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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总理身边

  周家鼎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

  一月八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的日子。这是一个引起亿万人民无限追思的日子。在缅怀他的光辉思想、伟大业绩、卓越的才能、高尚的品德和优良作风的同时,我深深地忆及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中,起到的别人无法代替的历史作用。

  “文革”头几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从亲身经历中,深感陈云同志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句话极其深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正常轨道,造成异常困难复杂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作为执行者,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只能忍辱负重,运用他的智慧和经验,巧妙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同志首肯和支持,而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做一些矫枉和引导。他以古稀之年,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最大限度地减轻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报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运转。而对林彪、江青等阴谋家、野心家们,他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顽强斗争,从日常接触中,我们深感周恩来同志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而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就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相继被夺权,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也无一例外。以所谓“二月兵变”、“二月逆流”、“揪走资派”、“揪特务”、“揪军内一小撮”等莫须有的罪名,使当时所有的副总理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几乎都不能工作了。各部、委、一办的负责人几乎统统被揪斗,不少人被打倒、隔离、关押,国务院机关近乎瘫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通过打倒一切来实现其改朝换代、篡党夺权的阴谋。周总理的处境极其困难。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苦撑着极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任务。无日无夜地接见红卫兵和各地的造反派。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人次的吃、住、往、返,接见、谈话一整套组织、接待、宣传、教育工作,都由周总理一手操办。周总理总是以极大的耐心,以他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不厌其烦地讲解党的历史,讲解毛泽东思想,讲解党的政策,想方设法引导千百万青少年走上正确的道路。谈了一批又一批,送走一批又来一批,夜以继日,连续几个月。后来毛主席提出:红卫兵也可以住进中南海,这句话执行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既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又要维持好中南海的秩序,保障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和正常运转。为此,周总理亲自出面安排,当时,周总理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休息三五个小时外,几乎无时无刻、无休止地忙里忙外。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却对他百般刁难。总理支持的,他们反对,总理已经解决了的,他们又挑起新的事端。比如,周总理坚决贯彻毛主席批准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提出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学生不得到工厂串连。他们却以“革命”压生产,大肆叫嚣“停产闹革命”,破坏生产,中断交通。总理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不能空喊政治挂帅,他们则声嘶力竭地叫喊政治可冲击一切,诬蔑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是搞“唯生产力论”。总理主张整顿劳动纪律,他们则诬蔑这是镇压工人阶级,并煽动一些青年工人掀起“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提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五不”的要求,他们则大搞“文攻武卫”,煽动造反派到处打、砸、抢、抄、抓。

  在那云遮雾罩的日子里,周总理不得不以很大精力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大批领导干部、党内外知名人士和各行各业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为保护那些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干部,周总理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四五○至四五七页的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就足以说明,其中《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括几百位应予保护的对象。这份名单是怎么产生的呢?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晚,红卫兵抄了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家。三十日早上,章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帮助。毛主席在章的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接到批示后,马上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立即送还查抄的书籍和物品,并派警卫部队保护章宅。同时,列出了这份名单。有了毛主席的批示,总理就有了保护干部的依据,而后,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保护。有时总理亲自去现场保护,如陪同陈毅副总理出席批陈大会;或派秘书、联络员陪同,随时将情况报告给他,以防不测。有的实行军管,北京医院就是他亲自起草军管命令而实施军管的。明令宣布不准冲击的单位。还有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等处。有的直接派卫戍区部队负责保护,如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的住地。有的送入解放军总医院加以保护,如李宗仁、程潜、傅作义、蔡廷锴以及科技界若干知名人士等。有的接进中南海暂住,如贺龙副总理被诬陷搞“二月兵变”,弄得无处安身,总理派人接到自己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在揪斗成风的日子里,应被批斗的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一些负责同志的请求,总理允许他们轮流进入中南海作短暂的休息。有的委托毛主席派人抓的几个试点工厂予以保护。一九六七年,各省、市、自治区一些党政负责人被揪来北京,总理为保护这批老同志,便将他们分散到毛主席的警卫部队试点的几个工厂,名义上叫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实际上,责成各厂的军宣队,将这些老同志保护起来。这些工厂是毛主席抓的点,军宣队是毛主席派去的,遇事可以“通天”,造反派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周总理争取让一些“靠边站”和无辜遭批判的党政军领导人,在重大节日上天安门,出席重要会议或接见,登报亮相,以恢复声誉。而这一切却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仇视。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一手操纵掀起打倒周总理的浪潮,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将周总理视为“右倾保守黑后台”、“二月逆流黑后台”、“右倾翻案风黑后台”,肆意恶毒攻击。更卑鄙的是,江青还利用解放前国民党在报纸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诬陷周总理。

  唯恐天下不乱的王力,煽动外事口的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并连续制造多起涉外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午门事件、围困苏联驻华使馆等,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周总理挺身而出,作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毛主席干预下,对王力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事隔不久,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坏头子姚登山纠集外事口一批极左分子,围攻周总理十八个小时,致使他心脏病发作。为了整垮和累垮周总理,国务院五位正副秘书长,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整死,办事机构迁出中南海,根本不能行使职权。一九六八年秋,总理仅有的一个秘书机构——总理值班室,也被林彪、江青捏造罪名,被迫撤销。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总理亲自动手,更加加重了总理的负担,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得了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事件后出现的转机,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整顿社会秩序的正确主张,在各个领域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他更加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当时协助周总理抓工作的国务院两位负责同志,劝说总理减少工作,注意休息、治疗。周总理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又说:“现在不是兴‘爬坡’、‘拉车’这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而江青一伙仍无休止地对周总理进行折磨。先是于一九七三年发动了针对周总理的反右倾回潮运动,借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批周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江青采取突然袭击,逼着周总理带病主持会议,置总理于受审地位。六月一日:总理病重住院,江青一伙仍不放过,常常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干扰总理的治疗。四届人大前夕,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带头发难,围攻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阴谋篡权组阁。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在刚动过两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毅然再度担负起主持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抱病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篡权组阁的阴谋,胜利地完成四届人大换届的任务。四届人大过后,由于过度劳累,总理的病情恶化。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但他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正需要自己恪尽职守,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从一九七五年三月到九月间,据不完全统计,总理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人四次。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可以告慰于他的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奋发前进,为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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