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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继续为国内和平奔走(上)

  五十二、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

  早在一九四五年底,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重庆局根据国民政府将返都南京,谈判中心也将转到南京的情况,曾多次研究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及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代表团工作机构问题,并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要解决房子问题。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周恩来派长期在上海工作的刘少文到上海,恢复和建立新的情报系统和建立秘密电台。同时,利用社会关系在上海、南京为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找房子。后来又派祝华、陈展去。四月二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房屋两幢,在上海拔一幢,供两个办事处用。信的全文如下:子文院长先生勋右:敬启者,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在即,兹为与各方联系及时协商起见,敝团亟应在京、沪两地筹设办事处。又,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亦需迁住南京办公。敬祈饬属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拔予房屋一幢,俾便派员筹备,以利建国工作。用特奉恳,并请赐复为感。专此,祗颂勋绥!周恩来谨启四月二日当时国民党接受大量敌伪房产,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但他们不想解决,一再拖延。四月四日,周恩来又写信给行政院代院长蒋梦麟,希望迅速拨给房子,没有得到回音。四月中,又派龙飞虎代表中共代表团、刘恕代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石西民代表《新华日报》,去南京交涉用房问题。他们到南京后,通过邵力子多次交涉,仍迟迟不得解决。到四月下旬,龙飞虎以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即将来京为由再次催促,才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出面,将梅园新村30号移交给周恩来往,对面的17号作代表团办公和宿舍。

  由国民参政会临时借给两辆军用小吉普车做交通工具。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代表邓颖超、秘书长齐燕铭以及中共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章汉夫,宋平、章文晋和电台机要人员共十余人,乘马歇尔专机到南京。中共代表团代表陆定一亦于当天乘民航机到达。我和部分电台机要人员带上从美军借来的四百瓦大电台于十五日乘美军运输机到南京。董必武、李维汉等三十余人,因飞机发生故障,十六日才到。十七日,代表团顾问何思敬、李澄之等20余人,最后一批乘中航飞机也到京。大家一到南京,就立即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和家属,则分批乘船先后到南京。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有百把人,先后到了南京以后,两幢房子根本住不下。只有采取挤的办法。

  周恩来、邓颖超住30号的主房,一间办公室兼小会议室,一间卧室,算是最好的了。董必武一家四口,就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其他同志都挤得满满的,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后来,经周恩来、董必武决定,把隔壁的一幢小楼,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名义,用35根金条(每根十两)买了下来。董老、李维汉、廖承志才得到稍宽的住室兼办公室。因工作开展,房子还不够,就采取“搭积木”办法,把车库、传达室以至大门上面的小平台都盖成房间。我是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那里有空就挤在那里,曾搬过五次“家”。有一段时间和钱之光两人住一间小房,后来他的夫人刘昂从上海来,我没地方搬,就赖在那里给他夫妇守门。以后形势紧张,疏散了一批同志回延安,最后我才得到一间在门楼上搭起的“斗室”,已是很满意了。至于食堂是在17号的一块小空地盖起来的,大约有20平方米,是最大的一间,也就作为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的会场了。上海国民党一直不肯给房子,是自己用金条顶租了马思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小花园洋楼作为“周恩来公馆”登记的,公开的代表团办事处和秘密的上海工委,设在这里。上海的《新华日报》筹备处和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都是我们自己设法租或买来的。

  周恩来五月十日从汉口回南京后,一面为东北停战和中原停战进行紧张的谈判活动;一面抓机构的建立和人员分工,及时地有条不紊地开展全面工作。

  在一次代表团成员和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即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取消重庆局名义),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党的工作,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成员: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吴玉章兼四川省委书记,仍留重庆,领导《新华日报》和联系云南省工委、贵州党的组织。设立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对外活动。

  叶剑英仍在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南京局领导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省工委、广东区党委、港澳工委等地方党组织。代表团和南京局是一个机构,对外称代表团办事处。主要的分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何成湘;代表团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副主任重小鹏(下辖秘书处、行政处);代表团发言人,先后由范长江、梅益、王炳南担任;南京局组织机构:组织部长钱瑛;宣传部长陆定一(先)、李维汉(后);外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廖承志、王炳南(兼秘书长);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李维汉;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邓颖超(包括职工、青年、妇女各组);财经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钱之光,秘书长刘恕:党派组组长齐燕铭,副组长宋黎;军事组组长童陆生;资料(情报)组组长吴克坚(先)、徐光霄(后);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宋平;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先后由宋平、范长江、梅益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上海工委(主管公开的统战工作、文化宣传工作。设在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即周公馆内):书记:华岗,副书记:章汉夫委员:华岗、章汉夫、刘宁一、潘梓年、夏衍、熊瑾玎、许涤新、冯乃超、陈家康;候补委员:萧贤法、乔冠华、龚澎、胡绳、张铁生;秘书长:刘恕(代)、萧贤法(先)、刘昂(后);下设:职工、青年、妇女、外事、经济各组;上海代表团办事处发言人:陈家康;周公馆馆长:祝华;《群众》周刊杂志社社长:潘梓年,主编:章汉夫;《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徐迈进;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处长:伍云甫。

  这时,宣传工作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多办几份报纸,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教育人民,争取同盟者,打击反动派。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王若飞商定,立即派出一批同志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筹备和复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海具有特殊的地位,决定先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待还都南京后,把总馆迁南京,南京、上海两地都出版《新华日报》,然后在其他地方逐步出版。

  一九四五年底,重庆组织“陪都新闻记者团”,到南京、上海参观访问,《新华日报》派徐迈进参加。周恩来即嘱咐他到上海后,先找地下党上海工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梅益等,说明他来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上海党组织非常支持,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同时,周恩来从香港给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董必武汇款,订购了一架印报卷筒机,一九四六年初已运到上海。

  一九四六年二月,周恩来亲自过问了《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派潘梓年带着他给上海市长钱大钧的亲笔信,来上海进行筹备工作。这封信全文如下:慕尹市长勋鉴:睽违数月,弛念时深,政协圆满成功,大局至堪庆幸,想革命旧游,定当同此欣喜。

  兹有恳者,《新华日报》自始即随国府播迁,由宁而汉,由汉而渝;现国府还都在即,《新华日报》应追随东下。兹特派该杜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版事宜,并嘱趋奉候,藉聆教益,至祈不吝指示,俾得知所遵循,实为至幸。

  耑此敬颂公安!弟周恩来拜二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述“革命旧游”,系指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钱大钧则是军事教官兼校本部参谋处长,信仰虽不同,毕竟是同事。

  潘梓年到上海,即持信趋访钱大钧。钱大钧并不积极办理,而是例行公事地将信转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这时政协会议闭幕才一个多月,蒋介石的“四项诺言”就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吴开先给周恩来复信还比较客气,说“执事来函一件,为《新华日报》登记事,嘱办理等因,一俟潘君梓年将申请登记书送来,当即提前办理。”可是当潘梓年按照规定送交申请书,吴开先先是束之高阁,继又找出种种理由借口推托。五月五日,周恩来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专程从南京来上海,与新任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交涉,吴国桢仍婉言拒绝《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

  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依旧积极进行,报社办公地址也觅定了。吴开先以重庆已有《新华日报》为由,不让在上海再出版。

  《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遇到挫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共南京局即决定先出版两份杂志,一份是英文的《新华周刊》,由龚澎任发行人,任务是向各国宣传我党对中国政局的立场态度,五月十七日出版了创刊号。另一份是《群众》杂志,它是一九三八年在汉口创刊的,领有国民党内政部的登记证,后来移到重庆出版。这时决定先在上海出版,由李维汉负责。李维汉不能到上海,由潘梓年任发行人,章汉夫等筹备《新华日报》的班子任编辑,并申请办理登记手续。上海市政府无理阻拦,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先行出版,造成既成事实。六月二日,《群众》第11卷第五期在上海出版了。周恩来曾为这个杂志写社论,读者对它很欢迎,起先报摊也能公开出售。国民党对这两份刊物十分害怕,首先对《新华周刊》下毒手,六月四日即下令查禁,《新华周刊》只出版了两期就夭折了。《群众》继续在艰苦中奋斗。

  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把“言论自由”的遮羞布彻底撕掉了,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的事,竟惊动了蒋介石,他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处理。宋子文以“极机密”快邮代电给了他在上海的亲信、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刘攻芸转告吴国桢称,奉蒋主席令,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持周恩来函,要求拨敌伪产业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之用,如果中共果有此请求,要予以婉拒。这指的就是《新华日报》要求拨敌伪产业一事。这是要使《新华日报》在上海无立足之地,报纸当然就办不成了。蒋介石出来干预,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就更没有希望了。

  《群众》杂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九月二日,上海市警察局无理搜查《群众》杂志社,并未搜出他们所想得到的机密材料。九月十二日,吴国桢约见潘梓年,声称要查禁《群众》杂志。第二天,上海市警察局通知潘梓年,禁止《群众》出版。潘梓年拒绝在禁令上签字,但杂志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中共代表团即将全部撤退,才告停刊。但周恩来早有布置,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就决定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等转到香港,筹备《群众》杂志在香港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群众》杂志就已出版了。

  五十三、竭力扭转中原局势

  周恩来到南京时,中原的局势十分严重。蒋介石以30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李先念、王震等部六万余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五月三日,周恩来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不顾旅途疲劳,即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除了阐明我方对东北问题的态度以外,着重指出要在南京重开谈判,首先应就停止中原内战达成协议,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第二天,周恩来即到宁海路五号访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的态度基本一致,他希望东北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以便成为同苏联对抗的基地;对于关内问题,他们两人的态度是有差别的,马歇尔还不愿意看到关内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他的调停工作彻底失败,国此他主张制止中原战争。周恩来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差别,抓紧对马歇尔进行工作。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军队即将在五月四日至九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反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我中原部队转移问题。马歇尔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明天就由北平直飞汉口。这时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徐原是阎锡山的部下,和我们有点旧交谊。一九三七年他的部队驻在南京,我们刚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没有自己的电台,曾通过他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和延安联系。

  抗战胜利后,我办事处从重庆迁南京,徐永昌又以军令部长的身份帮助我们解决船只问题。周恩来和他谈中原问题时,他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中原军区视察。

  五日下午,周恩来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由北平飞来的白鲁德会合,将到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视察。可是徐永昌说是有病不去了,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他的代表。六日早上,大雨滂沱,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60多人,分乘四辆吉普和两辆卡车向武汉以北一oo多公里的宣化店进发。

  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三方代表等一行人路过的黄陂县滠河,河水陡涨,冲断了公路桥梁。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乡长、保长,却找不到群众帮忙。

  王天鸣和白鲁德商量后对周恩来说:“周先生,您看是否转回汉口,等水退了改日启程。”制止中原战争是火烧眉毛的事,周恩来焦灼万分,那容得拖延。他要随同他来的原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找当地群众帮助过河。任士舜找来了几个人,周恩来对他们说:“乡亲们,我们要到宣化店和平谈判,你们有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一个老大爷成竹在胸地回答:“有办法。”他叫来十几个壮汉,带着绳子、杠子,把吉普车捆起来,壮汉们把坐在车上的王天鸣、白鲁德抬过河。其他美蒋方面的人员,也被农民背过河去。

  周恩来走到河边,农民们争着要背他。他恳切他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们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他便脱下长裤,由警卫员扶着,赤脚淌过这条一百多米宽,水深及腰的河流。

  当晚,他们在河口镇姚家大湾歇息。周恩来住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时,他到橱房揭开锅盖,看到农民锅里尽是野菜。他叫警卫员买来一些大米,倒入锅里,煮成野菜粥,和这家人同吃。老乡看到过意不去,周恩来却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同吃一锅粥啊!”八日上午十一时,他们到达宣化店,当地军民吹起唢呐,敲着锣鼓,前来欢迎。下车后,周恩来先领着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到礼山中学休息,他自己匆匆赶到宣化店街上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的汇报,研究同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谈判事宜。李先念铺开军用地图,向周恩来汇报部队的情况和双方的态势。周恩来仔细看着地图,不时用红蓝铅笔打了记号。听完汇报,周恩来说,和平已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中原部队要一面拖住对方,一面随时作好迎击对方突然进攻的准备。

  下午,在礼山中学举行三方面的会谈。到会的还有中外记者40多人。会谈一开始,孪先念愤慨地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大量事实。国民党代表无法辩驳,只好说:“李将军息怒,待兄弟返回汉口,呈禀上峰,再作处理。”白鲁德没有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只用探询的口气问道:“周先生,依你看,四个月来停战和谈的成绩如何?”周恩来严肃地回答:“四个月来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很严重。”他对“严重”二字特别加重语气,并对王天鸣说:“李先念司令员刚才揭露贵方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实,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我希望白鲁德先生和王先生要秉维护和平的精神,竭力做出有益的贡献。”会谈后,周恩来不顾劳累,抓紧时间到附近军区机关、部队去慰问。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干部战士们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肯定中原军区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华北战场,祝大家取得更大的胜利!他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的战斗信心。

  当晚,军区举行欢迎晚会。李先念致欢迎词后,周恩来讲了话,他说:如果中原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的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我在南京曾向马歇尔将军提议,欲解决东北问题,应先解决中原问题。

  马歇尔将军及徐永昌将军均已同意,故有此行。

  晚会结束已是深夜,周恩来又同李先念等回到司令部,继续听取汇报。

  他赞扬中原军区指战员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他最关心的是部队的士气。军区领导人汇报说,生活虽然艰苦,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士气高昂,坚决主张武装突围打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同志害怕战争,幻想和平。周恩来反复指示,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也同意采取突围的办法打出去,又嘱咐军区领导人,对幻想和平的,即使是极少数人,也必须认真抓紧进行教育。深夜了,周恩来仍旧和军区领导人一起,在油灯下仔细察看地图和军区制订的突围方案,对选定的路线以工地形、敌情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对给养、伤病员等问题,也作了指示,一直工作到清晨。

  九日上午,三方代表回到汉口。第二天,周恩来即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并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又称汉口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一、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

  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

  三、立即停止新堡垒及永久工事之建造。

  四、双方指挥官应迅即于司令部及对峙部队单位内互派必需之联络军官,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限。

  五、由中共中原军区运送伤病员一千名,眷属一百人,以及照顾与医务人员60人至安阳。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应于六月一日前释放之。

  六、保证中共军队为整军而复员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地区至其目的地途中及到达后之安全。

  协议发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要求立即转达命令该区双方指挥官遵照执行。

  为贯彻协议的执行,三方同意增设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当天,周恩来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中原紧张局势得以暂时和缓,使中原军区赢得了准备突围的时间。

  国民党签订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仍加紧对中原军区压缩包围圈,准备发起围攻。我党对国民党代表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存在幻想。周恩来回南京后即向各方面宣布协议,呼吁各方共同来监督协议的执行。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利用时间加紧进行突围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曾屡电指示中原军区要“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接到中原军区即准备突围的报告后,立即回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及半个月前刚在汉口签订的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以30万军队从信阳、罗山、商城、黄安等地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原军区即按原定计划,以第一纵队的第一旅作掩护牵制敌人外,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

  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一部主力一万五千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从右路突围,于二十九日晚从信阳以南突破敌人封锁线,越过平汉路,向陕南、鄂西北前进。并创建根据地,于八月初组成鄂豫陕军区。其中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向北挺进,于八月三十一日胜利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由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的一万余人,同时从左路突围,于七月一日越过平汉路,进入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根据地,并于八月二十七日组成鄂西北军区。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一旅七千余人,完成任务后向东突围,于七月二十日进入苏皖解放区。

  中原军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粉碎了蒋介石消灭我中原部队的阴谋,给了他发动全面内战的当头一棒!这是中原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胜利,而周恩来为争取这个胜利也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啊!

  五十四、谋求东北和平

  周恩来从宣化店回到南京后,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他就集中精力处理东北问题。

  本来我们准备放弃长春,让国民党军队进驻,这是为谈判而做的让步。

  国民党不接受。五月十二日,蒋介石与马歇尔晤谈,一再表示中共军队如下撤出长春,他决不答应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并进一步提出必须完全控制东北,否则不进行任何谈判。他要求马歇尔不要枉费心机和中共讨论东北问题,态度十分蛮横。

  五月十三日,周恩来往访马歇尔。马歇尔正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暂勿进驻,在长春设立军调部的前进指挥所,这样可以就军事和政治问题一并谈判。对于蒋介石出尔反尔和马歇尔的偏袒态度,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同恩来提出三人小组应积极开展工作。马歇尔无可奈何地哀叹,现在的局势三人小组无法召开会议,三人会议和执行部威信下降,这是中国的悲剧。第二天,周恩来再访马歇尔。马歇尔表示,要改变蒋介石这一企图是不可能的。

  代表团电告中共中央,说明在东北问题上,马、蒋双方意见已相去不远,在关内问题上,美我双方关系也日趋对立,形势真正好转绝无可能,必须动员群众,以待决战。十五日中央复电指出:同意代表团的分析和对策,但又指出:一、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对马歇尔意见不作正面拒绝,也不要一口答应,可以进行试探性商谈,准备再作让步。当时我东北部队经过32天的激烈战斗后,于五月十九日撤出四平街,五月二十二日,宣布自动放弃长春,以求得进行谈判和实现东北和平。

  但是我军撤出长春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即进入长春。当天下午,蒋介石、宋美龄飞抵沈阳。原来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再谈谈判问题,长春被他们占领了,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谈判姿态,由宋美龄致函马歇尔,提出所谓“与中共达成谅解的三十条件”:一、停战谈判依其精神及文字绝对实行(一月十日协定);二、复员及整军应按计划实施(二月二十五日协定);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二月五日协定);马歇尔把这封信给了周恩来看后,周表示我方同意三个条件。其实这是蒋介石在故弄玄虚,这三条是双方早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自无异议,具体问题却没有提出。二十五日,我方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以及政协秘书长雷震在邵力子公馆进行来南京后的第一次谈判,主要谈东北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之前,节外生枝提出所谓执行小组和高级参谋小组意见不一致而陷入僵局时,美方人员有“决定权以及执行和解释之权”。这是个丧权辱国的做法,我方严正提出反对。这也成了谈判的一个大障碍,并成为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实际上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并非为了谈判,而是在欺骗人民。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蒋介石踌躇满志,得寸进尺,指挥着军队继续向我军进攻。

  宋美龄再次从沈阳给马歇尔写信,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要马歇尔与国民党一致采取强硬态度,迫使中共继续让步。这使马歇尔也感到为难,他要求蒋介石发布命令停止进攻,并允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入长春。蒋介石回电只同意前进指挥所进入长春,对停止进攻一事不作正面回答。

  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于六月三日同马歇尔会谈,指出蒋介石有意把战争拖长,以引起全国的破裂。他还揭露国民党准备组成一个容纳除中共以外的合党派临时政府的计划,声明没有中共参加的政府在中国不能说是民主政府。他批评美国的两面政策,一面表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一面仍以租借法案援助国民党,帮助它运兵到东北、华北打内战。他指出,停战谈判变成了争论美国“最后决定权”问题,这是蒋介石在转移目标,国民党正用各种方法欺骗美国,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周恩来一针见血提出这些尖锐的问题,马歇尔很难驳倒,只表示待蒋介石回南京后商谈停战问题。

  六月三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六月四日,马歇尔即与蒋介石长谈,希望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这时国民党军队正需要时间为新的行动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同意停止东北军事行动七天。马歇尔认为七天的时间大短,提出停战十天。他把与蒋介石商谈的情况告诉周恩来,同恩来认为十天的时间也大短,难于完成和谈任务。最后蒋介石同意停战15天,并决定由军调部派执行小组进入长春。

  当时中共代表团已看出蒋介石毫无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所谓停战15天,无非是缓兵之计。但只要有谈判的机会,我们仍不放弃谈判。六月六日,陆定一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指出,我们下放弃任何机会求得和平的实现,中共同意停战15天,并愿尽一切努力谋求谈判成功,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最大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见诸实施,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可是国民党方面还在积极部署战争,好战分子大肆叫嚣,国民党中某些上层人物对此也很不满。

  六月七日,周恩来、陆定一乘马歇尔座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中央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停战15天的对策。中央决定目前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陆宁一留在延安,周恩来于九日飞抵南京,第二天即访马歇尔,说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是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提出应以三月二十七日调处东北冲突协议为基础进行商谈。

  马歇尔没有表示反对。周恩来强调,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须经协商,同时提醒马歇尔说,政府正在开军事、行政、粮食会议,准备15天后大打,目前战争危险日益严重,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

  这时第三方面也频繁和国共双方接触,希望停战15天成为永久的停战。

  但他们要求我方对“最后决定权”作出让步,周恩来没有同意。

  六月十七日,蒋介石又玩弄花招,突然对整军方案提出所谓补充办法,规定东北中共军队只能驻扎齐齐哈尔、海兰泡和延吉三地,让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今丹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军也应退出;山东应退出烟台、威海卫;东北中共只准驻军三十师;华北中共应减少两个师,马歇尔把蒋介石这个方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异常气愤他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这个方案我们无法接受。代表团向中央请示,中央指示这个方案绝对不能接受,并指出应提出针锋相对的方案,如果蒋介石要我们减少东北、华北的驻军,则我应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驻军和我们比例相等,华中、华南国民党军队可以增加。蒋介石要求我们退出哈尔滨、牡丹江等地,我们则要求他们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地。对蒋介石关于东北问题,停战问题,最后决定权问题的无理要求,应予揭露,使群众看到蒋的无理,站到我们一边来。

  马歇尔也感到蒋介石的条件太苛刻,他向徐永昌、俞大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探询蒋介石可否撤销这些条件,徐永昌为蒋介石辩解。马歇尔说,如果共产党同意这些条件,他们就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条件共产党是不可能接受的。

  和谈根本无法进行,而停战15天的期限已到。六月二十一日,马歇尔和蒋介石商谈延长停战期限,蒋同意再延长八天,到六月三十日中午止,但又提出两点附加要求: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队也必须于八月一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地区;二、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一致表决程序必须于六月三十日以前修订。第一点是要我方军队从山东一切重要城市退出;第二点是要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各个执行小组中,美方人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样只要美蒋双方一致,可以不顾我们的意见,作出一切决定,我们必须俯首听命。这种条件我们怎能接受呢?其实蒋介石心里也明白,这些条件中共是不会接受的,他的目的在于他提出和谈条件,中共不接受,这就可以把和谈无法进行的责任推给中共。周恩来用文件的形式给予答复,指出蒋介石提出这个方案完全出入意外,这是企图将中共军队在整军期间排除出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便消灭之。坚持美方代表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保证这个方案的实现。这种情况我方无从考虑。文件送政协国民党代表转交蒋介石,也以同样的文本送交马歇尔、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

  当时全国人民也已看到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对时局十分担心。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数万群众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在北火车站广场举行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赘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雷洁琼、吴耀宗,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等赴南京请愿。代表们到达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马叙伦、阎主航、雷洁琼、陈震中被打成重伤。民盟派赴车站迎接的人员叶笃义以及《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晚报》记者浦熙修也被打成重伤。国民党置若罔闻。经民盟和我方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以及马歇尔呼吁,直到午夜十二时,才在宪兵的维护下,将受伤人员送中央医院。这一天办事处非常紧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等,在深夜一时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对受伤的人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郭沫若也去医院慰问。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马叙伦等表示慰问。

  二十五日,代表团得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苏北逃亡地主及流氓,以所谓“苏北难民代表”名义,扬言二十六日要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民盟总部“请愿”,对我们采取暴力行动。当晚,周恩来、董必武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会上,有个别同志主张组织力量抵抗,大家认为特务和亡命之徒是蛮不讲理的,不能吃眼前亏,应避免冲突。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民盟朋友,并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他们保护我们机关和人员的安全。当晚即作了具体布置,制定了第二天分组出去的名单,把不要的文件烧毁,机要文件和密码,则分别转移至可靠朋友家里或隐藏好。二十六日早饭后,办事处只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分头去游玄武湖和灵谷寺。周恩来上午去莫愁湖,下午拜访马歇尔,就整军方案和中原部队从湖北撤退的问题进行协商。董必武也暂时避开,到一个旅馆休息。

  李维汉白天往访郭沫若,晚上与滕代远在梅园新村向民盟介绍中共对整军方案的对策。上午九时,有将近五百人在国府路东方中学集会,叫嚷“反对共产党搞上改”、“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国民党因害怕出事故,派了一些军警在梅园新村和兰家庄民盟总部“保护”。一群外国记者闻讯带来照像机和小型电影摄影机,准备拍摄重要新闻。大概是国民党怕控制不了局势,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负破坏和谈之责,而且会在国内外声名狼藉,这群“难民”集会后便散开,没有来捣乱。

  也就是在这一天,国民党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第五师主力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封锁线,越过平汉路。中原战火引起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的。

  五十五、决不屈服于内战压力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和谈实际上已经破裂,但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都不宣布停止谈判。在国民党方面,是利用谈判作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在我们方面,主要是通过和谈来揭露国民党和美国,教育群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一点马歇尔也看出来了,他曾经说过,中共继续参加谈判,目的在于宣传。

  七月二日,周恩来和蒋介石会晤,蒋咄咄逼人,无理要求中共接受他的整军方案补充办法。周恩来怎能接受呢,他说目前形势严重,必须通过谈判才能解决,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解决,政治问题由政协综合小组解决。蒋介石又提出,先就目前任务达成协议,然后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这就是说,中共先接受他在军事上那些无理要求,然后开会解决政治问题。他还违反政协决议,强调我军必须在政府改组前从苏北撤退,行政人员和保安队也不能留,其他问题可以讨论。这种条件我们怎能接受呢?这次会晤除了由蒋介石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和我方谈判以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晤的第二天,国民党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决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事先既没有和我方商量,也不向第三方面打招呼,片面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和某些第三方面人士,都把它看成是国民党要关闭和谈大门的一个信号。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指出:我们不受一党执政机关的决定的任何约束。民盟也就这件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七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主要讨论苏北问题,国民党非要我们撤出不可,我方驳斥他们的无理要求,会议只是一番争吵。中旬,国民党采取行动了,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使内战空前扩大。同时,对民主人士下了毒手,特务机关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国民党这种行径,连他们上层某些较开明的人士也反对。邵力子曾就李闻事件发表谈话说,这是中国的大不幸,是一部分人最愚蠢的无耻行为。

  当周恩来获悉李、闻被暗杀的消息后,气愤万分。他称李公朴“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并和董必武等电唁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十七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内战已从局部向全面发展。昆明两次政治暗杀,是从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的大局。他和董必武等致电闻一多夫人高真说:“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

  这时著名民主战士陶行知患病,周恩来要上海工委劝陶休息,话未传到,得知陶行知脑溢血,他即和邓颖超赶到医院探望,陶已去世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悲痛万分。他随即嘱咐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还致电中共中央,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进攻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常常以“返乡团”打头阵,这是一些地方的地主武装,也掺杂有其他成份的人,这些人许多是在土改中被斗跑出来的,对苏北的民主政权怀有仇恨。我们在土改中确有过火行为,影响到第三方面人士对我们的看法。早在五月初,周恩来就打电报给中央提出: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出过火。来信者多与我方原有好感,故不能一律以斗争初期不可免的判断答之。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择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直到七月十九日,中央才打来电报给周恩来、董必武称,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工业化、民主化打下巩固基础。除敌伪大汉奸土地外,一律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先生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之。过火行为是个别现象,是难免的,请向民盟说明中共的土改政策。苏北土改并未都按中央精神来做,树敌过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七月中旬,周恩来辽就救济物资和黄河堵口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交涉。二次大战后,为了救济难民,医治战争创伤,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由美国操纵)。国民政府也相应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它们对解放区难民的救济是很不公平的。周恩来专程由南京到上海,向联总、行总机关交涉。他指出: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五分之三,所获得的救济物资只有四千三百六十七吨,占联总运华救济物资66万吨的千分之六强,这种现象极不合理。他提出,中共应有代表出席或列席将于十月十七日举行的联总远东区委员会,派员参加行总各级机关工作。黄河堵口问题是抗战初期蒋介石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企图阻止日军前进,结果日军未受阻,而使黄河改道,流经淮河入海,使豫东泛滥成灾,造成大片黄泛区,人民遭受巨大损失。抗战胜利后,他们准备堵口复堤。但黄河流入故道,将使下游解放区造成水患。我方提出应做好下游准备工作而后堵口,而且工程分配和人员待遇也应解决。这些问题联总、行总都没有具体答复。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恩来非常重视。七月十四日,他偕同联总上海分署署长普莱斯等人飞开封,视察黄河堵口工程实况。在开封,周恩来听取中共冀鲁豫区党委负责人张空、段君毅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在谈判具体问题时应采取的策略,并要他们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从整个形势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要靠自卫战争,迎击国民党的进攻。二十一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就堵口工程问题与行总署长蒋廷黻及联总人员会谈,获得如下协议:拨款救济居民;由三方组成委员会,视灾情合理拨款。这个问题的解决,黄河故道内人民可按计划迁移。当时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是董必武,秘书长伍云甫。周恩来、董必武指派伍云甫为中共参加行总工作的代表。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任处长。

  七月初,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力驻华大使,美方的调停人除马歇尔外,增加了司徒雷登。司徒出生在中国,长期居住中国,自称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他和马歇尔的立场、态度完全一样,即是调停人,却又偏袒国民党。

  七月下旬,周恩来分别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会谈,提出解决目前形势的两个办法:一、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问题。二者可以平行进行。马歇尔飞庐山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蒋介石。八月一日和三日,周恩来又两次会见马歇尔,就阻止内战蔓延提出三项办法:一、立即宣布在全国停战;二、派执行小组到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去;三、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如果这三个办法都被拒绝,证明政府要扩大内战。他还指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和向山东解放区全面进攻是空前严重的事件。马歇尔承认军事冲突的严重性,但他提出组织联合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南辕而北辙,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司徒雷登参加调停后,经过马歇尔同意,向蒋介石建议组织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小组,国共双方代表各二名,连他共五名,以他为主席,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这个小组后来被称为五人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是有利于国民党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它占领四平街、长春之后,又向我中原、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时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势必压服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这个建议立即被蒋介石所接受。蒋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军事优势来取得政治优势,如果我们参加改组政府问题的谈判,非接受他们的条件不可;如果不愿意谈判,则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蒋介石胃口太大,提出先决条件是中共军队要在一至六个星期中从苏北等三个地区撤退,然后他才宣布停战。周恩来已经洞察蒋介石的诡计,当司徒雷登把他的建议和蒋介石的态度告诉周恩来时,周立即表示我方绝不能接受,国民党没有解决分歧的意向,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他还严肃地对司徒说,蒋介石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

  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推卸参加中国内战的责任,希望他们按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进行有效的调解。会谈五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会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须一面在准备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另一面在大打的情况下,“要准备蒋把问题提到联合国”。八日中共中央复电说:“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你的答复很对……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的进攻”。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看到国共双方所提条件距离很大,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在十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停战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实际上这是承认他们的调停失败,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

  这时周恩来仍没有放弃谈判斗争,同时又在考虑如何在战场上对付国民党。这年夏天,他在南京秘密接见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张克侠,听取他的汇报,指示他多做蒋军高级将领和带兵人的工作,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回击蒋军,而且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八月二十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转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说:据张克侠反映,原西北军冯治安、刘汝明部等不愿内战,但现在又不敢独立,在蒋形势恶化的时候,有举义的可能。建议我以一小部兵力牵制,而另以大力向国方空虚和薄弱的地方突击,如此必然得手。

  当时我们对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是把他们作为“调人”看待。对美国也不是一概反对,而是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和态度。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注意,给南京代表团发了电报指出: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仍应尖锐批评,并以各种方式控诉美帝分子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把中国殖民地化的罪行,但为了争取更多美国人民与进步官员对我们了解与同情,在一切宣传中必须严格掌握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后者为一般地和一贯地同情与支持我们的民主势力)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民主分子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今天的政策与明天可能改变的政策之间的区别,甚至同一个人(如杜鲁门、马歇尔)今天与明天态度的区别,同一个人同一个机关所发的一篇声明或谈话中不同语句的区别,不要笼统反对,更不要笼统反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电报指出:过去调处失败,是由于美国援蒋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对美错误政策可彻底清算与批判,但对马、司个人,仍取某些保留态度。我们并不想和马、司闹翻。

  中央来电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仍继续与马歇尔、司徒雷登接触。

  七月十日以来,国共双方代表没有接触,谈判都是通过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转达。八月十五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晤,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五个条件是内战独裁的路线,他打算八、九两月大打,所以要停战就现在停,否则必定大打。马歇尔又飞庐山找蒋介石谈。十九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蒋认为他没有必要再发布停战令,现在需要的是中共停战。这纯粹是颠倒黑白。

  这时司徒雷登仍热衷于他的改组政府建议。他于二十一日和周恩来会谈,又提出先进行改组政府的谈判。周恩来反问,中共要求在谈判前弄清三个问题;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保证放弃五条(即蒋介石的五个条件)?能否立即停战和根据政协决议商谈成立国府委员会?假如这三条没有保证,谈判仅仅便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司徒询问马歇尔后,告诉周恩来,马歇尔对以上问题不敢断定。

  第二天,周恩来再与司徒会谈,周恩来得知俞大维表示五条暂时不谈,司徒又提出非正式五人小组先开会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周恩来表示,最好一面开非正式小组会议,一面谈停战。司徒雷登没有具体答复。

  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司徒雷登会谈时,得知蒋介石已要宋子文派两个人参加非正式小组会议。为了让人民看到蒋介石的阴谋,周恩来于二十九日会见马歇尔,表示同意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九月三日,国民党方面出席五人小组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来访,周恩来和董必武接见他们。周恩来指出:政府方面如何保证停战?吴、张回答:只奉令谈改组政府,军事问题未在权限以内。

  周、董表示,不保证停战,改组政府无从谈起。第一次非正式接触,就在停战问题上卡了壳,注定了五人小组会议难以正式开会。这时中共中央打来电报指出:蒋军已占我20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此种要求:一、蒋军退出被占领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下打,否则无保证。电报还说:“我军现在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五人小组自然就搁浅了。

  这时蒋介石大耍其两面手法,同意召开五人小组会是幌子,背后正策划把第三方面某些人拉入国民政府,撇开共产党。他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取得政权,他不相信政府发布停战令后中共会停战。并向马歇尔试探,如果国民政府包括少数党代表和其他有名望人士而加以扩大,不包括共产党,美国是否会把这看成是走向联合政府的真诚行动?老谋深算的马歇尔比蒋介石高明,他看到全面内战对蒋介石国民党不利,回答说,中国漫长的交通线和边境山地,有利于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术,战争大打起来,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和政府的垮台。他告诫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委员中必须包括共产党,实行政府真正的改组。一向过高估计自力、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蒋介石,听不进马歇尔的净言,一意孤行地要在军事上压倒中共,而后在政治上压倒中共,继续调兵遣将扩大苏北和山东的内战,同时策划攻占张家口和延安。

  蒋介石这个方针是瞒不过周恩来的,他针锋相对地进行统战工作,在南京和上海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说明中共希望停战,蒋介石如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分裂行为。美方仍助蒋内战,不撤兵停助,我即宣布美方调处失败,执行部失去效力。许多民主人士同意我方的态度和政策。周恩来多次和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怕钧、罗隆基、章乃器、周建人、梁漱俱、许广平、沙千里、吏良、包达三以及青年党、民社党的人士会晤。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都表示绝不参加分裂的国大,张君劢表现动摇。周、章商定由章伯钧同张君劢谈,主张民盟应采取一致行动。民盟这个第三方面最大的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不到。

  内战的扩大,井没有使蒋介石国民党占到多少便宜。他们直接向解放区进攻的正规军共一百五十一个旅,这是他们所能调动到前线的最高限度。从七月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热河和胶济线除外,我们已歼灭其十个旅,蒋介石占领我们一些城市,有生力量的损失却很严重,代价很大。

  八、九月间,马歇尔八上庐山和蒋介石密谈,除担任翻译的宋美龄外,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些什么。谈判中我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仍提出我方要参加政府,并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周恩来提出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中共委员九名民盟委员五名或中共委员八名民盟委员六名,召开才有意义。我方要求召开三人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又遭国民党反对。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联合社记者时表示,本人暂时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与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的磋商,除了蒋主席同意召开三人会议,本人将不返南京。

  九月间,我们已经看到和谈没有希望了,开始作撤退的准备。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抗战初期,我们就在香港、上海、重庆办了几个公司,经营棉纱、布匹和土特产。抗战后经常从烟台运海产、名酒等到上海销售,也从解放区带来法币和黄金,这样经费就没有问题了。这时为了撤退的事,南京办事处电召连贯从香港来上海,周恩来对他说,有些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和我们的干部,将转移去香港等地。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教书,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情的,就帮他们找社会职业。他还介绍连贯与沈钧儒、郭沫若等认识,以便他们到香港时予以接待。后来因为干部到香港的逐渐增多,还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局势恶化后,在上海工作的冯乃超、夏衍、许涤新、萧贤法、乔冠华、龚澎等都先向香港转移了。

  九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军队进攻怀来,打了五天,经我军反击才撤退,这是进攻张家口的重要行动,也是蒋介石决心和谈破裂的明显表现。九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一切后果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十月一日下午,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有七、八十人到会。周恩来说,政府使用九个军的兵力,由冀、热、绥三路向张家口进攻,中共不能不认力政府业已最后决心使和谈破裂。要在内战炮火中召开国大,不仅中共不能参加,政协中的其他民主分子也无法参加,这种国大势必成为分裂之国大无疑。中共决不屈服于内战的压力。

  这时马歇尔就五人小组与三人小组会议同时召开的可能性征求董必武的意见。董必武问:政府是否有明确的态度?马歇尔说,蒋介石没有明确答复,只说要同参谋人员商讨后把决定告诉他。董必武把这个消息告诉在上海的周恩来。周给马歇尔一份备忘录,强调停止进攻张家口是中共同时参加两个会议的先决条件。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国民党一方面进攻张家口,另一方面又要开会谈判,这种会议能有什么效果呢?但马歇尔看到这份备忘录,当场发了脾气,表示双方的行动方针他都不同意,恼火他说,一系列指责反指责,建议反建议,使他很难充当调人。他也给蒋介石一份备忘录,指责政府以武力解决基本分歧的政策,又指责我方无意以真诚的态度合作,要分裂政府,夺取政权。最后他说,除非觅致协议基础,否则他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调他回国。

  马歇尔的备忘录由司徒雷登转交蒋介石。蒋介石还要利用谈判来掩盖他的军事进攻,非拖住这个“调人”不可。十月二日,他给马歇尔一份备忘录,作出“让步”姿态,说在国府委员中中共八名、民盟四名外,无党派中一名委员可由中共推荐;迅速规定18个师的驻地,并按照规定进入驻地;双方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召开三人会议。对进攻张家口问题却只字不提,周恩来看出蒋介石无非是以“让步”来安抚马歇尔;同时,企图以三人会议使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方合法化。两个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周恩来再次送去备忘录表示这个态度。蒋介石立即和马歇尔会谈,要求他不能停止调停,但又坚持不能停止进攻张家口。马歇尔看到蒋介石没有真正让步,表示一定要向社鲁门提议调他回国。

  马歇尔果真致电杜鲁门,电报由美国国务院转交。当司徒雷登把这个消息转告蒋介石时,蒋慌了手脚,对司徒雷登说,他愿意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

  马歇尔又电告美国国务院电报暂缓交给杜鲁门。

  十月六日,司徒雷登同王炳南会谈,转告蒋介石已同意三个问题:一、停止进攻张家口十天;二、十天内由美方组织小组监督停止冲突;三、在十天中依照蒋介石在十月二日备忘录中所提两项条件开会讨论,司徒又通过梁漱溟出面邀请周恩来回南京。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上述情况,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商量,觉得蒋介石并无诚意真正要解决问题,回南京也是徒劳,即告诉王炳南口头答复司徒雷登两点意见:一、停战不应限定日期;二、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不应只讨论蒋介石提出的两项条件。并转告司徒雷登,他暂时不回南京。

  王炳南向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的口头答复后,司徒雷登大感失望,立即去找马歇尔商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把十月一日到八日谈判的具体情况公布出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发表谈话,说蒋主席允许停止进攻张垣十天,为中共所拒绝,把责任推给我方。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是中共不愿意谈判。这时第三方面人士出来斡旋,梁漱溟担心我们陷于被动,对董必武说,恩来先生住在上海,极易引起误会,想赴上海劝说他来宁。董必武表示赞同,并把这个情况告诉在上海的周恩来。

  马歇尔也很着急,决定亲自出马,于十月九日到上海邀请周恩来回南京。

  马、周会晤时,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张家口,并撤回原来驻地,中共即同意参加三人会议。五人会议或政协综合小组会议。马歇尔无法替蒋介石作出答复,会谈没有取得成果。

  就在十月九日晚上,蒋介石发表国庆讲话,竟说什么政府对于阻挠统一、企图分裂的叛变,自下能熟视无睹。只要共产党能停止军事行动,不再攻击国军,则国军可立即发布停止冲突的命令。明明是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张家口,包围苏北、山东我军,却说是中共军队在“攻击国军”,真是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和谈的前景更加黯淡。

  2007/09/10

  第十五章继续为国内和平奔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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