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后，周恩来忙着找湖南省有关负责人谈话和接见湖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
长沙市打得不可开交，铁路交通都中断了。
七月二十日，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门被急匆匆地推开了。秘书快步走到周恩来身旁，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起身去接电话。
电话是在武汉的杨成武打来的，说王力被抓走不知去向，武汉局面混乱，毛泽东的安全没有保障，并简要叙说了事情经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后，由机场直接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他们戴着红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造反派对王力的讲话如获至宝。他们立即把王力的讲话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说王力有“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七月十九日下午，按照原计划决定，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给部队做工作。谢富治在讲话中批评武汉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三纲”、“三新”是革命派组织．军区应该支持他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
王力还嫌不够，又在讲话中指责军区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需要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他批评武汉军区看不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多。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虽然有些是中央定下的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但是，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训人气势，特别是那种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给军队和群众做工作的目的，反而激怒了广大与会干部和群众，挑起了更为严重的敌对情绪。周恩来在武汉苦熬四天四宿解决武汉问题的工作毁于一旦。
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部分战士，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拉着警笛的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水电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并要求王力接见。
武汉军区负责人当即对群众做说服工作，同时希望王力出面做做工作，平息事态。但王力拒不接见群众。“百万雄师”的群众怒上加怒，他们直接冲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终于，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
对此，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周围。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阵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凶凶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杨成武将军回忆说：
在抓王力的时候，谢富治怕被群众抓走，趁机会跑到我的住处，我问他：“你们出去讲的什么话？事前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说
“报告毛主席没有？”我又问。
“没有。”谢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我随即对谢说。
此时，要找陈再道、钟汉华出来做工作，也不那么容易了，群众的情绪没法平息下来。
而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立即布置了保护措施。
随后，电话报告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他做梦也来不及想到本来有希望解决的武汉问题在他离开武汉后的一天内竟被搅得如此糟糕透顶。他对杨成武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我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
此时，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百万雄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在武汉街头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指战员也参加游行。省军区独立师几百名指战员全副武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他们高喊口号，张贴标语：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这些标语口号反映了军心和民心。的确，在武汉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难以估量的流血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之际，只有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担负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缓解双方矛盾，稳定群众情绪的重任。这就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
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除了自己再赴武汉，没有人能够代替。
事实也如此。林彪、中央文革也决定请周恩来再赴武汉。不过，林彪玩了一个花招。他得知武汉“七·二○”事件爆发后，亲自写了一封信，又叫戚本禹修改。戚本禹感到事关重大，又叫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信中说，陈再道搞“兵变”，要毛泽东及早转移。
林彪、江青明知周恩来要赴武汉，却没有把信交给周恩来，而是给了他们的心腹邱会作。江青对邱会作交待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信放在贴身汗衫内，先于周恩来飞武汉把信交给了毛泽东。
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在紧张地为周恩来再赴武汉作准备。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在一旁干着急，说刚刚回来怎么又去？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西花厅门前响起了汽车声。周恩来匆匆走进办公室，邓大姐跟了进去。周恩来简单地向她交待了几句，就带着秘书、警卫、医护人员乘车直奔西郊机场。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三十分。
机场上，三架飞机昂首待飞。其中两架坐满了奉命随周恩来赴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周恩来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
当年跟随周恩来同机赴武汉的卫士高振普是这样回忆的：
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的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载满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从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经过。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与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后，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里。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二十一日清晨二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上午十一点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继续留在武汉，平定局势。
要平定局势，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回被抓走不知去向的王力，说服群众把王力放了。不管怎样，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抓走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岂肯善罢甘休？而且只会落得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实。一边是政治高压，一边是冤屈不满，两派斗争会更加尖锐，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
为此，在安排好毛泽东转移之后，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他说：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的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军区的同志要尽快找到王力的下落，并说服群众把王力放回来。
军区派出人四处打探，没有结果。
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催陈再道、钟汉华，无论如何要找到王力。
王力此时正躲在小洪山指手划脚呢。原来，就在王力被揪到军区大院之后，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就赶到了军区大院，说服群众立即放王力回东湖宾馆。群众不答应。一直到中午，钟汉华他们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了军区大院，转移到了军区所属某师师部六号楼。不料，该师的一位负责人为了邀功，连哄带吓，把王力带上了六号楼附近的小洪山隐藏起来。晚上，当叶明等到六号楼想把王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不见王力的踪影。这位该师的负责人抱着对武汉军区不信任的态度，拒不告诉王力在哪里。周恩来下达寻找王力的命令后，该师的参谋长对前来寻问的军区负责人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军区负责人把这个反常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二十一日中午，刘丰来到了该师师部，该师的那位负责人把王力交给了刘丰。刘丰把王力带回了武空司令部。后来又把王力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作为武汉空军的刘丰本来是不知道王力藏身于某师师部的。后来有人推断，可能是周恩来听了军区的汇报，断定王力可能就藏在某师，而该师负责人不相信武汉军区，不愿把王力交给军区，因而派被林彪、中央文革所信任的刘丰前往该师师部要人。
王力找到了，武汉问题暂告一段落。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为了防止再生事端，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先坐车到山坡机场，把王力带上。王力正由护士为他换药。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见周恩来来了，王力有些激动，挣扎着起身与周恩来握手，自然也少不了叙说自己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下午四时四十分，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离开王家墩机场回北京。
2007/09/10
四十四、王力在武汉挑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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