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入福建、江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九月间，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九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于十月六日出发，向东推进。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李济深所部第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南征军出发前，周恩来邀集张善铭等开会，对该军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于杨刘等部已被削平和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编成五个军，兵力已超过对方；陈炯明部经过第一次东征的沉重打击后，战斗力和士气都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是惠州之役。惠州东、北、西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夙称天险，易守不易攻。前人曾有诗：“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在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师，凭险固守。东征军在十三日发起总攻。战事持续了三十小时，打得十分激烈，第一军团长刘尧宸阵亡。以后，由蒋先云等组织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在十四日傍晚攻克惠州。
东征军乘胜追击。十月下旬，由粤军改编的谭曙卿师在华阳被林虎部包围，蒋介石赶去督战，当敌人逼近时，他已走不动路了，是陈赓连拉带背地将他救出来的。后来，第一、二纵队在安流墟合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经过一天激战，毙伤和俘获敌军一万多人，缴枪六千多支。十一月四日，何应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欢迎者达数万人。八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十四日，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十二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二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这样，统一广东的战争就胜利完成。这个胜利，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为胜利地开始北伐战争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时又有许多新的发展：
第一，组织更加严密。在总政治部下组织一百六十三人的政治宣传队，并且抽调几十名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作。
第二，内容更加充实。总政治部发布《战事政治宣传大纲》，规定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应包括三个方面：对本军的，对敌军的，对民众的。以对本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为例，规定有七项具体内容：1.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2.解释本军实力之准备程度，以固信心；3.说明敌军弱点及其实力之比较，使兵士了解敌情，增高自信力；4.激动兵士感情，鼓励兵士勇气；5.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6.殷勤慰劳伤兵；7.于行军宿营时，尽可能限度组织各种娱乐。这七项内容的中心是：尊重士兵，努力提高士兵在作战中的自觉性，改善军民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方法更加周密。总政治部向军队政治工作人员提出注意事项：1.休息和宿营时，利用时间作宣传；2.十分注意纠正兵士越轨行动，自己以身作则，诚恳指导，不要引起反感；3.饷械缺乏时，要多方安慰军心，切忌惊恐、焦急或恼怒；4.战败军心摇动时，力持镇静，鼓其勇气，并身先士卒，力谋补救。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使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切合实际。
周恩来在东莞、石龙、惠州、海丰、汕头等地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先后讲演，宣传这次东征的意义和革命政府的政策，呼吁当地人民起来协助东征军巩固革命成果。
第二次东征的军队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征军参谋团邓演存等四人当时所写的《东征参战报告》中说：
“陈逆部队，久驻东江，对于国民政府及革命军，为极端之诬捏，作普遍的宣传，以致民众深信谣言，咸怀疑虑。当东征军开抵石龙等处，各界民众（尤其是商民）多相率逃避，使我军出发需要之夫役，及各种物品均无从雇佣。于是由政治部召集当地民众，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我国民政府之政策，及本军东征之意义。并张贴各种图画、标语，使人民咸了然本党之策略，我军之真相。经此种宣传工作后，各界得真确之认识，及目睹本军之纪律，始各安心来归，与我合作。”“此次东征军组织政治宣传部，对于军行地域，先期出发，召集各界人民演讲，使咸了然于我军东征之意义，与军队纪律之迥异于前。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1〕
《政治周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的《东征纪略》中也说：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把建立东江地区革命政权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东江地区，是陈炯明、林虎等军阀势力盘踞多年的老巢，又同香港的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样才能巩固革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是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第一次东征时，由于迅速回师讨伐杨刘，军事倥偬，这个问题来不及认真提出来。第二次东征已把陈炯明的势力削平，局面稳定下来，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这个任务，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县的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立刻就职，而是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处理地方行政事务。
当时，他进行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在东江地区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在东征进军过程中，有些县长由周恩来电请广东省政府任命。到汕头后，他选派国民党左派陈卓凡等担任揭阳等县县长。接着，又委派东江各县的检察官。他还在各县遣派特派员，负责领导当地的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妇女协会等。特派员直接向他报告工作。这些特派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周恩来指示他们：如果县长是左派，就同他合作；是右派，就各干各的。他还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接管了汕头的《平报》，把它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并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泽东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由于周恩来兼任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他派特派员到潮安、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去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参加了潮、梅、海陆丰各属县党部在汕头召开的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雷厉风行地同当地的旧势力作斗争。他先后下令，将有贪污行为的揭阳县长曾靖圣、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等撤职查办；整顿教育，将梅县师范校长黄柏声撤职；制裁毒害东江人民的鸦片商，宣布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取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改组由工贼控制的人力车工会和小贩工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潮梅特委（一九二六年三月改为中共汕头地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的工作。十二月间，中共潮梅特委成立，由原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赖玉润（先声）任书记，彭湃负责农运，杨石魂负责工运，邓颖超负责妇运。赖并兼任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委员，彭、杨、邓等兼委员。〔2〕
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东征军总指挥部撤销，成立潮梅绥靖公署，由何应钦任主任，负责军事工作。二月一日，周恩来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正式设立行政委员公署，负责东征军总政治部原来担负的地方行政工作。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权机构。它是在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这时，东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地方行政百废待举。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周恩来在就职通电中明确地提出两条：第一，“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这是政权建设方面的。第二，“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3〕这是经济建设方面的。
当晚，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说明现在“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4〕
就这样，周恩来开始了他主政东江的工作。
他选择的着手方法，是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周恩来在给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中说：“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爰定于二月二十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长、各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显然，他是决心要一扫旧衙门那种“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同各县负责人以及群众团体代表当面商议，综合地来解决全盘工作的问题。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这样做是为了“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立潮梅革命之基础”。〔5〕
二十二日，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汕头开幕。到会的有各县、市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收到各代表的提案及计划书一百七十七份，调查报告、统计资料一百八十份。二十三日上午，周恩来向会议作政治报告，共产党人恽代英作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做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他又指出，广东的工人农民运动正在发展，商人也渐渐与政府合作，这是政府的主张能够实现的力量所在。他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以及注意政治”。〔6〕
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各县、市长及群众团体代表报告，并通过致电慰劳香港罢工委员会。二十六日起，分专题讨论代表所提提案，其中包括：绥靖，行政及增加行政经费，划定行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商务与财政等。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例如，在建设方面，决定推行修筑省路公债，治河，安设电话，疏浚海口，拆城，造林；商务方面，决定划一度量衡，收回土毫（指当地流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编者注），禁绝私运铜币进口，提倡国货，多设商场、商品陈列所，减轻出口税。会议共开了九天，到三月三日闭幕。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三月十六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请求，宣布免去他的东江行政委员的职务，后以徐桴继任〔7〕。但周恩来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在十七日从汕头回到广州。
这时，已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的前夜了！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实行反共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就是由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却随时在提防和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
以后，随着他的实力逐渐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蒋介石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8〕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他们商定：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8〕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
三月二十日事变前几天，蒋介石打电报要周恩来回广州。周恩来十七日回广州后，发现蒋介石同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周恩来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当时给苏联顾问兼当翻译的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季山嘉仍不重视这件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视同儿戏。陈延年在事变前一两天才从上海回到广州。所以事变发生时，共产党人完全处在没有戒备的状态下。
三月二十日这天，蒋介石散布一个谣言，说是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作为借口，突然翻脸，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怎么办？是进行反击，还是继续退让妥协？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曾在一起议论。周恩来对情况作了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七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一起议论的人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大家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过了几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分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三十九人），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9〕陈延年因为这件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让步。
三月三十日，中共广东区委针对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发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指出：“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更加紧了，并且将影响到广东时局。”“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10〕
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二百多名军队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周恩来担任这个训练班的主任，并先后向学员作了《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演讲。在这中间，他曾在四月二十三日乘轮船到汕头，办理东江行政委员和第一军政治部的交替事宜，在汕头停留约一星期后回广州。政治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干部很少，只有聂荣臻和黄锦辉。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两张桌子，是聂、黄两人办公用的。西边的屋子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东边的是聂、黄两人的住处。军委机关机密性比较大，只有比较高级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们直接联系，一般人都到文明路的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那时两广已经统一，已处在大举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前夜。放在广东区委军委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便是为北伐战争做好准备。
在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广东区委军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对北伐战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初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并不赞成，认为国民革命军力量还不足，暂时只宜处于防御的地位；又担心革命分子的大批北上会使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难以巩固，因而对北伐的准备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广东区委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对北伐战争却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准备。第二，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没有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活动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不久，军事部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中共中央军事部最初由张国焘负责同各地联络。但张国焘当时担任的职务很多，又经常往来沪粤之间，对军事工作并没有怎么过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琐碎工作。”〔11〕而广东却是当时大革命风暴的根据地，集结在广东准备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的党的工作历来是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的重担，不能不落在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军委肩上。
当时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有七个单位中的党的工作：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周恩来每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部署各项工作。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经常联系，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作为广东区委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还帮助过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
五月一日，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叶挺是著名的粤军将领，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回到国内，十一月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卢德铭等都在这个团内工作。刚成立时，全团有共产党员二十人左右，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军队。独立团出师经过广州时，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向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有利条件，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情况，唐生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任务。并且提出几点要求：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最后，他用“饮马长江”这四个字来鼓励大家。临走时，同每个同志一一握手，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对全团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铁军”的声誉。
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作了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系统地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体地论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和方法，并且指出：“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12〕他指出，这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得到人民的支持，巩固革命的基础。当北伐军准备出发的时候，周恩来所作的这个系统的讲演，对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弄清楚自己工作的要求和方法是有帮助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各路大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出师北伐，首先讨伐盘踞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以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并沟通军队同各地党组织的关系。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就接到广州来的指示信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很快，你们的战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13〕并从广州派来许继慎（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等三十多个营、连、排干部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立刻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备了干部，把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建立起来。张发奎后来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13〕九月间，北伐军在围攻武汉的同时分兵向江西进发，讨伐控制东南五省的另一个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广东区委军委又决定在开往江西的军队中成立军事的党团，制订组织大纲，并规定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受当地党委的指导。大量这类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广东区委军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时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革命的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周恩来清醒地看到这一切。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表示准备任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征求他的同意，被周恩来拒绝。一九二六年底，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反驳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指出：“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候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14〕
他又驳斥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谰言，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
他以明白的语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15〕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已在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动逆流正在汹涌高涨，政治风云异常险恶。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逆流吓倒了，对国民党右派一味迁就退让。在这个历史关头，周恩来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力量的团结，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污蔑和攻击。
这年年底，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他工作了两年多的广州。
【参考文献】
〔1〕《军事政治月刊》第2期，1926年。
〔2〕赖先声（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22页。
〔3〕《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0日。
〔4〕《广州民国日报》特刊，1926年2月12日。
〔5〕《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6〕《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3日。
〔7〕《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6日。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18、119页。
〔9〕《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8页；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3页。
〔10〕《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239—241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37页。
〔12〕王铁猛的笔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笔记簿》，1926年。
〔13〕《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62页。
〔14〕《人民周刊》1926年第34期。
〔1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4页。
2007/09/10
第九章从统一广东到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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