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意见，转告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两三日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情况作一系统报告送阅。
△接见并宴请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针对当前日本学生中出现的各种思潮，说：这是学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自然现象，青年思想的波动、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青年总是不满现状，如果满足于现状，就什么也不干了。并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为侵略而死，要为和平而生。松冈洋子事后撰文称：此次会见“在心灵中点亮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1月2日 出席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对加西亚代办说：我们很理解古巴的处境。古巴还是革命初期，才十二年，中国建国二十一年，工作中还有缺点，还要努力。重要的在于取得经验和总结经验，这是最宝贵的。
1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当夜，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选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姚文元关于学习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林彪对该报告的批示〔注〕，决定将批示和报告以中央文件印发中央委员和省、军级干部。
〔注〕毛泽东批示（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意姚文元的报告，并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和党的高、中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林彪批示（十二月三十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月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就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问题讲话，并要求予以落实。当夜，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次日，又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就落实毛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等作出安排。
1月8日 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提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当日，周恩来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成员，明日讨论、下发。
1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议还讨论了华北会议的情况。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
△中央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自本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会议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未作检讨。
△就江青在华北会议期间发表的两次讲话事致信江青，提出：“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随意点名批评的情况，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一月）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十一日，将根据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的文稿送毛泽东，毛阅后批：“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1月11日 接见以太田茂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二人访华团。谈话中征求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意见，说：我们的广播怎么样，请直说，不好就不好，有毛病就有毛病，请说说。
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的安排。
1月13日 约有关人员谈全国计划会议问题。
1月15日 同斯诺就中国国内问题长谈。向斯诺提供了有关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在谈到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时说：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从前属于中央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机构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1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并商定召开大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浙江省党的代表大会及人选事。
1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大家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提出：北京军区拟换李德生任司令员职。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阅批：“照办。”
1月20日—22日 审改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稿。二十二日，将此稿送毛泽东审定，毛批：“大体可用”。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提纲稿。
1月23日 毛泽东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话，商定华北会议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将《提纲》稿再作修改后，先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召集有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对该稿的意见。此稿获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
1月24日 出席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讲话系统揭露并批判了陈伯达，指出：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同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还宣布了中央关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任职。讲话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会后，华北会议主要议程结束。军委座谈会从二十六日起转入原定议程。
1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华北会议后各地传达贯彻问题。会上，与三十八军负责人刘海清、王猛等谈话，提醒他们目前应有计划地开展批陈整风，而不宜把问题一下子捅到群众中去，造成两派对立又起，重复过去运动的不良作风。次日，又将反映河北保定地区派性情况的一封来信批送刘、王等人参考。
△在国防科委《关于第十二次核试验试验弹准备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办学习班，来总结十一次核试验未曾总结的经验，取得新的数据，认识到过去未被认识的规律，使我们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科学实验中有所前进。
△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及宾努和夫人。
1月26日 找出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所发两份文件〔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件上批：“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
〔注〕这两份文件内容都是传达毛泽东有关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一些指示，批示。
1月27日、28日 接见由阿联国民议会议长舒凯里率领的代表阿联总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阿联政府的友好团，并同舒凯里一行举行两次会谈，就中东地区形势等问题交换看法。说：中东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之一，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插手、对峙，造成这一地区长期形势紧张，不得安宁。
1月29日 和郭沫若会见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等日本朋友。谈话中，回忆了青年时在日本求学的岁月。
△约见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时，对会谈中中方人员坚持要将台湾问题写入纪要、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第一条等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注〕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又说：会谈要看具体对象，台湾问题对后藤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他出难题。“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放在第二条，而不必改为第一条。并指出要把纪要中“所有吹嘘的话通通去掉”。
〔注〕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即日方准备的作为日中乒协会谈基础的文本，其中提到应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
△深夜，召集汪东兴等开会，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问题。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毛主席的路线推翻。
1月 批准三○一医院关于陈毅病情的会诊及手术治疗报告。在手术过程中，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当得知陈毅已被诊断患有结肠癌后，指示医院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救治，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之后，一直亲自过问对陈毅的医疗工作。
△得悉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参军后，即委托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并与邓颖超商量将周秉建送回内蒙古牧区，说：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许变动。华北会议期间，又向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询问有关情况，告已将周秉建退回原地。
△批示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对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问题的处理意见〔注〕。
〔注〕处理意见提出：对张应住院治疗，准许与家人团聚，恢复组织生活并待分配工作。
△派钱正英前往葛洲坝工地调查，发现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尚存在严重问题后，连续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决定修改原设计方案。
2月1日 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会前，周恩来曾约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会议日程及要解决的问题。会议期间，多次接见会议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指出：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十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八日，在同会议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又说：“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应该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例如，针刺麻醉就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了。“医道无止境。”“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任何发明创造，都要多次实践，总结经验，只有有了经验才能有所前进。”要求报告中专就文化大革命写一段，并指出医疗卫生工作所受“左”的和右的干扰。会议期间，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了《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各地传达贯彻华北会议中存在的问题。次日，就三十八军和保定地区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它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可能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为中央起草《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注〕的决定（草稿）》。强调：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要重罪行，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真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此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审阅后，于八日下发。
〔注〕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由吴德（组长）、李震（副组长）等十三人组成。
2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内蒙古、天津及华北驻军有关负责人谈华北会议传达贯彻及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问题。七日，在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说：去年以来，内蒙革命、生产、备战形势都好，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增加，各族人民都不愿再有反复。目前的问题是要把华北会议传达好，批陈整风开展好，而军队团结又是关键问题。
2月7日 将国家旅游局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审阅。该报告除提出当年接待计划外，认为接待对象仍以左派和其它友好人士为主。毛泽东对此批道：“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随后，周恩来召集外事部门负责人开会，传达毛的批示，提出落实方案。
2月8日 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价、公安队伍的状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等发表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时，强调：对这一时期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说：做公安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化的，这样看问题很重要。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市部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公安部门下放后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公安部有责任，我也要负责。关于今后工作意见，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安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坚持走群众路线，保卫要害部门，搞好社会治安管理。
△夜，乘车巡视北京市内社会治安情况。
2月9日 召集人民日报社军代表及有关负责人开会，强调应通过开展批陈整风，克服派性，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2月11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确定了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重点，以及为完成年度计划提出的有关政策、措施等。当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前，拟邀请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乘军委座谈会即将结束〔注〕之际，来京集中讨论计划会议纪要及其它文件。在取得他们同意后，再报请中央批准下发。十二日，将会议纪要及有关文件陆续报送毛泽东审阅。
〔注〕二月七日，军委办事组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书面报告中说中央军委座谈会预计二月十五日结束。
△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为加强各类图书的出版，以满足广大群众需要，提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解决当前出版工作的迫切问题。
2月12日 观看准备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情况。嘱告参赛运动员：这次出国比赛，是打政治仗。要反骄破满，谦虚谨慎；放下包袱，增强信心；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并与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夜，看了关于赴日参赛准备工作简报（第一期）后，致信国家体育局曹诚、赵正洪并转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你们首先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件大好事”；“苦练勤练，从最困难处着想，用毛泽东思想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一定会打出新水平来”。
△阅改《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稿。十三日，该稿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后。由中共中央批转下发。
2月13日 继续修改《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稿时，加写：“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于那些爱说假话和逼人说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同日，致信主持起草纪要稿的余秋里，嘱照此稿印发即将来京开会的各地负责人及计划会议各小组征求意见。
△接见由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黎清毅通报了印度支那战场形势，并邀请周恩来访问越南。周恩来表示接受。十五日，出席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方给予越方一九七一年经济，军事补充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2月15日 接见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向他们介绍计划会议情况和文件，并就一九七○年国民经济状况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七○年最后完成的指标，大多数超过原来计划，也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农业除粮、棉外，其它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粮食问题关系到一系列问题。工业也是如此，钢铁问题不解决，其它机械、燃料、化学，有色金属等工业都上不去，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一千项。“大跃进”时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八百多个项目。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一千一百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所以，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做到。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最近统计人口全国已达七点九亿。要控制人口发展，必须提倡晚婚，提倡节育。从现在起要大力宣传。讲话还提出要搞好综合利用、解决“三废”污染、发展轻工产品、抓好产品质量等。
2月17日 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
2月18日 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都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阅后批：“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月19日 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注〕，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注〕华北前期，这里指华北会议前期。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计划会议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批示。二十一日，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泽东批示的通知。
△批示同意外交部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对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指示的请示报告，提出：“美右派代表还不够满意”；随着我宣布让一些美国人来华，“共和党有影响人士会跟着要求访华，到时还可容我选择”。
2月20日 根据毛泽东十九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二十一日，《通知》下发。
△中央军委办事组就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问题，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同日，毛泽东对报告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要求他们“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次日，周恩来约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谈贯彻毛泽东批示事。
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在周恩来引导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它政治局成员也作了检讨。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批示的补充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2月23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作了检讨，正在写书面检查。
△和郭沫若会见日本朋友藤山爱一郎及随员田川诚一等。
2月24日 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常务理事田中修二郎等日贸易界人士。
2月25日 约见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欧美司负责人，对他们当中没有人出面在昨日英国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向英方说明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情况、并对近日修复英代办处事表示庆贺提出批评，说：火烧英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它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指出：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是平等的，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港英当局在香港迫害我们同胞，是它的不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搞英驻华代办处。
2月26日 阅批北京外国语学院清查“五一六”情况报告〔注〕，在“少数坏头头还交待了几起妄图谋害总理的阴谋”处加注：“这不过是谈谈而已，并未实行，不要作为重点去追查。”
〔注〕此报告是外事系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专案负责人写给周恩来的，主要反映了清查一九六七年夏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在外交部“安营扎寨”、夺外交部权、破坏批陈（毅）大会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案件的情况。
△对军委总参谋部关于体育局〔注〕外事工作的报告批示：“今后体育局一切外事工作，均与外交部会商，报总参转中央。”
〔注〕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原国家体委的业务工作由总参谋部管理。本年三月起，恢复国家体委的名义。
△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谈话。
2月28日 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十六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三月一日，毛泽东对该报告阅批：“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编辑都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第四稿。
2月 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称病不出，并拒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十二日，他借口养病，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注〕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注〕这是李煜（九三七——九七八）亡国被俘后所作《破阵子》词中的两句。
3月1日 会见以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为首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
3月2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发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实践一号”准备情况汇报，并观看了卫星模型实体，指出应总结经验，精益求精。次日，报经毛泽东批准发射该卫星，取得成功。
△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在谈到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一事时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十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在谈到两国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时，指出：障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仍设有领事馆，以及英在联合国关于恢复我合法席位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国一致？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又说：过去，我提出过在香港设官方代表问题，英方没有答复，而现在英却坚持在我台湾省有一官方机构，这是矛盾的。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所发表文件，讲话稿，其中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注〕会后，周恩来将有关稿件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对越“加强支持，以示决心”的态度。毛阅后批：可以提出，征求越方意见。
〔注〕此前，中国政府曾接连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表示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接见日本藤山爱一郎及所率访华团。在谈到“左、中、右”问题时说：哪个党都有“左、中、右”，即使到了将来我们希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了，还一样有“左、中、右”，总有进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间的思想和派别，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此外，还有一个变化问题。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变成了右派；原来是右的，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也可能变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转化的，这并不奇怪。
△晚，邓颖超留条致周恩来：“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3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越问题及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工作情况。会议商定，在周恩来出访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别由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主持，需面商的要事向康生报告，重大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当夜，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毛批示：同意。
3月5日—8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其间，同越南党政领导人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及印度支那局势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高度赞扬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时说：我们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同某个国家早一点接近或晚一点接近都是历史形成的。要支持人民革命，这是一个共同的原则。八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签署中越两党两国联合公报。当晚，乘专机离河内回国。
3月8日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十日晚，接见赴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时，又说；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
3月10日 在仔细研读中苏边界谈判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注〕情况简报及有关文件后，就下步对策问题致信毛泽东，提出：“我们对策欢迎苏方的迎合态度，但只能把这两个文件合成为一个临时措施的协议，才能对讨论边界走向和结成中苏边界新的条约有所促进。”“至于互不使用武力条约，中苏早有同盟条约，并未宣布失效；如要再定，可留在边界条约定好后再议。”毛泽东阅批：同意。
〔注〕三月五日下午，应苏方建设，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会上，苏方提出关于维持中苏边界理状的临时措施新方案；中方强调当前双方最主要的任务是，根据两国总理一九六九年九月北京机场达成的谅解，尽快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以便转入边界线走向问题的讨论。
3月11日 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和组织中苏边界谈判中的对案和发言。提出：我方起草的“合二为一”的新的协定，其基本精神和条款仍应以一九六九年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时确定的原则和谅解，以及中方两次提案的内容为主。并吸收苏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十五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部起草的新的协定（草案）。十六日。致信毛泽东；从一九六九年中苏谈判开始到现在，柯西金来了一封信，苏联政府送来一个互不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柯西金托范文同、黎清毅带来两次口信。为在苏共二十四大前还了这些“帐”，拟等我和外交部负责人约见苏大使、将新协定草案稍加发挥。就等于回答苏方和柯西金的全部问题了。
3月13日 接见以明贝昭二为团长的日本关西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在谈到日本历史时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历史上也是个独立的民族。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也有进步的一面，把日本各藩统一了，吸取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发展了资本主义，增强了军队，一八九四年明治与西太后打仗，中国打败了，辽东半岛被割去，台湾也被占领了，结果西方几个国家出来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尔后，俄国占领了大连、旅顺，德国占领了青岛，英国占领了威海卫。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又打败了俄国，日本在亚洲成了强国，军国主义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直至发动侵华战争。从一八九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共五十一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3月14日 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对策。十五日，致信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毛阅后批：“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十六日，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强调：到日本后，应注意在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
△接见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回溯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情况。说：当时，中法两国都是站在解决印支问题的立场上的，从而达成了日内瓦协议。第二年，按照日内瓦协议，南北越要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选举，实现统一。结果被美国破坏了。
3月15日 就中共中央转发《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事致信毛泽东，提出：各地凡在讨论后又提出意见的，《纪要》中都作了修改；凡目前不能办的，均推至下半年或明年再考虑。会议纪要和主要计划指标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纪要》。
3月16日 对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夫人郑洁贞请求赴英定居的来信批示：“可以同意，并赠旅费及生活费。”
3月18日—24日 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注1〕。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注2〕，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注1〕“五七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该《纪要》内容包括实施政变计划的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以及实施计划的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
〔注2〕该会议又称“三国”（即上海、杭州、南京）、“四方”（即到会的四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王维国（空军七三四一部队政委）、陈励耘（空军七三五○部队政委）和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3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李德生、纪登奎起草的在北京军区直属单位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会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李、纪二人的意见“是对的，符合主席历来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教导”，并可避免“造成层层点名的不良影响”。
3月21日 晚，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谈话五小时。
3月23日 收到毛泽东批来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回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1日 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出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等〔注1〕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注2〕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重写检讨。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注1〕参加谈话的还有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
〔注2〕指一九七○年庐山会议。
△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注〕修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问题。二十六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至北戴河林彪处，并告准备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事。
〔注〕毛泽东考虑黄永胜等人检讨需印发有关会议，指示黄、率、邱的检讨可再作修改，并加进毛阅批时所写批语内容。
△前往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住地，会见其党中央副主席凯山·丰威汉。次日，与凯山举行会谈。
△晚，邓颖超留条：据卞大夫来告蒲老的话，“你的胃功能紊乱，非胃本质变化引起，而是由于饥饿食物凉热交杂，以及天气冷暖变化引起的”；“除服必要药外，尚需注意饮食保暖适宜为要”。
3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即将前往北戴河见林彪所谈各事，并讨论了山东等省工作问题。
3月27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注〕文件。
〔注〕这是三月三日至三十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有关棉、油、糖生产方面的若干政策。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3月28日 接见出席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代表。在详细询问了各地棉、油、糖三种作物的种植、收购情况后，对进一步抓好农业生产、稳定有关政策问题讲话，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农业更要靠地方的积极性，要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强调：要掌握好政策，对中央已经规定的政策，不要随便改动，如奖励、自留量、换购等办法，还要坚持不变。又说，各地要核实统计数字，推广先进经验，因地制宜，抓好科学种田，逐步做到增加自给，力争自给。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告知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注〕商办。当晚，前往北戴河。
〔注〕刘贤权，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阎仲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月30日、31日 和黄永胜等六人在林彪处谈话，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提出：陈伯达搞陶铸〔注〕，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没有报告主席，是严重的错误，林彪听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称“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三十一日晚，周恩来等返回北京。
〔注〕指一九六七年一月初，陈伯达发表的打倒陶铸的讲话。
3月31日 将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大会上所作检查的批示〔注〕以“急件”派专人送军委办事组，并批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叶群、刘贤权等人传阅。
〔注〕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所作批示，认为虽有庐山会议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日才讲出几句真话。毛还批告：“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
4月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
4月2日 就出版《二十四史》事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注〕先生总其成。并告，此事应提出版会议一议。
〔注〕顾颉刚，历史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4月3日 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4月5日 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代表，就港口建设改造、海上运输以及邮政体制等问题发表讲话。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提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
△就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文章事批示：主题就照毛主席常说的写，即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代表这条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路线的，全世界革命党和革命人民都已公认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为之奋斗五十年而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后藤钾二建议在北京举行亚非国家乒乓球友谊邀请赛的请示报告，并将中国列为本次邀请赛发起国之一。
4月6日 批示“原则同意”李先念、余秋里关于进口发电设备的请示报告，提出：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好好掌握，能自制就争取早日制成，进口材料自制又比进成套设备好，进口部分机器又比进口全套设备好”。
4月7日 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将关于在日参赛的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访华问题〔注〕的请示报告送周恩来。报告称：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于四日将此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八日晨，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注〕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晚，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就对外政策等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指出：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关于对外宣传问题，强调：要具体对象具体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讲话还以严于责己的精神介绍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指出：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二人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成员。
4月10日、11日 同巴基斯坦总统派遣来华的巴外事秘书苏尔坦举行会谈。十一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东、西巴基斯坦分裂〔注〕后巴国内的政局，以及十日与外交部党组成员研究的意见。
〔注〕三月二十六日，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巴基斯坦大连中获胜的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宣布东巴基斯坦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
4月11日 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二人重写的检讨批转给周恩来，告：“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次日及十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毛泽东批示意见，商定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具体安排和会议文件，主要有，印发黄永胜等五人检讨及毛泽东有关批示；在参加会议人员中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印发陈伯达罪行材料及各地有关批陈文章。
4月12日 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就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针对封存《鲁迅全集》的做法。批评道：“一面说青年投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经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4月14日 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注〕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周恩来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被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最后，周恩来请美国客人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注〕此语出自《论语·学而第一》。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指出：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注〕这次会议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九十九人参加。
4月16日 就伊朗南部发生六点五级地震事，批告外交部转告中国红十字会，在弄清灾情后给予救济；并转告正在杭州访问的伊朗巴列维公主，中国政府正关注伊受灾情况。
4月17日—21日 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东北组讨论。十九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4月20日 致信于十九日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但林彪仍无出席会议之意。
4月21日 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4月22日 阅批国家体委《关于欢迎我乒乓球代表团回国的请示》件，将其中“召开一次庆功大会”改为“召开一次总结经验大会”，并作旁批：“不要庆功，徒增骄傲。应适时总结，力求前进。”在“建议新华社在代表团回国后发一组文章和一组照片”处又批：“不要自吹自擂，要多宣传人民之间的友谊，互相学习，互相增进。”
△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凯山·丰威汉举行会谈。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进展情况。会议商定自二十四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会议还讨论了五一节口号。
4月23日 在李富春谈病情及工作问题的来信上批：“听说你牙病治愈，身体恢复健康，只支气管炎尚留余症，待五一节后春暖花开时，当一商你边劳动边学习的锻炼场所，以便继续创造为人民服务条件。”
4月24日、25日 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4月25日 将毛泽东二十四日关于浙江问题的批示〔注〕转给李德生，并附信要李继续做工作。
〔注〕四月二十三日，李德生致信毛泽东，汇报浙江问题。毛阅后批：“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宣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传达问题。
4月26日 对外交部、卫生部关于廖承志休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廖回家休养，并嘱告廖：“回家后务须按医生嘱咐定期检查”；“我的心脏亦不好，就是靠节制饮食，减少压力，活到今天。望承志同志早复健康，还可参加一部分学习和工作”。
4月29日 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共四个部分：（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四）今后办法。说：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5月1日 接见朝鲜平壤市羽毛球代表团，在谈话中说：要告诉青年，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互相支持。从一八九四年到现在，已有七十七年的历史。七日，出席国家体委为该团举行的欢迎仪式。
△晚，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注〕。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注〕本年一月，陈毅施行结肠癌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
5月2日 出席四月二十九日在京病逝的李四光追悼会。当得知有关部门没有为李准备悼词后，严厉批评了有关负责人，并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当天写给中央的一封信〔注〕，代作悼词。
〔注〕李林信中反映了李四光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及对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
5月3日 接见以奥沙甘为团长的老挝爱国战线党英雄模范代表团，就民族等问题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交谈。
5月4日 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举行会谈。
5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陈锡联、毛远新、潘复生谈黑龙江问题。会上，批评潘在黑龙江的错误做法，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群众能服吗？九日，再与政治局有关人员约谈黑龙江问题，要潘作深刻检讨，以取得大家谅解。
5月6日 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精神。次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二小组会讨论。
5月8日 批阅外交部、国家体委、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派遣中国乒乓球教练赴非洲某国的请示件时加注：“建议我体委运动员凡在四十岁以下，统应学一门外国语，英、法、日、西、阿、俄，按次排列，规定学习比例。”
5月9日 接见以阿布·阿马尔·萨阿德为团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阐明中国党和政府不赞成搞暗杀行动的一贯立场，说；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政党主张暗杀，我们中国反对这样做。在俄国旧时代，列宁的哥哥就是主张搞暗杀的，列宁就反对这样做。革命是群众的行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就要依靠广大群众。离开群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会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新闻工作者。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月10日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向主管教育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历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谈到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时说：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煞；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讲话中，对朱德率部上井冈山、长征途中叶剑英反对张国焘分裂、陈毅主张发展新四军等作了肯定的评价。在着重说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时，强调：现在世界上也存在一股极左思潮。
5月11日 同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四大后途经北京的黎笋举行会谈。次日，将会谈情况写信报告毛泽东、林彪。
△在讨论中国政府关于美军侵越战争声明的会上说：《人民日报》有的地方文风不好。空话，骂人的话，简单粗暴、不讲道理的话，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了。还经常有些绝对性的话。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自五月初以来中央军委系统和中央党政机关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情况，认为传达的方式和内容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主张及“团结——批评——团结”的要求的。
5月15日 约外贸部有关负责人开会，提出：“广交会”闭幕后，各地要很好进行总结。有些外商反映我们未认真履行合同，这样对外影响不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变不行。
5月16日 就首都钢铁公司总降压站发生事故事批告李先念，余秋里：“只讲修复，不讲损失多大，更不谈事故原因，应即总结经验，在全厂动员，加强必要的操作规程的管理和群众监督。如属政治事故，更有动员全厂加强警惕的必要。”
5月19日 会见美国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教授和微生物学家西格纳教授。在谈到美国政府内外政策问题时说：战后二十五年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美国政府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既要满足垄断资本家的军火利润，又不能无视美国人民不愿打大仗、不愿打世界大战、少死人的要求。会见中还询问了美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5月22日 在接见由对外贸易部长、众议员扎加里率领的意大利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对中世纪意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给予肯定和称赞，说：马可·波罗开辟了欧洲通向东方之路，他在中国差不多周游了各地，呆了十七年，以后又到亚洲次大陆，到波斯湾、土耳其，最后回到意大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你们有一位勇敢的拓荒者。
5月24日 会见并宴请美国朋友韩丁（威廉·欣顿）和夫人雷洲安及其女儿卡玛。在谈到学大寨经验时说：首先是学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有些地方如不能采取同样办法，就不要强求一致。第二是学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是学先公后私的精神。如果讲大寨否定私，也不对，毛主席常说“公私兼顾”。发展生产的结果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完全讲公，不讲私，就不科学。二十七日，再次会见韩丁夫妇及部分在京的外国友人。
5月25日 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最近连续给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注〕。
〔注〕四月二十九日，尼克松获悉周恩来四月二十一日口信井口头表示同意后，又于五月十七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
5月27日 批示同意乌兰夫来信中所提要求〔注〕，准其子女调离内蒙古分配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并告其子女可“分批去长沙探亲”。
〔注〕五月二十四日，乌兰夫致信中央，告以：因爱人病重，希三个孩子前往长沙看望其母；并请求将其子女调离内蒙古分配他地劳动锻炼。
5月29日 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六月二日，尼克松得到该口信后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并回复周恩来〔注〕。
〔注〕六月四日，尼克松回信表示感谢中方欢迎他访华，并建议基辛格于七月九日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抵北京。六月十一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5月30日、31日 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注〕上讲话，阐述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批评并纠正对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形势下，因此，我们的外事工作要跟过去有所不同。要有所变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了，现在不行。（外国人）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关于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说：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路线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关于对外宣传方面的问题，指出：现在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吹自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强加于人；另一种是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对于不实事求是的对外宣传，我们外事工作人员应该当场给予纠正，并敢于当面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各项事业受影响、被破坏的情况时，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跟人家说？这几年我们出版的东西少了，要补上来；文艺方面除八个样板戏外，只要内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形式不是萎靡、庸俗的，就要允许人家尝试。又说：我们不赞成把“苏修”这两个字到处搬用，把东欧一些国家都叫“修字号”，都给加上标签；“帝、修、反”三个字是简化了的，随便往人家头上加，这不好。会上，周恩来还建议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以使基层党员干部了解熟悉国际方面的知识和变化。
〔注〕这次会议从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5月31日 会见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历史学家井上清、藤田敬一，经济学家小林义雄等。就世界思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换看法。提出：现在世界在动荡，已经不是一潭死水，各种思潮起伏，青年不是沉默的时代了。要引导青年朝正确的道路走，需要时间，需要实践，还需要理论指导。要学习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多次失败，毛泽东同志决不气馁。而是不断总结，继续前进。领导人，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人，一天都不能离开群众。
6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六月上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中美关系及有关国际问题。会后，草拟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6月1日—9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二日至八日，同罗领导人就中罗两党、两国关系及国际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罗领导人。五日至七日，陪同罗领导人访问南京、上海等地。九日，与齐奥塞斯库分别代表两党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
6月初 在《朝中社社长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谈话》件上批：外交部电告石少华，“对朝中社社长谈话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我方在极左思潮中破坏朝中关系的错误，“要作出检讨”。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宣讲《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在谈到批判对外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问题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强调：对外宣传必须一分为二，坚持两点论，既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总是不敢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跟人家讲，什么都好，这不通了嘛！总之，毛主席的方针就是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以我为核心，自以为左，藐视一切，瞧不起人家。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二百二十五人，会议于六月十八日结束。
6月5日 接见由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丹·谢克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派往索马里的中国医疗队情况对，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医疗队有大国沙文主义和不很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请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把他们调回来。你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把我们当真朋友看待了。
6月6日 在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时，看到一张照片的说明中有“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提法，当即指出：这样提法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又说：要向兄弟省市学习，还要学习国外的好东西。有些未过关的技术产品可从国外进口一些。在参观过程中，批评有些展品介绍光讲好的，不讲缺点，是自吹自擂。
6月9日—15日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
6月11日 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对加强运动员专业训练问题提出明确要求，指出：体工队不能完全照连队的管法，训练时间不能太少，因为体工队本身就是进行身体锻炼的，不能像连队那样搞训练。运动员政治学习时间不一定要比训练时间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搞出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训练方法。政治挂帅。还要认真练，练政治、练本领、练思想、练业务。提出，要从乒乓球队开始，学习英文和国际知识，以后再逐步发展到羽毛球队和其它体育队伍。讲话还批评了大国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
6月12日 接见由米尔科·特帕瓦茨外长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及随行记者。对客人说：你打开了中南的外交来往，你是头一个到中国的南斯拉夫外长。
6月13日 晚，邓颖超留条：“在人身上的各种器官的功能作用是有限度的”，“务望你在体力和精神方面都需要留有余地，做些储备，以便届时能够迎接新的任务。斗争还是长期的，因此，需要你能够长期的战斗。”
6月14日 接见由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率领的秘鲁贸易代表团。谈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拉美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二百海里领海权的斗争。
6月15日 接见由外交部、国家体委所派赴朝鲜向朝方道歉〔注〕的中国代表团一行。要求全体赴朝人员对朝方战友应光明磊落，态度诚恳，要尊重人家，承认错误。又说：我们往往说成绩时夸夸其谈，说缺点时只有原则，不谈实际。护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说错误，有什么“羞愧难言”？在此前后，多次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亲自与朝方人员谈话，指出中方人员所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大国主义的倾向。
〔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因在某些问题上未同朝方很好配合，引起朝方不满。周恩来四月十七日接见朝鲜驻华大使和五月一日接见朝鲜羽毛球代表团时，都谈到中方犯了错误，表示将派外交部有关人员前往平壤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6月16日 将反映北京饭店等单位改进对外服务工作的内部材料，批告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要趁热打铁，进行教育。“既要批判大国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潮，也要防止卑躬屈膝、奴隶思想的复活。”
6月17日 在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关于向坦方交涉为我专家免税的检查”的电文上批：“应主动撤消，一切服从坦桑法律、关税制度，不许特殊。过去已免的应补交，不许丝毫马虎。”批示还要求驻坦使馆向使馆工作人员进行批判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育。
6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国内工作等问题讲话，提出：在当前新形势下，要动员全党了解和体会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同时，还要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利用的极左思潮，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左行动，像火烧英国代办处、主张出兵香港、随便提“断交”、冲砸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等。这种“左”的言行要批判，但也要防止右的。又说；现在我国还比较落后，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好实事求是地对外宣传，开展人民外交。
6月20日 同李先念、余秋里等接见参加全国电力规划和水电经验交流会代表，听取水电部代表关于京津唐、华东、武汉等十二个电网汇报，了解全国电网布局。
6月21日 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和夫人、《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和夫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和夫人。谈话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要求。”在具体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后所享有的优待政策后，说：“这样做只会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会使台湾受到任何损失。如果这样做，中美关系会更好。”
6月23日 约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体学等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提出：对于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太急容易出乱子。不要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
6月24日 召集全国老年气管炎会议〔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在详细询问有关发病情况，数字和治疗药物后说：患气管炎的多为老年人，我们要关心他们的健康。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队，前往东北、西北等地开展群众性老年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九十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卫生部直属单位和军委卫生部所属单位共二百五十人。
6月25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中国第一艘攻击塑核潜艇将进行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的汇报。说：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要通过试验取得各种科学数据和资料，积累经验。又说，海上试验可分为码头，水面、浅水和深水航行四个阶段进行。本年九月，此艘核潜艇下水。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经过四个阶段试验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6月27日 约王冶秋等图（书）博（物）口领导小组成员开会，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方案事。
6月28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及由他们所率公明党访华团。谈话中，肯定日公明党最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表的五点主张〔注〕，说：如果照公明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回答日本友人所问“养身之道”的问题时，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三十日，再次会见竹入义胜一行。
〔注〕这五点主张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搬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华人民井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将国家电信总局关于在国际通信中发生事故的检查报告批送李先念、纪登奎及外交、通讯等部门，提出：“要坚决改正，实践电信总局自己的诺言，并要总结几条经验下达，推动学习和推广实行。”
6月29日 接见以白石凡为首的日本文化界访华团。交谈中说：我们听有的朋友说，凡是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都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要相信马列主义。我们听了很吃惊。这样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这个组织变得狭窄了。文化交流协会是多方面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如果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性文化，这有共同性；主张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都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了不起了。这个战线就很广了。我们中国朋友绝没有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只有相信毛泽东思想，才能进行文化交流。
7月2日 针对外文宣传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约外交部、外文局负责人开会，提出：没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体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业务和政治不能分家。
△接见以让一吕克·佩潘为团长的加拿大政府经济代表团。对客人说：你们是中加两国建交后第一个来访的加拿大代表团，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你们。我们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通有无，友好往来。
7月3日 致电柯西金，对苏联三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
7月4日 将《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批送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注明：“以上为我方预拟的初步方案。在会谈中，将坚持原则，相机行事。”政治局会议后，将此件送毛泽东审定。
7月5日 会见以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率领的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谈话中，预测澳工党将在下次大选中取胜，并说：一个政治家跟一个政党，一定得把他们的诺言具体实现出来。
7月6日 约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注〕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注〕这次会议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全国一百九十八所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共六百三十一人。
7月9日—11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准备基辛格来访，周恩来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作出部署。基辛格抵京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同他举行六次会谈，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十六日，中美同时公布了会谈《公告》。
7月10日 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进行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7月11日 接见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发起国筹备会议六国代表团，提出：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首先是增进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和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也交流乒乓球技术。我们反对锦标主义，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此作出部署。
7月12日 接见以岩井章为团长的日本工人访华团，再次肯定日本公明党就恢复日中邦交提出的五点主张。在提及尼克松提出的世界上存在“五大力量”〔注〕观点时，说：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此地步，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
〔注〕这是七月六日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尼克松认为：战后二十五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还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7月13日 下午，飞往河内。本日和次日，同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7月14日 中午，飞抵北京。次日晨，离京飞赴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及对形势的估计，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情况。当晚，飞回北京后，即与叶剑英前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基辛格访华事。
7月17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谈中美关系。
7月18日 修改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稿。《通报》阐明了中美关系的方针，列举了需相机处理的问题，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并在《通报》稿上加写：“必须说明，除中美关系外，其它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变换意见，不许越俎代庖。”
△接见由国民议会文化、家庭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率领的法国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申明：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在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之后，指出：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7月19日 接见“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美国会员友好访华团。
7月20日 就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中影射中美会谈事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
〔注〕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审阅新华社通讯稿“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时，在关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窦绾随葬衣照片说明旁加注，要求详细说明发掘现场及后来工作情况。
7月21日 同新华社领导人谈：批陈整风包括思想路线、组织（宗派主义）、文风。你们当前要从文风入手批陈。
7月22日、29日 接见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二十九日接见时还有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和法国作家、记者让·拉库蒂尔在场。
7月23日 李德生转来关于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注〕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提出，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注〕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
7月24日 会见美国朋友韩丁一家和其它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等。谈话中，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7月26日 批示同意郭沫若来信提出的举办出土文物展览的建议，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
7月28日 就上海、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急性传染病及疫情事批告卫生部门，要求将有关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各地“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并组织医疗卫生力量支持疫区，接济急需药品，补充不足地区”。
7月29日 接见出席全国教育、出版等七个专业会议〔注〕的代表，就各专业会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讲话。关于教育工作，指出：培养教育后代，这是百年大计，不能忽视；小学教育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普及。主要是在农村，初中、高中在农村要因地制宜，凡能办的就办，师资不够的也不要勉强。关于出版工作，提出：现在最大的不足是不能满足人民更多方面的需要；要多出一些书，包括青少年读物，领导要亲自抓，发动多方面来做。关于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工作，强调应重视气候和职业对呼吸器官的影响，做到预防和早期治疗为主；实现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攻关。关于体育工作，在重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同时，又说：总要有赢人家的本事，人家才服气；不要怕出国，要有出国比赛的精神准备。
〔注〕其它方面的会议还有：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会议、体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七个体育运动队会议，总政摄影工作会议和总政干部工作会议，共计代表一千八百九十四人。
△出席中国和塞拉利昂两国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并会见以财政部长卡马拉·泰勒为团长的塞拉利昂政府代表团。谈到中国飞机质量时说：以前直升飞机是过了关的，现在又过不了关了。所以中国有许多事，不要说都好。这就是一种不好嘛！
7月30日 同来华的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举行两次会谈，谈及朝鲜、日本、台湾、印度支那以及中朝关系等问题。
7月31日 就曾志来信〔注〕批示：“（一）请函告曾志，她的信我已收到。她可去西北陶斯亮工作地方一看，如能留在那里休养或工作，都可同意。（二）如曾志确定去西北，也可将她女婿调至她女儿处一起工作。（三）四月到现在，工资应补发，其西北路费也可给帮助。（四）今后如工作，工资照发；如退休按月发退休金。（五）函告广东省委，速解决曾志的组织问题，有疑难可来信问中央。”
〔注〕七月十六日，在广东翁源县居住的曾志致信周恩来，提出：一、要求将她调到北方；二、要求对她的历史何题作出结论和恢复组织生活。
7月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全军作战部长会议，提出全训部队每年军事训练时间标准。周恩来批阅此件时，提出该指标仍偏低，建议增加步兵和技术兵训练时间。但黄永胜坚持原定训练练天数。后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告上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从英国进口由英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在本年十二月航空产品质量问韪座谈会上，再次指示进口斯贝发动机。
△修改国家体委一份工作报告，提出：建国后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
8月1日 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巴黎会议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举行会谈。黎通报了关于越南问题的越美巴黎会谈情况。周恩来介绍了中美关系以及有关印度支那、台湾、联合国、日本、援越问题等。
8月4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
△夜至次日凌晨，召集外交、新闻、体育等部门负责人开会。
8月5日 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和夫人，进行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提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历史上曾经友好过，今后更应友好相处，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谈到控制核武器问题时，表示：中国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每次只在必要时才进行有限制的试验。我们搞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我们主张还是要召开全世界各国的会议，共同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谈话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8月6日—12日 同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举行五次会谈，就中缅关系、在缅华侨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奈温对一九六七年“六二六”事件〔注〕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时，周恩来说：“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又说：“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奈温一行。九日至十一日。陪奈温等乘专机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注〕此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在仰光的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中国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8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工。九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8月9日 抵广州后，得悉粤剧演员红线女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在剧团干杂务，提出让红线女在欢迎奈温的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
8月10日 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喊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谈话中，还向演出人员讲了当时党的历史和政策。
8月12日 下午，由广州飞回北京。
△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罗博转交了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会议还讨论了霍查的来信。
8月13日 在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向锡兰〔注〕提供大米的请示报告上批：“给以长期贷款，不必如此罗嗦反复，直截了当地答应供应十万吨大米。”
〔注〕即今斯里兰卡。
8月14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批评并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后支持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活动〔注〕。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注〕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8月16日 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下午，和邓颖超看望在北戴河休息的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
△晚，和邓颖超前往陈毅住处探望。告陈：四届人大将于十月份召开，希望陈身体早日康复，并嘱陈：一、安心养病；二、不要洗海水澡。之后，飞回北京。
8月19日 会见由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前往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驻地同刚从北戴河返京的宾努首相会谈。
8月20日 为批驳美国政府向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所谓“两个中国”的提案〔注1〕，两天来，与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部门负责人研究起草外交部声明稿及新华社两篇报道〔注2〕。本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上述稿件。
〔注1〕美国政府在难以控制联合国多数票的情况下，于八月十七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甚至进入安理会的同时，也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
〔注2〕这两篇报道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我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帮》，《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信件和备忘录，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
8月21日 接见回国大使及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谋部二部等部门负责人，宣读和解释二十日外交部声明。在问及美国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同哪二十个国家开会时，被问者大多答不上来。周恩来当场批评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样子不行啊。随即，他举出了这二十个国家的国名，并分析道：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
8月22日 听取全国人民防空会议领导小组汇报，审核全国人防战备重点城市方案，提出：全国应搞好人防工作的，一是城市，二是厂矿企业，三是港口、空军基地，四是交通枢纽。次日，接见全国人防会议代表，就当前国际形势及战备问题发表讲话。二十七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全国人民防空工作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致电日本友人松村谦三家属，悼念松村逝世，称松村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十四日，派王国权以总理特使身分前往日本参加吊唁松村活动。行前，约见王国权谈此行任务和目的以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8月25日 接见以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晚，同吴振宇会谈。
8月26日 会见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胡利奥·谢雷尔·加西亚。在谈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时，说：毛主席从未这样讲过，也不赞成这一说法。别人把中国叫成是“世界革命中心”。我们不能负责。中国极左分子这样说，我们不赞成，又说，思想总是要传播的，但行动要靠本国人民选择。
8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稿和会议召开方式的改进意见〔注〕。次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商定事项。
〔注〕改进意见包括不公布代表名单、会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和预备会议等。
8月28日 约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听取陕西省党政负责人汇报。当得知陕北一些地区遭灾、群众生活很困难时，难过地说；毛主席在延安时，家家有余粮；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对得起老区人民！
8月29日 约李强、韩念龙等谈印度支那问题。
8月30日 会见法中友协主席贝特兰教授和夫人。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中国主要靠自己，但不是闭关自守。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在工业方面赶上现代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农业方面按人口比例来算达到先进水平。谈话中还对西方国家及苏联、东欧的经济问题阐述了看法。
8月31日 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纲。在提纲稿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今后任务”中，写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目标，并在“四五”计划的设想中提出：“要求一个适应战备的合理布局”，“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通、内外交流的商业网”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
8月 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批示：“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就四川马边地区地震未预先得到防震通报〔注〕事批示：已预测到某些震情的地区，也要通知周围地区，不应局限于自己管辖范围。
〔注〕八月十六日，马边地区发生五点八级地震，次日又发生同级余震，造成马边县城百余人伤亡。震前，凉山地区已观潮到某些现象，并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没有将预测情况通知马边。
9月1日 会见日本日中学生友好会学生访华团成员恳美穗子〔注〕之父恳信行等五人，向恳信行说明其女在华发生不幸事故经过，并检查接待工作中的缺点。当晚，和郭沫若接见日中学生友好会学生访华团全体成员。
〔注〕恳美穗子，日中学生友好会第二次访华团成员。本年八月访华期间，在西安不幸身亡。之后，日本一些报道借题发挥，恶意中伤。
9月3日 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注〕专送周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注〕即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谈话的五份追记稿。
9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5日 批示同意中共浙江省委四日关于解除对冯白驹隔离的请示报告〔注〕，并批注冯“仍住医院，加强治疗，并派人招呼”。
〔注〕该报告称，冯白驹心脏病日趋严重，其它并发症亦相继出现，建议撤消对冯的隔离。
9月6日 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就统一战线问题发表看法，提出：统一战线其实最广泛，党与非党，党外帮助整党，不是没有话可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三结合一强调，气势就大了。剥削阶级只能占少数。党与非党是大的统一战线，要强调一下，然后再说与其它阶级的。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次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注〕。在此前后，林彪、叶群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做了准备。
〔注〕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争办。”
9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文件》。次日，将该件送毛泽东审定。
9月8日、9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工程方案汇报。在详细询问有关设计方案、数据后，说：你们不要说得太美好了，要实事求是。科学家不要跟有些干部学，话不要说得太满，吹得不得了，神乎其神。要留有余地。又说：“你们的工程计划要把材料、设备问题考虑进去，要把扩建的工厂、新建的工区，放在工程计划内提出来，通过这个工程带动其它工业发展。”“总之，大家都要为国家的事出主意，共同管理国家的事，来推动全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强调：“上海这项试验工程要搞好、搞成，要实事求是，时间不要太急，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责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会议原则批准了“七二八”工程方案。
9月10日 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之后，致信毛泽东。告“已写出初稿”，拟从十一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注〕以十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请示毛泽东。毛阅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注〕即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德生。
9月11日 同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长沙听毛谈话后返京的华国锋谈话。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2日 中午，在南巡途中觉察到林彪一伙不正常情况后迅即北上的毛泽东抵达北京丰台站。在专列上，毛泽东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谈话〔注〕。随行的汪东兴将毛泽东到京的情况报告周恩来。
〔注〕毛泽东在谈话中讲述了党的历史，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提出：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人，陈后面还有人。
△毛泽东北上返京，打乱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的部署。当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紧急策划部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拟定南下人员名单〔注〕。
〔注〕这个名单上共二十余人，它是由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等根据林立果的意图商定的。
△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二十二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得悉北戴河林彪之女林立衡所报林彪等人欲出逃的情况。之后，又连续接到电话，了解到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当即指示北戴河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新的动向，随时报告；并要吴法宪查询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二十三时半，与叶群通电话，叶称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昊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注〕。在北戴河的林彪一伙因周恩来的追查，感到阴谋败露，仓皇改变南逃计划，决计北叛国外。
〔注〕后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9月13日 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顾警卫部队阻拦，急驶山海关机场，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接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同时，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要求调度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告不论在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林彪座机不予回答。
△到毛泽东处汇报林彪出逃情况。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是否拦截林彪座机？周恩来答：“此事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周恩来同意毛的意见。在空司监视林彪飞机的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时，周向李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越中蒙边界。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凌晨三时许，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北京沙河机场起飞一架直升飞机，正向北飞行。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空军出动飞机拦截，该直升机在北京怀柔被迫降〔注〕。
〔注〕这架直升飞机是周宇驰，于新野等持林彪手令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的，机上携带有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美钞，企图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发觉后，采取措施将飞机降至怀柔，周宇驰将陈修文杀害，周、于二人自杀。
△林彪飞机越境后，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将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从清晨至下午，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派李先念、华国锋、邱会作分别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报告情况。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因林彪事件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注〕。和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与总参谋部负责人共同拟定紧急战备指示，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当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以上工作情况，并附送空司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
〔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九月十四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召开会议，对林彪进至国外后的动向作出估计，并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表态问题。
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并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转告蒙方：对中国失事飞机坠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及其它遗物〔注〕。
〔注〕后蒙方未能按中方要求交还死者骨骸，而是按当地风俗就地安葬。
△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其它参与林彪政变阴谋活动的人员，均在后来清查中逮捕归案，有关罪证材料由周恩来审核后送毛泽东。
9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先印送和传达到省、军一级，宣布：“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强调了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政策问题，指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以上段落是周恩来修改，补充的）十八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9月17日 先后约见杨德中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忠等。次日，再与李、纪二人谈话。
△指示外交部，告中国驻蒙古使馆速派专人送回二五六号飞机坠毁现场照片、资料等，并面报详细情况。
△看望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当夜，同阮氏萍外长会谈。
9月18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次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
9月20日 召集空军、民航总局负责人开会，谈民航工作问题。当面责问吴法宪：为什么把林立果捧得那么高，甚至把空军兵权都交给他？吴无言以对。
9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专案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择要进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审阅。该专案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阅批：“同意。”
△致信李德生、纪登奎，告王维国、陈励耘二人已从上海解往南京，要求在审查王、陈过程中，“不许搞逼、供、信”。
△和外交部、空军、民航总局负责人一起听取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勘察情况汇报。之后，听取杨德中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原因分析结果的汇报。
9月22日 致信毛泽东及在京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通报林彪飞机坠毁情况并附外交部向蒙古方面交涉电文。
9月23日 前往机场迎接访问西北地区后回到北京的柬埔寨宾努亲王和英·萨利特使等。之后，在机场召集北京市及民航系统干部开会，了解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的反应。强调在清查林彪一伙罪行时，要防止扩大化，指出：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会上，还就尽快恢复正常通航秩序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情况。周恩来当即与汪前往毛泽东处汇报：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要立即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并就毛的安全问题向汪东兴作专门布置。
9月24日 就处理黄永胜等人事约纪登奎、李德生谈话。
△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程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
△晚，到毛泽东处。次日凌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26日—10月15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朱德、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
9月27日 约见即将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的符浩〔注〕，嘱符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通报林彪事件及黄永胜等人问题。
〔注〕符浩，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会见由贝鲁兹·基亚率领的伊朗国家电视代表团和伊朗《消息报》总编辑塔拉吉，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会见黄文欢为团长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9月29日 会见由阿布·杰哈德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谈话中阐述了中国政府反对劫持飞机及其它恐怖活动的看法，指出：搞恐怖活动，这个办法不好，会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不满意。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少数英雄写的。广大人民起来了，就会胜利。
9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作初步总结。会议商定；（一）逐步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范围。（二）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三）军委三总部分由李德生、张才干、余秋里主持工作。（四）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五）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六）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经报毛泽东同意，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擞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会见由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团。
9月下旬 由于操劳过度，致使心脏不适，需吸氧方能入睡。
9月 指示有关部门让下放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
10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国庆游园活动，不组织国庆游行。午后，和李先念、叶剑英等陪同西哈努克和宾努亲王等游览北京颐和园。
10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巴基斯坦田径队的请示报告上批注：“请叶副主席出席开幕式。”
△就中共河南省委反映唐歧山〔注1〕、申茂功〔注2〕泄露关于林彪事件中央文件内容事批示，建议中央起草一通知，加强保密教育，严防泄密。七日，修改、批发中央关于保密问题的通知。
〔注1〕唐歧山，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注2〕申茂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总工会主任。
10月4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10月5日 会见正在北京访问和工作的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朋友七十余人，同他们就中美关系和有关国际问题进行交谈。
10月6日 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谈金日成来华访问事。
10月6日—13日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七日同塞拉西举行会谈。八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海尔·塞拉西一世。当晚，在非洲国家驻华外交使团为塞拉西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说：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应当在万隆会议的旗帜下，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友好，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九日，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十二日，陪同塞拉西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十三日下午飞回北京。
10月7日 对出版章士钊着《柳文指要》〔注〕一书批示：“同意，即行付印出版。”
〔注〕此书是一部对唐人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分上、下二部。
10月9日 陪同塞拉西参观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该厂负责人，应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污染。鉴于厂方接待人员介绍该厂污水处理工程言过其实，要求在赠送埃方的纪录片中剪掉有关镜头〔注〕。之后，又嘱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返任后向塞拉西当面说明和道歉。
〔注〕指纪录片中有关该厂污水处理情况的不符实际的内容。
△会见由希哈特·巴班率领的土耳其代表团。谈话中，征询土方对中国的批评意见。
10月10日 接见赞比亚驻华大使契文加，表示支持和声援赞维护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10月12日、13日 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10月15日 会见由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访华团和由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谈话中表示支持这两个团的联合声明，指出。发展中日友好、开展中日文化交流和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虽然艰巨，但已有希望。我们有信心。
10月16日 约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开会，谈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等事。
10月17日 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安排中美双方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将方案再作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十九日，毛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10月18日 会见英国友好人士马·麦克唐纳，在谈到中英关系时说：西方国家中承认中国的第一个是英国，但到现在还没有交换大使，简直是非常可笑。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完全承认，有三个保留〔注1〕。最近，保守党政府表示，说它决心和中国交换大使，并且公开声明投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几国提案〔注2〕的票。再一个是，它公开承认只要交换大使以后，它就把在淡水〔注3〕的这个总领事撤走。已经达成协议〔注4〕了，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我们两国的协议里有这样的说法。
〔注1〕三个保留即：一、在台湾保留领事；二，在联合国投双方（中国，台湾）的票，三、不完全否认“台湾地位未定”。
〔注2〕七月十五日，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后增加到二十三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备忘录和提案，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获得通过。
〔注3〕淡水，台湾省沿海城镇，位于台北市西北。
〔注4〕本年六月，英外交部官员向中方代办表示，将撤回其在台湾的官方（领事馆）代表。
10月中旬 对纪登奎转来《保定分区学习班情况反映》〔注〕批示，要求军队方面的同志说明有关真相，团结起来，大批大揭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十九日，约纪登奎谈话。
〔注〕其中说：一些人在揭批林彪过程中，把矛头指向三十八军。
10月20日—26日 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井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和叶剑英、姬鹏飞等与基辛格一行举行多次会谈。双方除讨论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外，着重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在这方面，先有尼克松总统今年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后又有最近英国保守党首相希思在该党年会上的讲话〔注〕。我相信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虽然双方立场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谈到点子上去，能找到共同点。又说：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其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二十四日起，双方开始讨论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中方首先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毛泽东也同意“各说各的”原则。经过反复会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二十六日，双方就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注〕希思在讲话中承认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并提出一个“新欧洲主义”，受到保守党内多数人的欢迎。
10月26日 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后吴丹又多次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本日，周恩来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立即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紧急会议，研究派团出席联大事。
△在毛泽东处开会，商定立即组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会后，外交部成立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组成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并确定了该团在联大的工作方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二日，姬鹏飞代理外长先后致电吴丹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并告知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名单。
10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准备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二十九日，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讨论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谈到两天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时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们的意外，也出乎美国的意外。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这个希望，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关于中国的这个地位，对世界人民，首先对中国人民，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讲清楚，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到底在国际上能够做点什么贡献。要有点自知之明。尽管你们两位看到中国有些变化，但这个变化只是开始，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把中国旧社会的旧习惯势力排除掉还要几十年。你说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改变，这也是确实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我们要计算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多高，技术水平多高。但这是次要的。主要要改变精神面貌，要把旧中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应该保留的旧东西排除掉，这是首要的。当然，好的传统还要保留下来，不能跟历史割裂。要把中国搞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以后，也不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的内政。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不是去统治世界，强加于人。在谈到各种思想在世界传播问题时，提出：资产阶级的哲学，康德的也好，尼采的也好，或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也好，我们不怕。要让人们知道。这样才能教育人民，教育干部，辨别是非。资产阶级思想也有些好的东西嘛，研究研究嘛！不然的话，在世界上怎么处呢？我们出了《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登的文章有美联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等。我们不怕它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发行这些报刊可教育我们人民，使他们辨别是非，所以说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不使人们进行各种思想的比较，怎么能够认识正确的主张、正确的意见？总是封锁，不是办法。谈话还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其它国际问题阐述了看法。
10月28日 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嘉夫一行。关于联合国问题，周恩来强调：二十二年来，被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完全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美国在操纵指挥棒，有人给它配合。这次投票，七十六比三十五，这是铁的证据，代表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美国在联合国再利用表决机器就不灵了。这次表决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次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七十六十国家，还加上弃权的十七个国家人民的愿望。谈话提到《参考消息》时说，它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增加国际知识，现已发行五六百万份。
10月29日 在对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送审《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各参加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公报（草案）》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强调，“一切以友谊第一当先”，“决不要强加于人”。
10月 派人四处寻找贺龙夫人薛明下落。最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薛时，转达：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意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意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从全国外语院校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和一九六四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翻译人员到外交部工作。
秋 何香凝因盆骨骨折，急需住院治疗，但何对住院心存顾虑。周恩来得悉后，即派人前往劝说。待何入院后，又嘱告刚刚解除隔离的廖承志定期看望何香凝。
11月1日 同刚抵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次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三日，金日成回国。
11月5日一7日 由人民党主席布托率领的巴基斯坦代表团访华，与叶剑英同布托就巴国内政局及印巴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
11月6日 自月初以来，多次约外交部负责人及出席二十六届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在联大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并修改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稿。本日晚，同毛泽东等商定关于中国出席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的送行计划。八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九日，同叶剑英及其它在京政治局委员前往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11月10日 下午，会见尼泊尔友好人士、尼前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在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也很穷也很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反对超级大国，不做超级大国。我们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世界上各种族、各民族，一概平等。我们主张开世界各国会议，大家平等地来讨论世界问题。联合国的问题，应该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讨论，不能由少数国家，更不能由五大国来讨论。我们和中小国家站在一起。
△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以飞乌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台独分子就是要搞台湾独立。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
11月11日 会见意大利前副总理、前外交部长、终身参议员彼得罗·南尼，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1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会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回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次日，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阅批公安部检查监狱的报告，指示提高专案审查对象的伙食标准。对材料上所说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做好了是立场不稳，批注：错误认识。对医务人员认为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批注：极其有害的思想。对建立监狱医务处，批注：快办。对建议医院增设床位，将急需住院的进医院，批注：请公安部与卫生部一商，报国务院解决。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一次地面核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十八日，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这次核试验。
11月13日、15日 会见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以及韩丁、雷洲安、寒春、阳早等。谈到学大寨问题时说：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仙方。针对有人称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说法，指出：说话不要绝对化，先公后私，这才人人能学嘛。
11月14日 和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六人。毛泽东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并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美、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关于成都地区的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出席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次日，接见参赛的各国及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
△在首都体育馆会见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系教授拉多米罗·托米奇·罗梅罗和夫人，同他们就中智关系等问题进行交谈。
△中共中央印发《“五七一工程”纪要》（至大军区党委和省委常委），并为批判《纪要》及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发出通知。
11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告：“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有大进展”。在报告刘丰〔注〕会后自杀未遂后，提出：“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建议毛泽东近期接见一次参加该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毛泽东阅批：同意。
〔注〕刘丰，时任武汉军区政委。
11月17日 会见台湾留美学生、“保钓”〔注〕运动地区负责人李我焱等人。
〔注〕“保钓”，即“保卫钓鱼岛”。钓鱼岛（含赤尾屿诸岛）属中国台湾省，位于台湾东北部海域。
11月18日 会见芬兰外贸部长雷·罗西。在谈到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苏芬战争时，提及当时在苏联治疗臂伤的情况，并说，芬兰人民是很坚强的。
△会见以东海林武雄为团长的日本东京经济界人士访华团。谈话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四条“平等互利”作出具体解释，说：就是我们买你们的设备，你们买我们的原料。很清楚，中国再有一二十年，经济发展了，与日本的贸易会增加。日本所需要的原料我们有可能供应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因为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购买力也会提高。中国的特点是国大人多，还有资源丰富，但还没有挖出来。挖掘出来有一部分可以和别的国家平等交换，互通有无。
11月20日 会见《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作者、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说：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问地带，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的内战。在谈到美、英领导人对战后世界局势的评价〔注〕后，又说：“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注〕即最近尼克松、希思等人的讲话。
△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杭州机场改建事。
11月20日—27日 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从二十一日起，与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范通报了越美会谈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向越方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二十二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范文同一行。二十五日，双方在中越联合公报上签字。当日上午。周恩来陪同范文同一行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行前，范曾建议：周总理忙。不必作陪。周答：我陪你出去有三个好处，一是显示我们两国的革命友谊，二是可以跟地方同志接触，三是能比在北京多睡一二个小时觉。二十七日，从广州返回北京，
11月21日 会见意大利前外贸部长、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就台湾、西欧及核武器等问题阐述看法。
11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湖北问题。
11月24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凯瑟递交了巴总统叶海亚·汗的信。
11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二十日谈话精神，会议决定：今后在毛泽东像上一律不印林彪题的“四个伟大”〔注〕，也不要再提“四个伟大”。
〔注〕指林彪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的题词。
11月30日 约医生谈陈毅病情。十二月二日，前往医院看望陈毅。
△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开会。同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11月 指示成立华侨问讯处，协助华侨、归侨和侨眷查找亲人下落。
12月2日 接见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接待工作的方针，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主权。对尼克松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认真办好。关于对外宣传，提出：要宣传我们的胜利，但不要夸大，不要过头。要把语录、标语整理一下。并说：不必在林彪的名字上打“×”，这是红卫兵的做法，现在不必那么做。
12月5日 批评新华社所编《参考资料》转登日本友人敬仰周恩来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12月6日 在毛泽东处商谈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8日 就江华子女来信要求为其父治病事批告汪东兴、王良恩：如宜都〔注〕不适宜治病，可调江华同志到武汉治病，告湖北省委安置他的生活。翌年一月二十日，批示同意湖北省委关于留江华在武汉治疗的意见。
〔注〕宜都，县名，属湖北省宜昌地区。
△同西哈努克会谈。
12月9日 接见挪威新任驻华大使拉夫内。在谈到明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博览会时说：我们原来不准备到贵国去展出，后来你们提了意见。你们提的对，我们接受了。现在我们决定，明年的博览会先到斯德哥尔摩展出，然后到奥斯陆。凡是合理的事情，不管哪一个国家提出来的，我们都接受。又说：国与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处，这样才可以互相商量，交换意见。只有互相交换意见，才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才能在国际创造出一些好的气氛。
△在接见奥地利首任驻华大使汉斯·塔尔贝格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将军做了一件有勇气的事。他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撤回了八十万军队和二百万欧洲居民。
12月10日—16日 就印度武装入侵巴基斯坦问题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开会，商讨南亚次大陆形势及有关对策。十六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武装入侵巴基斯坦的行动。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讨论。翌年一月十三日、七月二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该材料之二、之三。全国展开批林整风运动。
12月15日 对国产“歼六”〔注〕飞机的质量作出批示：“‘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本月内，多次对“歼六”飞机的质量问题作出指示或批示，严令“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许出厂”。并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第二机械工业部报人去工厂检查落实，看究竟有多少架已生产的“歼六”飞机符合援外要求。指出：不合格的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
〔注〕“歼六”，系一种新型喷气式战斗机。
12月16日—21日 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苏人民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巴斯率苏丹政府高级代表团访华。十七、十八日，周恩来与阿巴斯就两国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举行会谈。
12月16日—1972年2月1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及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讨论了一九七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的意见，在会议纪要中确定了若干整顿措施。之后，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报周恩来批准，由于张春桥等人反对，会议纪要和《规定》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会议期间，周恩来针对“一九七○年大膨胀”造成的“三个突破”的问题，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0日 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和西园寺公一及东京西回寺事务所负责人等。
12月22日 批阅李德生送来的《一九七○年七月十四日空军政治部党委讨论空军党委常委七月六日办公会精神纪要》〔注〕，要求将此事真相查清。之后，周恩来指出：空政纪要中提出的这“五条措施”，是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
〔注〕一九七○年七月，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吴法宪关于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指示后。空政即提出这一文件，要求：（一）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二）必须向林立果、林立衡请示报告；（三）坚决执行林立果、林立衡的指示；（四）向林立果、林立衡学习；（五）抓紧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前往机场迎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后回国的中国代表团。晚，和代表团到毛泽东处汇报。
12月24日 草拟中共中央同意《关于国务院各部委司、局级和部级干部任免审批程序的请示》批文。
12月25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在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应得地位时，再次批驳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尊敬戴高乐将军的立场。他很痛快，跟我们建交时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12月26日 出席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机关主持召开的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在听取汇报后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要安全第一，重视质量。又说：一架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讲话中，还提出“三抓”、“三促”口号，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六”，促其它，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在谈到进口国外先进技术产品时，强调：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会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航空研究院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建制，实行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其中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指示》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12月28日 接见办事处主任哈穆德和即将离任的主任马哈茂德。
12月29日 在会见伊拉克政府代表团时说：一国取得完全独立需经若干步骤和过程。政治上宣布独立后，如军事力量仍掌握在外国殖民主义者手中，政治独立就不能巩固。经济上不独立，国家的独立也就不完全、不巩固。又说：亚非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大都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帝国主义至今利用这些纠纷挑拨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贯主张有关的亚非国家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12月29日—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在京上层爱国人士〔注〕座谈会。传达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并介绍“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情况。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王震、曾山、张云逸、张鼎丞等在京老同志先后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多次讲话，回顾中共中央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过程，说：林彪事件，乍听起来是坏事，但再看再听再想，又是大好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胜利。在谈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基本的东西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路线清楚了，在这条路线下就要团结绝大多数，不仅党内如此，就是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中。也要团结大多数。在正确路线下，组织问题就是团结问题。粉碎林彪政变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为组织好与会人员的小组讨论，周恩来委托以李富春为首的十位老同志参加和领导各组座谈，并负责解释文件。会议期间，周恩来还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情况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党的诤友”。
〔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其它一些民主人士。
12月30日 就长江航运公司“东方红”一○四号客货轮触礁沉没事，批告李先念、华国锋，要求“抓紧彻查触礁原因，并作出适当结论，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教育交通战线上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
12月31日 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人员开会。
△会见并宴请在京外国专家。
本年 “九一三”事件后，提出要抓港口建设，强调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一次会议上，提议由谷牧来抓此事，要谷和粟裕组织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根据对外交往形势发展需要，多次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提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平，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陈列国画。有关部门据此精神，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国画。
△在对外贸易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要求做好包装工作。据此，有关部门专门组建了包装机构，领导改进包装工作。
△看到邹秉文〔注〕转来其旅居美国的女儿的信后，同意其女一家来华看望父母的请求，并指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帮助办理入境签证。之后，又指示对外贸易部将邹秉文在外地干校的儿子调回北京，与全家团圆。
〔注〕邹秉文，农学家。建国后历任农业部、高教部、农林部和农牧渔业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关心已故程潜之女程熙的生活、工作问题。根据其特长，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其分配到图博口研究明清历史档案，并派人同其联系，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此外，还指示对患过心脏病的傅作义及已故张治中、邵力子的家属给予关照，说：他们对台湾有影响。要经常关心、看望他们或其家人，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
△过问数学家陈景润、鲁迅之子周海婴的病情，嘱有关部门解决他们住院治疗问题。
△得悉彝族女演员杨丽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情况及其病情，打电话给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有关部门负责杨的治疗。
△通过张颖〔注〕询问一九四二年派往新四军的三名音乐工作者的近况。
〔注〕张颖，“文化大革命”前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2007/09/10
1971年七十三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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