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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一○三、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神圣职责。周恩来肩负着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党的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为此,一九五○年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28”事件后退到大陆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籍士兵集中在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对台工作关系集中在指挥部,制定了具体攻打台湾的计划。

  后来,由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游戈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国侵略和包围、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主席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

  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对解决台湾问题方针已从“武力解放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没有放弃战争方式的承诺。

  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进行具体工作。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曾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遂于一九五七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一九五八年,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蒋介石坚持要“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八月二十三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抵美”政策,与其台湾被美侵占,不如给蒋看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台湾当局也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

  十月六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二十五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

  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随后,在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中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中央的政策: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冷淡。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出于统一祖国#的真诚,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当时,虽然还停留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实际上,毛泽东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经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又申明“反对托管台湾”、“反对搞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九六○年底,周恩来与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访谈中指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同时,再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一九六○年七月,章士钊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的信息。章赴港前,于七月十七日晚九时三十分在北戴河寓所,与周恩来作了一次谈话,当时我也在场,周恩来说雷啸岺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按:雷和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换掉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要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军(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周恩来说:“张对这件事根本还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章提到对台写信问题,周恩来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但要经交通送来商量。”六十年代初,根据周恩来概括的毛泽东也多次指示并经主席审定的我们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有八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八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一九六二年,有一次,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多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几次谈话,都在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前一阶段的对台工作,在上层秘密联络方面,都是经过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通过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利用我们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派一些人员来大陆摸我们的底。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一时期,蒋介石通过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中共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四个人来,三个到北京,一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一些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这段时间,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替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话及送信。

  章上钊是在台湾上层有较多影响的人。周恩来曾三次带罗青长到章家看望,研究台湾情况。一九七三年,章士钊患病住北京医院后,章曾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毛泽东将章的信批转给周恩来办。周恩来对此事事先不知道,他找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了解到章还有一位夫人在香港,认为应让他去,但章是人大常委,因患病得坐专机飞港,就决定由外交部先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飞香港。经报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又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把拟用专机送他去港的事告章时,章很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周恩来对章说,你到香港好好休息。我们的对台政策不变,你还可以在港做做对台工作。章到港三个月后在港病故。周恩来又安排用飞机将章的骨灰运回北京。毛泽东说,章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一九二○年在上海时,章资助过我。章在北洋政府时任教育总长。他是一九四九年南京派往北平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国民党幕僚阶层中有各种关系和朋友,有的可向蒋介石进言,来往较多。一直到现在传言还很多,章主要是起了特殊作用。比如,在炮击金门时,他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几句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按:原稿是“遥望南天’,毛泽东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所以改为‘南云’),诸希珍重。”章士钊对蒋介石讲:“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毛泽东很称赞这些话,谈话中讲到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我党建议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可从长商议,但已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抵美”之目的。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蒋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都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介石,促进他们内部团结。

  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过信。周恩来在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一九六五年三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的遗嘱。一般的遗嘱,都要讲国民党的反共八股,包括两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我们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谈到从陈的遗嘱看,这是我们近四年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一○四、让以前的战犯为祖国统一效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苏联军队俘虏的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溥仪(即原宣统皇帝)、德王等战犯,移交我国后一直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如何处理,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一九五六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们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他们的改造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劳动。此外,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有伤病的战犯在管理所得到精心的治疗,黄维起初思想顽固和抵触不参加思想改造,后来他患了心脏病,政府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他治好了病,使他十分感动,随后抵触情绪消除了,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转变。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至十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经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战犯33名,其中有前清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11人。周恩来安排他们11人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派工作人员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还让他们在天安门斜对面公安部的楼顶上观礼,使他们感到无尚的光荣。11个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他的亲信大都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周恩来认为,依靠他们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十分适合的。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这批特赦人员刚出狱不久,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11名特赦人员。陪同周恩来一起会见的还有陈毅、习仲勋、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徐冰等人。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周恩来走到他们面前,依次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声“曾扩情”时,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他想不到事隔30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其他特赦人员也和曾扩情一样落了泪。

  周恩来微笑着招呼客人们入座。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溥仪紧张而又激动地叫了一声:“周总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说:“认识吧,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从抚顺特赦的。”看到周恩来与溥仪握手,特赦人员纷纷站了起来。“坐下嘛!”周恩来朝大家摆了一下手,拽溥仪坐在自己身边,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同溥仪见面,叙谈的时间较长。

  然后,周恩来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了,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总理的勉励,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非常内疚,他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几句话,说得#杜聿明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

  周恩来着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的,要作为教训。

  陈长捷是在解放天津时和我军激战数小时,然后被俘的,他的神情比杜聿明更紧张。他讲自己的罪恶重大,受到中共宽大释放,十分羞愧。周恩来说:“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周恩来在分别询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说:你们出来一些时间了,有问题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周恩来和他们谈了四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周恩来接着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周恩来的目光注视着溥仪: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嘛,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溥仪赞同地点了点头。“今天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

  谈到民族立场时,周恩来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而达到划峡而治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时,周恩来肯定了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是还要继续树立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周恩来告诫他们:“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要认罪服罪,重新做人。”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对他们要作好妥善的安置。他还说:“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指出:“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他殷切的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最后,周恩来对所有特赦人员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周恩来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会见结束时,当他们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向自己的恩师辞行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一一和他们握手,送到客厅大门,亲切地叮嘱他们:“你们一定要回去过年,骨肉团聚。”通过这次接见,特赦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感到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震动很大,表示今后要带罪立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杨伯涛把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

  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很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其中包括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会见康泽以及在京特赦战犯及家属。同每次会见的情况一样,周恩来在谈话中重点强调立场问题。

  谈话中,周恩来还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还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美国逼到最后,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但形势也逼着他。”周恩来的话,使特赦人员感到振奋和鼓舞。

  周恩来祝贺他们获得新生,鼓励他们自觉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周恩来最后说:“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使特赦人员受到巨大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人,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一九八五年,侨居美国回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侨居美国的沈策,前些年他的儿子经商回到祖国,还特地看望了凌云和我,代表其父一再表示对政府的感谢之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效力。

  溥仪特赦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进步。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和他的叔父载涛、弟金友之、妹金欣如、金蕊秀、金温馨、溥韫娱、金志坚等。

  周恩来对溥仪说:“你们的家族很大,今天请了你的几个妹妹来,没有请你们的妹夫们,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周恩来询问溥仪想从事哪方面工作。溥仪说:“我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工作都可以。”溥仪想,搞这样的工作体力劳动会比较轻。周恩来劝他还是实际一点,说:“你自己想想到哪里工作合适?”又以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到哪个部的研究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对你的身体比较好。可以让研究人员教你。他们都很年轻,多数不知道历史,你们可以互相帮助。

  你愿不愿这样做?”“愿意。”他嘴里虽答应着,但想到自己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室帮过忙,又谈起自己打算从事医务工作,当个大夫。

  周恩来听了后说: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大夫免不了出事故,别人治坏了人是常见的,你要治坏了人,影响可就大了。溥仪听后、不觉自己也笑了起来。

  周恩来继续说:“你先检查身体,然后订个三年计划,学一点自然科学,学一点本事。”饭后,周恩来请大家到会议室喝咖啡。座谈中,周恩来接着说:“现在民族平等了,各民族共同发展,满汉要团结得更好。”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你要努力学习,搞出点成绩来,这对你个人有好处,对人民有贡献,对满族也有好处。你学得还不够,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又转身面对大家说:你们家属要帮助他。一个家庭要争取前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社会上有,在一个家庭里也会有的。你们家庭中也是这样。

  谈到溥仪撰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时,周恩来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你再改,改得比较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溥仪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这次接见后,溥仪对他三妹金蕊秀说:“总理对我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呀,我太感激了!”周恩来对溥仪等人的关怀,就连生活琐事也想得周到细致。当溥仪等特赦人员回京住在崇内旅馆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催问是否发了棉大衣,还叫全国政协干部马正信打电话告:“周总理询问,是否给溥仪等人发了肥皂?如没有,要尽快发下,以便搞好个人卫生。”周恩来还指示两件事:一、找个医院给溥仪全面检查一下身体;二、工作问题,原来的意思是到中科院下面的工厂劳动,现在考虑在北京西郊植物园劳动学点技术和知识,定个规划。

  起初,民政局根据其特长,打算安排他到故宫劳动。周恩来得知后说:“不太合适吧,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当他批准溥仪到植物园劳动后,行前,除亲自与之谈话外,还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年纪太大,学习多点,劳动时间短点。

  经过一年时间的劳动锻炼和实践考验,溥仪等人的工作做了重新安排。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全国政协第一会议室郑重宣布,第一批特赦的七人,即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三月一日,溥仪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式走上文史工作岗位。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溥仪的婚姻问题。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时,就曾提到溥仪的婚姻问题。周恩来在征求溥仪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之后,微笑着对他说:“你还得结婚啊!”说完,周恩来转向一旁对载涛说:“这件事,你七叔得给你张罗张罗吧!”载涛笑着对周恩来说:“让他婚姻自由吧!”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溥仪和部分文史资料专员时,也谈到这件事,周恩来幽默地对溥仪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说完,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大声笑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周恩来请载涛、溥仪、溥杰及几个妹妹等亲属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周恩来说:“请你们来一起过个年。按北京习惯,这次过春节吃包饺子。”在热情招呼下,大家围坐了两桌。载涛、溥仪和溥杰以及几个妹妹被周恩来夫妇拽到一个桌上,其他人在徐冰、童小鹏、廖沫沙等陪伴下围坐在另一桌。边吃边谈,有说有笑,气氛十分亲切祥和。

  周恩来谈得最多的是溥仪的婚事和溥杰夫妇团聚问题,周恩来对溥仪说:“你一个人没人照顾,要找一个对象,要有个家嘛,老这样孤家寡人行吗?”邓颖超也说:“是得有个家,总得有人照顾呀!”溥仪说,他打算暂先不考虑,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周恩来幽默地笑着说:“太政治化了,还是成家立业。”溥仪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有个矛盾,进步的不想要我,落后的我不要。”“那你就找个中间的嘛!”周恩来又止不住笑了。

  邓颖超在餐桌上对坐在身边的溥仪二妹、三妹说:“溥仪还没对象吧?你们做妹妹的,也应该关心大哥的婚事,帮助他介绍呀。”二妹与三妹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我大哥有病……”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政协委托协和医院对溥仪的身体作了彻底的检查。诊断结果为:“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萎,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在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经过许多著名老中医及有关医院的精心诊治,溥仪的病有所好转。在一九六二年,他终于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周恩来不仅对溥仪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溥仪家族以及促进他们的团结,也倾注了心血。

  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日籍妻子嵯峨浩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浩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有些历史原因,他特别反对弟媳的回国。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法解开的疙瘩。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在家里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听了溥杰对他的妻子分析后说:“你对你夫人分析很对。我看还是欢迎她来,来后再帮助她。”溥仪对此一直想不通,他说:“我对溥杰和浩结婚是不满意的,因为那时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怕日本帝国主义有意培植他,所以我对溥杰也动心眼,一直对浩不放心。”“现在是不是放心了?”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我对她仍然不放心。我怕溥杰和她通信泄露国家机密,怕浩是特务。”溥仪还是想不通。

  “你的话也对也不对,先不要下结论。”周恩来说。然后又转身对在座的我说:“找一本《流浪的王妃》,给溥仪看看。”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日本人想操纵她,这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吧。你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周恩来继续耐心细致地做溥仪的思想工作。同时还征求了溥仪亲属们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都表示赞同。周恩来对大家说:“嵯峨浩要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与溥杰分离16年的妻子嵯峨浩终于从日本来到中国团聚了。就在嵯峨浩来北京不久的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溥仪、溥杰和嵯峨浩,还有浩的母亲嵯峨尚子、浩的四妹町田斡子,溥杰次女雩生以及溥仪妹妹等亲属们,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以后,以前的皇帝还能存在,还给予平等地位?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六、德国的威廉二世、埃及的王室等等,他们哪里去了呢?可以比较一下。

  (溥仪: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当然也要本人努力争取,大家合作。”周恩来还说,浩夫人是日本人,现在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解放十年来,有许多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对日本人民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朋友来中国的,左、中、右都有,我们对日本朋友是门户开放的。接见后,还宴请了他们。周恩来说,“听说你们要到各地去参观,所以提前请你们来了。”他又说:“慧生(溥杰长女)生前给我来过信,她很敢说话,我很喜欢这样有勇气的青年。”对溥杰的次女雩生,亲属们都愿把她留在北京,可是她愿回日本。周恩来对她说:“你母亲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结了婚;你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也可以嘛,以后如你愿意,随时可以来中国,有这么一家亲戚也好嘛。”雩生非常感谢总理。她对亲属们说:“总理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她回日本时,特意买了一幅总理的绣像,留作纪念。

  家庭的团聚给溥杰一家带来无限的欢乐,溥杰后来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总理的恩情使他们永世难忘。一九七五年,溥杰夫妇第一次到日本探亲,出于内心的感激之情,在这次探亲回国时,溥杰夫人一定要带点礼物送给周总理表示心意。尽管溥杰再三劝说,告诉夫人周总理是历来不肯个人收礼品的,还是不能说服他夫人,最后商定,礼品减少到最少的程度:一扇日本小屏风,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夫妇俩都担心鲜花枯了,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立即赶到全国政协机关,委托人连同小屏风直接送到周总理处。几天后,总理办公室派人退回小屏风,并转达了正在重病中的周总理的嘱咐:“鲜花收下领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

  谢谢!”溥杰夫妇手捧着小屏风,热泪顺颊而下。

  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溥杰夫妇抱头痛哭,不思饮食,精神恍惚。夫妇俩在家里设了小灵堂,以寄托对敬爱的周总理无限的哀思。

  至“文革”前,党和政府共特赦战犯六批二百九十六人。随着对战犯改造工作的进展,以后又陆续给予特赦,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在押战犯全部释放。

  原来毛泽东批准释放军级以上24名在押国民党军官,周恩来和邓小平接着批准释放县团级以上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官员和在押的全部从海岸线偷渡被俘武装特务,并宣布愿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外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德新社说,此举证明北京有极大的自信心,表明中国的团结和稳定。南通社说,对台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行动,对国内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立功赎罪,可得到同样的待遇。南通社的评论还说,特赦的某些细节也非常有趣,特赦人员的工作、补助、医疗都和干部一样,还发新衣服和一百元的零用钱,受到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又开欢送会,这一切无疑是在支持台湾回归祖国。

  一九七五年四月,特赦人员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张海商、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等十人要求回台湾。经国务院批准,由有关部门帮助他们于四月十四日到达香港,准备回台与家人团聚。

  消息一公布,就引起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四月二十二日,“总统”严家涂先透露:不准十人回台,一怕引起和谈谣言,二怕再有二批、三批。又公开发表谈话,污蔑王秉钺等十人为“间谍”、“统战工具”,还逼迫他们发表“反共声明”,要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阻止他们回台湾。

  台湾“大陆工委会”、“国家安全局”四月中旬开会研究特赦人员回台问题,结论是不准十人回台。理由是:一、中共选蒋丧期(蒋介石去世)送人,用意“险恶”;二、如十人回台,其余要求回台怎么办?三、台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要求赴台探亲怎么办?四、最讨厌十人回台后外国记者采访;五、回台人员住几年后,要求返大陆怎么办?王秉钺等十人到了香港后,台湾特务想从张铁石、王秉钺中先行拉拢分化,台湾特务把张拉到富都去策划,后张死在富都,台当局又不敢说死在富都。台湾特务的分化不仅没有捞到油水,反而将张害死。香港舆论纷纷表示不满台湾当局的行动,这使台湾当局完全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境地。其余九人由于不满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径,绝大多数人员不愿回台,有的到了美国等其他国家,有的留在香港,如蔡省三,他要求在江西的妻子、女儿来港团聚,我们就把她们送到香港。后在港开诊所。只有一人到了美国后再转到台湾去。

  特赦人员要求回台,使台湾当局内部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并发生意见分歧,负责处理此事的单位换了三个。

  周恩来常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对战犯的宽大政策,对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汲而深远的影响。

  一○五、李代总统的回归

  李宗仁归国,是周恩来将近十年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李宗仁,这个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后的代总统,他上台后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的命运,带着失败的耻辱离开大陆远赴美国。在美国,李宗仁曾经企图依靠美国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这一选择的错误。他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年就在各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他深受感动,认识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他曾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对人说:“共产党真了不起!”特别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使他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

  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使李宗仁倍感兴奋,他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于当年秋天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份《建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完整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或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在使台湾与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如德、韩及越南的情况背道而驰。”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便开始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李宗仁亲信,曾任“总统府”秘书长),让他到北京来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对程思远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程思远到北京后,才知道此事不是李济深策动的,而是周恩来决定的。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程思远,出席作陪的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情、刘仲容、刘仲华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转告这样的信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这些话,深深他说到了李宗仁的心坎上,促进了他归国的决心。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程思远第二次来到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我作为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罗青长也在座。

  周恩来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周恩来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因为当时李宗仁在美国被监视,周恩来给出主意,让他绕道欧洲,再回国。

  后来,程思远把李宗仁存在美国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不久程思远得到周恩来的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李宗仁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有12箱古董,后来带出去了。他说这些古董是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要运回祖国。周恩来要中央调查部派人将这批古董从香港接回,并召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鉴定,仅值三千美元,大部分是假的。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说我们给他三万美元。当时我和罗青长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李宗仁知道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一九六○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一九六○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去信向他祝贺,并望他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敷衍了事的一函。李将复函寄程思远并嘱程送周恩来核阅。一九六一年六月上旬,程思远第三次来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时,重申派他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程思远与李宗仁约好,将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十一月中,程思远第四次来到北京,赴欧前夕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去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势力。

  三是如果回国定居,要过“五关”,就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生活关。

  周恩来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还嘱咐他说:“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十二月十九日,程飞抵苏黎世与李宗仁会晤,程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先生的期待。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离美飞瑞士。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要程思远来北京一行,商议接李宗仁回国事。六月十八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不巧周恩来离京出访。周恩来委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我向程思远转告了有关安排: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三、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七月七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又亲自周密安排李宗仁归国一事。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苏黎世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十三日下午二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时飞离了苏黎世。果然,两小时后,台湾有人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到李的住所。李宗仁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把李宗仁等人接到大使馆内。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再次拟定“李宗仁行动计划”,嘱有关部门立即电告中国驻巴大使馆,并交待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亲自陪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

  就在李宗仁回国前夕,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争取李宗仁,因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七月十三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桂系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

  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到来的时候,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对来迎接李宗仁的各方面人士做工作。他说:“李宗仁要求回来。他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活,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他劝告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归国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十一时,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副总理及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早已等候机场迎接。

  李宗仁看到周恩来站在候机室门前迎接,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

  周恩来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随后,李宗仁和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等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罗青长告诉程思远说,总理直至今日凌晨接到李先生一行所乘的班机已经飞入国境的电话,才上床休息。

  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与李宗仁会谈。主要谈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态度及安排,并就台湾问题表明了态度。周恩来重申了李宗仁及其夫人“来去自由”的原则。

  七月二十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先期飞回北京,当李宗仁随后到达机场时,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的欢迎。

  在机场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纷纷上前和李宗仁会面。当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卢郁文、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人,也前来欢迎李先生。

  周恩来总理介绍溥仪先生同李宗仁先生见了面。溥仪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末代皇帝同末代总统握了手。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声明,他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后,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

  李宗仁归国这一事件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特别是使蒋介石感到担心,因李宗仁还是“代总统”,还具有合法性,而蒋介石则是下野的,在这一点上,他说,共产党高他一筹。当时,我们把李宗仁回来的三个条件(即“四可”、“四不可”及过“五关”)通过有关渠道通知了蒋介石。

  李宗仁回国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抄家、揪斗的事态进一步蔓延。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周恩来亲笔书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在名单的末尾,他着重添上了李宗仁的名字。不久李宗仁处境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

  有一天,李宗仁继夫人胡友松去理发,做了波浪式的发型,红卫兵发现后要斗她理这种发型,北京医院还贴了大字报,傅学文劝她洗掉。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工作人员等她理完发后,用周恩来的车子将李宗仁夫妇送至三○一医院,李宗仁夫妇分别用化名叫王敬文、唐纬韩在三○一医院往了一个多月。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道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封信被周恩来称作是一份“历史文件”。

  一九八五年,程思远回忆此事时说:“我认为,共产党讲话算数,特别是这些话是由周恩来公开讲出来,那么我感觉回国时机是适宜的,心底是踏实的,因为我信任周总理。如果不是周总理讲这个话,我也许不会回来。”一九六五年,屈武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到国内各地参观时对程思远说:“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的号召只是一个普通的号召,而你这件事却办成了,居然做到了,真了不起啊!”程思远不无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对我的关怀,结果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一○六、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制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对台工作,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委共同努力下,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台工作也无例外地受到干扰和破坏。

  首先是对台工作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被“打倒”,徐冰,孔原靠边站,罗青长也被“造反派”挂在孔原的“黑线”挨批斗。一九六七年初周恩来为了工作方便,要对台工作办公室搬到国务院院内,“四人帮”诬陷为罗青长设在中南海的“特务据点”,被迫撤了出去。“四人帮”还企图通过各机关的“造反派”在夺权中夺取对台工作的机密文件。幸亏我当时已调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恩来指示下,把部分核心机密和廖承志家里的对外机密文件转到中央办公厅来保存,并派李质忠去制止了调查部的“造反派”冲击档案室。徐冰保存的部分对台工作文件,在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他的秘书陈欣机警地转到安全地方。台湾当局也很担心“文革”中我方是否会把向他们传话、传信的机密暴露。由于周恩来亲自关照,没有发生泄密现象,他们才放心。

  “四人帮”还鼓惑“红卫兵”“破四旧”,企图破坏南京中山陵,要把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搬倒。江苏省委报告周恩来办公室后,周恩来要我给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打电话:要直接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还挂他的像,不准搬倒。江苏省委为防止破坏,把孙中山铜像事先秘密移到安全地方保护下来,“文革”结束后安放在中山陵园大门口。但是中山陵内的青天白日旗图案还是被砸毁,“文革”结束后才恢复。这对台湾方面已造成了不良影响。

  周恩来又得到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即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他要我打电话给省委书记江华,要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对“挖祖坟”的事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大部分“红卫兵”同意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直接受江青指挥的“造反派”又偷偷在破坏。周恩来知道后,要浙江省委派人修好,并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北京,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又被“四人帮”的爪牙戚本禹直接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夺权靠边站后,周恩来就专门指定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直接向他汇报。并指示该部军代表要结合罗工作,罗还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一直没有停止对台工作。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

  这就使台湾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

  此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会谈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我们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我们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到了七十年代的对台工作,除了对台湾上层工作以外,周恩来提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过去对群众工作做的不很多,中美、中日关系打开以后,回来的人增多了,使我们做群众工作有了基础和条件,也成了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部分。周恩来生前多次接见从美国、日本,台湾回来的同胞,耐心地做工作。其中有很多在美国的青年字生,周恩来对他们说: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我们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来接见了几批参加“保钓”运动的成员,和他们谈话时,提出要扩大运动面,要促进中国统一。不仅要做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工作,还要做有“台独”倾向的人的工作。日本统治了台湾岛50年,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台胞对台湾的感情与主张分裂的“台独”有很大区别,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做人民群众的工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七八批来大陆参观的台湾同胞,和他们亲切交谈,进行思想工作。一九七三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胞时,会谈了五六个小时,有青年问周总理:“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周总理说:“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于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周恩来更加关怀备至。一九五六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见到了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就仔细地问他:在大陆有多少高山族同胞,他们是怎样到大陆来的,现在都在哪里,有什么困难?田富达一一作了回答后,周恩来马上指示:要关心他们,培养他们,要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年起就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办了一个高山族班,有几十名高山族干部在这里学习。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情况,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恩来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了有三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蔡啸、林丽韫和三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三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布置工作,后来他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恩来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至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了罗青长。当时,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三十八点七度,体质十分虚弱。他强忍着病体痛苦,跟罗青长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的台湾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周恩来对罗青长说:“我请你来就是要想谈一下台湾的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周恩来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前些时候,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他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

  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谈话进行到可恶的病魔再次把他折蘑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稍歇了片刻,周恩来又强打精神对罗青长说:“我休息一O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这以后,周恩来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台湾同胞,仍关心着祖国统一未竟的事业。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不幸逝世,举国悲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誓言要继承和实现他的未竟事业。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供干部、群众包括国际友人悼念后,邓颖超大姐根据周恩来生前对台湾人民热爱的心情,当晚带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第二天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台工作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加强。中央成立对台工作小组,邓颖超任组长,罗青长和我参加具体工作。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台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对台工作干部和家属在台人员的政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蔡啸被选举为主席。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正式成立,林丽韫当选为会长。之后,中央又成立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兼任主任。此后,对台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而日益发挥它的政策威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续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对台湾方针政策,而且根据国际、国内越来越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殊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一九九五年春节茶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台方针的八项主张。它是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构想的进一步具体落实,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新方针政策,对加快实现台湾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步伐必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现在,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力得到很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海峡两岸人民经贸、文化、旅游观光等交流日益增多,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实现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团聚,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海峡两岸人民盼统一,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坚信,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周恩来和平统一祖国的遗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2007/09/10

  第二十六章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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