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
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曾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决定》据此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个文件里，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
然而，历史是最客观、最公正的。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已被社会动乱、全面内战的活生生的事实所无情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大试验”。其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相反，只会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乃至根本动摇。同时，这场“大革命”也是一次“大考验”。在国家动乱，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虐横行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党外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立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立场和信念；他们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坚守岗位，坚持生产，钻研业务，忘我工作。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不懈的努力，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遭受严重损失的国民经济，也才能在一定时期或某些方面取得宝贵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周恩来，更是为之付出了巨大勇气、智慧和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响亮地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无进水平。”之后，在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即一九六六年初，他又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从北方农业抓起，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走地向前发展，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这一年夏季前后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造成的“天下大乱”的局势，却打断了人民共和国通往既定目标的进程，作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也正是从这时起，不得不面对他做梦都不曾料想的现实，并开始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与举步维艰的经济建设之间愈来愈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在“红卫兵运动”之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大、中学校和一些党政机关内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国防科研和三线建设等尚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但与以往政治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来势更猛，涉及面更广，其矛头也越来越上指、滥指，大有一发便不可收拾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关注工农业生产的周恩来一方面不得不讲要“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他又再三强调要“‘三大革命’〔1〕一起抓”，强调在农忙季节，“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提出“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等等。这一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是经过周恩来、陶铸等反复磋商、斟酌的一个文件，其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段话，无疑也反映了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真诚愿望。
八月中旬从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将“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并开始涉及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这就在事实上冲破了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政策规定（包括“十六条”中的某些限制），违背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秩序的初衷。今天，详细考察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大量言论后便不难发现，他对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旧立新”，到处“串连”、“点火”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顾虑愈来愈多·劝阻愈来愈频，他于九月初主持起草的《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2〕，最能反映他这时的许多真实想法，如担心党和国家对内对外工作受到影响，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不能照常运行，公、检、法专政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能，等等。在试图进一步制定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来限制“革命”、保护生产的同时，周恩来还多次出面向广大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的红卫兵与工人发生对立，他们要求工人也应像学生在学校那样搞革命才没有意见。但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放假闹革命。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都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应当说，这篇社论也是反映了周恩来、陶铸等领导同志当时的一些想法的，这就是，在认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纲”的前提下，将“革命”和生产二者分开，以便“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实际上已是对一个月前通过的“十六条”中论点的一种修正，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保证生产业务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的一种设想。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针对中科院科研业务的现状，他特别强调：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又要进行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要大抓“三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讲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跟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的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项目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随后，他在另一场合又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科学院的最大考验。
基于同一认识，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两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于九月中旬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两个文件传达后，受到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对趋于更加混乱的局势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周恩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做的就是这样两件事：一是设法将“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二是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例如，在红卫兵大串连期间，他每天都要仔细审看工交部门汇总上来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许多场合对抓紧工农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如他曾针对农业生产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又如他针对工业战线，指示说：现在工业方面已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他还曾针对国防科研着重强调；一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时间了！
以上事实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发动，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尚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周恩来更关心的问题不是这场“革命”能否真正发动起来、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怎样才能不被这场“革命”所打乱。他曾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二人一吐心中忧虑之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无论是强调“‘三大革命’一起抓”、“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还是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都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他实际上是接过“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来意义上“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和侧重点，使之成为旨在突出抓生产、抓业务的一种有特定含义的特殊用语了。
二
一九六六年初冬，围绕“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党内上层爆发了一场相当规模的争论，这就是十一月中下旬至十二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的一场斗争。从其发生、发展过程看，这次斗争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在“革命”和生产之间矛盾急剧发展、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一年十月初，中央批转了根据林彪“建议”作出的有关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之后，全国很快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也纷纷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节节下降，建设面临停滞的局面。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他一再对国务院有关同志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还特别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但就在这时，被称作“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第三个大动作——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以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实际是为了进一步排除来自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阻力”，宣扬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虽然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生产问题，但周恩来还是抽空听取了有关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汇报，有的老同志也撇开会议主题，呼吁今后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反映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忧国忧民的心情。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继续抓住生产问题不放松。十一月九日，他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重申生产建设不能停滞、中断的同时，还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业务的错误论调。次日，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圈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应当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汹涌势头面前，这篇社论却敢于毅然亮出“红灯”，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以外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周恩来所坚持的以上这些论点，不仅与刚刚开过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基调不相适宜，更与林彪，江青一伙借“文化大革命”来搞乱国家、打倒一切的图谋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和生产的矛盾已是十分明朗、尖锐化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大批坚持抓生产的领导干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也就势所难免了。
第二，在斗争过程中，鼓吹“革命”的中央文革一班人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表后不久，早就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也已开始动作。十一月十三日，陈伯达拿出了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明白地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与周恩来所表明的观点大唱反调。这个文件稿，便成为双方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的一个导火索。
在十一月中旬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期间，陈伯达的稿子遭到与会各地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一致表示支持周恩来的一贯主张，即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进而批驳了陈伯达一伙的谬论。然而，就在正义的力量始占上风之际，形势却突然发生逆转，周恩来、陶铸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遭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非难和攻击。
十二月四日和六日，在林彪主持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为听取有关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上，中央文革一伙人针对工交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及形成的文件修改稿，公然提出：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训斥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王力、陈伯达的发言更是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王力说：关于工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文革小组没有抓紧，过去运动开展的情况是两起两落，现在第三次起来又在那里拼命地要把它压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局势。九月上旬，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来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压；后来又产生《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得很凶。这是陶铸同志支持的，这个精神就是堵，就是压！所有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支持工人搞革命！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提出许多限制，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都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随即，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的“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是对他搞“突然袭击”。
第三，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是在林彪、江青两股势力联合施以高压的情况下受挫的。
以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发言虽然没有公开点周恩来的名，但他们所举的事例全都是在周恩来（也包括陶铸等人）亲自过问和积极支持下搞的。对此，攻击者的心里当然是十分清楚的。而这时的周恩来也不会不明白这伙人的险恶用心。但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哲时组织一次必要的“退却”，以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3〕。会上他再次使用了“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4〕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指出：十一中全会和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证明，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关于“汇报提纲”，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我让他们写的”，其中，当然是反映了一些客观上的思想动态。他提出，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脸，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地抓好生产。
对周恩来这种自白加掩护式的发言，林彪及中央文革一伙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用王力的话说，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工矿企业要不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深入实践、摸索经验的问题，更不是要“负起责任”、“兢兢业业”地抓生产的问题。对此，从不关心、从不过问生产的林彪，却在这时给工交座谈会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说什么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他甚至毫不掩饰地批驳周恩来的发言，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
作为当时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讲出上面这番话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压住周恩来、陶铸等代表的正确意见，林彪不啻是中央文革一伙请来的一位“尊神”。在“革命”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林彪的观点十分明确：“革命”是至高无上的，它可以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不管国家和人民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其损失也是“最小、最小、最小”〔5〕。林彪的这个讲话也可以说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林彪、江青等人在“革命”和生产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荒谬论点的一个“开场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上被点名“批判”的陶铸，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保护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毅然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一个月后，陶铸便被中央文革一伙人突然打倒。从某种意义上说，陶铸也是因致力抓生产而“冷淡”了“革命”才遭此不测的。
总之。一千九百六十六初冬工交座谈会上的这场斗争，实际是以周恩来、陶铸等领导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正义力量同林彪、江青一伙在要不要借抓“革命”而搞乱生产、乃至不要生产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的一次激烈较量。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革命”影响、干扰、破坏生产的情况已是屡屡发生，成为世人所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这就迫使人们必须去重新认识这场“革命”对于生产到底是在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这样的“革命”越扩大、越深入，他们心中的疑虑、不解、反感和抵触情绪也就越发展、越加重。
三
工交座谈会之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大肆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进入工交、财贸、科研等生产业务部门。一时间，“革命”压倒生产。压倒一切业务工作的言论甚嚣尘上，大批产业工人、技术干部、科研人员纷纷脱离生产岗位，“停产闹革命”竟成了“合法”行动。
接着，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全国又掀起了“夺权”浪潮。在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这两年里，全国各地武斗迭起，派仗不息。极端混乱的局势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工交、财贸、科研等系统的生产业务更是连连受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革命”和生产“双轨进行”、互不干扰的最初设想，实际上已根本无法实现；他们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也一次次地在客观现实面前受挫、落空。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这时的周恩来不能不对那些自诩是最最“革命”的行为产生极大的怀疑；他这时的言论，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所谓“革命”的劝导和限制上，而是对其事实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安。
首先，周恩来在应付和处理各地各部门生产业务中急需解决的大量问题之际，不断向党内外群众（包括各地的造反派头头）指出“革命”给生产建设带来的巨大损害。仅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里周恩来有关铁路、煤炭等生产情况的言论中，便可知当时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紧急报告反映：因各地两派纠纷和武斗，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铁路干线均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到六月份，各地造反派仍继续滞留车辆，阻断交通，致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都不能正常运行。
据此，七月初，周恩来在接见河南某群众组织代表时沉重宣布：现在，全国除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6〕。随后，他又告诫，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问题；由于交通中断，现在煤运不进来，许多工业用电都停了，民用电也停了，整个生产生活都在受这个影响！
九月间，他又在一些场合指出：现运输已降到最低水平，码头货物堆积如山，外国船只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财产损失相当大。他说：“四大”一提倡，大字报一搞，搞到这个程度，谁能料到？（两派武斗）恐怕最大的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到处停产么！像沈阳、西安这样的大工业城市，有很多援外项目，也搞得停产、停电，我们想起来就难过！
十一月下旬，他对黑龙江省某造反派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闹“革命”闹了一年半，去年还有库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产。所以不能再打（派仗）了！一次，当周恩来得悉某铁路枢纽站因打派仗滞留了三千六百多节车皮，而该地区造反派还在反映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时，他不胜激愤地答道：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现在是要火车畅通的一问题！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种局面。我们在座的难道心里就舒服？我就不信！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使用“内战”这两个字来概括他对各地因武斗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看法。他曾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在“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
在诸如此类的场合，周恩来极少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讲得更多、更具体的恰恰是“革命”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和破坏。他的这种切身感触，甚至还可以从他与外宾的交谈中窥见一斑。一九六八年二月，他在接见邻国客人时曾回顾说：一年来，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不休嘛！同年八月，他又对另一批外宾讲：由于运输上的关系，动力上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生产；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有很多指标不是上升的趋势，原来设想今年生产会逐步好转，结果相反。
其二，周恩来在指出“革命”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害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内战”的实质，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极左思潮所导致。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周恩来向“炮轰”聂荣臻的国防科工委某造反派指出：不能任“打、砸、抢、抄、抓”这股风发展下去，这种无理、残暴的行为根本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现在完全是派别之争、意气之争，是不顾大局的极左倾向、极左错误，这不是个小错误，其表现就是整天忙于打“内战”！后来，周恩来又当面质问该造反派组织头头：你们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极左思潮派？！
七月二十五日，他针对钢产量急剧下降、许多炼焦炉熄火的情况，严厉批评鞍钢两派代表：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为派别利益争“气”，而不是为国争光；你们两大派相互“压”的结果，不是把派性组织压垮了，而是把钢铁生产压垮了！
随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强调：要反对极左倾向，警惕极左煽动。其表现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否认一切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当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反复批评、教育下，某些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确有所收敛，一些地区的生产危机也有所缓解。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左”的实践也必然会恶性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罢不能。自一九六七年冬起，“全面内战”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许多地区的派性争斗不仅仅是客观上带来种种严重后果，而是有目的地、人为地制造一连串的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据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报告：二月二日晚，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枝等被抢走；此外，该干线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数座铁路、公路桥被炸。同日，周恩来就此情况致信毛泽东：像另纸所报破坏铁路情况〔7〕，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之后。经周恩来亲笔修改的、由中央发出的《关于确保援越抗美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命令》中明确提出：对一切破坏运输、装卸的反革命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同年七月，中央连续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对大搞打、砸、抢、烧、杀行为的造反派组织采取断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上述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其三，周恩来在这个时期一直强调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抓革命、促生产”，是建立在革命的积极作用应体现在生产上，生产是检验一切革命的标准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
一九六七年，正当“全面夺权”深入进行时，周恩来即向造反派指出：搞革命，就要使工作有起色。难道搞革命就是为争权吗？在后来的一些场合里，他还这样讲过：生产是检验我们各项工作成绩的最好标志；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
同年六月下旬，在接见国象机关各部委代表及出席全国订货会议代表时，他又说：愿做真正的革命派，就要“抓革命、促生产”，眼下首先要保证把订货会议开好，拿这件事考验你们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八月间，他在接见河南等地代表时又指出：现在是黄河防汛时期，这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也是对你们的最大考验。在你们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水利，以此考验你们是否真正愿意革命。铁路上的两派，不管过去认识怎样，都要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都要在保证铁路杨通这个问题上证明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期间更加明确地提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从这里不仅看出业务，也看出政治。他说：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与业务要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是革命派。之后，他又具体提出：“革命”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保证上班八小时，不误点，不旷工，不打扑克，在这些问题上作出模范。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他在中央对沈阳等铁路局实现群众组织间的大联合、签订“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的批语中亲笔加上：是否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自己所达成的协议，是对每一个群众组织“是否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大考验。
同年二月二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代表时，周恩来再次强调：每个部门一定要把革命跟业务、跟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每个部门的造反组织如果不抓业务，你就不能算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你就是口头革命家，因为你不去实践嘛！要通过你自身的业务来实行革命，通过实践来考验你是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行动和言论充分表明，在“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日子里，周恩来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解和倡行。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破坏性事实的根据上的，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他长期以来对政治与业务、革命与建设关系的一贯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还曾多次批驳过所谓“‘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的说法，表示从不相信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从表面上看，这与他在各种场合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有着很大矛盾的。然而，通过以上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抓生产、抓业务的思想和实践的考察，乃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有关政治必须落实在业务上的观点的提出，凡此种种，都无不证明了周恩来思想的连续性、一贯性。他的对“自然而然”论持异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恰恰是他对“文革”时期具有特定含义的“抓革命、促生产”一口号，所做的特殊诠释和“补充”。
【注释】
〔1〕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当时称为“三大革命运动”。
〔2〕这个意见稿，后来被康生等人以种种理由给予否定。
〔3〕参加这次工交座谈会的有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和国务院所属铁道、水电、化工等部门的负贾人。
〔4〕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以此表达对运动的看法。
〔5〕林彪在另一场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另外的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6〕此后不久，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也多处堵塞、中断。
〔7〕即2月4日铁道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共和国总理心中的“抓革命、促生产”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