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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左右 第二节

  “开膛手杰克”到底杀了多少人?

  一八八八年的夏秋之交,玛丽·安·尼克尔斯跌跌撞撞地走入雄鹿巷,安妮·查普曼倒在汉伯莱大街二十九号后院,伊丽莎白·斯特莱德于伯尔尼纳大街上蹒跚前行,凯瑟琳·艾德伍斯睁开微醺的双瞳迷茫地望着教冠堂广场,玛丽·珍·凯利灵巧地打开了自宅的房门,也许还有玛莎·泰布莱姆在乔治园惊恐回眸的瞬间……她们无一例外地被死神拥怀入抱。

  今天,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她们?

  翻阅案例的时候,我常常会为某个拗口的名字发牢骚,或凭借自己可怜的外文水平从谐音中寻找笑料。每次,彬都会提醒我:尊重一点儿,这是生命,不是符号。

  而我心中则在屡屡嗤笑:干刑警的,生命也好,符号也罢,司空见惯,做不得真的。

  所以,即便是池姗姗、方婉琳、许春楠、樊佳佳……无论案件最终的侦破结果如何,她们也终将成为符号,逐渐退色消失,或早或晚。

  此刻,站在刑侦支队门口南侧的胡同里,老何推车走过我身边,告诉我:躺在裹尸袋里的,是姜澜。

  刹那间,我的思维,完全停滞。

  彬说得对:这是生命,不是符号。

  她不是一个符号。没有人只是一个符号。

  “专家?”老白转身看着袁适,看着我,“优秀公务员?”

  “……”

  “都是饭桶!”

  “……”

  “刚二十七岁……”末了,他长叹一声,满腔悲愤呼之欲出,“我也是……我们全都是饭桶。”

  我入定般地站到了天亮。

  周围的一切很恍惚:有人在骂,有人在哭,有人在解释,有人在询问,有人在安慰……沉默不语的几位副局长,指挥固定现场的各支队长,拉着我的手哭泣的雪晶,难得号啕的曹伐……不停地有人走来走去,拍照、拉警戒线、收集证据。

  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潮涌动,车流往复,没有谁会知道昨晚在这里,一个最卑劣的灵魂,惨无人道地践踏了一名年轻的护法者。

  我知道。

  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这个生命的符号;我还知道无论是谁干的,他死定了!在支队门口杀人,他死定了!杀警察,他死定了!他杀了姜澜,杀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徒弟、同事、朋友,他死定了!他他妈死定了!

  你死定了!

  派人送走雪晶,我回头看着陪伴了自己通宵的好友:“能帮忙么?”

  彬点点头:“嗯。”

  王睿是我今天打翻的第四个陪练。

  陷入昏迷前,他创健身房记录地在我拳下坚持了足有三分钟。不能怪他们面,来这里练拳的,大多是“文争”:虚晃一招打个空当啦,小鞭腿占个便宜啦,刺拳加弹踢以守为攻啦……节奏酷似华尔兹,强度近乎保健操,边打边聊很常见——谁都不想第二天上班满脸淤青,人家陪练也犯不上为挣俩工资跟人民警察拼命。

  不曾想,今天碰上我这么个来“武斗”的。

  有前几个被放挺的同事为鉴,王睿是拿出了真本事的。虽然一直处于被动,但反击相当凌厉——当然,这是因为我只攻不守,而且没戴护具。他身高有一定优势,便一直试图利用踢法拉开距离,我则不停地侧向滑步用右手的摆拳来压制他。由于过于冒进,中途我曾被他右手一记重拳击中面门,眼泪和鼻血竞相奔流,险些栽倒。

  大概是打得起性,王睿接着起脚蹬在我腰上,右手连续刺拳欺近。我踉跄几步,撩起右脚,老王反应不差,沉胯要出左拳搂我的腿……

  这是我最得意的绝技——“重炮迈克”式的“虚踢实击”,目标是因他后手左拳将出未出而丧失防御的面颊。

  砸上去的时候,我还是收了两分劲儿。虽说有护具和人身保险垫底,但要一不留神把人家打个腮穿孔什么的,也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本想上前问候下王睿,见他一时半会儿的估计是醒不了,便任由其他陪练给抬出去了。我朝自己腮帮子墩了两拳,头发上的汗珠纷纷落落地散溅在地上。新伤旧痛铺遍四体,神经末梢传来的刺激却令我感到格外亢奋:“来玩玩?”

  彬一直不动声色地在场下为我掠阵,他扬起手里的一本卷宗:“曹警官刚送来材料,你要是出完火了,就准备干正事吧。”

  支队的法医,包括老何在内,全部拒绝参加验尸。我拿到的案卷,是由支队的现场记录加市局的尸检报告拼凑而成的。

  从手上的材料分析,昨晚十点二十一分,支队门口的监视器拍到姜澜加班后离开,步入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五十米——她应当是出院走向南墙外的胡同取自行车。而遇袭地点,就在她的自行车旁。

  凶手左手持械,凶器为锯齿状利器。

  第一刀迎面捅在她的腹部,伤口不深。姜澜没丢警察的脸,这个体态单薄的女孩,在生命的终点站前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除了右侧小臂的三处防卫性刀伤外,她的上半身布满了淤伤;左侧胸口贯穿心室的那刀是致命伤,而喉咙上深可见骨的伤口边缘呈外翻状,应当是在她死后凶手划上去的——至于是为了享受切割的快感,还是为了确认不留活口,不得而知。

  案发地点向西、南、北三个方向可以扩散延伸出至少九个出口,居住在左近的群众没有在那个时间段目击到什么可疑的人。有人反映曾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响动,但基本上没有追查的价值。

  我不解:“离支队的院子那么近,一墙之隔,她为什么没呼救?”

  “来不及吧,事发太突然了。”

  “这不是袭击咱俩的那人,我是说凶手不但左手拿刀……”

  “这两个罪犯,右手的明显强于左手的。”

  “对,可他为什么要杀小姜——杀警察,活腻歪了?”

  “凶手为什么会在支队周围游荡才值得奇怪。”彬反复地看尸检照片——这是我最看不得的,“尾随么?”

  “尾随警察?”

  “这和警察身份不一定有关系,就好像凶手选择目标和左右撇子关系不大一样——她就是右撇子。”彬把一张照片举到嘴边,仿佛能嗅出上面的血腥味,“咱俩出事那天晚上,我话说了一半:这个性掠夺者,有至少两种行为模式。”

  我顺着他的思路理:“警察与妓女,低风险被害人与高风险被害人——他攻击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被害人。”

  “用了两种模式。”

  “攻击随机遇到的高风险被害人时,他是猎食者;攻击长期作为性幻想对象的低风险被害人时,他是潜行者。就是说——”

  “池姗姗那案子你们抓错了人,但不代表找错了方向。”

  “凶手是曾经出现在小姜和池姗姗生活中的人,凶手认识她们!”

  “我大概只能看出这么点儿眉目。”彬把照片塞进案卷,然后整本递给我,“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了。比对这两个低风险被害人生活中的交集,多留意细节:她们有没有在同一家影楼拍过艺术照?会不会都常去同一家快餐店?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化妆品?是否在同一个地产项目看过房?保险代理人是同一个么?……以支队拥有的资源,应该不难查到的。”

  “现在就办!”我拿起手机,发现电池空了,便从口袋里翻出备用电池替换,嘴里还念叨着,“小姜这孩子太轴,扭头往队里,或者哪怕是往大街上跑,没准都能有机会活下来……妈的……”

  彬若有所思地轻声道:“换你,会跑么?”

  “换我?我他妈上去剥了丫的皮!”

  “不,我是说,即便排除愤怒的情感因素,你会跑么?”

  “呃?哦……”将一干陪练打得东倒西歪后,熊熊怒火依旧煎熬着我的大脑,想跳出来做理性思维还很难,“大概,不会吧。”

  “面对凶徒,一般人都会选择逃跑。”

  “我不会。”

  “她也一样。”

  “就因为我们是警察?所以特有神圣的使命感?”

  “背对他,你是猎物;转身面对,你是对手。或战或逃,生死一念间……人对命运的选择,源自根深蒂固的性格。”

  “你是觉得,因为小姜这孩子轴,所以才会选择拼死一搏?”

  “不。”彬拍拍我的手背,“我只想说,她是个好警察。”

  托了某个不知名的外出纳凉的大爷大妈的福——当他们绘声绘色,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向儿女或邻居讲述案发现场的景象时,大概不会想到,半个中国在一天之内遍传“女警在公安局门口惨遭杀害”,自己便是始作俑者。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光纤的传播速度令北京警察的公信力一时间直跌谷底。

  也是,警察自己都成了泥菩萨,何谈庇佑众生?

  令人意外的是,袁适主动承担了对案件定性出现错误的责任。据说,他在电话会议上坦承凶手应该不止一人,且是否专门寻找左撇子实施侵害亦值得商榷,先前给出的“画像”存在明显纰漏,并直接导致分局刑侦支队未能合理调配资源,跟进排查。

  老白的态度则简单得近乎蛮横:撤我可以,等案子破了,贬我当平头老百姓都行!

  结果,市局谁的账都没买:啥都甭扯啦,限期破案!

  人手有限,保护彬的民警被撤回。彬携依晨搬去与父母同住。袁适带着四名助手加入专案组,我被临时选定为专案组副指挥刘强的助理,两个地区队的人马及从派出所抽调的二十名民警被划入组内。分局局长发话:全局上下,无条件配合刑侦支队工作。市局御批:技术队及法医队优先处理与专案有关的勘验,且视情况需要,可专线联络并调度市特警防暴队协助抓捕。

  凶手一定不理解:杀警察,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是强大的。不到一周,专案组已完成排查上千人次,走访地区扩散至朝阳、西城、丰台、石景山四个区,所有案发地点也布置了专人二十四小时值守——这是袁适提出的建议。虽说国外多起案例都出现过连环杀手回到作案现场缅怀的记录,但我对此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本是无心插柳,却没想到长出了椰子树。

  那天下午,我开小差跑到支队门口,听取杨延鹏打探到的新情报。

  “唯一的记录是宋德传与彭康做过旅伴。”杨子从包里抽出张名单,“九四年前后,圣雷森基金会曾经派遣过赴柬埔寨的传染病研究与医疗援助团队。人道主义万岁!”

  名单上列着十个名字:孟京涛(领队)、宋德传、马席岭、华美瑶、陈娟、凯特·迪克斯、许东方、彭康、高建隆、顾帆。

  “啊——这上面可以划去五个死人,除了你知道的那俩,其他都是在柬埔寨搁车的:高建隆被流弹爆头,陈娟和许东方死于传染病。”

  “剩下的人呢?”

  “不清楚。我可以再查。”

  “都是中国人?”

  “有一个是华裔美国人,基本都算是吧——你要这么说是有点儿蹊跷,美国佬派个爱心大使团去老少边穷地区搞慰问,干吗攒帮华人?没准儿有名堂。别忘了,这支队伍的直线老板可是军火贩子。”

  “美国和柬埔寨关系很暧昧么?”

  “美国跟谁关系不暧昧啊。再说了,这帮人去慰问的又不是柬埔寨官方……”

  “啊?”

  “哦,可能不重要,就是他们去接触的是红色高棉。”

  “什么棉?”

  “补补国际时事吧老兄,省得说什么你都不知道。红色高棉也叫‘赤柬’,是一九六零年左右兴起的极左势力,而且是武装势力,据说革命得变态,九八年正式向政府军投降的。”

  “有点儿印象了,是那个搞过什么S21集中营杀了两万多人的劳什子玩意儿吧?”

  “托士楞只是其中一处,两万也就是个零头不到。”

  “你刚提醒我说这队人的老板是军火贩子,什么意思?”

  “这还看不出来?”

  我把名单叠好揣进兜里:“假借医疗援助之名进行军火走私?是不是有什么免检的绿色通道?”

  “医疗团队嘛,该不该叫白色通道啊……反正我也是出于好奇查了查:九四年前后,无论是圣雷森中心还是圣雷森基金会,倒是不曾出现过大笔的资金往来记录——除非钱都打到开曼群岛某个卖麻辣烫大妈的账户上了。这队人肯定不全是白求恩,没准儿是先遣的谈判人员或是去派发免费的试用品……总之,九四年的赤柬已是苟延残喘,日薄西山,要想东山再起,军火贩子应当是非常受欢迎的座上贵宾。”

  “这恐怕就是联系所在了。”

  “什么联系?”

  “你上次告诉我说那种叫‘虎咬’的技巧,不是国外极左势力人士的挚爱么?这红色高棉不就是极左势力?”

  “呃——很遗憾,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诉你:赤柬军队不流行这门儿手艺。我也注意到了,所以特别去查过。”

  “继续跟进。我去找名单上的其他人聊聊,有没有更详细的……”正说着,驶来两辆警车,前面的那辆在门外停了一下,张祺从副驾的窗口探头,朝我喊了句什么。

  我示意让杨延鹏等一下,走上前问道:“什么?”

  听到张祺的回答后,我第一反应是:难道今天是四月一号?而后面那辆押运车里的情形,则抹煞了所有恶作剧的可能。

  我慌忙拨通了彬的电话:“哪儿呢?”

  “机场高速。”电话的信号不太好,“刚送走爹娘,怎么了?”

  “依晨呢?”

  “她看家。找我有事?”

  “不对,她不在家。”我望着车中那个纤细的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她刚刚出现在许春楠遇害的现场,已经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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