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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笔者虽精通英、法两夷之语,但对倭文和朝文一无所通,所以,白江口一役史料,绝大多数取自中国传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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