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后，在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表现出一种繁荣气象，西汉王朝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没有大的变乱，经济和文化实现了突出的进步。传统史家多肯定和赞誉昭宣时代的安定和富足，称之为“昭宣中兴”。
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
卫太子刘据死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表示愿意放弃其封国到长安来，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他的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
钩弋夫人姓赵，河间人，汉武帝晚年得幸，生子一人，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过头来顾望，汉武帝则厉声喝道：快走，女不得活!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
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
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褚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三年，即位时只是一个七岁的少年。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金日碑等受汉武帝遗命辅佐少帝。金日碑原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不愿因此“使匈奴轻汉”，甘愿作为霍光的副手，又较早去世，于是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之职决断朝政。霍光作为地位最高的权臣，对于汉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霍光据说性格宁静谨慎，为人正直稳重。他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临终前推行的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行政原则，数年之内，使得各地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也颇有蓄积。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的关系，社会相对稳定。
霍光秉政期间，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籽和口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召集贤良文学到长安会议，讨论盐铁专卖等政策的得失优劣。此后，下诏凋整了有关政策，进一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霍光原来与上官桀结亲，把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生女立为昭帝后。霍光敏锐地察觉到燕王刘旦和上官桀、桑弘羊企图废黜昭帝，另立刘旦为天子的政治阴谋，及时予以处置。于是国家得以安定，而霍氏此后权倾朝中。
汉昭帝去世后，对于继任者的择定曾经有所反复。在霍光主持下，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因“巫蛊之祸”的余波曾经流落民间的刘询(原名刘病己)被立为天子，这就是汉宣帝。
霍光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病逝。他把握朝政二十年，改变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的形式，开始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史的特殊阶段。
汉宣帝刘询出生不过几个月，就遭遇“巫蛊”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牵连人狱。后来受到有关官员的怜护，被安置由女犯乳养。后来幸逢大赦，被释放出狱，并且恢复了皇族身份。
刘询幼年受到应有的教育，才具较高，又好学，但是也向往游侠生活。于研习《诗》《书》之余，又欣赏豪迈奔放的任侠之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诸陵及杜、鄠之间，在民间与平民少年一同斗鸡走马，于是能够熟悉贵族阶层难以知晓的下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隐密细微之处，多少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正因为经历过平民生活，使汉宣帝具有了与一般“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皇族子弟们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质。
由于他对于底层社会情状和基层行政特点以及若于政治关系的深层奥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所以在他主持政务期间，能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政治风格表现出注重实效的倾向，于是一时官吏能够大体称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样的比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十八岁即位，起初委政于霍光。霍光死后，开始亲理政事。他努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的威权。为了打破霍氏集团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于霍光专权多年，霍氏一门尊盛日久，横霸朝野，奢侈无度。汉宣帝借处理霍光子大司马霍禹谋反一案的时机，废皇后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彻底清除了霍氏集团的势力。
汉宣帝因统治的成功，被传统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曾经赞扬汉宣帝执政时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认为汉宣帝所创造的治世，甚至超过了汉文帝时代。
汉宣帝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幼年时也生活在民间。这一经历，也使得他对社会关系和政治过程，有不同于只经历富贵生涯的帝王们的认识。而具备这样的政治资质，是十分有利于把握高层政治管理的权力的。
汉昭帝时代注重经济的恢复，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著扭转。汉宣帝继续坚持“农者兴德之本”的执政原则，推行积极招抚流亡人口，鼓励发展农耕生产的政策，流民能够还归乡里的，政府给予公田种植，并且借贷种子和口粮，由政府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并且免除算赋及徭役负担。政府还重视积极组织灾区的生产恢复，适时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著名将领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人暴动。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边塞无兵革之事，农人的赋役负担得以减轻，这一形势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元康年间(公元前65年～公元前6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低到每石不过五钱，西北僻远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肃永靖西北)、湟中地区(今青海西宁附近)，每石也仅仅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昭帝还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籴三辅、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谷物，供应京师消费，减少了原先每年调运四百万斛关东谷，用卒六万人的运输费用。这一漕运方向的变更，显然是以当时上述诸郡粮产的逐渐丰足为条件的。
耿寿吕还建议在边郡筑仓，在谷价低贱时增高其价而籴，在谷价高昂时减抑其价而粜，命名为“常平仓”。这一建议的实施，取得了利农便民的效果，政府用于国防的军粮储备也得到了保障。
汉宣帝大力尊崇儒学。他曾经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诸儒集会，讲论《五经》异同，并且亲自称制临决。同时增列《易》、《尚书》及《春秋》博士。太学的规模，在昭宣时期，有了成倍的增长。
西汉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汉后期诸朝丞相，已经以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
正是从昭宣时代起，政府高级官员的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在上层决策机构人员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重要演变。
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计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们的出身地域，可以发现，其中齐鲁人合计七人，八人次，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以人次计，则占总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六。
齐鲁是儒学发生和发展的基地，是当时的文化重心地区。齐鲁人出任丞相者为多，说明儒学的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一文化现象，显然是和昭宣以来推崇儒学的努力分不开的。
东方儒者在高级文官集团中终于成为多数，说明儒学对政治生活影响的愈益深刻。
汉宣帝虽然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儒学，但是在行政实际运作方面，却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曾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处死。太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则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以霸道和王道杂和相用，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况且俗儒不了解时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无谓的空论，以致不知所守，这样的人怎么靠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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