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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亮:高德伟人人格楷模——周恩来人格论

  周恩来是一代高德伟人,他的一生不但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而且人格高尚,世代敬仰,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人格丰碑。邓小平把周恩来看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化身”,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人格榜样,号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有关文献史料的披露,“周恩来”的名字愈加闪耀出灿烂的人格光辉;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周恩来人格”范畴,加强学习和宣传周恩来的高尚人格,愈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高尚完美的理想人格典范

  人格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永恒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研究人格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论为指导,从个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整合,才能获得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人格思想是深刻而丰富的,其主要之点包括:(1)关于人的本质。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所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人格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依据。(2)关于人格的本质。马克思明确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3〕人是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正确认识个体人格,“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5〕更不能把人肉体的自然本性和私人特质作为依据。(3)人格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单纯是心理现象或伦理现象。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政治人格和实在人格、形式人格和物质人格、普遍人格和个体人格、人和社会的人之间的分离”“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矛盾”,〔6〕实际上,这些人格要素是整合的、溶为一体的。即是说,对人格概念应该从整体上把握,个体人格的各种人格特质不是孤立的、分离的。(4)人格是社会主体的特性,历史是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因此,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打上人格的印记。(5)根据人的行为来判断人,是“人格的原则”。〔8〕马克思指出:普鲁士书报检查官“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你们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这是“任意破坏人格原则”。列宁也说:“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情感’”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9〕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论,从整合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人格界说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的内在综合品质特质及其控制机制和思想、性格、行为等的惯常模式;作为个体的人,人格就是他本身,一个人的人格是怎样的,这个人的人生形象、人生价值就是怎样的;人格问题说到底,就是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特的。正是由于来自社会实践的综合人格特质的独特性,由于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性格模式、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即由于个体人格的不同,使这一个人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

  周恩来人格是周恩来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主观条件,是周恩来精神世界的总体性的东西,是表现有高尚完美的鲜明特征:

  第一是崇高。周恩来的理想人格是崇高的人格,他既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创造了丰功伟业,又在人格上达到了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崇高境界。他完全超越了自我,心中只有人民,达到无我的境界;他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一切困难,不惧伯任何邪恶势力,达到无畏的境界;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承受一切误解甚至错误的批评,达到无怨无悔的境界,鲜明地表现了周恩来人格的崇高性。

  第二是和谐。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格的和谐、均衡。他说:“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10〕周恩来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心理人格、智能人格、审美人格等各种人格特质既是优秀的、杰出的,又是和谐的、均衡的,这些人格特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形成完整的结构,以整合的形式在周恩来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构成和谐的整体人格。

  第三是稳定。人格的形成及其发展要经历不断升华的过程。周恩来人格同样经过了从“思想颤动”到“主义认定”的过程,并且他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人格不断升华,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人格境界的巅峰。同时,人格又是可塑性和稳定性的统一,在这二者当中,稳定性是周恩来人格的主要特征。他的人格形成后,无论在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或者危险时刻,在人格上都是不动摇的,坚定地按照党的原则和自己的人格待人处事,总是冷静而稳健地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人们从周恩来人格及其特征深刻地认识他的伟大,由衷地称赞周恩来是“人生之师”、“高德伟人”甚至“中华完人”,就是对他所具有的这种最高类型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充分肯定。

  周恩来的理想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是构成人格的基本元素,人格特质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特质。”但是,某一种特质还不成其为人格,只有诸种人格特质的整合、统一才形成人格。而要认识一个人的整体人格状况,则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各种人格特质是怎样的。具体来看,周恩来的人格特质是怎样的呢?

  (一)憎爱分明的政治人格

  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了“政治人格”范畴,然而以往的人格理论却很少注意人格的政治特质问题。其实,在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存在着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团的社会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他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伤悲,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11〕个体人格不能不受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而带上政治性。

  周恩来是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使他首先看重的是人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人格。他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12〕他曾经号召学习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实际上,憎爱分明的政治人格,就是周恩来人格的首要特质。

  在政治人格上,周恩来敌我分明、是非分明、坚持原则、立场坚定。他认为,革命者首先要分清敌、我、友。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一定要认清“敌我双方的情势”,1924年又指出:“革命是无疑而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13〕一是他对敌人痛恨,与之作坚决地斗争。无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悬赏缉拿,还是江青当面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威胁,他都镇定自若,不为所动。他说:“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14〕表现了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政治品质。二是他对人民热爱,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披肝沥胆在所不辞。他手术后还没下手术台就把有关医院的领导同志找来,要求他们“现在就去”为云南锡矿工人治疗肺癌,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医生“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直到死都在为别人着想。三是对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他始终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多方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健康,虚心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建议而成为“净友”。对此,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深有感受,她说:“共产党做事让我佩服”,“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他实在称得上世上的表率、楷模。……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15〕四是对自己,他一生都甘当配角和助手,从不争个人权力和地位,他多次说:“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表现了崇高的政治人格。周恩来把政治名誉、政治人格看成“人生第二生命”,当恶势力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忍无可忍时,他奋起捍卫自己的政治名誉和政治人格。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借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大批“投降派”,周恩来进入手术室前,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稿上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6〕他之所以如此抗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关系他的政治生命和政治人格的大问题。

  (二)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

  个体的道德人格受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性质的制约,其内容和境界是不同的,一般分为自私自利的道德人格、先公后私的道德人格和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三种境界。从总体上说,“自私自利”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的道德人格,而“公而忘私”与“大公无私”一样,则是无产阶级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特质,是人类社会道德人格的最高类型和最高境界,人们对此几乎没有争议,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员的共识。

  在道德人格上,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高、责备严。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不允许自己发生一丁点儿道德污点和失误。漏交了一杯茶钱、少交了一餐饭钱,他都要补交;机关部门趁他外出的机会维修了破旧的住房,他回来后三番五次作检讨;侄女按正常手续当了兵,他动员劝说脱下军装返回内蒙草原。至于工作中发生某些失误包括部属的失误,他都主动承担责任,反复检讨自己;而在他主持下取得的成就,他却全部归功于党和人民,认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7〕丝毫不谈自己的作用。他忘我无私、奉献一切,认为“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18〕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日夜操劳,甚至几天几夜不休息,争取多做一分钟工作。他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身体健康和生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道德人格的核心。他的一切奋斗和努力都为着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富裕幸福,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体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再小的事在他心里也是大事,想方设法给以解决。他为一个地区的盐每斤比别处贵一分钱而要求有关部门解决群众吃盐问题;他听说延安地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时难过地流下眼泪,检讨自己“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他说:“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精神境界就会高尚。”〔20〕周恩来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道德境界高尚的人。

  (三)坚韧稳定的心理人格

  心理人格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心理品质的统一和稳定的心理模式。周恩来久经各种环境、各种斗争的锻炼,他的心理人格是坚韧稳定的,表现了优秀的心理品质。一是他有坚韧顽强的意志,为真理而斗争百折不挠。周恩来一生遇到无数艰难险阻和挫折甚至失败,都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努力去战胜困难、奋勇前进。他说:“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21〕“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22〕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苦撑危局,不屈不挠地同林彪、“四人帮”周旋和斗争,维护了党的统一。二是他情绪乐观、稳定,持之以恒。情绪作为一种心理素质,受一定事物和环境的影响,有较大的情景性和不稳定性,往往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周恩来的文化教养及思想修养深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形成了以稳定和乐观为特点的情绪品质。工作顺利不喜形于色,遇到困难不丧失信心,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稳定的情绪,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用平常心态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对待一切问题。三是他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天性富于调合性”,“求真的心又极盛”,同时又具有果断、强干的一面。特别是在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后,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激烈的斗争使他逐步养成了既敦厚温和又精明强干、既忍让谦虚又坚持原则、既戒慎恐惧又坚定果敢等对立统一的性格模式,这是他对事物成熟的惯常的性格、行为方式,是在性格品质和行为方式上长期进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训练的结果。恩格斯指出:“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23〕周恩来是“怎样做”的呢?那就是他所说的:“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24〕这种对立统一的性格、行为模式,使他对复杂的斗争应付裕如,解决各种矛盾游刃有余。由此可见,把周恩来的性格品质单纯地归结为“调合”、“中庸”是不完全的。

  (四)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

  能力是个体胜任某项工作及活动并且影响其效率的特征。智能人格即个体的知识(智慧)和能力状况,是重要的人格特质。毛泽东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周恩来既在道德人格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具有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特质,更显示其人格之崇高。

  从1927年到1976年,周恩来处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集体中整整半个世纪,领导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教育、文艺等众多领域的工作,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他做领导工作以德为先,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由此产生了德服天下的效应;他是人民的领袖,但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与群众和谐共处、人格平等,甚至提出了“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25〕充分发挥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实现领导。周恩来对人格的差别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26〕但他善于团结协调、求同存异,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协调工作,是善于解决难题、排解纷争的大师。尤其是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工作中既能统驭全局,又能抓住中心,把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他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达到了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程度。

  周恩来的才能与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超的能力来自渊博的知识。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和动力,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提高效率,知识又不断转化为能力。知识和能力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他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特质。

  (五)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

  过去人们很少把审美与人格联系起来,很少把审美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其实,“美和道德是亲姐妹”,美、丑与人格密不可分。个体人格既是政治、道德、心理等价值主体,同时也是美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个体人格中总是内化着不同的美丑因素,并且必然通过他的审美意识、审美评价和审美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人格以及或美或丑的价值过程,从而推进或者阻碍美的事物的发展。

  周恩来提出:“文艺修养和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是很有关系的。”〔27〕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修养很深,美渗透进他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形成了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特质。在审美意识和审美实践中,他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正确地对事物作出美的评价,勇敢地支持和保护一切新美的事物、新美的人,同时也就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格美。

  周恩来不是专职的艺术家而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他的审美人格首先在于创造美。创造美最重要的是推翻反动阶级的丑恶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美的社会。他说:“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28〕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创建新中国的艰苦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创造美的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富裕、文明的美好生活。他指导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穹顶,给人以心旷神恰的美的体验;他担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体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成为既使人振奋上进,又得到多种艺术美享受的传世之作。这种创新精神和创造美的能力令人惊赞!

  周恩来的审美人格还在于欣赏美。他对美的欣赏和评价来自深刻地理解美和对美的洞察力。一是对于自然美和社会美,他欣赏自然美,1919年游览日本岚山和园山公园时写的优美诗句——“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29〕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是,他更钟情于欣赏社会美,欣赏和推崇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心灵、美好的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生动地表现人民的心灵美,才能发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改变社会风气、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他对表现无产阶级心灵美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李双双》等文艺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雷锋日记》反映了公而忘私的思想,在题词中全面评价了雷锋的完美人格;表扬电影《五朵金花》表现了新美的生活、新美的人;用美文学的语言赞扬昆曲和粤剧等艺术形式是具有人民性的“江南兰花”、“南国红豆”,都体现了他对社会美的推崇、欣赏和评价。二是对于美的愉悦性和功利性,他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统一的形式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他说: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30〕美一方面有功利性,要歌颂劳动光荣,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反映人民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也要有愉悦性,用轻松活泼的美的艺术使人民在劳动之后得到娱乐和休息。愉悦性和功利性恰当结合的艺术作品,才能唤起美感,才有欣赏价值。他以歌曲为例说明美的愉悦性和功利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而“《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31〕他批评极左思潮破坏美的规律和艺术质量,勇敢地提出“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结合”,〔32〕“《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3〕

  周恩来的审美人格又在于保护美。“保护美”既是一个认识美、理解美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格问题、原则问题。当美好的事物和心灵美的人遭到邪恶势力否定、摧残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美,这同样是他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的表现,而且更具有人格的力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根扼杀文艺创作的棍子,抒写心灵美、人性美的文艺作品,往往被扣上这顶帽子而遭受批判。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作者、导演,在创作中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避开“温情主义”嫌疑,但还是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周恩来却态度鲜明地给以肯定,说“这是一个好作品”,同时又指出了作品因怕戴“人性论”的帽子而存在的不足,“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34〕有一出戏因为写了一位烈士在牺牲前对她的爱人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孩子该多好啊!”就被批评为写了英雄的动摇,他指出:“这是怪事”,“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他以革命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宣布婚礼、互相亲吻为例指出:“正是因为他视死如归,所以他的爱情才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35〕对于心灵美的人,周恩来更是千方百计给予保护。时传祥是北京市的清洁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他勤奋工作,“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株连,被打成“粪霸”而遣送回山东老家。周恩来得知后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要求立即接回北京,给以治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保护干部和群众的事例,数不胜数。

  周恩来从来不认为天下有完人,多次说“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总有缺点,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36〕但是,我们从上述他的人格特质的整体来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行为是判断人格的原则”来看,相对地来说,周恩来人格是无产阶级高尚完美的理想人格,周恩来是全国人民崇敬的完美的人,则是没有疑义的。

  周恩来理想人格的内化途径

  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思想说明:优秀人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不断提高的内化过程,即自觉地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的利益、愿望转化为自身的意识、情感、道德、智能的过程,使之真正内化、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37〕成为个体的稳定的人格的过程。周恩来同样认为“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38〕周恩来人格的形成和升华,首先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教化和长期实践锻炼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严格修身自省的结果。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内化为周恩来高尚人格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家庭的熏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影响极深。周恩来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39〕下面这些家庭因素对周恩来人格的熏陶和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第一,母教仁慈、笃学。周恩来的生母性格爽朗、精明果断,嗣母则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因年轻守寡,终日不出门,专心教他读书识字,使他养成好学、好静、开朗、礼让的性格。第二,家境困苦、艰难。周恩来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到其父辈经济景况已很衰败,周恩来面对的更是靠借债和典当度日的破落凄凉境地。所以他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40〕养成勤勉、节俭的良好习惯。第三,少小当家。周恩来是长子,从十几岁起“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生母热心助人,很有办事能力,精于调解家族纠纷,周恩来跟着母亲学到许多协调关系、排解纠纷的办事方法。幼年时的这些家庭因素,深刻地影响了周恩来的人格。

  二是社会的教化。家庭固然是社会的缩影,对人格的形成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然而,决定个体一定类型人格的,主要的还是社会教化的作用。社会教化是社会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塑造的内容、过程和模式。周恩来12岁离家去东北,这是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41〕原因在于:大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投身到社会中,认识、改造社会,接受社会的教化,才有助于形成健康的进而优秀的人格。

  社会对周恩来的教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在教化的内容上,已不是家教所进行的知书达理、勤俭持家、排解纠纷,而是提出了如何拯救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任务。周恩来1910年到东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刚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1904-1905),他目睹了日俄在战场上留下的遗迹,听老人讲述沙俄军队血洗沈阳南郊魏家楼子村的惨状,学校的老师讲述时局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使他的人格境界提到了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新的层次。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积极参加这场爱国斗争,遭到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半年时间,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萌发了革命的意识,从爱国进而走上革命。经过旅欧锻炼,他才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确立了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人格,成为职业革命家。第二,在教化的方式上,传统的封建家教和私塾给周恩来的是灌输式、背诵式的教育,而社会教化则是全方位的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给主体提出任务和要求,主体对社会课题进行自我思索、自我控制和自我教育。他接受教育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以及天津南开学校,都是比较进步的新式学校,除了学习现代的新知识之外,还专门开设“修身”课,讲授国内外大事和作人做事之道,同时要求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学习办事和自控、自管能力。这种开放式、自主式的教化模式,使他中学毕业时得到“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人格评价。〔42〕这些优良的人格特质,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后进一步在革命实践中锤炼,使其日臻完善和提高。

  三是实践的锻造。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实践锻造人格,实践是人格内化的基本途径。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才能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产生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把这种要求内化为个体的人格素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3〕周恩来投身革命斗争后,经历了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长期的实践锻炼。在实践中,他不但增长了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政治人格,而且提高了智能人格,增强了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同时又身体力行地践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纯化和升华了道德人格。

  四是修身和自省。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内部矛盾性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第二位原因。如果说家庭熏陶、社会教化、实践锻造是周恩来人格内化的社会基础或客观途径的话,那么修身自省就是周恩来人格内化的主观条件和根本的途径。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非常重视修身自省的作用,多次说“中国古代的曾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常常想想自己,何况我们”。〔44〕通过修身自省以适合于人民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人格上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纯化,充分体现了他追求道德进步、人格高尚的强烈愿望和高度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是他人格升华的内在动力。

  人格修养和自省的实质,是自觉地在头脑中进行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人格观的斗争,用正确的思想道德克服错误的思想道德。周恩来深谙修身自省的真谛,在专为自己订立的修养要则中,明确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斗争”,“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45〕无论在周恩来的实践中还是著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时时处处看到他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对照检查自己言行的记录,他严格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评,自觉进行思想斗争,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道德净化、人格升华。

  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46〕修身自省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他终生重视自我改造和自我修养。他〔45〕岁时订立了《我的修养要则》,到1963年仍然说:“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47〕正是通过长期严格的修身自省和思想改造,经过家庭的熏陶、社会的教化、实践的锻炼等途径,周恩来把人民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深入到自己的血肉,攀登上人格境界的巅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德伟人、人格楷模!

  (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

  〔1〕〔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260页、第348页。

  〔2〕〔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第17、77页。

  〔3〕〔5〕〔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第270页、第382页、第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9〕、《列宁全集》第1卷,第383页。

  〔10〕〔12〕〔17〕〔20〕〔21〕2、〔28〕〔30〕〔31〕〔32〕〔34〕〔36〕〔39〕〔46〕〔4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9页、第68页、第125页、第427页、第314页、第29页、第317页、第337页、第341页、第471-472页、第326页、第368页、第62页、第368页、第424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13〕《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51、444页。

  〔14〕〔16〕〔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53、721页、第599页。

  〔15〕转引自《领袖·同志·良师·益友》第60页。

  〔18〕《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9页。

  〔27〕〔44〕《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00页、第21页。

  〔22〕〔40〕〔41〕〔42〕《周恩来传》上,第690页、第5页、第7页、第21——2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

  〔2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页。

  〔25〕〔38〕〔4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1页、第325页、第125页。

  〔29〕《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01、302页。

  〔35〕《周恩来论文艺》第117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第700页。

  2007/09/10

  白石亮:高德伟人人格楷模——周恩来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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