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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复出”

  铁骥

  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教·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默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一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三月十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七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类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嫡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一九七○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八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千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那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四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七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一九七一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一九七二年的七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八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九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十一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井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带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十二月十七日)谈及谭震林——这位一九六七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起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一九七二年五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三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四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五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八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十二月二十二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纽: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邓小平的“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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