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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作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黜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仲仲,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晋怀帝年号,307~313年)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陶,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至太康二年(281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财政部长),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鸠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咸宁二年(276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278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食日万钱,犹曰无下著处”(《晋书》本传语)。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甘露五年,260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形势危急,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道:“司马公畜养尔等,正为今日之事,不问是谁,动手就是!”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诱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继嗣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魏晋南北朝时总揽一切的职务)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晋不设丞相。尚书分“曹”办事,尚书令是各曹尚书的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贾充和朝官荀觊、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271年),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见《徙戎论》篇),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托,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计是好计,可谁去提亲呢?”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是个痴呆低能儿。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参见《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觊、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272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276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千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咸宁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七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作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和“钺”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假”,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一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咸宁五年,贾充六十三岁),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恶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蟠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282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仪。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故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283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290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2459840户、16163863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52.3万户、吏3.2万、兵23万、男女口230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两、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1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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