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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一九六七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一九六七年底,全国才成立了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一月二十五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三月十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

  对于军管,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一些军队干部对军管也有顾虑。担心弄得不好,军管又会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厄运。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急。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钉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三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十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五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三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一九六四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六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彪、伯达、康生、向前、萧华、成武各同志: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富春、荣臻、剑英三同志商量(萧华在作报告,未参加),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对国防工业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

  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

  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

  以上各项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三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连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

  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十一月二十八日,驻合肥市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十二月十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四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十二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瘫痪的情况下不得已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局面,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象。

  2007/09/10

  四、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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