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没有几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右臂因坠马而受到重伤。
这天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牙关。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1〕
当时替他治疗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在日记中留下一段记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上十点钟，王部长请我们陪他去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意外地从马上摔下来，右肘的小臂下端骨折了。延安所有第一流的医生都来了，给伤口进行了X光透视和包扎。我们看到他正在用左手练习写字，因为他知道很长时间他将不能用右手写字。”〔2〕同队的柯棣华大夫在所写的回忆中说：“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折以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见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泪了。”〔3〕
周恩来在延安做了一个半月的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仍然不停地工作着。由于右臂用两块板子吊着，不时地剧痛着，他只能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起草电文。前面所说他到延安后所做的大量工作，包括八月初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在内，都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的。这是需要有何等顽强的毅力啊！八月十八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行检查，发现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尽管用力地按摩并做了热敷，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了，右臂肌肉也出现萎缩。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
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离开延安去苏联。邓颖超陪他前去。他们先坐重庆派来的道格拉斯飞机在当天抵达兰州。因为等候苏联派来迎接的专机，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星期。离兰州后，中途又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短期停留。
当时新疆的政治局势复杂而微妙。它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同苏联接壤，同内地交通十分不便，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次政变中上台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标榜“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做出一些进步姿态。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是苏联从陆上和空中援华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先后派陈云、邓发为驻新疆代表。八路军也设立由陈潭秋主持的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还有西路军退入新疆的数百名指战员组成的“新兵营”。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新疆工作，如毛泽民担任过新疆财政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黄火青担任过“反帝会”秘书长、阿克苏行政长，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库车县县长等。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盛世才是一个野心家，他在当政后逐步培植起一个严密的帮派势力，控制政府、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大权。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步恶化，他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出现一股反动的暗流。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新疆。他在迪化停留期间，听取邓发和陈潭秋的工作汇报，在八路军办事处分别接见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到八家户野营地看望在这里学习军事技术的“新兵营”指战员和航空队学员。他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其中有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交谈时，周恩来一面继续鼓励盛世才的进步表示，接受他对八路军、对延安的物资支援，争取同他继续合作，防止他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另一面也对可能发生的逆转保持警惕。周恩来主动征询盛世才对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的看法。盛世才以各种借口对邓发表示不满，并以“双方感情不好”〔4〕为由，要求中共中央换人。周恩来耐心地听完他的话，摸清了他的基本态度。会谈后，就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很快撤离新疆。他还托毛泽民转告正在新疆的茅盾、张仲实可以到延安去。
周恩来在新疆停留了三四天，继续乘飞机经阿拉木图等地飞往莫斯科。
当周恩来一行飞临莫斯科上空时，那里正下着雪。这时是九月间。周恩来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颖超常在医院里陪他。和他们同机去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也常去看望他。苏联请了一批医学专家给他治疗，会诊了三次，讨论治疗方案。每次讨论，周恩来都参加。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比较冒险，有做不好的可能。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周恩来听后，断然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选定了后一个方案。〔5〕
虽然采用第二个方案，治疗的过程仍是异常痛苦的：第一步，麻醉以后，用强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缩角度，然后加以固定。麻药效力过后，疼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第二步是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但也痛苦难忍。对这些，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忍受过来了。在治疗过程中，他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去看望他。他忽然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回答：“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周恩来仍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6〕因为他对医疗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三个月。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知道他已到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机关内不少人悄悄地向师哲打听：“周恩来出院了吗？什么时候会来共产国际？真想看看他。”〔7〕一个天真的女秘书还嘱咐师哲事先要告诉她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以便她能隔着玻璃窗望他一眼。新年前几天，周恩来出院了。一九四○年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一出院，周恩来又投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经历两年半的时间，进入了相持阶段，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国民党顽固派这时在国内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情况却很隔膜，有些人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某些做法抱有怀疑，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中于搞磨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认为这同抗日战争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不相符的。
为了用事实来说明真相，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出一份长达一百一十六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备忘录共分四个部分：一、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三、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四、中共七大和准备工作。
周恩来在第一部分一开头便指出：“武汉战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这一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他说：在第一阶段中，敌人依靠它的强大武力在中国大举进攻，中国人民进行坚决的抵抗，使敌人的闪电战和速胜战略破产，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目前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无论我方或敌方总的说来都处于稳定状态。敌人虽然没有放弃向中国内地入侵，但它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消灭自己后方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与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将抗战持久坚持下去？他指出：必须坚决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加强前线防御，防止敌人进攻。
周恩来提醒人们：在抗战的第二阶段上，“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可能，成了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他叙述了七七事变发生以来国民党当局在抗战问题上发生过的三次动摇。指出他们总不大相信拥有伟大民族力量的中国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他们害怕人民群众，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害怕苏联影响的扩大。因此，他们幻想着只要对日本人坚持抵抗一个时期，敌人由于其内部矛盾会自行垮台，尤其指望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中日战争，而不去考虑如何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坚持抗战，贯彻执行各种具体措施去争取最终胜利。尽管有一段时间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似乎有些沉寂，然而投降与分裂的一些基本因素，例如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中国内部投降派的活动、国民党内反共与反民主思想的存在，所有这些现象尚未受到坚决打击，因此抗战局面恶化的可能性并未消失，还存在投降和分裂的危险。
在第二部分中，周恩来指出：国共合作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但国共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形式在发展的。蒋介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是：一、他主张联苏，但反共；二、他主张联共，但要改造中共；三、他需要群众，但是为了统治他们。这个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方针是逆潮流而发展的。由于进行抗战，它们在一定阶段上能够暂时中止，但基本矛盾无论如何也不会消灭。而且蒋介石和国民党原则上并不愿意承认国共合作，而只是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向三民主义投降了。他们认为，民族的团结统一就是服从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周恩来这样描述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由于统一战线的进步，抗战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争取有所进步。但在统（抗）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剧。由于抗战在继续，有时磨擦紧张到一定程度，就又缓和下来。有时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又发生新的磨擦。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但它的总趋势是走向某些进步。〔8〕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周恩来系统地、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和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译成俄文后交给季米特洛夫，由他的政治秘书压缩到二十页打印纸，再经季米特洛夫将这个打印的书面报告送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们看。后来，周恩来对它又作了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一九四○年四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5〕
一九四○年一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哥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5〕会场上挂着中国地图和各种表格。周恩来讲了两天，每天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他把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讲清楚了。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们最关心的是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的问题。周恩来引用大量数字，分析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指出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实，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们听了以后，都很兴奋。会上除有些提问外，对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周恩来还向季米特洛夫谈了王明所犯的错误，季米特洛夫表示惊讶。〔9〕共产国际一些人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开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回答说：中共已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有毛泽东的领导，虽在农村中，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10〕
周恩来一月八日还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
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决议首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承认中国国内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的投降危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因此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决议认为，为继续抗日，中国人民必须使政府有继续抗日的坚决意志，必须继续发展战争，必须破坏日本的经济掠夺计划，必须加强中国人民的武装和实行民主等等。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依靠本身的力量、国内的富源和自己的团结，而不要建立对外国帝国主义调解的任何幻想。至于党，必须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以巩固。
这个文件很重要。它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同意投降和分裂已成为中国当前政治局势中的主要危险，正式认可了中共中央在抗战的这个严重时刻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把这个决议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5〕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李德是随周恩来同机回苏联的。审查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免予处分。〔5〕
周恩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党员。那所党校，对外叫疗养院，国际称它为中国党校，或叫七部、八部。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还把受到王明打击而被分配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调回莫斯科，准备同他一起回国。他又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5〕
二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陈琮英和师哲，还有日本的冈野进和印尼的阿里阿罕，一共九个人。临行时，把共产国际赠送的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和电台的器材，带回国内。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派遣的代表。在周恩来和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就不再有代表驻在共产国际了。
他们的飞机过新疆时，盛世才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盛世才又进行三次会谈。并接见继续留在新疆学习的航空队学员的代表，鼓励他们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你们四十多位同志有学飞机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5〕
专机把周恩来等送到兰州，守备机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得知这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刻说：“周先生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我向他表示欢迎。”〔6〕周恩来一行在兰州停留了三四天，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设宴招待，周恩来便向他借了一辆大轿车。他们坐着这辆大轿车，从兰州出发，翻过贺兰山。第三天经过大佛寺，周恩来带着大家参观了这处古建筑。他说：只有了解祖国的文化，才能热爱祖国。这天晚上，到达西安，还是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内。
在西安又停留了三四天。周恩来同蒋鼎文、胡宗南等交涉，迫使他们发给八路军一部分军饷。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最后一次军饷。从西安出发时，他们一行已形成一个车队。除兰州借的那辆大轿车外，还有四辆大卡车，两辆卡车上坐着八路军战士押运十几箱法币，就是国民党所发的最后那笔军饷，另外两辆卡车上坐的是去延安的青年。途中经过洛川，已是晚上了，就在那里临时住了一夜。国民党的洛川县长知道后赶来拜见，说他也是黄埔军校时周先生的学生。
第三天，车队驶过芥子河，便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这里便是另一个天地。周恩来下车后，为了试试自己的臂力，便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晚上住在甘泉县委。周恩来从这里同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他已平安回到边区境内，也报告了一行人的情况。
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比出国前，他的体重增加了九磅，面容也略为丰满一些。第二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沟外的宽敞草坪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等出席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从报刊上看到反动派准备妥协投降，搞磨擦、分裂以及倒退的现象，实在令人痛心；但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下，在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投降派必定失败，中国抗战定能获得最后胜利。因为大家都关心他的臂伤治愈的情况，会后，他亲自用手摇放映机，给大家放映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新拍影片《大战张鼓峰》，直到深夜。
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他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
【参考文献】
〔1〕蒋泽民（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致胡耀邦的信，1985年3月20日；李忠全根据王来音（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1979年6月口述的材料整理的资料。
〔2〕原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比·库·巴苏大夫在华期间的日记，原名《中国之行》。
〔3〕《柯棣华大夫》，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23页。
〔4〕邓发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大纲，1939年下半年。
〔5〕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1月6日。
〔6〕师哲：《回忆跟随周恩来同志的一段经历》，《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第18、19页。
〔7〕师哲：《千里明驼，万古云霄》，《陕西日报》，1980年4月4日。
〔8〕周恩来：《中国问题备忘录》（1984年赵仲元根据当年俄文记录稿翻译而成）。
〔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11页。
〔1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8、179页。
2007/09/10
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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