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领导者、政府总理──周恩来对这两句话的认识最为深刻。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同变为工业国”。似是，“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出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以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一九五二年七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他更加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周恩来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带动”。而在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中共党内仍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甚或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还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面对这种情况，一九五五年初，周恩来就设想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便纠正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调动和激发知识分子投身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郑重地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设想与意见。次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会议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的工作。他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二十六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十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较差、社会活动与兼职过多、待遇偏低与发展党员问题等十一个专题报告。为了开好会议，他还要求务地在十二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同类会议，以便广泛收集材料，研究问题。
在充分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并初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后，他在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又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
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真是规模宏大，济济一堂。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因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了“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而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在这些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而“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
在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满怀信心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且极富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重要贡献，与会代表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同意他的报告，普遍认识到知识分子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应努力按周恩来《报告》中的要求来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一月二十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了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并不意味着这方面问题的真正或全部解决，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次会议以后，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开始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韧性战斗。首先，他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于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蔚然形成，“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现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意识惯性和当时国际风波的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在党内未能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支持，党的八大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又发生逆转，一九五七年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更随之蔓延开来。此后，周恩来又不得不下大力气再次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于是有了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周恩来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即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他又能继续采取某些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艰辛努力，从而才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繁荣。
2007/09/10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筹备和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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