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到莫斯科签约
新中国成立以前，周恩来就是中共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抗战期间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同苏联、美国、英国的驻华大使都有过接触，同各国官方和民间访华人士也曾多次会见。抗战胜利召开旧政协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和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更加频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周恩来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加上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建国以后，他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旧中国的外交，不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无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弱国无外交”，这是当时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外交官和爱国人士的哀叹。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任务应该是怎样的呢？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这是当时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步形成。新中国的建立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蒋介石，遭到失败，但它对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将持什么态度，仍然抱有幻想。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观察，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准备给中国提供40亿美元贷款，企图与即将建立的人民政府拉关系。罗知道中共不会接受，没有提出。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我们要“一边倒”，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对苏联，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就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说明中国外交活动根据这几项原则进行：一、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国家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十月二日，苏联承认新中国。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也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巴基斯坦等亚洲、欧洲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外交，开始打下了基础。最主要的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和合作。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即准备访问苏联。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毛泽东准备在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方面考虑时间和方式。斯大林表示同意。开国大典后不久，周恩来即协助毛泽东进行访苏的准备工作，指导有关部门编写有关的资料。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和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偕同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师哲等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十二月十六日中午，火车进入莫斯科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因为天气太冷，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办的结果。”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的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他对毛泽东提出，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这次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不能空手回去。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不理解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是什么东西。毛泽东也没有挑明，但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呀，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两位领导人的会见和谈话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除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以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没有在报纸上再作任何报道。英国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方有些着急了。
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个主意：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这次访问苏联的目的。一九五○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于一月二日见报。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斯大林在了解我方的意图后。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一月二日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时，商谈了周恩来访苏的具体事宜。
当天深夜，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随后，毛泽东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访问了列宁格勒。一月十日，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叶季壮、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等。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后，与来苏途中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的周恩来通了一次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要签订的条约的大致内容都讲了，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底，到莫斯科后即可投入工作。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一行到了莫斯科。他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外交的会商。”随后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起先住在别处，距毛泽东的住处较远，后来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以便于商量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双方参加的还有维辛斯基、李富春和王稼祥等。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和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
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方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出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并提出双方人员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突然提出中国应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缰地区居留。周恩来随即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斯大林一时回答不出来。他的原意是，应禁美、日、英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因为这个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会谈的时候，出现了不愉快的气氛。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时，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对苏联专家的待遇要求过高，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查和处理。这是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有点治外法权的味道。苏方还提出要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立领事馆。中国也相应地在海参威、赤塔、伯力等地设立领事馆。苏方对这件事非常积极。以后，很快开始建馆工作。我方除在赤塔、海参崴、阿拉木图设立和维持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没在其他地方建馆。苏方按老习惯，把外交人员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这些都表现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对苏方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由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我方加入了李富春、王稼祥，苏方加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罗申大使。第二天，他们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加。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商谈，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对周恩来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起先，苏方按周恩来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交给我方。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周恩来用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由师哲译成俄文交苏方修改。
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其中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三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年内分批还清。
此外还发表了《公告》。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中方由周恩来签字。
晚上九时许，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答谢宴会，即告别宴会，有五百多位客人参加，包括许多国家的驻苏大使。斯大林破例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大使夫妇、李富春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苏联许多高级干部从没有在这么近的地方见到斯大林，更不用说外宾了。客人全都惊呆了，接着就热烈鼓掌和欢呼。两位革命领袖和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客厅，与众多客人的外厅隔着一层玻璃大门。外厅的人不顾礼节纷纷拥进里间，连一些国家的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阻挡不住，隔板、玻璃板有被挤碎的危险。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请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并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周恩来致祝酒词。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拿着周恩来祝酒词的俄文译稿。
周恩来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这种非凡的记忆力使人十分佩服。
斯大林也起立致词，说了一些中苏友好、兄弟情谊应保持下去的话。
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饯行。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启程回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时美国政府是敌视新中国的，我们不能孤立无援。周恩来回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各项协定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帮助我们进行建设。这些都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的成果。
八十三、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经过三年恢复，我国的经济情况已大大好转。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之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援朝抗美的斗争和援越抗法的斗争，充分显示出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一九五四年初，经过苏联的努力，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决定，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日内瓦举行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四月十九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更是认真对待。当他获悉邀请我国参加会议的消息时，就开始作周密细致的考虑。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确定代表团的人选；指导干部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情况及参加会议各国的态度、动向等必要的材料和问题等；指导、检查代表团的全部工作。
周恩来估计到，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仍经常约请有关人员商谈参加会议的问题；拟定开会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的步骤。在商讨这些问题时，周恩来常常让外交秘书陈浩把有关人员找到西花厅去，谈到午夜以后。
为了和苏联方面协调双方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周恩来带领少数人员对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四月一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本来打算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后直飞莫斯科。专机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降落检查。周恩来等同志只好到机场候机室休息。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得到外国飞机停留的报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机场领导向他报告情况后，师哲去接电话，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恩来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为发生故障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师哲汇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沉思一下，说：我们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的访问。
四月二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把这次会谈称为“圆桌会议”。苏方参加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他说：这是一次带着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要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出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
因此，我们事先不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愿达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话，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想通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他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与中国有利害关系，但却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指出，我们对苏联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由于当时中苏联系密切，苏方对我们这些要求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双方还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的看法，由苏方草拟具体方案。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方商谈的情况。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阵容强大。除首席代表和代表外，还有王炳南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等顾问。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是仅次于苏联的大代表团。李克农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王炳南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宦乡、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有时一个发言要起草很多份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中央精神，还要针对会议变化的情况，这是难度较大的工作。
师哲是俄文翻译，负责把周恩来的发言、提议等文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译成中文，宦乡同浦寿昌、杨承芳组成英文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恩来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休会间隙也要发布新闻。马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俄文很好，担任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五月底，法越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方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苏方是费登科中将，越方是谢光宝，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联系。
外贸部的雷任民率领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出国，这是周恩来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开展我国同西欧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探索。
一切重要工作的安排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他工作十分细致，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把问题讲到什么程度，也仔细地告诉主持人。
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和苏方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究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和范文同都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又邀请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等人开会座淡，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介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葛罗米柯讲得很具体。他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利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照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等窃密装置。葛罗米柯介绍的这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好处。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下午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下飞机，各国记者都来抢拍镜头。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莫洛托夫的飞机晚一些时候来到，周恩来又到机场接他。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和周恩来握手、拥抱，并肩而行，亲切谈话。事后外国记者报道说，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出席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主席。19个国家中有14个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国为敌，加上韩国为15个。只有苏联、朝鲜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以中、苏、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为一方的形势就摆开了。双方的尖锐斗争不可避免。
这种形势使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遇到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曾被马歇尔称誉为“最出色的外交家”，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以极其机敏的智慧、灵活的手法，顺利地打开局面，不仅使我们没有陷于孤立的地位，而是交了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
美国的首席代表、国务卿杜勒斯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曾命令不许美方人员和我方人员握手。在会议上，他要别的国家唯他的马首是瞻。加拿大是跟得较紧的一个。会议的休息室里，各国代表自由交谈。加拿大代表对我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发言，很合情合理。谁知他在会上发言时，却重弹杜勒斯的滥调，并加以发挥，大肆攻击我们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
散会后又主动和我方握手，请我们原谅，说他不能不听美国的话。周恩来获悉这个情况后，知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五月三十一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接替他。史密斯不像杜勒斯那样蛮横，但他不敢违反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有一次休息时，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交谈。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后来凑上来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表示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又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
六月十五日的大会，出现了十分激烈的场面，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提出：“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六点建议，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他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还揭露了美国阻挠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代表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面对三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美国代表慌乱了。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韩国紧急开会磋商。复会后，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提议。泰国代表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理直气壮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团无理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比利时外长斯巴克为周恩来的严正立场和诚意所感动，起立响应说：这个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是和16国宣言精神不矛盾的”，“希望以后将在‘更有利的环境下’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机会第三次发言：“如果16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16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斯巴克表示：“我本身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史密斯又气又急，向斯巴克瞪了眼，连忙派人送条子给他。
会议主席艾登表态了。他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一时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当然不能让中国的建议被大会所接受。史密斯表示：“在请示我们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讨论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周恩来以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雀无声。接着周恩来又说：“我要求，我刚才所作的这一发言也作为本会议记录的一部分。”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说明周恩来运用他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斗争才能。使中国赢得了同情，也使美国代表狼狈不堪。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三国问题时，参加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越南（南越）、者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被日本所攻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当年九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抗法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法国为了重新实行它的殖民统治，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这次会议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当时法国处境很困难。拉尼埃总理是主战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皮杜尔外长也是主战派，对停战缺乏诚意。但他们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五月七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取得重大胜利，歼敌一万六千多人。五月八日开会时，法国代表团戴着黑纱，灰溜溜地进入会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拖延谈判，这引起了要求从越南脱身的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六月十二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的孟戴斯一弗朗斯担任总理并自兼外长，亲自率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会议。
印度支那三国中，我们只和越南有往来，对老挝、柬埔寨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在第一次会议上，见到中国代表团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支援越南，越南代替中国侵略他们。
实际上，我们是支援越南抵抗法帝国主义，这也就支援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周恩来胸怀宽广，知道他们是受蒙蔽，派王炳南和师哲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接着，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终于认识了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法帝国主义。
我门从老挝、柬埔寨方面了解了许多新情况，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在同苏、越代表协商后，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中国代表团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法越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孟戴斯—弗朗斯是六月十七日来到日内瓦的。他向法国公民许诺七月二十日如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辞职。所以他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
这时美国仍然阻挠会议对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策略，直接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会谈，特别是他于六月二十三日亲自到伯尔尼会晤孟戴斯—弗朗斯，坦率地交换了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周恩来的真诚态度给孟戴斯—弗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就存在的美法矛盾日益增大，美国陷于孤立了。在这里顺便谈一件事：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时，孟戴斯—弗朗斯有腿伤，由他夫人开车，亲自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可见他对周恩来的敬仰。
六月二十四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日内瓦会议情况。七月三日，周恩来在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七月五日协议”：在越南，争取北纬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七月十二日，又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紧张的谈判之中，即使休会，他也未能好好休息。
经过周恩来同各方面的个别接触，多方协调、商议，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在七月二十日达成协议。原来越南同志还有一些想法，周恩来呕心沥血，费尽口舌，开导说服他们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向我们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它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从越南抽身，越南还是越南人的。二十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晤莫洛托夫。很奇怪，莫洛托夫当晚九时外出，到深夜十一时后还未回来。苏方人员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早已来到会场，却拒不签字，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早已许诺要在七月二十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三国代表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午夜十二时以后，给法国代表难堪。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周恩来等到莫洛托夫回来，倦意全消，知道已经签字了，他才放心。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途中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又在莫斯科停留三天。七月三十一日，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机场受到泽登巴尔主席的热烈欢迎。八月一日回到北京。
日内瓦会议开了三个月，朝鲜问题的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我方能够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人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意义还是重大的。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他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上，一直是记者们抢拍的镜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结果没能得逞，它自己也只好开始同中国打交道。会议期间，中美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
八十四、拨正万隆会议航向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没有被它们所左右的一次国际会议。
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首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后来得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四国总理的支持。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说会议将由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召集，旨在“促进友谊和合作”；“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和关系”；讨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诸如“影响国家主权”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亚非国家能对“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世界和平努力的。
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各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都想要发展经济；都希望和平。这些共同点使他们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解释“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听信所谓“共产殖民主义”的说法并把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一样加以谴责。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只有七个，接受美国援助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尼赫鲁、吴努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则是主张中立，他们主张同时与苏联集团和西方集团保持友好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军事结盟，尽量减少争议。埃及总统纳赛尔与中立派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就决定会议上必然要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次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四月七日，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将去印尼的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时他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
台湾国民党方面不愿看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日益增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并针对这次会议，制定了谋害周恩来的计划，代号是“一号”。
周恩来到达昆明。原定十一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忽然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先去仰光，以便先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缅甸、印度、埃及等国的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样，周恩来、陈毅等人改经昆明去仰光，然后由仰光飞雅加达。一些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
不料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飞机轮仓附近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面上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争取和平的坚强信念，使周恩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仍决定前往万隆。他知道邓颖超对他此行很担心，行前他给邓写信说：“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十四日，周恩来等到达仰光。十五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等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赞同。
十七日周恩来到达万隆，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多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目的。
十八日，亚非会议开幕。周恩来成为会场内外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有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蹚着积水，冒雨向中国代表团车队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阻拦，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参加这次会议的29个代表团团长，有13个总理或相当级别的人物，另有三个副总理和四个外交部长，规格是相当高的，他们都将在没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显示自己的外交本领和政治家的才能。
会议由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主持并致欢迎词。印尼总统苏加诺讲话。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表演说。会议开始时，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只是一般地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主张独立、自由，发展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合作，语调缓和，没涉及到争议的问题。尼赫鲁、吴努都没有发言。轮到中国，周恩来也没有讲话。
伊拉克的贾马利在发言中，说什么世界上有三股扰乱和平和谐的国际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第二股是“犹太帝国主义”，“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行为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他断言，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在谈到殖民主义这个主题时，断言过去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错误，已在消失之中。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虽然他回避对共产主义进行直接的攻击，却为参加军事同盟进行辩护。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发表长篇讲话，赞扬美国基本上是“好心肠”，宣布“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话锋一转，谈到“另外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是屈服于其他列强”。很明显，他指的就是共产党国家。他说，“在那里只有一个政党可以有统治权”，自由只是幻影，而“某些殖民制度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
这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发言，周恩来只是沉着、耐心地谛听着，没有立即起来予以驳斥。十九日下午，是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的会议。到下午三点钟，各国代表和记者们都带着极大的期望来到会场。因为事情十分清楚，有一只黑手正在把会议拖向失败的方向。今后会议的进程要由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来决定了。如果周恩来猛烈回击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代表发言中对共产主义的直接攻击，整个会议就很容易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混战。这正是西方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
周恩来继续倾听代表的发言。
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直接对准中国进行攻击。他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人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三百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50万越南人，越盟部队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次侵入老挝，逼近泰国边境。然后，为他们参加马尼拉条约辩护。
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土·佐尔鲁为缔结军事条约抵御共产主义进行辩护。
会议的这股逆流看来不小。周恩来不能再沉默了。他施用巧妙绝伦的外交手法，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对万隆会议的和解态度。他是下午四点钟走上讲台的。他把原来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利用午间短暂的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一上讲台，周恩来就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的和解态度使许多人感到惊奇和振奋，会议空气为之一变，会场上鸦雀无声，听周恩来继续讲下去。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还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在谈到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时，他说：“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会上许多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谈到所谓颠覆问题，他说：“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
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最后他说：“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这个和解态度的发言，使前两天的公开会议达到了高潮。这个发言获得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和记者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吴努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出民主精神。”一个美国记者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向他们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别有用心者的造谣污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短短18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空的阴霾，引导会议绕过暗礁，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来，也使与会各国和整个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它的谦逊、诚恳、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求同存异”这个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成为万隆会议的原则。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斗争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周恩来走出会议大厅时，群众再次聚拢过来。他站在沸腾的群众中间，举起右手，微笑着。很久，汽车才从人丛中开出去。
二十一日，锡兰代表科特拉瓦拉又在会上大谈所谓除西方殖民主义外，还有另一种殖民主义，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东欧卫星国，难道就不像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一样吗？又一次企图把会议引向歧途。会议义展开争论。尼赫鲁非常着急，主张推开这个议题。吴努起来呼吁大家保持和谐。周恩来支持尼赫鲁的观点，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会上说：他曾与科特拉瓦拉私下谈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这不是会议的目的。
会议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观点；一派支持集体防御，主张同西方国家结盟反对共产主义。双方难解难分。
周恩来先是按兵不动，但在关键时刻他又说话了。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发言中说：“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同……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同，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他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包括了，都是普遍可以接受的。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一个美国记者评论说：“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说，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导致当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二十四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通过，并于当日闭幕。尽管分歧不可能解决，但气氛是和谐的。周恩来肯定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只有两小时睡眠。据卫士长成元功统计：开了七天的会，周恩来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以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闭幕这一天来说，上午八时开代表团团长会，会上一直争论到下午六时，还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打破僵局，达成协议。六时三十五分开全体会议，到晚上九时半闭幕。然后，周恩来、陈毅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回到代表团住地已经晚上十一点。十一点半，周恩来又会见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事件的问题。二十五日零时三十分，他会见范文同，直到五时才上床休息两小时。起床后，他又会见日本的高碕达之助，十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十一时半出席华侨在广肇会馆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他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代表团全体人员深受感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受到华侨的关怀和保护。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华侨自愿报名征用的汽车有一百六十多辆。车主们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周恩来和陈毅的住处是郭贵盛先生的别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周围是绿树红花青草地，住地经常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圆形人圈，从早到晚，雨天也不散，为的是要看周恩来。他们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百多年来中国贫穷落后受欺压，华侨在国外也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
八十五、把友谊之路铺向非洲
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召开以来，亚非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被人们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在五十年代未和六十年代初，50几个国家和地区，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独立。还没有独立的国家，也正在燃烧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怒火。同时，新中国建立十多年来，同非洲少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许多国家和人民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彼此的往来也不多。基于这些原因，周恩来总理建议并经中央决定对非洲国家进行访问，以达到互相支持、发展友谊的目的。这次共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共十个国家。这次出访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人员，乘坐向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租来的两架飞机飞往埃及。所以选择荷航，是因为这家公司自刨建以来，从未出过事。代表团成员中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由孔、黄、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行政、机要、秘书、保卫等工作。陈毅副总理先期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从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会合。
十二月十四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机抵达开罗，受纳赛尔总统委托的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和先行到达开罗的陈毅在机场欢迎周恩来。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不断发出欢呼的声音。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和陈毅站在两部敞篷车上，绵延数十里的群众挥着旗子，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使者。场面使人十分感动。
纳赛尔总统为什么没有到机场欢迎，有人说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驻开罗大使向纳赛尔施加压力，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苏联将停止提供贷款。其实纳赛尔对周恩来是很尊敬的，当天下午七时，纳赛尔就在总统府接待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周恩来的胸前。随后，纳赛尔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周恩来一行。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的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中国和阿联都是世界上有最古老文明的国家。十二月十六日，纳赛尔在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法特陪同下，到开罗郊外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它们是埃及古老文明的标志，周恩来对它们很感兴趣。当中国代表团正在赞叹不已时，突然有几个阿联运动员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把周恩来、陈毅和我们这些人都吸引过去了。顷刻之间，他们已登上了塔尖，随即又以很快的速度下来，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塔底。
这是主人安排的一次精彩表演，我们都为他们热烈鼓掌。周恩来很快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着：“你们身手不凡啊！七分钟就在一百四十六米高的金字塔跑了个来回。”运动员们受到中国总理的夸奖，露出了得意和自豪的神色。
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对于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他们的欢迎。
十二月二十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开罗的前夕，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向周恩来提出：“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所以，我这次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此前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商谈中法建交等事宜。法国记者对周恩来访问非洲非常重视。法国记者向他提问：“你对于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周恩来说：“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周恩来诚恳、谦逊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
本·贝拉总统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布迈丁前来机场迎接。在欢迎仪式上，本·贝拉和周恩来热烈拥抱，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这个称号是有深远含义的。在机场到国宾馆的途中，排满了欢迎的群众，有30万人。许多披着白布巾的妇女，用舌头颤动发出“噜，噜”的欢呼声，表示对中国贵宾的热烈欢迎。
阿尔及利亚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一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既在道义上支持，也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中国也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为了帮助他们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中国又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阿尔及利亚人民是铭记在心的。
周恩来的访问受到格外热烈的接待。
十二月二十二日，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做了两件事，来表达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厚友谊：一是把一条大街命名为“北京大街”；一是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既是对周恩来本人的尊敬，也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行动，周恩来欣然前往市府大厅参加授予仪式。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多次和阿方领导人特别是本·贝拉，进行会谈。
由于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情况，对他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实行的方针政策都了解得很少，起初的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阿方也迫切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吸取中国的建设经验。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会谈时，本·贝拉要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谦虚地说：“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小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续中国和古巴革命后，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也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的情况和外交政策。
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陈毅又率领我们访问摩洛哥。本·贝拉、布迈丁等领导人都到机场送行。
摩洛哥王国是阿尔及利亚的近邻，一九五六年三月获得独立。国王哈桑二世还很年轻，他对周恩来的接待是热烈而隆重的。本来摩洛哥的国宴是西方式的两菜一汤，对中国总理却破了例。中国代表团到达后，首都拉巴特的王宫里忙忙碌碌地准备了“烤全羊”等传统名莱，极其丰盛。我听杨琪良大使说，他来摩洛哥三年多，从未享受如此盛宴。出席宴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国王如此对待中国总理，也都感到惊奇。
宴会依照摩洛哥的风俗，国王和周恩来围在一张短脚方桌旁边，盘腿上在很矮的软皮垫上。一只烤好的整羊放在桌上一个大瓷盘中。国王用手挑了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盘里，表示对中国贵宾的盛情。周恩来有流鼻血的毛病，很少吃容易上火的乍肉。但这次主人盛情难却，他只好入乡随俗了。每道菜上来，周恩来也是这样回敬主人。国王的弟弟则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一个小桌边，他也用手给陈毅副总理撕羊肉。宾主都很热情，气氛十分融洽。
宴会后，周恩来、陈毅被哈桑国王请进他的会客室，喝的是中国的龙井茶，放在大铜壶里煮开，加上白糖和鲜薄荷，味道清凉香甜。两个大铜壶分别由两位长胡子的长者看管，人们称他们足“茶博士”，也就是品茶专家。
他们不时品尝，味道甘美后才敬客人。这种在摩洛哥加工后的茶被称为“中国绿茶”，味极浓，喝后使人兴奋，阿拉伯人极爱喝。国王说：这是80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人民每天不可缺少的食品，没有条叶，人民会造反，周恩来说：这个品种的茶叶中国只在一个不大的地方生产，产量有限，我们国内很少出售，主要供应外国。我们可研究研究能不能扩大生产，如果可能，你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摩洛哥历史上是王国制，一直延续下来。这种制度在世界各国中已经越来越少，哈桑二世似乎有所考虑。他想了解周恩来这位东方大国总理对王国制有什么看法，突然提出：“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得好的。但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恩来笑着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会商量。”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们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周恩来机智、幽默、恰到好处的回答，引得三个人哈哈大笑。这个回答寓有深意，表示中国尊重这个国家人民选择自己的制度。
周恩来、陈毅访问摩洛哥时，又针对有人诬蔑中国“好战”，在同摩洛哥方面会谈时指出：尽管美国敌视、包围中国，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不同意，我们只好等待。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在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最终总是要达成协议的。这种态度表明，即使对美国那样的国家，中国也是主张以谈判解决争端，使非洲国家对中国更加了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在那里过了新年。新年过得很热闹，霍查、谢胡主持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宴会后举行联欢会，又唱歌，又跳舞。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领导跳集体舞，我们也跟着跳。周总理要我领头扭秧歌，他们也跟着扭，情绪十分热烈。
代表团原计划是离开阿尔巴尼亚后，即飞越撒哈拉沙漠访问加纳。阿尔巴尼亚距离加纳五千多公里，途中必须停留在突尼斯为飞机加油。当时突尼斯并未与我国建交，但它很欢迎周恩来去访问，并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陈毅得到这一消息，连忙和我们几个人商量，大家都赞成顺道访问突尼斯。但事关重大，必须打电报向中央请示。中央很快就同意了。于是对突尼斯由“飞机加油”变成了正式访问。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突尼斯，全体政府部长都到机场欢迎。
可是，当天下午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会谈时，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
布尔吉巴直言不讳，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同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并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这说明布尔吉巴对中国是不了解的。周恩来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向他说明情况。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的共同目标，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友谊。我们的目标相同，采取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
布尔吉巴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周恩来并没有被激怒，反而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恩来的宽容态度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月十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访问非洲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
当我们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元旦刚过，突然传来消息：加纳共和国发生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周恩来立即找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以及外交部的几个司长商议。周恩来先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有的同志感到加纳政局不稳，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方面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会有困难，不赞成去加纳。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20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挡住，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挡不住的。但我和李树槐负责保卫工作，不能不为总理的安全担心，我也提出了要慎重考虑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这一次又使我们受到了安全服从政治的教育。周恩来不是忽视安全，而是依靠主人负责安全工作。孔、黄、童三人小组还专门讨论了安全问题。
为了了解情况并听取加纳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派黄镇先行前往加纳，并对他说：“你到加纳与黄华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华当时担任我国驻加纳大使。黄镇乘飞机抵达加纳。他们一起去见了恩克鲁玛总统。
恩克鲁玛住在首都阿克拉海滨的奥苏城堡，加纳仍处在紧张状态中。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他表示关切和慰问，并告知，周恩来将按原计划前来访问。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建议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居住的地方进行；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会谈和宴会。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以为中国总理是不会来访问的，因为上次他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获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访问加纳的计划。
黄镇和黄华发来电报详细报告情况，访问加纳按原计划进行了。l月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越撤哈拉沙漠，抵达阿克拉。恩克鲁玛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前来机场迎接。机场和沿途都加强了警戒。机场和街道两边群众热烈欢呼，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欢迎。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等人在三人委员会成员陪同下，从下榻的总统府到奥苏城堡会见恩克鲁玛。我们见到城堡周围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戒备森严。周恩来、陈毅和出来迎接的恩克鲁玛，都是从卫兵的夹道中走进城堡的。恩克鲁玛脸上还贴着胶布，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并表示歉意。周恩来笑着表示理解，交给他一封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并对刺杀恩克鲁玛的卑鄙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为了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访问，恩克鲁玛城堡里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一行，并破例地介绍他埃及血统的夫人跟中国客人会面，可见恩克鲁玛把中国客人当成自家人。会谈和宴会都在城堡中举行，恩克鲁玛很感激周恩来对他的谅解，深为感激地说：“你们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新独立的国家，除了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以外，都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援助的原则是什么呢？应当及时予以公布。周恩来经过多日酝酿，一月十四日晚上，写下了一份《援外原则八项》的提纲：1.平等互利；2.尊重主权，不附条件；3.无息或低息贷款；4.有利自力更生；5.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6.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7.技术出口；8.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那些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的援助不可同日而语。十五日最后一次和恩克鲁玛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宣布。这些原则受到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欢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访问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恩来在城堡里发现一张乒乓球台，他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恩克鲁玛欣然接受。有人戏称，这是国际乒乓球比赛中最高级别的比赛。在恩克鲁玛处境艰难的时刻，周恩来使他轻松愉快一下，含义深刻，意味深长。
一月十六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马里共和国访问。马里总统凯塔热情欢迎周恩来。当天晚上，凯塔举行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与会的人载歌载舞，会场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周恩来深受感动，即和凯塔总统一起参加舞蹈，这是出访非洲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都感到惊异。
凯塔称，马里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他要周恩来谈谈对马里的看法，周恩来明确表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一行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访问。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场，塞古·杜尔总统和许多政府官员前来欢迎。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按国家元首的规格，鸣放礼炮21响，这是杜尔表示对周恩来的尊敬。从机场到宾馆15公里的街道两旁，欢迎的群众层层叠叠，载歌载舞，情景令人感动。
代表团住在叫“美景别墅”的宾馆，杜尔亲自陪周恩来到了卧室，看看各种设备，然后才放心地离去。当晚杜尔总统举行盛人的文艺晚会，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几内业政府的热情接待，表示中国人民永远支持几内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一月二十三日，在杜尔总统陪同下，周恩来乘汽车访问了金迪亚市，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返回科纳克里时，杜尔别出心裁，要乘直升飞机。这一带大都是山地，气流不稳定，乘直升飞机是有危险的。许多同志反对，我和警卫的同志更是担心。周恩来说：“人家总统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说完就上直升飞机了。我们乘汽车赶紧追赶，直到他们安全回到科纳克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二十六日午夜，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丹访问。
苏丹在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从几内亚到苏丹要横穿非洲大陆，飞行十几小时。二十七日下午才抵达首都喀土穆。
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既让喀土穆人民得以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也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
孔原、黄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周恩来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十分熟悉。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英国侵略军中有一个军官叫查尔斯·戈登，他焚掠过圆明园，又在苏浙一带镇压过太平军，罪行累累。后来他被英国政府派往苏丹，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在苏丹人民武装起义中被打死。抗战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当局曾命名一条“戈登路”，纪念这个殖民者。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阿布德和周恩来会谈时，提到这个被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接着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这是在谈历史，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和苏丹都深受殖民者之害。会谈后，主人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被苏丹人民打死的戈登的文物。清朝皇帝感谢戈登镇压太平军有功赐他的一件黄缎子马褂也陈列在这里。
一月三十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喀土穆。周恩来、陈毅在阿布德陪同下，乘坐敞篷汽车从宾馆到机场，满足苏丹政府和人民的要求，经过之处，群众热烈欢送。
当天上午，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阿斯马拉机场，受到首相沃尔德的欢迎。
由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同中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
埃方既邀请周恩来访问，又怕影响他们同美国的关系，左右为难。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提出，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北部的阿斯马拉市。这是违反外交惯例的，我们都很反感。周恩来给我们讲道理。他说：应当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
塞拉西皇帝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三五年，我们长征到达陕北时，就知道他曾率领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人民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而名震世界。
但我们都没见过他。中国代表团到达的当天中午，他就接见了周恩来。
双方在会谈中出现了争论。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耐心解释说：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边界争端是两回事，中国并未向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决不介入他们的争端。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亚非国家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他还表示，中国将在经济上援助非洲国家。双方的会谈使埃塞俄比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一月三十一日、双方最后一次会谈后，在《联合公报》中埃方只提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同意立即建交。周恩来说：我们可以等待五年、十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七年后，中埃正式建交，塞拉西皇帝访问了中国。中埃关系出现了突破，周恩来的访问起了积极作用。
二月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这次出访非洲的最后一站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受到舍马克总理的热烈欢迎。
索马里和中国在几百年前就有来往，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过索马里，周恩来把这段历史告诉了索马里总统欧斯克和总理舍马克，强调两国的传统友谊。
许多非洲国家很关心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舍马克也认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要把恢复合法席位与驱逐蒋介石集团扯在一起，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周恩来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原则立场。他说：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的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还不能肯走。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会蛮不讲理，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
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先放在一边。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台湾光放在一边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不承认的事，我门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这个声明多么铿锵有力。
在摩加迪沙，周恩来盛赞非洲在觉醒，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终会取得最后胜利，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形势。这个论断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月四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满载非洲人民的友谊回国。二月五日一抵达昆明。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两架专机圆满地完成任务，18个机组人员对周恩来这位大国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由衷地表示惊异和敬仰。他们说：我们这些人跑遍全世界，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没有见到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对待我们，同我们握手照像，对我们十分尊重。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恩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用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参观游览。他们离开昆明时，飞机突然从空中下滑，我们在机场的同志以为出了事，都大为吃惊。原来这是一种礼节，表示他们由衷的感谢。
在昆明、成都休息了几天后，周恩来、陈毅继续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并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了锡兰（斯里兰卡）。二月六日到成都，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在春节联欢会上，孔原、李树槐和我都情不自禁地跳起了刚学会的非洲民间舞蹈，龚澎学阿尔及尔妇女吹口哨，都引起了热烈掌声。三月十五日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可见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八十六、在中法建交谈判中
一九五八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再一切听命于美国，而采取了独立自主方针。六十年代初，美苏策划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同中国一样，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同时，法国还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和美国的矛盾异常尖锐。
戴高乐调整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就曾利用一些活动间隙专门了解并研究过对戴高乐的看法和中法建交的可能性。在听过情况汇报后，周恩来曾表示过以下主要论点：一、戴高乐是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英雄，在法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二、戴高乐不服从美国的指挥，对美国闹独立性，我们可以利用美法矛盾做工作。三、戴高乐果断下令从阿尔及利亚撤出百万侵略军，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是很明智的决策，既减少了法国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提高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四、中法建交是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八月，法国前总理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不带任何官方使命，以纯私人性质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早已知道富尔访华的意图，同意富尔这一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富尔在一九五七年五月曾以法国前总理的身份来华访问过一次。当时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蒸蒸日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容忽视。在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之后，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戴高乐以及法国政府中一些官员，对富尔的看法有同感。因此，当戴高乐决定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时，富尔作为特使来华进行试探性活动，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富尔偕夫人乘专机到达北京。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富尔，张奚若和谢黎在座。
周恩来在同富尔握手时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富尔高兴他说：“已经六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又问：“总理到过巴黎？”“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这句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他此行的使命。
接着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探讨问题了。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富尔当场拿出信读了一遍，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来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周恩来礼貌地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一下，又还给了富尔。接着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接着，周恩来谈了他对近年来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听到周恩来一番真诚、坦率的话，富尔也以坦诚的态度提出会谈的主题——法中建交。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听富尔的席话，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法国急于同中国建交，但它是一个大国，不能表现出有求于中国的样子。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富尔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想试探一下，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
富尔很爽快地回答：“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但他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甚至丢脸的条件。
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富尔听了周恩来提出的两点，立即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态度模棱两可。他既表示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却又说台湾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切断联系。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是决不作原则性妥协的，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为了以理服人，周恩来语气平和、态度诚恳地反问：“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在作了一番人情入理的分析后，他明确指出：“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富尔从周恩来坚定不移的态度中明白了：在台湾问题卜，中国是不容商量的。
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他指的是13年前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富尔在西花厅举行了富有成效的第二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富尔就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政府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还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但是，如果法国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
周恩来想把双方的共同点肯定下来，使会谈有个明确的基础，然后对分歧的有关问题再进行深入讨论。他对富尔说：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将军是否也是这样认为？”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个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富尔这个回答耐人寻味，才思敏捷的周恩来立即问道，“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时间和手续来处理，还是指台湾的地位尚未定？”富尔回答说：“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富尔有难言之隐。
“你的看法如何？”周恩来将了富尔一军。
富尔无法回避了。他说：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得到指示”，因而“不能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戴高乐不管这个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周恩来坚持要对方有个明确的态度，于是又问：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将军是否还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富尔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他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已经说了，我可以再明确一下，也就是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是的，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富尔回答倒很干脆。
周恩来接着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冲华民国，从客观上说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蒋介石也是这么说。”富尔又把前面说过的问题提出来并作解释。他说：“戴高乐将军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联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周恩来再次申明：你的立场我了解了。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在法国没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一个手续问题。”富尔连连点头说：“对。”对富尔的这个表示，周恩来也采取了灵活态度，接着说：“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如何摆脱。”富尔也坦率地谈了戴高乐的态度。他说：“戴高乐说过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和你们接触时，“他说，你自己看，去谈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周恩来回答：“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戴高乐将军。”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谈使双方的看法比较接近了。在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又有针对性地对富尔谈了柬埔寨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地点在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一开始就接触到主题。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这个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政府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派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看到照会后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相应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着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看待。
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把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加以变通，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这样就照顾到对方的面子了”。这是一个让步。
富尔对周恩来关于附加条件问题的变通办法表示兴趣。他说：法方把对附加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完全了解中国对承认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富尔也作出让步。但他对中方要求的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派出大使，这一点感到为难。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己断交，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不动，就会造成双方的困难。我明确说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这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如果蒋介石不采取行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事实上，法国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办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周恩来说，“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富尔毫不含糊他说：“当然。如果台湾断绝关系，我们也断绝关系，没有必要保留。”周恩来又问：“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法国外交部请客，对台湾代表请不请？”富尔风趣地回答：“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会有人请他吃饭”。“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
到这时，周恩来已感到中法建交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
这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接见富尔。
十一月一日晚上，周恩来和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会谈。
在此之前，富尔传达了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中法双方达成三点默契：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样，中法建交已经水到渠成，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直接建交的方案：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富尔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们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这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而是附加解释的承认。”周恩来很高兴，接着说：“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富尔也显得轻松，站了起来，说：“我将尽力而为。”会谈告一段落。
周恩来还继续和外交人员研究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文件交给富尔，这时已是十一月二日的凌晨了。上午十一时，周恩来和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推敲。富尔提出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删去。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商定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方案最后定下来，建交的具体问题由双方代表在瑞士洽谈。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台湾当局终于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是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意味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为许多西方国家作出了榜样，中法建交以后，意大利、加宁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们讨论建交问题。
戴高乐和周恩来两位伟人，为中法友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戴高乐对中国是怀有敬意的，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家，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豪迈的人。”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很崇敬，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对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表示十分赞赏。
一九六四年四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松材谦三时，称赞戴高乐是“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频频表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戴高乐将军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出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亲自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北京天安问、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外国领导人逝世，中国政府以这样的规格对待，是很少有的。中国人民对于热心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07/09/10
第二十二章为新中国外交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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