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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细说民国创立》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情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筋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

  行六,田桐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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