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蒙古发生外交接触，始于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亦即金宣宗伐宋的次一年。成吉思可汗派了木华黎的叔父者卜客到临安。宋派苟梦玉报聘。苟梦玉到和林，可汗已经出发西征。苟梦玉于是也走向西边来，在嘉定十四年才见到可汗于寻思干(撒马儿干)。
《元史》在石珪传把者卜客的名字写作“葛不罕"，说葛不罕的任务是“与宋议和"。这时候，蒙古对宋还不曾交过兵，有什么“和”可议?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窝阔台可汗本纪中，把者卜客的名字写作“主卜旱”，在同书卷四十三、者卜客等人的传记中，却依照《蒙古秘史》的汉译本，将者卜客的名字写作“者卜客”。他说，苟梦玉向成吉思可汗“言南北连和，夹攻金人之利。汗以为然。”看屠寄的口气，似乎是始创夹攻之策的是宋，不是蒙古。那末，成吉思可汗为什么要先派者卜客去临安，难道是真的为了“与宋议和"么?我敢假定，者卜客使宋的任务，正是为了建议“夹攻金人"。
其后，在宋理宗绍定四年(辛卯，1231年)，窝阔台可汗打下金朝的凤翔，派拖雷由宝鸡假道宋朝的陕南，顺汉水而下，指向金朝的光化、唐州、邓州、汴粱；同时，派者卜客再度使宋，作假道的请求。
宋朝在青野原的守将，沔州统制张宣，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者卜客杀了，闯下大祸。拖雷一怒之下，不假道而侵入，非但要通过陕南，而且先深入川北，烧抢屠杀了一大片地方。
前于此的一年，庚寅年(1230年)，窝阔台曾经派李昌国当使臣，向宋接洽。李昌国走到了(江苏)宝应，被挡驾。窝阔台叫他再去，由李全派人护送，他依然进不了宋的疆界。最后，李昌国放弃由东边的运河向南走，而改由中部，走(湖北)蕲州黄州的一条路，果然获得与宋朝的外交官会面，订立了夹攻金人的条约。孟珙、江海之助攻蔡州，便是依照这一次的条约而行事的。 李昌国有没有向宋朝的外交官承诺，将黄河以南的土地给宋?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李昌国之订成夹攻条约，是在何年何月?在者卜客被杀以前?还是以后?屠寄不曾交代明白。
《元史·太宗本纪》把这件事记在者卜客被杀以后。 者卜客之被杀，是在绍定四年(1230年)阴历七月。 次年十二月，窝阔台的另一使臣王檝到达临安，所谈的仍是
夹攻金人的事。宋朝政府派邹伸之“报谢"。邹伸之见到了窝阔台。窝阔台“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宋”。
这是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窝阔台可汗本纪中的说法。 “金亡，塔察儿便宜与孟珙约，以陈蔡东南地分属于宋。”这是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十四、塔察儿列传中的说法。
这两种说法出入很大，而可能都是事实。窝阔台可汗答应了邹伸之以黄河以南的地方给宋，而塔察儿并不知道，孟珙也不知道。塔察儿和孟珙相处得很好，就自作主张，以陈蔡之东南的地方给宋，作为对盂珙助攻蔡州的酬劳，却不知道窝阔台可汗已经答应了邹伸之以更大的区域给宋。
奇怪的是，窝阔台并不记得自己对邹伸之所作的诺言。金亡之时，塔察儿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到黄河北岸，“仍自领军，留镇河南"，并且奏请“并大河两岸，东首曹濮，西抵秦陇，列屯置戍，以备宋人。"
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端平元年(1234年)阴历三月戊辰日的一条之中说：“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陈蔡西北地方届蒙古。”
史嵩之在当时是“京西湖北制置使"。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接得了孟珙关于和塔察儿获有协议的报告。
孟珙从蔡州回来，史嵩之叫他屯兵在襄阳。江海从蔡州回来，史嵩之叫他屯兵在信阳。此外，随州、枣阳、光化、均州，史嵩之都派了军队驻扎。唐州邓州，他也开始屯田。他丝毫不作接收黄河以南、陈蔡西北一片地域的打算。
在临安主持宋朝中央政府的郑清之，看法与史嵩之不同。可能是因为有邹伸之带回来的窝阔台诺言作根据，他不以收复唐州邓州及陈蔡以东与以南为满足，而接受赵范、赵葵二人乘机抚定中原的建议，在端平元年六月，亦即攻破蔡州以后才有五个月，便命令各军出动，收复“三京"。三京是，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郑清之忠心有余，识见不够。他在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前的六天，由“参知政事，同知枢察院事"升为“右丞相兼枢密史”，大权在握，颇思有为。次年，端平元年(1234年)，他就在六月间，说动宋理宗，下诏收复三京。
他的副手，参知政事乔行简，期期以为不可。乔行简向理宗上疏，说：“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今边面辽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趋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他日粮运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
其实，乔行简的话，只说到了知己知彼的一半：知己。关于“彼"的情形，乔行简尚不曾提到。蒙古军的编制、战略、战术、战力，当时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郑清之似乎是尤其茫然。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可以贸然作收复三京的举动?
倘若，事前和蒙古方面商量好，根据邹伸之带回来的窝阔台的诺言，可以不费武力而和平接收，自然是又当别论了。然而，郑清之并不曾在下诏收复三京以前，派人向蒙古当局要求接收，或“通知"蒙古当局以宋方派员前来接收的决定。
总而言之，郑清之把收复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实力估计得太低。
他命令庐州(合肥)知府全子才带一万兵收复汴梁。汴梁的元朝守将是金朝的旧臣崔立。崔立被金朝的其他几个旧臣李伯渊、李琦等人杀死。李伯渊等人开了城门，欢迎全子才进去。 赵葵带了五万兵从滁州开到泗州，收复丁泗州，然后就来到汴梁，与全子才会师。赵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阳与潼关进取。全子才派徐敏子带了两百名兵士作先锋，又派杨谊以一万三千名强弩手作为后继。
徐敏子到了洛阳，洛阳并无蒙古军队，只有三百家老百姓。这三百家老百姓向徐敏于“投降”，徐敏子进城。进城住了一天，已经吃完军粮。
杨谊与一万三千名强弩手，走到洛阳之东的三十里，与蒙古兵遭遇，一战而败。
蒙古兵来攻洛阳，徐敏子略为抵抗了一下，放弃洛阳，向东撤退，回了汴梁。不久，赵葵和全子才借口史嵩之不运粮食接济他们，一齐从汴梁撤退。这是端平元年八月的事。
四个月以后，窝阔台可汗派王檝来到临安，责备宋朝政府“败盟”。宋朝政府派程芾作“通好使"去见窝阔台，解释误会。(《宋史纪事本末》说是派了邹伸之去“报谢”，错。)
程芾达成不了通好的任务，蒙古方面这时候已不是空言“通好”所能满足。
次年(端平二年，1235年)阴历六月，窝阔台派阔端、阔出、
、口温不花，分三路大举伐宋。
阔端的兵走四路，于十一月进抵石门，受金将汪世显之降；带了汪世显攻沔州，杀死宋朝的沔州知州高稼；其后，被宋将曹友闻抵住于阳平关，相持到端平三年阴历九月，杀死曹友闻，长驱入蜀，在阴历十月占领成都。一个月以后，阔端撤退，成都被宋军收复。
阔出的兵走中路，在端平二年七月取得唐州，十月打下枣阳，其后在襄阳郢州(湖北锺祥)一带大掠。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七、阔出的列传中说：阔出的军队“入"了郢，似乎是强调他攻入了郢州。然而，在同书卷二十七塔思的列传中，却说宋军虽败，余众“入城坚壁"，塔思“攻之不下，乃俘人畜数万而还”。塔思是木华黎的孙儿，这时在阔出的麾下，负责攻郢州。阔出本人并不曾到郢州的城下来。阔出在端平三年冬天“薨于军”。他是病死，还是阵亡?待考。他死后，这一路兵是由塔思统率，还是由拖雷的儿子忽都秃统率?也待考。(襄阳的宋朝守将是李伯渊。李伯渊原是金朝在汴梁的都尉，跟随崔立降了蒙古，于宋兵到达汴梁之时杀了崔立降宋的。他与其他的宋军军官处得不好，就在端平三年三月烧了仓库，向蒙古军献城。两年多以后，嘉熙二年夏天，蒙古留在襄阳的守将之一刘义又把襄阳城献给宋军的指挥官孟珙。)
口温不花的兵，走东路，于端平三年十月攻陷(河南)固始；次月，连陷蕲州、舒州、光州。次年，嘉熙元年(1237年)，攻黄州，攻不下，被孟珙抵住；攻安丰(安徽霍丘西南)，攻不下，被杜杲抵住。
嘉熙二年，窝阔台又派了王檝来讲和：要求宋朝政府给蒙古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两。宋朝政府不肯。
嘉熙二年九月，窝阔台派嵬名察罕，带了号称八十万人的大军，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却被杜杲打败。杜杲被宋朝政府升为“淮西制置使”。
杜杲是福建邵武人，守过滁州，当过几任知县，文武全材。《宋史》关于他守庐州的事，轻描淡写了六个字“复与大元兵战"，是胜是负不曾交代。《宋史》的编撰人，处于元顺帝的丞相脱脱监修之下，似乎不得不讳言蒙古大军的惨败。不过，来攻的蒙古兵虽则很多，也不会多到八十万人左右。
“号八十万"，是《宋史纪事本末》的说法。《宋史纪事本末》又说，在次年(嘉熙三年)十二月，又有“号八十万¨的蒙古兵由四川进攻湖北。这一次他们的指挥官是塔海绀孛。塔海绀孛是在嘉熙三年四月进入四川，占领了蓬州、顺庆(南充)、遂宁、重庆、夔州。
抵抗塔海绀孛的责任落在孟珙肩上。孟珙以三千人屯峡州(宜昌)，五千人屯松滋，一千人屯施州(恩施)，派他的哥哥峡州知州孟璟对蒙古军作战于归州(秭归)及巴东。孟璟的部将连胜，收复夔州。
孟珙这时候己不是助攻蔡州之时的“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而是专阃一面的“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鄂州”了。
在此以前孟珙已经在嘉熙元年十月击败蒙古军于黄州城下，在嘉熙二年十月收复荆门，在嘉熙三年三月收复信阳、光化、樊城、襄阳。
孟珙是一位将门之子，生长在(湖北)枣阳。岳飞的部将孟安，是他的四世祖。赵方的部将孟宗政是他的父亲。他一生作战，战无不胜。
嘉熙四年正月，窝阔台叫张柔、史天泽等八个汉军万户一齐伐宋。这八位汉军万户渡过淮河，抢掠了不少东西，却占领不了多少城市。
三个月以后，窝阔台又派王檝到临安来谈和。这一次，是王檝来到临安的第五次，依然谈不成功。王檝得病，死在临安，宋朝政府把他装进棺材，运送回“蒙古”。
蒙古对宋的战事，继续下去。继续到次年(淳祜元年，1241年)冬天十一月，成都与汉州(广汉)入于蒙古军培海绀孛的麾下汪世显之手。
淳祜元年阴历十二月，蒙古又派了一个谈和的使者来。此人的名字叫做月里麻思，月里麻思并不是一个人单独来，而是带了七十几个随员。
月里麻思走到淮河边，被宋军的某军官捉住，关在“长沙飞虎寨”。随员的命运如何，不详。
派遣月里麻思的，不是窝阔台，而是他的可敦乃马真氏。窝阔台在十一月已经去世。
“乃马真氏"是乃蛮人，原为篾儿乞惕人脱黑脱阿的儿媳妇，丈夫叫做忽秃。成吉思可汗把她赏给了窝阔台。她替窝阔台生下贵由。这位贵由是窝阔台的所有儿子之中的最长的，而乃马真氏却只是窝阔台的第六位可敦。其他若干位可敦没有她得宠、掌权。
窝阔台死时，贵由还在马札儿(匈牙利)前线，作拔都的部下。拔都是术赤的儿子。
选举可汗的忽里台大会，一时来不及召开，乃马真氏就当了摄政。她当摄政从淳祜元年(1241年)阴历十一月开始，到淳祜六年(1246年)阴历七月为止。
在她摄政的期间，对宋的战事照常进行，因为她所派的谈和使者月里麻思被宋军囚禁在长沙飞虎寨。
淳祜二年，蒙古军攻庐州，攻不下。攻(南)通州、叙州(四川宜宾)，攻下。
淳祜三年，蒙古军攻大安军(陕西宁羌)，攻下；攻大安军之旁的鱼孔隘，攻不下。守鱼孔隘的守将，是杨世安。
淳祜四年，蒙古军攻寿春，攻不下。守寿春的宋将，是吕文德。
淳祜五年，蒙古军大掠淮河以南，前锋及于扬州。
淳祜六年，蒙古军攻拔虎头关，前锋及于黄州(湖北黄冈)。 贵由在淳祜六年七月被忽里台大会推选为可汗，作可汗作到淳祜八年二月，病死。在《元史》上被称为“定宗”。定宗是忽必烈所追尊的庙号，正如成吉思可汗之被称为“太祖"，窝阔台可汗之被称为“太宗"。
贵由可汗即位于淳祜六年(1246年)阴历七月，去世于淳祜八年二月，在位共只二十个月的时间。
他对宋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只叫史天倪的儿予史权进攻黄州，叫张柔进攻泗州。
在宋的一方，孟珙病死于淳祜六年九月。这是很大的损失，然而无可如何。京湖制置使的重责，落到贾似道的肩上。
蒙古在贵由可汗死后，可敦斡亦剌惕氏摄政，摄到淳祜十一年六月，拖雷的儿子蒙哥被术赤与拖雷两系的人公推为可汗。 蒙哥的名字，也许读者觉得陌生。他便是其后忽必烈所追尊为宪宗的一人。
蒙哥可汗在位九年，从淳祜十一年(1251年)阴历六月开始，到开庆元年(1259年)阴历七月为止。他对宋作战很积极。 他的战略是：先派弟弟忽必烈攻下云南的大理国，再一面由忽必烈从云南回攻四川，一面他另派别人从陕西南下，夹攻四川。等将来拿下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吞并江南。
忽必烈在宝佑元年(1253年)阴历十二月攻下大理国的旧都大理城，附带也降服了在西藏的吐番。蒙哥可汗召忽必烈回蒙古，叫他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忽必烈的部队，交麾下的大将兀良哈台率领。兀良哈台于攻下大理国的新都云南城(昆明)以后，在宝佑四年(1256年)分兵从丽江攻四川屏山，战胜屏山的宋朝守将张实，打通嘉定到重庆的水路。
这时候，蒙哥可汗已派了帖赤，率兵由陕西进抵四川的合州(合川)。兀良哈台派一部分兵经嘉定而达合州，与帖赤会师。 守合州的宋将，姓王名坚。
宝佑六年(1258年)，蒙哥可汗开始对宋亲征。他在阴历正月元旦来到包头，在二月间踏过黄河，当时黄河的水结冰很厚。 四月间，他到了六盘山；九月间，他到了汉中；十月初二，他到了利州(四川广元)。其后，他一连攻下剑州东北的苦竹隘，剑州正南的鹅顶堡，间州(阆中)东南的大获山，蓬州(蓬安)之东的运山(营山)，于十二月底进驻南充之南的清居山。
开庆元年(1259年)，他在二月间亲自到合州钓鱼山，指挥大军对王坚进攻，攻到七月，攻不下来。他自己死于钓鱼山之下。
传说，他中箭而死。这传说可能是本于事实。
王坚守钓鱼山，前后有十八年之久，一直守到忽必烈灭了宋朝以后。钓鱼山东西南三面环水，夹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占有地形上的优势。山上有天池，水的供给不成问题。山上可以种田，粮食的供给也没有问题。所需要的只是抵抗的决心。王坚的决心十分坚强。
蒙哥可汗一死，在钓鱼山下的蒙古军慌忙带了可汗的尸首撤退。
然而，却有另外两支蒙古军在湖北湖南对宋军酣战。在湖北的一支，主帅是忽必烈，于九月初一由河南经大胜关黄陂进抵长江江岸，接到蒙哥可汗逝世的消息，不撤退，仍在九月初三于阳逻之西渡江。渡了江以后，随即进攻鄂州(武昌)，攻到十一月底，攻不下来。守武昌的宋将先是张胜，张胜阵亡以后，由高达继任。
忽必烈本想继续打下去，却听到有一位弟弟想在沙漠以北先占可汗的位置，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河南河北挡住他，不让他回去。这一位弟弟是阿里不哥，排行第七。蒙哥可汗是老大。忽必烈是老四。他们的父亲是成吉思可汗的小儿子拖雷。
忽必烈在十一月二十八离开鄂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鄂州城下，准备带主力经河南回开平。对外，他不说要回北边去，却装着要向东边走、去进攻临安(杭州)的样子，把军队第一步先移到东边的青山矶。
忽必烈的东进姿态，吓坏了驻在黄州(黄冈)的贾似道。贾似道这时候已经受封为“临海郡开国公”，官居“右丞相兼枢密使"、曾经率师援鄂州，屯在汉阳。“左丞相”吴潜把他调到黄州，为了提防忽必烈顺流而下。
贾似道却并无死守黄州之意。他偷偷地派人向忽必烈递上求和的降表，情愿由宋朝皇帝向蒙古可汗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忽必烈不知道这是贾似道瞒着宋朝政府而作的一种诈欺行为，很高兴，便批准了这降表，以为两国从此入于和平状态，放着胆子把主力，连同留鄂州城外的小部分兵力，一齐撤走。
忽必烈撤走以后，贾似道向宋理宗报捷，说是打了一次大胜仗，杀得忽必烈全军狼狈而逃。
在湖南的一支蒙古军，是兀良哈台率领的。兀良哈台在打下云南城(昆明)，收取大理国全境以后，曾经到过安南，受安南王陈日炬之降，然后就经由广西，打进湖南，围攻潭州(长沙)。攻到忽必烈撤兵之时，还不曾攻下。守潭州的宋将姓向，名士璧。忽必烈于接受贾似道降表以后，通知兀良哈台，叫兀良哈台也撤兵。于是，兀良哈台便解了漳州之围，向北撤走。
无聊的贾似道，却在次年(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兀良哈台的兵已经差不多完全渡过(蕲春东南)新生矾地方的长江之时，突然予以袭击，打断浮粱，杀了一百七十余人。(浮梁是用船连结而成的桥。)当然，这又是他的一次大胜仗，值得向宋理宗报捷。
宋理宗在宝佑六年十一月晋封贾似道为“肃国公"，拜他为“少傅"；到了景定元年四月，又晋封他为“卫国公"，拜他为“少师"。七年以后，成淳三年，宋度宗更进一步，拜他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把一切大权都交给他。
忽必烈在景定元年三月即可汗之位于开平。四月，阿里不哥即可汗之位于和林。十月，忽必烈的军队战胜阿里不哥的军队于和林之南，阿里不哥逃往欠欠州(唐努乌梁海)。
这一年，景定元年七月间，忽必烈派了郝经作“国信使”，来到宋朝的真州(江苏仪真)，任务是收缴“岁币”。贾似道却叫人把这郝经关起来，以免他自己向忽必烈递表请降的事被暴露出去。
郝经在宋理宗景定元年阴历七月被拘禁，到了宋恭帝德佑元年阴历二月才被释放、送回。在这十五年的期间，贾似道一直是宋朝的唯一主政者，理宗、度宗、恭宗，都不过是名义上的君主而已。
贾似道的作风是“不战不和"。战，他毫无此意；和，他又绝对不肯。理宗景定三年，李全的儿子李璮在山东反正，他坐视李璮在山东被史天泽消灭，只派了胆小如鼠的青阳梦炎带少数的是去救，青阳梦炎中途撤退。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军开始攻襄阳樊城，吕文焕守襄阳，范天顺守樊城，他们两人苦守到咸淳九年正月，而贾似道所派去的援兵，仅有咸淳七年六月范文虎的一次，咸淳八年五月李庭芝的一次。范文虎一战而败，一败而退；李庭芝呢，只是倚仗少得可怜的三千民兵而已。樊城被蒙古军的炮攻破，范天顺力战而死。
次月，吕文焕接受蒙古军统师阿里海牙的劝降，把襄阳献给蒙古。次年九月，他成为蒙古军新统帅伯颜的向导与前锋，于三个月以后打下宋朝的鄂州。
跟着，在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的正月，陈奕在黄州不战而降，管景模在蕲州不战而降，吕文焕的侄儿吕师夔在江州(九江)不战而降。二月，范天顺的父亲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张林也在池州(贵池)不战而降。
贾似道这才慌忙带孙虎臣与贾贵两军到芜湖。孙虎臣的一军于二月二十一日在丁家洲对蒙古军打了一仗，战败。夏贵的一军不战而溃。贾似道一口气溜去扬州。宋恭帝的祖母谢太后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与“都督天下兵马"两个官职免了。
十天以前，二月十一日，贾似道曾经派了宋京去伯颜那里求和。这位宋京，正是他在十六年前派到鄂州城外、忽必烈的军营里去求和的一人。伯颜告诉宋京，叫贾似道自己来面谈，贾似道不敢去。
郝经之被释放，是在贾似道派宋京再度求和之时，还是在贾似道战败、溜去扬州之时?待考。总之，郝经在二月间恢复了自由，被送回。
贾似道在八月间死在流放的中途：漳州。杀死他的，是押解他的郑虎臣。
伯颜在次年(德佑二年，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接受宋恭帝的投降，占领临安。
直至贾似道溃败于芜湖丁家洲之时为止，忽必烈似乎并没有一定要灭掉“南宋”的意思。他和以前的几位可汗不同。他濡染了很深的汉文化，颇懂得一些“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道理。他所要求的，是宋对蒙古称臣纳贡。
这条件在忽必烈自己看来，可谓宽大之至。在蒙古征服其他各国的历史上，屠城是司空见惯的例子。不屠对方，而容许对方存在，只要求称臣纳贡，自从成吉思可汗以来，惟有畏吾儿等极少数国家享受过如此优待。而且，畏吾儿是“闻风纳款”，从未与蒙古交过兵的。
忽必烈之所以愿意让南宋暂时或长期存在，除了受有汉文化的影响以外，另一原因是他有后顾之忧。起先有阿里不哥，其后有昔里吉与海都。虽则昔里吉与海都之称可汗，是在伯颜“平宋”还朝以后，忽必烈之时时担心有人要抢他的大位，确是事实。 错误在于宋的一方。宋倘能知己知彼，早该在助灭金国以前对窝阔台可汗讲清楚以黄河为界的条件，写成白纸黑字，免得后来又有了所谓以陈蔡为界的约定。既然是有了两种前后不符的划界办法，就应该派使臣去把事情澄清一下，却贸然以突袭的姿态占领汴梁洛阳，惹起几十年熄不了的战火。
错到了鄂州被忽必烈围攻之时，不幸又有贾似道的奸内诈外。贾似道分明以右丞相的资格对蒙古正式求和获准，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却丧心病狂对朱度宗谎报大胜，对兀良哈台的殿后军队予以追击。更丧心病狂的是：把忽必烈派来的国信使郝经关在真州，以防免宋的朝野知道他曾经向忽必烈求和获准，把郝经一关便关了十五个年头，而宋的局势便如江河日下。至于，坐视范天顺与吕文焕苦守樊城襄阳六年之久，“阴阳怪气”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实际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负责，又叫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调度而直接受朝廷节制：这证明贾似道不仅是丧心病狂，而是禽兽不如、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后，忽必烈叫伯颜把他与太皇太后谢氏、皇太后全氏，以及一切“宫眷”与皇族，带去大都。宋朝在理论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却有陆秀夫与苏刘义二人，在温州请出曾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的陈宜中、召来在浙江定海驻扎的“保康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张世杰与他的兵，拥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这是德佑二年(1276年)阴历闰三月的事。
温州不够安全，他们迁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赵昰为帝，改元“景炎"，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李庭芝当时尚在扬州担任“淮东制置使”，与蒙古的阿术对抗。张世杰与陆秀夫的新名义是“枢密副使"与“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的名义无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佑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从镇江脱险来到温州。陈宜中等人叫他当“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个月以后，叫他兼“同都督”。文天祥于临安被占以前，曾经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与左丞相吴坚到伯颜的军中洽谈和平条件，因态度倔强，被伯颜扣留(德佑二年正月二十日)。其后，被伯颜加进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请使”之列(祈请使原为贾余庆等四人，加进文天祥，共为五人)。文天祥在船抵镇江以后，设法与杜浒等“义从”逃出，在真州、扬州、高邮，吃了很多苦，最后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是宋朝最后几年的三根柱石。陈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佑三年)十月，便带了若干船离开帝昰，去了占城。李庭芝于离开扬州以后，在泰州被元兵捕获，就义。 文天祥在外面发展，张世杰护驾，陆秀夫主持政府。他们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寿命延长到祥兴二年(1279年)阴历正月。祥兴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帝昰原都福州，其后一再播迁，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浅湾，而(虎门附近的)秀山，而(中山县南二百里的)井澳，而(雷州正东的)碙州；终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碙州；被追尊为“端宗”。帝昺在碙州即位，改年号为“祥兴”，以景炎三年五月为祥兴元年五月，于六月迁都新会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
在文天祥的实际领导与号召之下，有不少的忠臣义士风起云涌，支持帝昰(端宗)与帝昺的朝廷，对蒙古作最后的挣扎。于是，宋军先后收复了(江西的)南丰、宜黄、宁都、瑞金、会昌、雩都；(广东的)韶州、广州、潮州、梅州、惠州、雷州。可惜的是，文天祥不曾能把这些城市一一固守，或是把这些城市之间的土地与人民结成一片。文天祥终于在景炎二年八月兵溃于庐陵(吉安)之南的方石岭与“空坑"(败在蒙古将军西夏人李恒之手)，退到汀州，其后又退到循州(广东龙川县)，再其后驻节潮州。次年，祥兴元年，十二月，“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来攻，文天祥退守海丰、扎营在海丰北门外四里多路的五坡岭。十二月二十四日，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攻占五坡岭，掳走文天祥。文天祥被解到广州，又解到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土屋子里，整整三年，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阴历十月被杀，牺牲。
文天祥在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考中状元，是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位十足的文人，生平不曾受过军事教育，也不曾怎样在兵法与战史的书籍上用过功夫。他凭着一腔忠愤，誓死报国，不存成功之想，只是“尽其在我"而已。可叹的是，宋朝在此后已无知兵的宿将能供文天祥驱策。
张世杰可谓宿将，然而忠义有余，却并不知兵。他出身行伍，是范阳人，原先属于蒙古军张柔的麾下，反正以后，始终忠心于宋，一直到死。他在镇江江面上用水军抵抗阿术，被阿术用火攻的方法击败。他对端宗与帝昺先后护驾，功在青史，然而他没有战略，甚至不甚懂战术。他围攻在泉州叛变的蒲寿庚，攻了很久攻不下，在浅湾也抵不住蒙古军刘深的进攻。他的最大错误，是最后的厓山一战，不占海口，而坐待敌船深入，并且烧了自己的营房，使得自己的军士挤住在船上，由于缺乏淡水而疲乏、生病、无力作战。他把自己的船都扎连在一起，排成一字形，以致当对方张弘范分前后两面同时进攻之时，他无法应付。这厓山之败，真是千古悲剧。当时宋方跳水而死的人，传说有十万左右。这十万人倘若不死，宋朝何致即亡!
陆秀夫是江苏盐城人，在镇江长大，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考中进士(《宋史》本传说他在“景定元年登进士第”，错。)他在李庭芝麾下当过参议官，被李庭芝推荐为司农寺丞，其后升到“宗正步卿、权起居舍人”。他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在温州找出陈宜中，召来张世杰，公推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再在福州公请赵昰即位为帝。他在赵昰(端宗)与帝昺的朝中，先作“签书枢密院事"。于陈宜中走后升为左丞相，持躬严谨，办事勤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局促一隅，无所施展。他与文天祥及张世杰合作得始终无间，对国家有功无过，最后于绝望之中断然背帝昺跳海，免得帝昺作俘虏、受侮辱，这件事也无可非议。总之，他是宋朝殿后的完人。
忽必烈于帝昺及陆秀夫死后，成为全中国在名义上兼事实上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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