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1〕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但是，他们的婚姻却没有正式记载。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正式举行婚礼。他们自己和朋友们一向认为，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是他们成为夫妻的日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一九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相识的。那时，邓颖超是个十五岁的学生，活泼热情，虽然年轻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恩来比邓颖超大六岁，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他经常写文章，是有影响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以“五四”运动为先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周恩来同邓颖超一样雄辩，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们都是当时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但是，囿于当时的封建习俗，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法国政府从一九○○年“庚子赔款”〔2〕中拨出一部分来举办的。周恩来在法国一住就是四年。与此同时，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教书。他们两人凭着鸿雁传书保持联系，开始主要是讨论国内和欧洲的局势，就象他们当年在天津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触及个人之间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于是，他们的书信往还更频繁，内容更亲密。
周恩来当然也给觉悟社其他社员写信和寄明信片，不过大部分信件和明信片是寄给“小超”（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称）的。
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九月间抵达广州。党内外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他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回国将近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那时，邓颖超在天津除了教书，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一九二五年七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这次调动可能是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偶然的。不管怎样，对她来说是十分合适的。当然她盼望同周恩来重聚。她南下时途经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八月七日才抵达广州。
她若是指望周恩来去码头接她，那就会大失所望了。当时，广州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不过，他派秘书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拿了邓颖超的一张照片去码头接她。他要陈赓转告邓颖超，他自己未能亲自去接她，感到十分抱歉。陈赓虽然很机灵，但是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邓颖超。于是，邓颖超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家里，终于高兴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娘。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二十多年间，聚少离多，屡经风险。他们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他们都知道，每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在国民党统治下，别说是共产党人，就是进步人士，也往往会突然遭到逮捕、枪决，或者直接被暗杀。这里也许应该提一提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使他们的一次离别留下了十分悲痛的阴影。
那是一九二七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突然同它的合作者决裂，开始袭击并屠杀共产党人。先是在上海，后来遍及全国。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广州医院。情况十分危急，他们两人都不能呆在原地了。党命令邓颖超立即撤出广州，并派陈铁军和另一位同志赶往邓颖超所住的医院，向她传达党的决定。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邓颖超和她妈妈二人才安全离开广州，去上海。这次难产，使她失去了即将诞生的孩子。此后邓颖超再也没有生育。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对那些和他们失去了的婴儿同年出生的孩子，更是特别有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总理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指的是他和邓颖超抚养成人的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夫妇把这些遗孤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李湄可算其中的一个。她是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一九四五年十月，也就是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投降的一个月后，他在重庆被国民党士兵枪杀。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战地》增刊一九八○年第一期封里，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写给李湄的一封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周恩来
七·二十三
信虽然很短，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信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离全国革命胜利只有两个多月。周恩来在信中免去了写信常用的客气称呼，直呼李湄，这表明彼此很熟悉。尽管他当时是党的一位领导人，而且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工作十分繁忙，但还是当天给李湄回了信。他在处理问题时，公私分明，避免采取左右校方的立场。他通过劝李湄不要远离母亲去外地工作，表明他考虑到她的愿望，同时提醒她别忘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李湄十三岁时，父亲遇难。不久后，她随母亲廖梦醒由重庆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廖梦醒奉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对李湄有危险。因此，李湄被送往香港，同她外祖母何香凝暂住。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也是个著名的国画家。
解放后，李湄母女在北京团聚。一九四九年四月，李湄进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预定于同年八月（即周恩来回信数周后）毕业。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青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希望参军的心情，因为部队当时招收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南下进军途中做政治工作。当时十七岁的李湄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是担心母亲不同意，因为她是独生女，而且母女刚刚团聚不久。李湄有同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心计。她写信给周恩来，因为她认为周伯伯有可能说服她母亲。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最后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了。
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一九二四年从巴黎回国时，国共两党正在广州联合筹建黄埔军校。六名知名人士被指定来负责创办这所培养军官的学府。其中有周恩来，还有李湄的外祖父、代表国民党的廖仲恺。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右手，为国民党筹集军费的能手，政治上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夫妇同比自己年纪小但已崭露头角的政治活动家周恩来关系密切。
廖梦醒于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周恩来叮嘱她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她服从组织决定，当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党员。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公开自己的身份。廖梦醒生于一九○四年，与邓颖超是同一天诞生的。她总是用广东话称周恩来为“阿哥”。这种称呼表明两家关系之密切。周恩来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她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最好办法是严守秘密。他于一九三七年曾对廖梦醒说：“认识你的国民党人太多，你千万不能暴露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有事只直接和我联系。”廖梦醒后来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用的是英文名字“辛西娅”。在她的活动圈子里，用一个听起来带洋味的名字是大有好处的。
廖梦醒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内当了多年的秘书兼办公厅主任。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她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重庆，她和她丈夫一直没有暴露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分居两处，她同女儿住在重庆一角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丈夫李少石在曾家岩周公馆工作和住宿。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军队层层封锁，延安缺乏各种医药物资。保卫中国同盟是把外国人捐助的钱和医疗设备、药品等送往延安的一条渠道。
一台国外捐赠的大型X光透视机已运抵重庆机场，等待运往延安。当时只有美国飞机在重庆和延安之间飞行。但是，这些飞机的舱门太小，那台大型X光透视机装不上去。周恩来要廖梦醒和孙夫人商量，孙夫人派廖梦醒去找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理查德·杨上校。这位上校是生在夏威夷的美籍华裔，是史迪威将军的亲信。廖梦醒英语和日语都讲得十分流利，杨上校不懂汉语，她就用英语跟他谈话。杨上校随即向史迪威将军作了汇报。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将军命令把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拆开放大，并告诉他的副官，一切就绪立即飞往延安。史迪威深知蒋介石手下的人会捣乱，要求尽快把这件事完成。廖梦醒第二天去见周恩来时得知，那台X光透视机已安全运抵延安。史迪威说到做到。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李少石代表周恩来送走一位客人之后，在返回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途中惨遭枪杀。他被击中要害，立即送往医院。当时，周恩来正在出席国民党的张治中将军（一八九○——一九六九）为欢送毛泽东主席返回延安举行的酒会。他接到报告，立即赶往医院。李少石这时神志还清醒，但已不能说话，几分钟后便与世长辞了。
李少石是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的。不过，周恩来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为李少石开车的司机也有一部分责任。这个司机是新雇用的，对重庆郊区公路不熟悉，在返回途中车子开得很快，无意中撞倒了一名国民党士兵。带队的国民党军班长鸣枪要司机停车，将坐在车上的李少石打死了。周恩来了解事情真相后，派人去看望那个被车撞伤的士兵，对他表示慰问。他还指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新华日报》发表声明：办事处将为那个被撞伤的士兵付医药费。周恩来这样妥善公正地处理这一事件，赢得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许多人的赞扬。〔3〕在此之前，驻重庆的有些外国人认为李少石被害可能是一起政治谋杀事件。
一九七九年，廖梦醒为了纪念她的丈夫，编辑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这是一本薄薄的精装本诗集，题为《少石遗诗》。廖梦醒的弟弟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是我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华侨事务，是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一九八三年六月末逝世。
周恩来是一九二四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廖承志年方十六，初出茅庐，是广州岭南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承志问父亲，刚才那位身穿白帆布西装的客人是谁。来访者那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道刚毅的浓眉，以及与廖仲恺低声的交谈，引起了承志的好奇。
“你还不认识他？”父亲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十年后，正是这位“大将”在长征途中救了廖承志的命。
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丑恶的权力斗争。那年八月二十日，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雇用的刺客杀害。事件发生后，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调查这起政治谋杀案。
周恩来在调查过程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他在一家报纸上发表题为《勿忘党仇》的文章，指出这起谋杀事件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也许是命运在捉弄，周恩来先后为他的两个密友送终——一九二五年送别了廖仲恺，二十年后又送别了廖的女婿李少石。廖仲恺之死使蒋介石得手，并很快夺取了控制国民党的权力。
十年后，周恩来同年轻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重逢。在这十年中，周恩来组织并领导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不久，他又回到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最后，他于一九三一年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同毛泽东、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合。在这十年中，廖承志已由周恩来在广州时见到的中学生变成了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举行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其他同志的斗争和周恩来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廖承志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重逢的。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并不具备共产党人的素质。他狡猾善变，残酷而有野心，许多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被处决。廖承志和朱光（解放初期曾当过广州市长）等人，也被监禁起来，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分施展了这种才能。林彪、江青一伙攻击老干部时，由于周恩来的机智灵活，使许多老干部免遭一死。然而，即使是这位善于应付内部斗争的大师，有时也会束手无策。他未能救出自己的亲人——他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在延安，人称“妈妈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
孙炳文赴欧前是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学生，还做过几年报人。他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他从德国回国后，就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一九二五年十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时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处决。嗣后的若干年里，蒋介石的刽子手常在龙华处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二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五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扒在自己的肩上，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孙维世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些懂得。不过，直到几年之后，妈妈才用严酷的现实对女儿进行教育。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任锐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任锐母女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要把手边的党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九至十六岁这段时间里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同母亲分开。
一九三五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十四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野心勃勃的女演员江青脚踩两只船，既同共产党接触，也同国民党接触。江青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当时生活糜烂，这使任锐警惕起来。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十六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他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江青在上海呆腻了，想换个地方闯闯。似乎是命运又把孙维世和江青弄到一起了。她们是抗大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过《血祭上海滩》。
《血祭上海滩》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与情妇不和，这个女人爱上了司机。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弹药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的情妇，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
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让她演那个资本家的情妇使她丢了脸。该剧的编剧任白戈为此而挨了整。实际上，是江青自己要演那个角色的。当时她刚到延安不久，想炫耀自己的表演“天才”，以引起延安名人的注意。
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治疗需要有较高明的外科手术，而当时延安还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于是，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首途。
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他们取道新疆去苏联。周恩来夫妇在莫斯科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但治疗不怎么成功。孙维世先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两所学校。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回国。那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开始。三年半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五十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在戏剧方面，她编导了一些话剧。她编导的最后一个话剧《初升的太阳》，是描写大庆油田工人生活的。
附带提一下，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一九五○年八月八日主动组织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那一天，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里，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外衣上，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微笑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他对卫士们解释说，按照西方的习俗，结婚二十五周年年叫“银婚”，五十周年叫“金婚”。〔4〕这是这对“模范夫妻”仅有的一次纪念他们结婚周年的活动。
江青从不掩饰她对孙维世与周总理的关系的嫉妒。江青认为，孙维世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工作，了解国家机密和重要情况，因而竭力讨好孙维世。她拐弯抹角地对孙维世说：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主席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孙维世对她的话避而不答，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避之唯恐不及。两人关系不好，也从来没好过。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她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帐了。她同林彪的妻子叶群达成了一笔交易。叶群同江青一样，是一个权欲熏心阴险毒辣的人。江青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她说，如果叶群愿意那样做，她将报答叶群。她问叶群有没有想要除掉的仇人，如果有，她保证为叶群除掉。
就这样，江青同叶群制定了她们的抓人计划。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在孙维世落入这两个女人御用的歹徒手中以前，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
第一个不祥之兆是，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公开攻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大字报。江青一伙设置的所谓“调查组”成员突然跑到孙维世家里，要求她写材料证明陈毅曾反对毛主席——这是江青一伙认为最有可能置陈毅于死地的罪行。“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孙维世当面驳斥了他们的荒谬指控。
“调查组”成员接着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孙维世非但没有屈服，反而为这位老帅辩护：“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第二个不祥之兆是，北京大街上出现了诬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的大字报。江青的爪牙们威胁和逼迫孙维世写材料诽谤朱德委员长。孙维世不肯。她义愤填膺地说：“朱德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当这伙歹徒再度登门时，孙维世气极，拍桌大骂，把他们轰了出去。
接着，这帮家伙又把视线转到孙维世的哥哥孙泱身上。孙泱曾给朱德当多年的机要秘书，这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他们指责孙泱是“特务”。孙维世对这一荒谬的指责十分气愤。她问对方有何根据。对方支支吾吾，干脆说这是江青在一个“红卫兵”会议上宣布过的。孙维世写信给江青，说这是诬陷，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调查澄清她哥哥的案子。上书没有回音。孙泱在人民大学被隔离审查期间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在那个武斗不断的无法无天的时期，遭到攻击的不只是与周总理关系密切的人。实际上，所有的副总理都受到同样的诬蔑。这一连串的事件暗示要出大事。看来林彪和江青再也按捺不住了，要袭击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出来攻击周总理本人了！一天清晨，北京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城墙上贴出了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的爪牙又闯进孙维世的家，对她百般威胁，逼着她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仍一无所获。
于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逮捕并遭到迫害。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起，孙维世即使在牢房里也戴着手铐，还遭到毒打。监狱里的看守们，以为这样会博得他们的新主子的欢心。同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的躯体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摧残了，她终于停止了呼吸，去世时还戴着镣铐。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周恩来总理竟不能拯救他的清白无辜的养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形势。当时，党的主席毛泽东亲自为造反开了绿灯，造反者几乎是可以起来反对任何人任何事。尽管提出了要遵守一些规定（毛主席本人也的确多次嘱咐过），但是造反行为的破坏性太大了，波及面太广了，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当时林彪和江青一伙在全国真是不可一世。他们煽动武斗，煽动政治上幼稚的“红卫兵”接管一切权力机关，“砸烂”公安、司法和检察部门。结果，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被搅得一团糟，特别是司法部门被一批非法的、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私设公堂取代。他们接管了监狱，把它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
可以设想，不断受得骚扰的周恩来处境有多么困难。在全国那样乱哄哄的情况下，他作为政府首脑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去参加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要常常与“红卫兵”讲道理。每天至少还要挤出大约一小时去会见外宾。
尽管他查询到孙维世被押在哪里，但他无法救她。在一九六八年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
周总理得知孙维世的死讯后，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是，江青手下的人却立即将尸体火化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要骨灰时，对方回答说：“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在被捕前预感到处境险恶，随时可能被捕。当时她已被人盯梢，所以她没有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同妹妹孙新世见了几次面。一次，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一个约定的地点，她对妹妹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接着，她们谈到了哥哥，他当时正在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姐妹二人都知道哥哥是无辜的，但无能为力。“人一死，问题就不好搞清楚了。”孙维世对妹妹说：“无论如何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就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视死如归的遗言。她是被江青的刽子手杀害的，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李鹏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与孙维世很相似。两人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人先后都被送到苏联学习。孙维世念文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现年五十七岁。相对而言，他是中国政界一位新人。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在一九八五年九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他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李硕勋与赵世炎（一九二七年七月被国民党杀害）的妹妹结了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硕勋于一九三一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七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于九月十六日被敌人杀害。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李硕勋就义前写的一封信：〔5〕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月十四日
“陶”指的是他的夫人赵君陶，“吾儿”便是李鹏。此后好多年，周恩来不知赵君陶和李鹏的去向。直到一九三九年，他才了解到李鹏当时已十一岁，住在四川成都一位亲戚家里。邓颖超把李鹏接到重庆，以后又送到延安。到延安后，少年的李鹏才受到正规教育。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如己出。对于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是他的“邓妈妈”。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年仅十七岁的李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一天，他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住的窑洞去向“伯伯”和“妈妈”告别。他已接到上级命令，即将奔赴前线。周恩来听到李鹏已经入党，十分高兴。他反复告诉李鹏，在组织上入党是一回事，在思想上入党则是另一回事，而要做到在思想上入党更重要。也就是说，李鹏应该学习他父亲及其他革命先烈的崇高思想。周恩来夫妇把一条毛毯送给李鹏，作为临别纪念。这是在重庆的一位朋友特地捎给他们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总觉得，自己盖的毛毯虽然已使用多年，但还是很暖和。李鹏坚决不肯要，但“伯伯”和“妈妈”执意要他收下。他们慈爱地对李鹏说，毛毯轻一点，你背着好行军嘛。
后来，李鹏曾在延安第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九四八年，他被送到苏联深造。一九五五年回国以后，他主要在东北地区工作，作为一名电力工程师和厂长，工作成绩显著。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提升为水电部副部长，一九八一年升任电力部部长。李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他又自学英语。但是在“邓妈妈”眼中，李鹏仍是个孩子，需要长辈们经常提醒和帮助。一九八三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七十九岁高龄的邓颖超亲自来到李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祝贺他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担任了副总理，同时又提醒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是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之一。她后来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名牧民〔6〕。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十六岁的周秉建带着她伯伯和伯母的亲切关怀和深切期望来到大草原上，开始了新生活。当时，象许多同龄人一样，她是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城市来到农村锻炼的。周秉建来向伯伯和伯母告别。他们十分高兴，周秉建在家时不吃牛羊肉，伯伯要她逐步锻炼吃牛羊肉，这是她到内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关。伯伯叮嘱她，一定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
一九七○年冬，周秉建穿上了军装。她申请参军，获得了批准，实现了她的夙愿。于是，她急忙写了封家信，把这件事报告伯伯和伯母。
一九七一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高高兴兴地到北京来见伯伯和伯母。不料，她的伯伯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是广阔天地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你在边疆一样嘛！”周恩来从来不搞特殊化。在这方面，即使那些蓄意中伤他的死敌，对他也无可指摘。秉建虽然感到不安和失望，但是她坚信伯伯的话是对的。她应该回到草原上去。其实，她并不知道，伯伯收到她的来信后，已经派人去部队了解她是怎样被批准参军的，是否通过正常的手续？部队是否由于考虑到她是周恩来的亲属才同意她参军的？
秉建回部队后，向领导上汇报了要求离开部队重新回到草原上去的想法。但是部队想把秉建留下来。他们认为，总理工作忙，也许拖几个月就会把这件事忘了。他们没想到，总理办事从来是一丝不苟的。他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说：“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秉建才很快又回去当了牧民。当地的牧民都十分高兴，赞扬周总理的决定，让自己的侄女回到牧民中来。
一九七五年，周秉建由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大学学习。她上学路过北京时，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已经住进了医院。由于病情严重，不准秉建去医院探望。但是，伯伯还是在病床上给秉建通了电话。他忍受着巨大的痛楚，手颤抖得几乎连话筒也拿不住。他鼓励秉建学习蒙古语文。这是伯伯最后给秉建留下的珍贵遗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月，秉建突然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谜一样的电文是：“见报勿回。”她很纳闷。第二天早晨，她听到电台在哀乐声中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她悲痛已极，立即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但是，伯母劝她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颖超明确地说，这也是她伯伯的意见。每当其他同志不幸逝世后，周恩来总是尽心竭力使他们的亲属得到慰藉。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一国的总理，让亲属在他逝世后参加葬礼，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地悼念他。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周恩来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作为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位领袖、组织者和政府首脑，他有过一个很大的“公务家庭”——因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革命大家庭，包括秘书、助手和保卫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在几十年前，当他们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曾在他身边工作过，以后成了家。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着妻子和孩子来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样幸福的时刻，他们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起在重庆、南京，在长征途中，甚至三十年代初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战斗的岁月。每当他们重逢的时候，周恩来总要问起他们解放后受教育的情况。特别对那些过去不识字的警卫人员，有时还要当场考考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虽然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已五、六十岁，有的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领导干部。但是，在周恩来眼里，他们还是刚参加革命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关心地询问他们生活得怎样，注意了解他们取得了多大进步。周恩来和邓颖超料到他们什么时候要来，就准备一点吃的来招待他们。这并非什么珍馐美馔，只是一些点心、花生、瓜子或者给孩子吃的糖果。〔7〕
周恩来对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要求很严格。他要求每个人都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对周总理的严格要求，这些干部不抱怨。相反地，他们把能分配在总理身边工作看作是莫大的光荣。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学习总理的智慧和经验。他们认为，象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大能亲自关心他们的欢乐和苦恼，是对他们的最高奖赏。
一位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解放后收到他父母的一封信，说他定期寄回家的钱都按时收到了。他感到纳闷，因为他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钱，也无钱可寄。他突然想到，很久以前，周恩来曾向他问起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他的家庭情况。他曾经告诉周总理，他家的生活很苦。总理没有对他本人说什么，指示办公室的人设法给那个同志家里寄点钱。虽然钱数不多，却帮助了他年迈的双亲免于冻馁。〔8〕
周恩来也乐于分享下级同志的欢乐。有一天，他的秘书兼翻译浦寿昌接到一份电报，说他的夫人生了第二个女儿，母女平安。当时浦寿昌正随周总理在南方出差。按照规定，每天工作结束时，总理的随行人员要轮流值班，把机密材料锁起来。而周总理一天工作结束时总是在午夜以后。这一天是浦寿昌值班。当他进屋清理办公桌时，总理提起了白天收到的这份电报，并且拿出一瓶茅台酒，倒了两杯，笑着说：“来，为母女的健康干杯！”
【注释】
〔1〕邓颖超祖居河南省光山县，她本人于一九○四年二月四日出生在广西省南宁市。她自幼丧父，母亲携全家迁到天津，靠母亲行医维持生活。
〔2〕一九○○年，英、美、俄、德、日、法、奥、意等八国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是谓“庚子赔款”。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就是用“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举办的。
〔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代表团、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艰难的征程，不朽的业绩》，载197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4〕方铭等：《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载《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三月二十五日）第18页。
〔5〕丁根喜、于胜：《记李鹏》，载《瞭望》周刊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十一月二十日）第6页。
〔6〕王镜如：《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第15-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7〕周恩来逝世后，他们仍继续按照这一长期形成的习惯聚会。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所有过去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的同志，包括秘书、保卫人员、医生、护士和炊事员都接到邀请，于十七日上午七时到西花厅，与邓颖超大姐一起赏花品茶，观看正在盛开的海棠花。周恩来生前很喜爱海棠花。邓颖超在欢迎应邀来这里的约九十位同志时说，过去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大部分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调离工作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来。“文革”期间，她和周总理除了公事外，实行“三不主义”，以避免麻烦：一不接见人，二不和人通信，三不看望人。她说，现在是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了。（范若愚：《西花厅赏花品茶聚会记》，载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8〕见刘九洲等：《峥嵘岁月》第80-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09/10
第四章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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