军中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如何摆法;是不是军事高于一切?

  (四)军队中如何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的官兵关系。

  上述问题涉及的是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

  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能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原来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据贺子珍回忆说:

  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红四军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五花八门的思潮纷纷登台:有的只是热心于“走州过府”,不愿建设根据地;有的要搞极端民主化,搞绝对平均主义;有的要求进攻大城市,以求摆脱山区的艰苦生活……

  就在这时,红四军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要求“来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

  派谁呢?

  毛泽东已离开了红四军,朱德军务在身,此事非陈毅莫属。

  临行前,陈毅专程到蛟河去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你把红四军情况详细向党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陈毅并请毛泽东在他走后重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由于诸种原因,未同意这一请求。

  于是,陈毅乔装改扮成商人的模样,于月底来到了上海,并与周恩来见面。

  这时,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

  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因病到香港,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病情稍愈后,周恩来于同年十一月上旬回到上海,奉命负责党和军队的整顿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赴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当时中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安全、保密,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

  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玩商夫妇乘船从上海前往大连。在大连,周恩来遇上了警探,这些警探觉得他面熟,产生了怀疑,把他带到水上警察厅。因他的照片广为散发,还悬赏捉拿。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恩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又说了一句。

  周恩来脑海中马上闪现出在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十年已过。周恩来摸着满腮的胡子,笑着摇头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话。他重新坐下来,重新审问,周恩来对答如流,没有一丝破绽。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唉呀,耽误快两个小时了。”他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六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六大也有缺点,主要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仍按照苏联红军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大会上说:

  不能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

  为什么呢?因为红军将把老百姓的“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

  初看起来,布哈林是为老百姓着想,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情况。他认为红军“是不生产的群众”,只有单纯地打仗一项任务。

  中国共产党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年代,面对马克思主义从未解决和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要在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初期就对所有问题一下子作出准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对毛泽东的正确做法也有一个逐渐的认识过程。

  六大后,周恩来回到了上海。

  今日的读者,惯常以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领导。然而,在当年,周恩来却是毛泽东的“上司”。当时周恩来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主要分管军事工作,所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来之手。

  自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共六大后到翌年六月,中央六届二中全会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对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上,曾提出过把红军分散,主要领导人离开红军的错误策略。这时的中共中央,也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

  中共中央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部坚持认为在农村不应有大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大根据地引起敌人注意,而且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本人在总的观念上是以城市为中心。所以,一九二九年二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

  信中指出:

  “中央依着六次大会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来信还进一步指出: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群众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2〕

  二月指示信,是周恩来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当时很久没收到红军报告,不了解真实情况下所写的。但周恩来希望能够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是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收到中央二月七日来信的。

  面对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斗争》中所说:“不从则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的实际斗争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允许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一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

  毛泽东只能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形势已经出现,各地的斗争也将随之而蓬勃发展,革命高潮是会到来的。

  毛泽东在回信中针对中央将红四军分散和朱毛离开队伍的要求,指出: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失败了。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收到辗转传递而来的毛泽东的四月五日来信。看罢毛泽东的信,周恩来马上意识到自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也是注重实际、民主作风好,能认真听取和考虑下面意见的人,更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

  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在信中的批评,并主动承认错误,说“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他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共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关于红军的方针、政策。

  应当指出,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这次错误是个认识问题,主要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随着红四军接连的情况报告和其它各地红军情况的反映,给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以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启发。同时,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全局形势的开始好转,也促使中共中央的认识逐步提高。于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迅速纠正了这次策略错误,使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再也不强调分兵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了。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取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到达上海后,将红四军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作了一次详细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写成《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陈毅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特别是对“朱毛军”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之后,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分歧。政治局当时委托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指示信。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由周恩来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此信九月二十八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主要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由陈毅整理而成的。此次由于情况明了,所以“九月来信”比“二月来信”要正确得多。“九月来信”的八个部分,后来被收编进《周恩来选集》上卷,清楚地表明这是周恩来的著作。

  “九月来信”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指示信中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指示信还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

  “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作保证的。”“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就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在陈毅准备动身回根据地的时候,周恩来嘱咐他说:“请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一定把泽东同志请回来。并且你们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毛泽东摆脱了困境。

  陈毅回到闽西后,在官庄前委会议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朱德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积极促请毛泽东“回来负责”。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3〕

  陈毅遵照前委的决定,由他几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他还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交换了意见,消除了一些误会。同时,朱德和陈毅还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

  陈毅后来在回忆此事时曾自豪地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贡献的。当然他以后在党内也多次作自我批评,说:历史上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陈毅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才得到毛泽东的喜爱、器重和信任。

  接着,朱德和陈毅一起积极协助毛泽东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准备工作。在红四军党的九大前夕,在中共中央,主要是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前委领导成员之间,已做到了团结互谅,相互尊重.协调一致。

  毛泽东在复职后,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及红四军党内的有关情况。字里行间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

  中央:

  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红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因为在毛泽东落选后前往上杭县蛟洋时,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岁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可以说是徘徊在死亡线上。后来组织派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丸送到毛泽东之手。

  落选和患病,这双重打击,当时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然而,毛泽东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能够承受各种打击。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4〕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六十七岁寿辰同部分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谈话时指出:“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5〕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难说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6〕古今中外大有作为者.多数出于逆境。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也在于他敢于和善于在逆境中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主张。因为毛泽东自信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为了他个人。所以他也能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决志行之”。

  毛泽东复职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开得有井有序,气氛热烈。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会议通过了各项协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他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决议不仅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及任务,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指出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还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它不仅是党的建设史上,也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结束后,前委立即指派因肺病不宜随军工作的干部陈定郊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带去古田会议有关决议案,并负责“口头”报告古田会议的“精神”和红军的“现状”。

  据说,周恩来拿到古田会议决议后欣喜地说:对!我们的军队就是应该这么办!

  【注释】

  〔1〕蒋唐指蒋介石和唐生智。

  〔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2期第10页。

  〔4〕《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5〕《党的文献》,1991年第4期。

  〔6〕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第817页。

  第二章九月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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