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雾都明灯——中共南方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恩来从广西桂林来到重庆。
当时国民党政府、合中间党派、各界全国代表机构、各种势力的头面人物，以及各国驻华使团等都迁到这里。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但是重庆政治环境恶劣，社会情况复杂。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集中兵力对付占领区内中共军队的战略性转变后，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受到很大震动。各种政治势力和广大人民对这场战争怎样打下去以及战争的前途如何，种种反映，都在陪都重庆集中表现出来，使重庆和整个国统区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以防共、限共、反共为目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此后，蒋介石的大量军队，尤其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集中到了西南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周围，反共活动步步加强，对于在重庆和国统区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的压迫日益加紧。广大中间势力，在这一现实面前，对蒋介石国民党能否把抗战进行到底疑虑重重；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虽然很赞成，但中共过去对中间阶层的态度仍使他们心有余悸而不敢大靠近。重庆和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眼见祖国的半壁河山将沦丧，心急如焚。
周恩来一到重庆所遇的就是如此严峻的形势。其责任之重大，途程之艰险，虽在他意料之中，而心情也难免沉重。但是，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险恶的政治环境，他镇定自若地拨开迷雾，抓住主要矛盾，井井有序地展开党的各项工作。
当务之急是首先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抗战大后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及其他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从武汉辗转到重庆后，两星期里，曾反复与董老、叶剑英、博古、凯丰等商议，并及时将认定的意见报告党中央。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名称定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张文彬13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收到党中央关于这一决定的电报后，与博古、凯丰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认为叫西南局名不符实，还是“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另鉴于13位委员不常在一地，建议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组成南方局常委会。一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指示华南、西南各省和“上海工作仍归南方局管”。周恩来于十六日在住地召集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当前时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决定了组织分工。南方局主要机构和负责人情况如下：周恩来除主持全面工作外，主要负责统战工作，董必武协助。董老也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为叶剑英。组织部长是博古，一九四○年十一月回延安后，改由孔原担任。宣传部长是凯丰，一九四○年一月回延安后，一九四一年九月起由董必武兼任。社会部部长先由博古兼任，后由吴克坚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是邓颖超。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蒋南翔，当时他不在重庆，南方局向中央提名调他。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凯丰，敌后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由周恩来兼。国际问题研究室负责人章汉夫。华侨组负责人叶剑英。我是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佳林到重庆的，任机要科长。后来成立秘书处，辖机要、电台、抄写三个科。周恩来回延安时，我曾多次随行，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为南方局秘书长。此外，还有一些公开机构，如新华日报社，由吴克坚分管并担任总编辑，社长是潘梓年，总经理是熊瑾玎。群众杂志社社长是潘梓年，主编先是许涤新，后是乔冠华。四川省委分为川康和川东两个特委，分别直属南方局。至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会后，周恩来亲自拟定电稿将议决的各项报告中央书记处。党中央完全同意南方局十六日会议议决的各项，很快派蒋南翔来到重庆，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南方局的各部委先后组成。
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要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里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只能和在武汉一样，设在八路军办事处内。早在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就派周怡、钱之光到重庆，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动，觅到机房街70号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一九三九年一月，通讯处撤销，办事处宣布成立，并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由钱之光任处长，周怡任副处长。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办公，而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另外，在曾家岩50号设立“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及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员在此办公。
在南方局成立会上，周恩来就提出，在党内尽速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一些省区的领导机关和成员进行调整，南方局和各省、特委根据具体情况举办训练班，轮训党员干部等加强党内建设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作出有关决定。
会后，周恩来立即召开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要求大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接着，派出南方局常委博古、叶剑英到湖南、广东，派马子卿到云南等省去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南方局所辖的各省、特委都先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对巩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很大的推动。
南方局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和加强了一些省、特委：l月，在中共云南省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李群杰为书记的云南省工委；二月，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基础上正式产生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湖南省委；三月，江西省委在南昌召开会议，调整了领导成员；四月，成立了以钱瑛为书记的中共鄂湘西区党委；六月，撤销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分别成立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领导。南方这些省的党的领导机构，经过这次调整、充实，增强了对时局变化的适应性，提高了战斗力。
周恩来早在来到重庆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党组织在大发展中存在着忽视质量的问题。一九三九年一月以后，时局明显逆转，他感到党要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住脚，只靠扩大党员数量，忽视提高党员质量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不行的。于是，他在布置充实、调整省、特委领导机构的同时，又指示各级党委在发展党员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巩固党的组织，要求改变过去比较公开暴露的做法，在执行中央关于迅速发展党员指示时，注意党员的质量，防止拉夫倾向，尤要警惕奸细混入党内，严格审查党员，并要求从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到工作方式上加以转变。
为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还尽可能地把省、特委的负责人找来，给他们讲形势，讲中央的意图，帮助他们分析认识一些重大问题。同时，他要求南方局和各级党委尽可能分别举办党员训练班，分批集中一部分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抗战以来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等方面的内容。
南方局先后在机房街70号和红岩举办过几期训练班，参加集训的党员干部一百余人，周恩来亲自给学员讲课，南方局的常委、委员们都分别承担一方面的课程。在此前后，各地都举办了党员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清除“左”的或右的思想影响，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相继成立以后，工作人员增多，来往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而机房街地小房少，又处在闹市中，不利于我党秘密工作。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近郊另行选址。经过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找到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女士，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她的儿子刘参化、刘圣化都是中共党员。饶国模在红岩嘴有个占地二百亩的大有农场，树木很多，住户很少，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又有利于防空，是个理想的地方。周怡对饶国模说起我们很想在这里建办事处，她欣然允诺。她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办事处给她三千元，将原计划建二层的楼房改建为三层，由她负责建造。建好后对外宣称由办事处租用，实际上她未收租金。为加快速度，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积极参加了劳动，二月开始动工兴建，到五月刚建了一多半，机房街70号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住在这里的同志全部搬到红岩嘴，分别安排在饶国模住宅和她的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这年秋天，我们自己动手建造的楼房竣工，结束了散居生活，搬入楼内集中办公，办事处设在底层（一楼）、南方局机关在二楼，中共代表都住二楼，机要科、电台和译电人员都在三楼。这座二楼一底的房屋，土木结构，看起来十分土气，但环境很好，室内设有俱乐部，大家又动手修了篮球场，自己种菜，都很高兴在这里工作、生活。南方局和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在红岩坚持工作长达八年之久，重庆红岩因此名扬中外。
周恩来一直很重视《新华日报》，除博古和吴克坚两人分管外，《新华日报》的重大事情周恩来都直接过问，亲自解决。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国民党当局以重庆连遭日机空袭，各报单独出版有困难为由，令十家大报共同出联合版，企图借机吃掉《新华日报》。周恩来立刻警觉到此事非简单出于各报单独出版有困难，而是国民党另育图谋。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新华日报》不参加出联合版，可能遭到各报的非难，而有条件地参加进去，既能在舆论上获得主动，又利于我们在舆论界展开工作，仍可以保住我们的喉舌。周恩来为此指示潘梓年出面向国民党中宣部交涉，并亲自写信给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伦，要求说明期限。在得到叶的明确答复后，《新华日报》才参加出联合版。这样，《新华日报》虽然参加了联合版，而仍然坚守注自己的阵地，并于八月十三日复刊。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而使《新华日报》与几家中间报纸的团结加深，还结交了一批舆论界的新明友。也就在五月里，周恩来除在南方局会议上反复强调抓好《新华日报》工作之重要外，还召集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部主任陆治到红岩听取汇报，作出明确指示。《新华日报》新址的选点修建，搬迁期间人员的安置、工作和生活的安排，周恩来无不细心过问。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使重庆《新华日报》面貌一新，经受住以后的种种压迫和艰难，八年之中始终高高举起团结抗战与民主进步的旗帜，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战，成为党在国统区舆论战线上的一支强大的军队，雾重庆中的一盏指路明灯。
二十五、寻求合作，坚拒“溶共”
为更好地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早在武汉时就提出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周恩来向蒋介石说过：“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醉心于专制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总想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搞掉共产党，企图通过所谓的容共办法来达到溶共的目的。
蒋介石的手法是将中共并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他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提出：中共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想法和目的不同，而且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蒋介石碰了钉子以后，并未死心。十二月八日他由桂林抵达重庆，十二日即会见中共来渝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又提出同样的要求。蒋介石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
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他还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这几位共产党人当然看透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这次会谈进行了五六个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这时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已命令有关人员起草限共、防共、反共的文件。但是，他又觉得与其在会上通过一些限共、防共、反共的办法，不如在会上宣布中共即将合并入国民党，“溶共”政策成功，更加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声望。周恩来于十二月中旬由桂林来到重庆。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蒋介石又一次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并为一个大党的事，询问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周恩来明确回答说：此事还未得我中央的电告，但要将我党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不可能”。并历数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端，要蒋给以解决。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要求，不作明确答复，仍然要他就“一个大党”事再电告延安，希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能有一回电。第二天，周恩来将这次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拟成电稿，即交机要科发电去延安。电报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蒋谈话的情况外，还说，我意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我党中央应有一表示。建议在给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文中，表明我党愿意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磨擦甚至进攻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以增互信。同时，向国民党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解决纠纷，至少可以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同意他的建议，同时将中共中央发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报稿一并发给周恩来转达。这个电报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4、二十五日，周恩来将电报抄送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并以自己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信中历数了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许多反共事实以后，指出，国民党同志尚有此作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他希望国民党，能于此次全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周恩来最后提议：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中共中央的电文和周恩来给蒋的信，都明白地拒绝了蒋的“一个大党”主张，遏制了他以合并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蒋介石眼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态度鲜明，独立自主立场之不可动摇，不上并党的圈套，就在五中全会上确定防共、反共的基本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压迫步步加强，在边区周围，在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袭击不断；在国统区，加强了对中共组织和党员的侦察、破坏、逮捕，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重庆的公开活动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一月以后的三四个月内，国民党接连在博山、深县、确山、竹沟、平江等地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迫害共产党人，残杀革命战士。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系列背信弃义，置民族利益不顾的反共活动，周恩来及时向蒋介石和有关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进行查处。六月十二日，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除立即指示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军事当局交涉外，又亲自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抗议。他在七月二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揭露国民党蓄谋制造惨案的经过及真实目的，指出：国民党制造此一事件，显系别有用心，其目的不止于反共，还在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强烈要求由国共双方迅速派员前往，彻查此事件，严惩肇事祸首。并于七月三十一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布了平江惨案真相，重申我党的严正立场。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国统区党的组织，如规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组织业务部门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
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接连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在红岩召开南方局会议，报告目前形势，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六月二十九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部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
二十六、拨开人民心中的迷雾
抗战以来，重庆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一直很高，希望早日把日寇赶出国门。但是，随着广州、武汉接连失陷，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周恩来认为，在重庆及国统区民众中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群众落后，而是我们党的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我们的正确立场和主张没有被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因此，他要求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各地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务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到民众之中去进行宣传动员。他指示《新华日报》，一定要高举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旗帜，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努力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的战绩，充分反映各阶层大众要求抗战与民主的呼声，充分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疾苦；要求《新华日报》利用“五一”、“五四”、“七七”、“八一三”等纪念日，发行特刊、增刊，扩大宣传活动。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寇，周恩来获悉后，当即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声讨汪精卫的文章，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反汪宣传，动员民众群起而攻之。为搞好《新华日报》的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都亲自撰稿、审稿。周恩来还在《救亡日报》和《国讯》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和中央电台等发表演讲，阐明目前抗战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以及中共的主张。并通过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发动文化界爱国人士利用笔墨和艺术，向广大民众进行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宣传。周恩来还亲自到学校、工厂以及群众集会场合会演讲抗战局势，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青年学生、作家、工人和广大群众，将自己的岗位和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坚韧不拔、坚持不懈地去进行奋斗，去争取胜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他到重庆不过十来天，就到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第二期的抗战形势》的演讲。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他又到重属联中向师生们报告了抗战形势和坚持持久抗战问题，并为学生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月九日，又和邓颖超一同出席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友报告会，就抗战的形势、前途和青年们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长篇报告。十日晚，在南开中学举行的新年聚餐会上，他发表了《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南开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为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不久，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了抗战动员计划，随后又给《国讯》撰写《今后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第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期上连载发表。一月二十五日，他和董必武、邓颖超一同视察由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二月十四日，出席在重庆社交礼堂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茶会，向到会的四百余人发表了坚持反对世界法西斯侵略，坚持把中国抗战进行到底的讲话。
周恩来不辞辛苦、不拘场合，满腔激情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宣传活动，拨开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心中的迷雾，使他们感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把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而且还把自己的立场、态度、主张以及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都详细告诉人民大众，从而使他们感到中国共产党信任人民大众，依靠人民大众，它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愿意靠拢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的一系列演讲、谈话，说理透彻，又通俗易懂，句句话都说到了人民的心里，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演讲。那时在重庆，只要听说周恩来有演讲，谁都想去一瞻他的风采，听他那鼓舞人心的讲话。
凡听过他演讲的人，又都会赞不绝口，逢人便说。所以，周恩来每在群众中作一次演讲或谈话，都必然把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向前推进一步。重庆人民因此更加崇敬、爱戴他。
二十七、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至五月初，周恩来在工作极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两个半月的时间去新四军和东南六省视察，解决新四军的发展和领导的问题，直接了解前线和敌后的许多情况。
新四军建立一年多来，力量有所发展，战绩也显著，为江南人民所称颂。
但是，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强调所谓“江南特殊性”，不积极贯彻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进入华北”的战略部署，使新四军不能迅速向敌后发展。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部队的行动犹豫迟疑，不仅坐失了挺进江南敌后的有利时机，而且处于危险境地；同时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致使叶挺离开新四军。此种情况，使新四军难以应付异常复杂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负责解决。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重庆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叶挺离开新四军后国民党方面的反映和可能造成的严重不利，并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实际为政委。
十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强调“尊重叶之地位和职权”。周恩来一方面致电项英，指出他的错误，要求按党中央指示办；另一方面设法找到了叶挺，希望他到重庆。二月初，叶挺来到重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同他进行长谈。周、叶诚挚而又热情的谈话，使叶挺很受感动。叶挺当即表示愿意回到新四军，并在其后见蒋介石时明确告诉蒋，他将于近期内回皖南军部。
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和叶挺以及警卫副官邱南章、刘九洲由重庆抵达桂林。
在桂林停留的两天中，周恩来应白崇禧的邀请出席由白主持的军训部成立周年大会，发表了军训工作在抗战中之重要责任的讲话；到北郊路英村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的党内同志共二百余人，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当时，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正秘密住在路英村，等待机会回越南。他化名胡杰，每天用法文打字机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成法文。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见并交谈后告诉办事处好好照顾他。周恩来又同李克农、石磊（曹瑛）谈了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认真整顿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结合广西的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十九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周恩来到达江西吉安，住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招待所里。熊式辉到招待所看望周恩来和叶挺，双方交谈了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在吉安，周恩来还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接着，他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和顾祝同谈了国共两党两军应坚持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抵御外侮等问题。当顾祝同等了解到周恩来将立即动身去新四军军部时，马上告诉了去的路线，并派出地方保安团护送。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一行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陈毅、粟裕得知周恩来要到军部来，也从苏南敌后赶回云岭。在云岭的17天中，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又多次分别同他们进行交谈，语重心长地指出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确定“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又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他多次找项英谈话，严肃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特别指出叶挺是热爱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
在云岭，周恩来还同新四军干部和广大群众接触，他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们讲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还到军部各部门召开座谈会，深入附近的机关、教导总队、连队和医院、战地服务团了解情况。在报告会、座谈会上，周恩来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反复说明在当前的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以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些有针对性的讲话，使新四军官兵们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因南方局缺少速记人员，周恩来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调了方卓芬、吴博两个女同志带回重庆。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即将离开云岭，干部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和他合影留念。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一直把周恩来送到青弋江边，直到乘坐的竹筏远去以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
三月十五日，周恩来再次路过太平县境，受到当地开明士绅刘敬之的盛情招待，周恩来和刘敬之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刘在军地联防中的贡献，并为刘题词：“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三月十七日，周恩来抵达浙江金华。当时杭州已经沦陷，金华成了浙江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浙江省军政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省主席黄绍竑亲自主持仪式。当晚，周恩来同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浙江潮》主编严北溟谈至深夜。在以后几天里，周恩来还应黄绍竑之邀出席浙江省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党抗卫队军官谈话会，就国际国内形势及敌我军态势问题发表了演讲；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和大头港兵工厂等。在这期间，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同黄绍竑商谈团结抗战和如何治理好浙江省政的问题。黄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同，很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和坦诚待人。两人还就中国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二十八日，周恩来回到祖籍绍兴，绍兴专员公署召开欢迎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讲了国内外时局，回到浙江的感想，并回答了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次日即在亲属的陪同下瞻仰大禹陵和给祖先扫墓。以后两天中，周恩来在绍兴会见亲友，访问各界人士和各阶层群众，为工人、妇女、青年、知识分子题词，勉励他们为民族解放、为中国的光明前途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在向故乡人讲解国内外形势时，周恩来勉励他们发扬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学习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
在绍兴，周恩来为各界人士留下了许多题词。
四月一日，周恩来从绍兴回到金华，在金华停留的五天里，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等人的汇报，并向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指出，浙江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他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较，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他，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势力，他要求中共浙江地下党用交朋友的方式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工作，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办事情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将来；同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要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同自己团结在一起工作。后来浙江省委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件，在省党代表大会和浙南特区党代表大会上学习和贯彻。
周恩来这次东南之行，还有一个任务，代表政治部部长陈诚到江西上饶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赖大超等八人，并亲自到监狱去看望他们，鼓励他们利用机会努力学习。
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到达湖南衡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了解训练情况，又应训练班之请于四月十八、十九两日为训练班的教官和学员们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周恩来要给训练班讲课的消息传开，附近驻军军官们亦纷纷要求前往听课，因此实际听讲的人数超过训练班本身人数，达二千余人。周恩来上这一课，在整个训练班引起很大反响，校方即将他的讲话《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全文铅印成册，发给学员和部队军官们。在南岳，周恩来和叶剑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和尚暮茄题词，号召和尚们为民族独立为国内和平贡献力量。和尚们响应号召，后来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这里，他还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听取了汇报，指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在党的组织发展上提出了“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
四月底，周恩来由南岳到达广西桂林。出席了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力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桂林、姜君辰等著名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还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为全体学员作了题为《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的演讲。
五月初，周恩来一行回到重庆。
2007/09/10
第七章到重庆开创大后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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