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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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