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组织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坚持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采取灵活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除了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进行正面宣传外，主要通过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抗敌文协等合法组织，团结文化界广大人士做这几项工作：一、推动文艺运动深入发展，展开广泛的抗日民主运动；二、引导和支持学术理论界开展学术研究，用研究成果占领思想理论阵地；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批判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和批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四、支持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工作，明确政治方向。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使国民党统治区中，宣传舆论阵地和学术思想领域，进步力量始终占有优势。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文化界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虽然政治环境险恶，生活条件困难，都压不垮这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在文化方面统一战线工作，政治部第三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武汉失守后政治部三厅迁到重庆，虽然人员减少，生活条件更加艰苦，仍坚持工作，深入前线、后方进行宣传。三厅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得国民党非常害怕，特别是当时国民党上层一部分人酝酿着妥协投降，三厅积极宣传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便对三厅的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进行迫害。他们三次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都遭到抵制。
一九四○年八月，蒋介石竟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三厅中共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亲自我当时任政治部长的张治中，提出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夹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连忙报告蒋介石。蒋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在政治部里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很显然，蒋介石的用心是把这批文化人拉住，以这个研究机构来束缚他们的手脚，不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之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即以郭沫若为首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于当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这时周恩来已不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实际上他仍对这个机构起着指导作用。它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有著名作家茅盾、老舍，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文学家胡风。还有一批记者、诗人、音乐家等，队伍非常壮观。
文化工作委员会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他说：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给我们地盘站住了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情吗？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用研究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同时同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推动抗战民主事业。他鼓励大家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他意味深长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这些话使许多人心胸豁然开朗，认真埋头从事研究工作和著述。
这一时期，文工会许多人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会外一些进步人士受影响，也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真是硕果累累。
首先在历史学方面，一九四一年，吕振羽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二年，邓初民写出了《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写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也在这个时候出版。翦伯赞写的《中国史纲》开始出版，他还写了大量历史论文。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也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这些历史论著都努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宏观角度，阐明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受文化、学术界的欢迎。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它深刻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在《新华日报》连载后，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惊恐，《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周恩来对这篇史论给予高度评价，带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整风文件之一。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鼓励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在哲学方面，杜国库在几年时间里，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对墨子、公孙龙子的研究尤为深入。他还与侯外庐、赵纪彬合作，开始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王昆仑出版了他的名著《红楼梦人物论》，蔡仪完成了他的《新美学》。优秀的文学名著有老舍的《四世同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沙汀的《淘金记》，沈从文的《长河》等。
聂绀弩、廖沫沙、宋云彬、秦似都写出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杂文。
文工会人员以及进步人士除了埋头著作之外，也跳出“只准研究”的圈子，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联系群众，推动民主运动。主持人都是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如张澜、沈钧儒、邵力子、冯玉祥、张友渔、王芸生等。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讲座和文艺演讲，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邓初民的“清国史”，翦伯赞的“新史学”等讲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冯玉祥讲三国故事，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等等，也深受群众欢迎。当时不少国际问题演讲，如苏德战争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分析，都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力地驳斥了妥协投降理论，影响很大。文工会还通过中苏文协办的《中苏文化》和叶籁士等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开展了国际宣传。这些活动，占领了大后方的思想学术阵地，对推动持久抗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戏剧活动的活跃至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多方压制，戏剧界进步人士沈浮、应云卫非常气愤，对阳翰笙提出“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阳翰笙报告了周恩来，周对此很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作为开展新斗争的突破口，要阳翰笙提出一个初步计划来。随后，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面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应当因势利导。
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此，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应当首先从话剧方面发起。阳翰签与郭沫若研究，决定联络一批文艺工作者筹组“中华剧艺社”，由应云卫负责，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这些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不到30人的精干班子，开始行动起来。剧艺社第一场上演了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打响了第一炮，接着又上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剧中鞭挞了韦昌辉一伙搞阴谋破坏太平天国的团结，导致革命失败的罪行，引起很大反响。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中立即引起暴风雨般的拿声。在为郭沫若祝贺五十寿辰时，演出他的剧作《棠棣之花》。剧中歌颂爱国抗敌，鞭挞卖国投降，演出很成功，这使郭沫若大大激发了创作热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写出了名剧《屈原》。
在郭沫若创作《屈原》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到郭沫若家里去，探讨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对郭沫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怨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他对剧中的《雷电颂》很欣赏，有这样一段台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说，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能写出来，这是郭沫若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声，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屈原》由名演员金山主演。这次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出现了空前盛况。《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都出版演出特刊，大力宣传这个戏的成功。《屈原》的演出，确如最初设想那样，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在国统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周恩来也一向关心他们，既从政治上帮助，引导和推动他们配合抗战和民主运动进行活动，又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指示潘梓年出面，通过少数党员联系科技界的爱国人士，秘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有梁希、潘菽、金善宝、谢立惠、于铎、涂长望等20余人，每两周开会一次，主要学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了解中共中央的精神，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政治觉悟和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一九四○年初，由“自然科学座谈会”负责，在《新华日报》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宣传科普知识。在敌机疯狂滥炸重庆期间，这个副刊连续发表了《工业建设防空》和《毒气空袭防御》等文章，介绍防空知识。此外，也发表了介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状况。一九四二年，为纪念伽里略逝世、牛顿诞生三百周年，《群众》周刊出了特刊，发表了社论和一批纪念文章。社论和文章指出，我们要接受科学巨人遗交给我们的大火炬，继续我们伟大的征途。民族的革新和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科学是帮助我们获取智慧和光明的巨大力量。这些文章在提高群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对“自然科学座谈会”非常关心，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和科学界的朋友谈心。有一天，他和董老邀请梁希、潘菽等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共进午餐。他们到后，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粱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那时候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梁希回去后，夜不成寐，写了三首七言律诗，两首送周恩来，一首送《新华日报》。周恩来对朋友的关心，使他们无比感动。
一九四四年，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要他向“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希望他们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组织公开进步的科技团体。为了取得科学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周恩来亲自出面做李四光、竺可桢等著名科学家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拟定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的文件，向国统区各大城市征求科技工作者参加发起，很快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严济慈等一百多人的赞成，共同发起筹备。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的是秘书长涂长望和副秘书长谢立惠（中共党员）。“中国科协”的章程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造福于人类，但如用之不当，亦能有害于人类；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不可能超阶级的；我们应常常想到要用科学知识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要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帮凶；要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条件是土壤，科学是花果，要使我们的社会条件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参加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爱国民主运动；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情况，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中国科协成立后，在重庆出版《科学新闻》，由潘菽任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争取民主，并广泛报道科技界的各种活动，以及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动向等。也时常举行座谈会、演讲会。中国科协的建立，迅速得到全国科技界的响应，许多城市相应建立分会，甚至影响到国外，英、美、法等国也成立科协的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协还参加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伦敦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协派涂长望前往参加，并当选为“世界科协”的理事。
在国统区另一个进步科学工作者的组织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它是一九四四年在周恩来帮助下，由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税西恒等学者专家等组成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许多科学家同时参加两个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九三学社”，它在成立宣言中发表了八项基本主张，鲜明地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后又多次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实现政协决议等。
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了一个进步的政党。
在对文化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周恩来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反对搞孤家寡人政策。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致电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指示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和党与非党的问题时说：“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要求廖承志对朋友不要要求过高。一九四二年夏衍到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和他作了一次具体生动的谈话。他很赞赏夏衍在广州、桂林、香港的时候，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人物，如过去曾经反共的林庚白、国民党师长韩练成，都成了好朋友。认为这样做很好。他还强调指出：“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的面要更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鼓励夏衍：多和戏剧电影界人士搞好团结，广交朋友。党内许多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文化界广交朋友，使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理论学术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对危害抗战和团结进步的封建法西斯思想理论，对复古倒退主张和其他理论学术观点可以开展必要的讨论，但不是主要矛盾，这种讨论不能妨碍文化界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也常常参加。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把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来来了，听了这个话题，便平心静气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的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这些切中要害的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次聚会杜国序也在场，他特别兴奋，会后很长时间，还对周恩来的话称道不已。
一九四二年，侯外庐、杜国库等成立“新史学会”，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来参加活动，互相砥砺切磋，气氛很活跃。有一段时间，重庆、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有不同意见，发表一些批评文章。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内部问题。他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认为学术上的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决不能强加于人。
周恩来对文化界爱国人士，从政治上、工作上到生活上处处关心，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陶行知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倾向于共产党，主张杭日。他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有的因为进行抗日活动而被捕牺牲，他也因此受到通缉。后来他出国宣传抗日，并考察各国教育文化情况。一九三八年八月，陶行知回国，不久应聘为国民参政员。一九三九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周恩来、董必武都予以积极支持，并派党员帮助他的工作。该校选送了一些优才生到延安深造。陶行知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对他非常尊重，和他促膝谈心，讲解政治形势，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他参加民主斗争，从事教育活动，大都是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陶和我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有一次陈立夫恐吓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又有什么不好呢？”对陈立夫的威胁置之不理。一九四○年，国民党为策划“皖南事变”制造舆论，陶行知与邓颖超、许德珩、陈嘉庚等参政员在国民党参政会发表谈话，呼吁“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停止磨擦”，反击国民党的阴谋。国民党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九月，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从重庆到北砖陶行知家里，对他说国内形势紧张，应当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又同育才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研究形势恶化后党员教师的转移问题。“皖南事变”发生后，陶行知受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很关心他的安全，提醒多加留意。陶是挣挣铁骨的硬汉，表示要留在重庆坚持抗日民主活动，尤其是要为办好育才学校继续战斗。周恩来提出将校内一部分不能公开活动的党员撤离重庆送往延安或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没几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就来抓人，人已转移了，结果扑了一个空，陶行知因为名气大，国民党才没有对他下毒手。有一次，他由红岩返回家中，在路上对他的夫人吴树琴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这表达了陶行知对周恩来等的信赖，也反映了他和共产党肝胆相照、水乳交融的关系。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陶行知除办好他的育才学校而外，又积极参加民盟的工作，他担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在民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来重庆和国民党谈判要返回延安时，陶行知到机场送行。毛泽东对他说：“将来中国教育事业要靠你，教育部长就要你担任。”可惜陶行知没能活到新中国的诞生。
周恩来和马寅初的友谊，也是十分动人的。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当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初期，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蒋介石的包庇、纵容下，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他无比愤慨，多次公开发表演讲，痛斥这些大官僚，乘国难之机大发横财，甚至把矛头指向蒋介石。他说：有人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称得是家族英雄。由于马寅初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威望，国民党不敢贸然采取强硬手段，而是想拉拢他，请他出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寅初对此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利诱不成，即进行恐吓，特务寄去附有子弹的信件。马寅初依然不为所动，照样敢怒又敢言。一九四○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马寅初，投进息烽集中营囚禁。周恩来和南方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新华日报》立即以迂回方式把马寅初被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很快传遍了整个山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愤慨。一九四一年三月，重庆大学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营救马寅初，准备在三月三十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启事刚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刊出，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说：“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今年欣逢六十大寿，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贲临参加庆祝。”国民党为了制止这次活动，蒋介石还亲下“手谕”严禁召开祝寿会。重大师生冲破种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寿堂挂满各界人士送来的寿幛寿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董必武所作并书写在红绸子上的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落款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与会者都称赞这幅对联寓意深刻。马寅初回国30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了，可是寿堂上不见老寿公，因此“坐帐无鹤”。
鹤和龟都被比喻为人的高龄。今天，马寅初被囚异地，关山阻隔，身边又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是一个典故，这里“龟”字一语双关，既喻长寿，又与“归”同音，暗指正义一定战胜邪恶，马寅初必将归来。
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寅初寿辰的报道，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下。《新华日报》在周恩来指示下，采取了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头版显著地位登出一个加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令免登。”既向广大群众透露了有强烈反对情绪的祝寿会举行了，又揭穿国民党压制言论的卑劣行径。检查官虽有意见，也无可奈何。
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强大，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释放马寅初，但仍将马教授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他去教书，使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对当时在南方局宣传部工作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新华日报》即派一名记者去访问，拿回文章，周恩来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新华日报》用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给最高的稿酬，以这种特殊方式给马寅初予接济。马寅初非常感动，十分感激周恩来在他危难中鼎力相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中，进门就喊：“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寅初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问道：“什么好消息？”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响书桌，口中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有禳解之日了！”马寅初精神为之一振。接着郭沫若又说：“周公说他将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恢复你的自由。”马寅初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拉住郭沫若，又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不久，经周恩来和各界人士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自由。此后，马寅初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更积极地投身到反蒋斗争中，他特别把周恩来视为知己。建国以后，马寅初发表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对周恩来仍是一往情深。周恩来去世时，马寅初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下肢瘫痪。他坐着轮椅在家中面对披着黑纱的周总理像老泪涟涟，内心极度悲痛。他对子女说：“我要去向总理告别。”子女们担心他看到总理遗容，会悲伤过度，老人受不了，劝阻了他。老人固执地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儿女们只好遂着老人的心愿。从中看出马寅初对周恩来多么敬重，感情多么深厚！周恩来对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关心、帮助和爱护，真是书不胜书。“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党与非党干部及和我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周密的研究，拟出撤留安排的名单，仅一至五月，安排离开重庆的有一百多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就沦陷，在港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面临遭到日寇杀害的危险。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他们将在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有的可去马来亚。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大批文化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初起，陆续隐蔽集中澳门，分批由武装人员护送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送内地。从香港抢救脱险的文化人共有三百多人。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在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剧作家洪深在政治压迫、贫病交困中全家服毒自杀遇救，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作家王鲁彦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从重庆发出唁电，并嘱冯雪峰送去资助费。许多文化人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交往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在回忆周恩来时说：“他让我在困难中看到光明。他把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曹禺说，“周恩来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许多文化人认识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是由于他们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形象，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正确。
四十、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越来越困难，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民族资产阶级大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正统，敢怒而不敢言；对共产党则怀着恐惧心理。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不容忽视的。
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就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刚从武汉到重庆，就去参观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他赞扬工商界对抗战的贡献。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应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的那次演讲，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参加，他号召工商界为抗战贡献出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董必武与四川著名企业家康心如参观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应邀作了“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的题词，充分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同志对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一些老党员也有抵触情绪。有一次，周恩来找一位同志谈这个问题。这位同志说：“资本家是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阶级立场那里去了呢？”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他反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这位同志说：“当然拥护。”周恩来又说：“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他们搞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说得这位同志心悦诚服，有类似看法的同志思想也通了。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当组长。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都交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
重庆经济、实业界在一九三九年成立一个叫“西南实业协会”的组织，它的成员很广泛，有五百多人，包括工商金融界和一部分经济界名流学者，声势很大。这个协会的理监事中，既有国民党政界的重要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张笃伦、翁文灏等，也有金融界的巨头，如钱新之、陈光甫等。吴蕴初、穆藕初、胡西园、李烛尘、范旭东、侯德榜是从上海、天津来的企业家。刘航琛、卢作孚、康心如、胡子昂、古耕虞、缪云台是四川、云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理事长是张群。他把协会的实际会务让给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常务理事张肖梅主持。张肖梅是张嘉璈的弟媳，留英的经济学博士，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西南实业协会”的政治背景就是国民党的“政学系”。它所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西南很有影响。但张肖梅自称是无党派人士，对邓颖超很敬佩，和史良也往来密切。她把会内所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和《四川资料》定期寄给邓颖超。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做这些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他们还请周恩来去演讲，后来不少人和我们关系很密切。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争取经济民主，周恩来亲自写文章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一九四○年六月，他写的《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写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等文章，都把矛头指向官僚资本，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新华日报》也经常刊登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关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
除了舆论的支持以外，周恩来对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也尽可能给予援助。
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建新厂。新厂进口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决定给三百万元贷款。
新厂建成后，在当时毫无进口货的情况下，保证了国内对纯碱的需要。可是国民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作为公款，企图并吞新建工厂。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使这个著名的民族工业濒临垮台。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以取得周转资金。但困难颇多。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百分之十七，后来百分之四十四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终于使这家闻名国内外的民族工业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并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量工作，有时他亲自去访问或接见他们，也常参加工商业者召开的座谈会。鲜英的特园是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一次，周恩来在特园和“猪鬃大王”古耕虞、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心远等几位工商业者见面，他平易近人、态度亲切，使工商界人士像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一般，谈话非常融洽。周恩来对他们讲形势和革命的道理，揭露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国民政府的腐败，工商业者们深受启发。一席话使得他们如沐春风，感到很温暖，过去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消除了一大半。刘鸿生是上海的大资本家，有“火柴大王”之称。日军入侵后他的企业损失达一千万元，他毅然把一部分企业迁来四川。刘鸿生曾到红岩看望周恩来，回来后对他的儿子刘念智说：“周恩来完全不像国民党的大官，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知道我是刘鸿生，但没有因为我是大资本家而敌视我。
他恳切地希望所有热爱中国的人们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而奋斗。”刘鸿生自称，他对共产党有一个“从怕、疑、服到拥护”的过程，由于受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影响，才最后拥护共产党。
许多工商业者，对周恩来的广博见识很佩服。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白象街与胡子昂等工商界朋友座谈，用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外贸对民族工商业巧取豪夺的事例，教育工商业者起来反对官僚资本。他举出国统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棕的数字和获取的外汇数，由于四大家族是以纸币向出口商结算的，外汇与纸币的差值，加上通货膨胀物价朝夕变化，使出口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到会的人听了都为之一惊。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如此了如指掌，真叫人钦佩又感动。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古耕虞，是个百万富翁，四川临解放时，他公司的资产达九百万美元以上，属他本人名下的也有一百万美元，而且都在国外，他自己说过，我所拥有的资产，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当寓公，但由于受周恩来的教育、勉励，使他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一声召唤，他从香港回来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成了国家干部。由于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的成功，朋友越来越多。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周恩来看成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对他非常崇敬。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于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胡子昂回忆在重庆的一次活动说：“各方面的人士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流泪。”可见工商界人士对周恩来多么尊敬。一九四四年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在一次会上说：“这次我到重庆，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座谈都来了，这还是空前的。”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社会部长谷正纲惊奇地说：“周恩来飞来飞去，人心惶惶，奇怪的是连产业界也和他往来。”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也更加厉害，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民族资产阶级敢于同国民党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他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这与周恩来做了促进工作是分不开的。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层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酝酿，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们和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曾对南方局的同志说：“一九四一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一九四五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这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和周恩来在贯彻执行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四十一、广交国际友人关怀侨胞
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同时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在这里设有反法西斯国家的30多个大使馆，有40多个国家设有外交机构，还有各种国际性的组织和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太平洋战争后，西方国家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到重庆。为了做好对外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年九月，周恩来在巴蜀小学广场的那次演讲，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预言美日矛盾最终会走向冲突，指出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冲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应尽力争取英、美援助，使他们同情中国抗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败世界法西斯集团。他对国际局势的正确估计和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演讲，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发表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星期发表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等文章中强调：我们应该认清东西法西斯早已勾结在一起，我们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该联成一体，休戚相关。
要知道太平洋的胜利亦即大西洋的胜利；欧洲的失败亦即亚洲的失败。这些深刻的论断，指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战略。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的预料是一致的。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因此他需要和外国人士广泛接触。而许多外国人也常常主动来访问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既会见政界人士、高级官员，也和民间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一般士兵交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和他往来的外国人士难以计数，其中美国人居多，有副总统华莱士，总统行政助理居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魏德迈，美国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美军总部代司令兰诺和海军武官肯宁，驻华大使赫尔利和使馆秘书谢伟思、武官包瑞德，还有著名作家斯诺、斯特朗、海明威，14航空队总部士兵海曼、贝尔、埃德尔曼。其他国家的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使馆秘书赫戈登、武官哈米。有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以及加拿大、法国等国的使节。有新西兰进步作家艾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他田幸子……他和外国人士、朋友们交谈的主题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但也针对不同的对象谈了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态度诚恳，不亢不卑，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常常受到外国朋友的赞赏。
外国人士在和周恩来的交往中，周恩来总是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曾任延安观察组组长的美军上校包瑞德，多次会见过周恩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起周恩来时说：“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极其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他不仅诚实可嘉，而且还胸有成竹地要求自己对于一位忠于他的祖国的美国人的可能冒犯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九四一年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后，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写的一封信上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他的夫人、女作家和记者也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多次和周恩来会晤，他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在国际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广泛接触外国人士，他们在口头上或者写了大量文章，对周恩来备极赞扬产生的结果。
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周恩来也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廖承志、潘汉年等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进步团体、党外人士，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主张，保持广泛的接触和联系。皖南事变后，在桂林办《救亡日报》的夏衍转移到香港。周恩来要廖承志通知他：“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通过夏衍和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和乔冠华等的共同努力，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华商报》在香港创刊。五月十七日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使得海外华侨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情况。许多爱国华侨运来大量物资支持国内的抗战，不少热血青年回国来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两位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和周恩来也有良好的关系。一九四○年三月至七月，陈嘉庚率领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先后与他们会晤，交谈了国共两党间的磨擦和谈判的情况。五月底，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阻挠，率慰问团第一组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及广大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回南洋后，在华侨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西北的观感，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撰写的《南侨回忆录》，对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批评，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和廉洁作风，则备受赞扬。这次回国，陈嘉庚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四一年冬，司徒美堂经过香港到达重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并就抗战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交谈。他回美国后，积极动员在美爱国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海外华侨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2007/09/10
第十一章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下）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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