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中晚期，士大夫中一些正直激进的分子，采取半公开以至完全公开的形式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抗争，曾经结成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些同道同志者，当时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
事”。
当权的黑暗政冶势山对“党人”的追害，有禁止他们出任官职，并且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当时称作“党锢”。“党锢”，又写作“党固”，有时也称作“党禁”。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有骨气的士人不堪忍受，于是奋起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
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记述，在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皇帝昏聩，政治荒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他们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风行于世。
士大夫清议之风兴起，李膺、陈蕃、王畅特别受到祟重。三万余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等与他们关系紧密，太学中曾经流传这样的赞美之辞：“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其中，李膺的声名最高，士人能够和他交游的，称为“登龙门”。
李膺曾经任主持京师附近中枢地区行政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当权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贪婪残暴，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李膺执法威严，畏罪逃还京师。李膺追捕张朔，依法处死。一时宦官集团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休假日也不敢迈出官门。
廷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预言不久就会有赦令颁布，于是指使其子杀人害命。李膺依法处死张成。张成生前以方伎之术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其弟子牢脩于是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
在宦官势力的作用下，汉桓帝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
李膺等人被逮捕，并且又牵连陈寔等二百余人。有逃遁未被捕获的，都悬赏购募。一时传令追捕逃亡者的使者频繁四出各地，道路上车马可以相望。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记录在官府。
党锢之祸发生后，激进的士大夫集团并没有被强权压服。海内知识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
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甚至自以为耻，上书请求以附党之罪连坐。可见“党人”在当时社会的特殊的舆论形象。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于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高尚其道，而斥责当政者的肮脏黑暗。
一时，“党人”的崇高风格为士人舆论所敬仰，朝廷的丑恶作为则为士人舆论所鄙弃。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和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作恶的宦官。
宦官集团却抢先动作，双方对阵，宦官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
这次政治变乱的结果，陈蕃、窦武都被杀害，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也都被收捕诛杀，其门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锢。
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令儿子以他为师的，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自请免归。时人都称颂他是道德高尚的义士。
被列为“八顾”之一的议郎巴肃，起初曾经与陈蕃、窦武一同合谋诛杀宦官，事败后，宦官集团并不知道他曾参与始谋，只是坐党禁锢，察觉后方下令收捕。巴肃从容不迫，自己乘车前往县府投案。县令面见巴肃，解下印绶准备和他一起逃亡。巴肃镇定地说，作为人臣的，有政见不敢隐瞒，有罪过不会逃避。既然不隐瞒政治见解，又怎么能逃避刑罚呢!于是从容被害。
被列为“八及”之首的张俭，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久为宦官集团所疾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书，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而张俭是其首脑。子是诏令收捕张俭。
张俭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无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险予“收留，不惜牺牲自己予以掩护。张俭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惨重的迫害。
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祸事则不逃避灾难，如果有罪过则不逃避惩罚，这是臣子应当持守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绝出逃，自赴诏狱，终于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儿女被强制迁徙到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范滂在大诛党人之际，姓名列于诏书。督邮吴导来到县传舍，怀抱诏书，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后说，一定是为我的缘故。于是自己来到狱中。县令郭揖大惊，自解印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为在此?愿意和他一同逃亡。
范滂说，我以一死则可以了结此次祸难，怎么能够牵累你，又让老母颠沛流亡呢?范滂的母亲在告别时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所恨!路边人看到这一情景，没有不流泪的。范滂被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这次残酷的政治迫害过后，“党人”横死狱中的多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党人”，天下豪杰名士又有许多人名列“党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以记录和总结东汉历史而著名的史学家范晔曾经为“党锢之祸”发表过这样的感叹：李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行”以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啊!
“党锢之祸”，严格说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党人”一旦恢复政治生命，就立即和当权的宦官相互联合，一同来镇压起义的农民了。
这当然是由阶级关系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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