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在全国刮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军队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
一月十日，江青授意关锋、王力起草了《关于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抛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委托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叶群也当上了组员。
会上，徐向前对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
他说：昨天，海军的一个同志向我表示，部队也可搞战斗组织。我的意见是，军队里不能搞任何战斗组织，军队要绝对保证我党的领导。都搞战斗组织，三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几派搞起来，军队这个指挥就瘫痪了。军队是拿枪的，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飞机每天几百架起飞，搞起来就乱了。军队里面不能和一般单位一样搞大民主。我看军队里面现在乱得很。我经常头痛，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难题。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长征老干部最小的也快六十岁的人了，都身体不好。这个揪，那个揪，都斗争，无休止地斗争，这样斗下去，不斗死也斗垮了。过不了多久，老干部都会垮下去。老骨干还是要的。
徐向前的发言，深得周恩来的赞许。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
然而，虽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徐向前，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这样，江青、叶群就名正言顺地攫取了相当大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并以此在全国刮起一股新的反军乱军风。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痛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样的对策。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周恩来和老帅们一起，接连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一系列规定。
一月十四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各地来京群众代表。他在讲话中强调：军队、战备工作部门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的问题，只能在本部门的范围里，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进行。群众对这些单位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提意见，但不要进入到里面去搞夺权斗争。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就南京军区党委关于红卫兵要求派部队到批斗李葆华的会场警卫一事批示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求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来为他们的反军乱军阴谋服务。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写入了这样极不利于军队稳定的一条：“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这一条，为造反派冲击军队留下了借口。因为当初有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在军队中避难。周恩来自己就曾亲自安排，将许多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用部队保护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再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进入军队以保持军队的稳定是不可能了。这时必须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求得毛泽东的支持，寻找林彪、江青一伙难以反对的对策和理由来维护军队的稳定。对此，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思路是这样的：一方面讲军队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跟地方的不一样，要按军队自己的规定进行。另一方面，军队不仅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而且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要保持军队稳定，就不能冲击军队、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代表。
周恩来说：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军事院校同一般地方院校一样进行，这是林彪同志倡议，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军事机关有自己的安排，要按自己的规定进行，在省军区、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进行正面教育。
周恩来还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受外部和内部敌人的干扰破坏。你们军事院校也是如此，不能只搞文化大革命，而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受到干扰。军事机关的司、政、后各大部门，各军兵种的指挥机关，他们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他们的革命是有自己的规定的，不能和你们院校一样。
周恩来还批评了揪斗、扣留军队负责人的现象，说：现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无法工作和休息。今天在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是一个好同志，是个老红军。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来京一千二百万红卫兵，都是郑维山同志指挥的，保证了没有出大乱子。你们把这样一个同志扣留起来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当天，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三位老帅来到了毛家湾林彪住处，提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共七条，送毛泽东批阅。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随后又批：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命令初稿共八条。
但是，这八条命令的草稿中的第五条在讲到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时还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周恩来深知，如果把这样的内容当作中央决定发下去，那群众组织对军队的冲击将更不堪设想。在那个年月，谁都称自己是革命左派。
好在毛泽东虽然批了“照发”，但又补批了一句：“此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这就为周恩来的斡旋留下了余地。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修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
会上，争论很激烈。中央文革的人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的内容。
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京西宾馆对军委“八条命令”作最后修改，删去了原稿第五条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
毛泽东最后阅定时，又干脆加了一句：“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修改后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战备系统及保密系统，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应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此后，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总是耐心解释、宣传军委八条命令，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性。
一月三十一日晚，周恩来特意把军队的院校、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在京代表召集到京西宾馆礼堂，专门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等也在座。
周恩来说：我在前几天的讲话中，曾经讲过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军队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军队有备战的任务。军队的工作像工厂生产、铁路交通一样，一刻也不能中断。我们提倡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这是个纪律规定。因为敌人是不会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就不来袭扰，相反，他们还要钻空子。在座的同志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人民军队所担负的任务的神圣与重大。当敌人来犯时，人民解放军要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歼灭来犯之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因此，军事领导机关、保密机关，不应该去冲击，那些地方有备战任务，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很容易使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瘫痪，正常工作难以进行。你们把部长、司长、处长都抓走了，分了。揪走之后，不知去向，我们找不着人，这对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在这个地方还需要强调几句，没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要任意抄家，不允许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的现象。那种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等做法，是对解放军的污辱。
周恩来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方面要支持你们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我们不告诉你们，不教育你们，不帮助你们，让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等一些坏现象自由发展下去，那我们就是犯罪。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周恩来和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研究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规定》强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连；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去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
二月十日晚，周恩来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议结束时，已是十一日凌晨了。周恩来稍稍整理了一下《规定》修改稿，旋即在修改稿的空白处写下几行狂草：特急件。已在昨晚碰头会逐条宣读，并加修改通过。到会的党、政、军、文革各同志均在，只成武由李天佑代。现将修改稿印清，送请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主席指示。
林彪只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便吩咐送毛泽东。
同日，毛泽东批示：送总理照发。
二月十一日，《规定》由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对稳定军队的局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大军队干部为之欢欣鼓舞。各地驻军以这些强硬的规定为“尚方宝剑”，对那些不听劝阻，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采取了断然措施，有的把他们抓了起来。这样，军队不仅与军内造反派的矛盾激化，而且与地方造反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军队受地方造反派的冲击也很严重。
二月十六日，内蒙古军区被数千红卫兵围困好些时日了。军队有军委八条命令在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和红卫兵对峙着。红卫兵坚信“造反有理”，要冲进军区大院，揪斗军区首长。势态一触即发。
这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区的行为，平息事态。
周恩来说：有人要冲军区，有的地方多次冲，贵阳有人提出要缴军区的械，我们估计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住进了军区大楼，我们下令抓冲军区的头子。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都冲了，要抓转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北京要冲军委三座门，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副主席出来辩论，现在又冲六十三军。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根本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就是你们是左派，也不能这样做。军队怎么能夺权呢？
造反派被周恩来的愤怒和威严震住了。的确，与群众组织和红卫兵打交道，周恩来的这种说话风格还较少见。对造反派的瞎胡闹，周恩来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周恩来继续说：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蒯大富就没有错误？聂元梓就没有错误？你们看看那些口号，不像话。什么砸烂××狗头，他又不是狗，现在还有砸烂××猪头等等，斗争水平太低了。新疆甚至有些人号召解放军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真，说重点是要走入歧途了。应当相信解放军嘛！这么闹，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敌人来了，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
最后，周恩来要求双方停止一切不利团结的行动，停止游行示威，无论如何要尽快把事态平息下来。
为了使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地方造反派也有约束力并制止他们对军队的冲击，周恩来又和老帅们搞了一个由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即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强调：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关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通知》作最后修改，送毛泽东审批。
同日，毛泽东批：照办。
当天，《通知》由中共中央发出，并要求连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007/09/10
二十三、军委八条，周恩来删去了一条非同小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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