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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海伦·斯诺谈周恩来〔1〕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我第一次得知周恩来的消息,是我五月初到达延安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到达的前一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参谋长乘坐的一辆大卡车遭到袭击,十名红军当场遇难,好几名受伤,随后也牺牲了。出事现场距延安仅仅十五里。周恩来、参谋长和一名记者,同另一个人一起奇迹般地逃走了——他们躲藏起来了。只有四个人没受到伤害。”这正是我原先打算从西安去延安要搭乘但没搭上的那辆卡车,是一星期以前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骑马去欢迎埃德。自那以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才见到了周恩来。因为我到延安时,他去西安了。但是,我们随后进行过好几次交谈。

  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经历跨越了两次革命和旧的氏族家庭转变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的婚姻,在全国堪称现代婚姻的典范。一九二○年,当他还在法国留学时,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访问过伦敦、德国和莫斯科。一九二四年,他担任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成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中的军校青年学员的楷模。起义失败后,他逃往苏联,〔2〕又返回江西,后来从那儿开始长征;途中,同毛泽东在遵义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继续了很长时间。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据说,一直工作到他因过度紧张、劳累、心脏病和癌症而住院的时候。周恩来的风格同毛泽东的风格一样,是极其中国化的。然而,他的风格也同毛泽东的风格大不相同。周恩来是天生的外交家,他在国内国际,终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是建立在联络、寻求共同点、寻找团结纽带的基础之上的。他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权力,就好像把一台回转仪用作战车的座椅——他总在中间,只是前后左右地转动而已。

  当毛泽东希望在人们世俗的思想里爆发火山的时候,周恩来像工程师一样紧跟上来,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他非常过细地注意到每一个环节,极其擅长同“中国”情势打交道的艺术。古代的官吏,没有一个能在智谋上超过周恩来。毛主义是一种“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周恩来主义则是一种“把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毛泽东是政治家,周恩来也是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天然的政治家。周恩来是协力和配合的大师,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联络首领。

  常常听人说,周恩来过着一种似有魔法保护的生活,没有其他什么人遇到过那么多险遭暗算的未遂事件了。甚至在六十年代,数以千计的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密文件,然而,周恩来却说服他们离开了现场。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发现一群红卫兵袭击英国代办处时,他赶到那儿,强烈地命令他们“回家待着去”。

  周恩来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民间人物。他代表着中国人称作书生的那些人,是知识界的赞助者。他的事业始于天津南开教会中学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同朱——毛这一对人物相比,他更堪称为外交家,修养过人,显得更加老练。就像中国人称呼的那样,他实际上是一位“军师”然而,他总是让毛泽东优先占领理论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解冻成为可能,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周恩来宽宏,慷慨大方,高度的文明,令人着魔,坦率,开朗。

  (我一九七二年重访中国时,没要求会见毛泽东,也没要求会见周恩来,尽管我是可以这样做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毛泽东会乐意见我的,可是一般来说,对毛泽东不能放肆随便,我恐怕他不同意。我离开北京后,两名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两位领导人的信,邀请我再次访华。周恩来说,他没见到我,感到很遗憾。然而当时,他已经要他的夫人关照我的访问,并且说,我在中国愿待多久就待多久,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的妻子邓颖超,朱德及其妻子康克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我。随后,两位夫人在那儿为我举行了宴会。)

  (原载《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98—30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

  【注释】

  〔1〕海伦·斯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和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中国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为中国读者所熟悉。1949年海伦和斯诺离婚。1972年11月,海伦再次访华,回国后写了《重返中国》等著作。——编者注

  〔2〕事实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赴香港养病,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5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从上海出发,转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编者注

  2007/09/10

  附录:海伦·斯诺谈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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