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十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十一月十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三十一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还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九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五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这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各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在十月十六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
陈伯达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有人说，全国串连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又有人说，工农业生产是上升的，但是交通运输有问题。所以就逼着中央进一步考虑用步行来串连。
陈伯达不同意周恩来的主张和做法倒也罢了，关键是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样一种场合公然与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唱反调，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了相当的困难。试想，如果陈伯达的讲话传扬到社会上，周恩来还怎么去说服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生产？
周恩来几次强调：陈伯达的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却故意把陈伯达的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去。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断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正冲入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着“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2007/09/10
十二、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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