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谈判的城市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炎热的晴天。
周恩来从怡园回到曾家岩五十号已是午后三点半钟。在车上，他虽然回味与马歇尔将军长谈三小时的那种近乎僵持的难过，但是他对马歇尔将军为了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平而奔走调停东北冲突的热诚，却使他深受感动。他想：“在今天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会上应该把时局的关键告诉他们：政府坚持攻下长春再谈停战，多少天来大家所希望的谈判还不能无条件的乐观……”
重庆文化界人士应该到会的有两三百人，他们在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踏进会场时，大家用热情的眼光注视他，期待他带来一种为大家所期待的希望。
周恩来穿着派利士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貌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如果不是他那漆黑的眉宇间紧锁着忧愁，如果不是他的愁蹙感染了到会的人，今天茶会的情绪一定很热烈的了。
在一片静寂中，周恩来报告东北谈判的经过，他的声音是糅合了音律的，当他说到一两天内就要离开重庆去南京时，他流露了沉郁的表情。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沉地回忆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一屋静寂中可以听到善感的人的叹息声。曾与张学良有过深厚历史关系的王卓然起来说话了，他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唤东北的内战快停下来，同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的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这一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
惆怅的感情
新房子里开始了凌乱，中共代表团的人员纷纷收拾衣物准备等马歇尔将军由南京派来接周恩来的专机一到就随着去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景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文学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来，他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排遣这寂寞的心境。正当人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他了，访他的是一个青年记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谈起来。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静默，在这静默当中，周恩来已沉浸在回忆的海里了。
世家子弟接触革命思潮
回忆的海涛激荡着浙江的一个古城，在出产“绍兴师爷”的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了大千世界。时代环境：正当清政腐败，革命思潮渐形澎湃。生活环境：当他下地的那天起，他的中产家庭已趋没落。
不过，他不失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的年高祖父曾任淮安知县，他的外祖父曾任淮阴知事，他的伯父是幕府人才。他的父亲呢，却是一个求名不成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幼年时代他随祖父移居淮安，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绍兴过。严格说来，他的家乡就是那如戴季陶先生最近所说“两淮不安，金陵不保”的淮安，周恩来自己也承认绍兴于他一无记忆。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母就变成了他的保姆。
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自己所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的好处。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子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诗文虽已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到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做事。当时像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而别的。经上海，去营口，他踏入了新的天地。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潇潇，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忆他的母亲。
在那新的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影响他的思想是很大的。在沈阳，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式吾，山东人，在传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崇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并把代表民族思想的顾亭林、王船山两位大儒的学说向他贯注。对曾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他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他知道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林先生喜欢保皇党，又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义报》。他因此得接近了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习新民体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在天津坐了半年牢
在沈阳过了一年的读书生活，民二年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南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戴天仇（即今之戴季陶）当时主张的《民权报》曾为千万青年所爱护，周恩来是《民权报》的忠实读者，他保留有从天津及上海从创刊至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天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揭露袁世凯包藏祸心盗民国的文章更是有声有色，周恩来受戴文的影响是很深的。
民三、四年，章秋桐（即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推介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帝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青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鼓舞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於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失了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向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在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像同一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大谈政治。他任会长，吴国桢当时任童子部长，现任驻美国大使于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民五年反对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后，民六年至民八年间，他到了日本，从事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民七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民八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的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俊、郭隆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邓颖超也是当年因爱国罪而被捕的一个。他的出狱是得到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崇佑的帮助。刘先生侠肠义骨，好打不平，他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例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于卜。海，周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加入了共产党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的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解。他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民九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他在初期，颇以《克鲁泡德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待他研钻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社会主义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在巴黎，他并遇见了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诸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的。
大革命中的活跃人物
花都巴黎的繁华他并未有所依恋，两年后他走英伦，跟着去德国读了一年书。民十三年，海天万里浮槎归国，已是一个革命组织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揭联俄容共政策，准备北伐，周恩来还抱着一腔热忱去广东赞助孙先生。他先任黄埔军校秘书，并成加伦将军的亲信。复任黄埔军校蒋校长的政治部主任，与邵力子恰是先后同僚。北伐开始了，在民十四至民十六年间，奉命去上海组织暴动，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他那年二十八岁，既无军事知识，也缺乏和工人阶级接触的经验。当时他只凭一种决心和理论去工作，他在上海与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等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秘密训练干部二千人。民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上海总罢工，六千工人以有组织有斗争精神的阵势起来做革命后盾，于是革命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便能长驱直入了。
中国近代史有声有色的一次工人运动，周恩来是策动人物。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他却成了秘密的亡命者。
他先逃武汉，后逃南京，接着走汕头，然后去广州，在这一串逃亡日子中，他仍以革命组织者的领袖资格策动过“八一暴动”和“广州暴动”。民二十年他突破封锁线，进入江西和安徽的苏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去西北时，他亲身体验过“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滋味。
著名记者斯诺九年前到西北见周恩来后所得的印象，说他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物。
谈判十年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奋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渝延，成为政府与中共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于破坏，那时周恩来苦恼地困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互访，常多闲谈一个整天。”
敌人投降后，为和平建国，国共间需要合作，今年一月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上，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呼吁说，不论为道义与友情，他有责任要求政府把张释放，言下几至唏嘘。
政协开幕后国内的和平事业仍多险阻，内战阴影日益扩大。周恩来代表中共与政府及马歇尔将军虽然经过谈判协议方式签了双十谈判纪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文件，但到今天仍仅止于白纸与黑字。他却在商谈中忙得往往通宵不眠。他日常的时间用于开会与接见贵客，只有午夜后他才获得空闲。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现在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连京沪平津的一共计算，约二十余种。
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二十年来做事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缺点。
他总结十年谈判所得的教训，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继续为东北和平续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做法，因为两面做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最后并感慨地说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前途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
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那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他的这位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注释】
〔1〕本文作者为曾敏之。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后写了此文。
2007/09/10
附：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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