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八年副总统、以反共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人们敏感地发现：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了。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对中国方面，他不断地改变着以往的反共面目，还不断地向“共产党中国”暗送秋波：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二月，尼克松让他最为欣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政府放出话来：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三月以后，尼克松一方面决定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希望尽快同苏联就停止美苏两国之间的“导弹竞赛”问题开始谈判，还决定从南越撤军，声称美国并不坚持僵硬的外交政策。
……
正当美国新政府外交频频翻新的时候，在中苏边境的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响起了急促的枪声。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霸权主义者在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成的情况下，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并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到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中苏边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看到了中苏矛盾可以利用的可能；而苏联则由于发动珍宝岛之战，把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苏联……
一场微妙的“外交战”，就这样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扮演了这场“外交战”的中方主角。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由周恩来具体安排，命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专门组成一个直接对毛泽东、周恩来负责的秘密小组，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交代四位老帅：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们不要被框住。
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后，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然而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七月十一日，四位老帅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结果。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这份报告提出了与舆论宣传的“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见：
——目前的国际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它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发动武装入侵，但真要和中国大打，它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
——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报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美苏矛盾可以利用。
周恩来让四位老帅根据局势的变化，进一步研究。
七月以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变化。
七月间，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
七月二十一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七月二十六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并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
七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
美国向中国暗送秋波，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恐慌。
到了金秋的九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她独立二十四周年。九月二日，正在越南国庆日的这天，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胡志明去世，引起了中、苏、美三国在外交上的一连串反应。
九月四日上午，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丧。
与此同时，北边的苏共中央，也决定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
中共中央考虑，在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下，周恩来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九月四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
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九月五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
九月十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几经波折并报毛泽东同意后，九月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三个小时的正式会谈是艰难的，周恩来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
周恩来：“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正是苏联领导人陷进去以后又想急于摆脱出来的困境。）
周恩来趁热打铁：“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的确如此，柯西金知道中国正在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意思表达清楚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进一步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提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周恩来：“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
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这次著名的机场会谈，就中苏双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谅解。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
苏联在摸中国的底，中国也在摸苏联的底。
在机场，周恩来友好地请柯西金吃了一顿饭。
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白宫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
通过机场会晤后，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运作。九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建议按照机场会晤中所提的临时措施开始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并说：“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自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晤以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不久，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中方缓和了北边的紧张局势后，西半球的美国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正在中苏高层开始接触的时候，在北京研究国际形势问题的四位老帅又写出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份报告，由陈毅定稿后报送周恩来。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不合常规”的，但他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后，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一个以巨人之手拨动东西两个半球转动的决策，在伟人之间酝酿开来。
就在中苏边界谈判进程开始的时候，大洋那边的尼克松也在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十一月份，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
机敏的周恩来立即抓住了这一信息。
十一月十六日，中方的一份关于中苏边界谈判建议主要内容的文件拟出，其中说：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我们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接到文件的周恩来立即送给毛泽东审阅，同时，他特意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与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的电文附上，并致函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汗，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
周恩来的视线，随时关注着中美苏“大三角”。
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地自由决断。”
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个对世界保密（主要是对苏联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实施开来。
之后，尼克松又不断向中国方面传来信息：
——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
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
在《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时，周恩来特意对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把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放在头版的显著位置。遗憾的是，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未能理解这种中国式的含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在意识形态上，中美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它并不妨碍双方的接触。
一九七○年十一月，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叶海亚·汗总统转达口信的时候，周恩来对叶海亚·汗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们非常愿意解决中美关系，但是，美国领导人必须清楚，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症结，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进一步让美国人清楚这一点，周恩来不断地给尼克松传过去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一贯立场的口信，并说：
如果美方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尼克松在与中国接触的问题上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方式。你来我往，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大家都在试探和寻找时机。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间，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美两国都派出代表队参赛。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中国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为此专门给周恩来写了请示报告，并认为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
接到报告后，周恩来顿时认为，此事非同寻常，必须请毛泽东主席来定夺。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
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四月八日，他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另一份请示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注：
（邀请美国代表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时间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这是一次精彩的会面。
周恩来：团长先生（注：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斯廷霍文：是的。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周恩来：对中国有点生疏吧？
斯廷霍文：是的。对中国完全不熟悉，但对你们的好客很熟悉。
周恩来：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廷霍文：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周恩来：是啊，罗德里克先生（注：指《美联社》驻东京记者）就来过中国。我和他比较熟悉。我和你们国家的一些新闻记者比较熟悉，他们都要求来中国。当然一次不能都来，就分批来嘛。
斯廷霍文：我们很高兴你们让我们的记者来中国。
周恩来：他们可以来，你们也可以来嘛。
斯廷霍文：对你们这样安排，我们很高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熟悉起来。
周恩来：不可能每个方面都熟悉。今天不仅美国记者、加拿大记者、路透社记者，还有别的国家的记者都来了。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
斯廷霍文：我想如果能够受到像我们这样的热情欢迎和款待，碰到这样好的中国朋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美国人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希望中国朋友能够到美国去访问。
周恩来：是啊，中美两国人民以后会经常彼此友好来往的。对不对？
斯廷霍文：我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很快开始。
周恩来：我想不会慢的。
……
周恩来早已成竹在胸：既然中美两国人民都热切地盼望着经常彼此友好来往，作为领导人，理应加快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谈话中，妙趣横生，笑声不断。美国乒协副主席蒂姆·博根、美国《体育报》记者迪克·迈尔斯、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等人都与周恩来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最后，周恩来问：“没有问题了？”
突然一位披着长发的男青年起来提问题。在场的人一看，原来是美国队的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的学生格伦·科恩。美国人都知道，他就是美国正流行的“嬉皮士”运动中的一员。
科恩：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这是一个难题，涉及思想、意识领域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也隐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人们等着周恩来回答。
周恩来：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恩：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恩来：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回答这些了。
科恩：同意。
周恩来：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科恩：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精神发展中得到。
周恩来：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
包括科恩在内，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一时间，从周恩来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中，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告别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还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中国人的“乒乓外交”，在美国朝野上下和公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美关系是持积极态度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继“乒乓球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四月二十四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接到周恩来口信的尼克松也很快做出了决断，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他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他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当时，在全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封锁、歧视的人民，存在着较大的反美情绪。在各级干部内，也有一股反对与美国接触的势力。
而在中共中央内部，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等人就持不同意见。他曾暗中说过：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统一思想，周恩来于五月二十六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根据讨论结果，周恩来于会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
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核心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人对中美会谈存有的疑虑。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疑虑基本解决后，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九日再次向尼克松发出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
六月二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边实施“波罗行动”，封冻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
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基辛格在北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在四十八个小时中，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用了十七个小时，是分六次进行的。平均每天会谈七—十小时。
会谈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中国方面认定，只有讲清了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才成为可能。
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在共同的利益下，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求同立异的精神友好地坐下来谈判。
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作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不成功则罢，成功以后，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十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词上渲染台湾问题。
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写为五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
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向尼克松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
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恩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一则内容相同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
这则公告，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世界政坛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三个月后的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七天，与周恩来会谈了十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三千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这一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公报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
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晋：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
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正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的时候，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题，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这一结果，连一贯以精明著称的基辛格也没有预料到。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十一月二十六日，基辛格离去。三十日，中国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这是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首次停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他的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尼克松下了舷梯，首先把手伸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二十几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周恩来祝酒词，点明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划时代意义：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美国人也从周恩来的祝酒词中听到了中国人对双方分歧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二月二十八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回国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
结束访问的尼克松还对这七天的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为“改变世界”，东西半球各伸出了两双巨人的大手——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
中美两国关系，开始遵循《联合公报》的精神，走出对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当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时，世界的局势，的确如尼克松所说，在一周内被“改变”了。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
六月，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四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个人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明确的。
七月五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七月七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任外相。当天，田中角荣发表早已酝酿好的首相谈话，明确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就在田中首相就职的这天，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信息灵通的周恩来反应神速。九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时，把话放了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七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以首相身份来访的第一人，不是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就邀请的鸠山一郎，而换成了田中角荣。
这天上午，周恩来带病前往北京机场，迎接田中角荣的到来。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总理紧紧地握手时，军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欢快、高昂的歌声，把中日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的主要官员。随后，在安徽厅和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为田中角荣一行设宴，并发表了意义深远的祝酒词：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对田中的到来和日中友好，周恩来充满了信心。他说：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兴奋中的田中角荣首相站起来，作了一篇答词。他说：
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日中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但是，田中的答词中却有一处明显不妥，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何止是“麻烦”？这种轻描淡写的词语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
文字的准确性，是周恩来外交的一大特色。既然田中表示了要作修改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欢迎这样的态度。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又与田中首相进行了三次限制性会谈。在共同点的后面，双方的分歧也是明显的，但是，用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九月二十六日，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恩来说：
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中日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集团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无法解决。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
参加整个谈判的外相大平正芳充分理解周恩来对日本方面的照顾。大平正芳为田中角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来华之前，田中就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大平外相；大平也说过：“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来华之后，田中相比之下显得悠闲一些，他常在钓鱼台国宾馆里作汉诗，还向身边人说：“有大平君在办，就没问题。如果达不成协议，还可以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回去。”后来周恩来也曾这样评价大平正芳：“为人诚实，不说假话，虽不善口才，但内秀博学。他一心一意辅佐田中，可谓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能恢复中日邦交。”
会谈到了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双方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晚上，田中角荣突然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田中万分惊喜，能与毛泽东会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晚上二十点三十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幽默地对田中等人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荣是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这场谈话，自始至终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以“以民促官”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了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谈。主要谈日本如何处理日台关系问题。周恩来的谈话，既有着坚定的原则，同时也让田中感受到了周恩来外交的灵活性。周恩来说：
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体现了这个精神。
“言必信，行必果”，语出《论语·子路》。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回答了三种人，“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其中之一种。周恩来借此期望田中角荣做一个说话算数，行动坚决的人。
说完，周恩来还走到桌前，用毛笔亲笔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送给田中。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中，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并排坐在摆着中日两国国旗的条形桌边。中外记者都在拍摄着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周恩来、姬鹏飞与田中、大平互致问候，然后各自从砚盒中取出毛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即“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双方决定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正芳根据田中角荣的指示及其向周恩来的承诺，立即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大厅设立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外交史上北边和缓中苏边境冲突、西边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东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些，成为晚年周恩来的外交杰作！
2007/09/10
第二十一章“改变世界”，拓新格局，利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巧妙运筹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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