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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文治武功四方宾服——隋文帝的功绩

  隋文帝杨坚的朝廷,不仅有刘昉、郑译、高熲,李德林、韦孝宽等纯汉族官员,鲜卑贵族如元胄、宇文忻、元谐等人也早就加入他的阵营。中国北方政权到了杨坚手里,由“胡”变汉,又一统江南,中国从西晋末年分裂了三百多年后,重归大统。

  政治方面,杨坚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即尚书省下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户部、都官为刑部)。武官方面,隋文帝仍袭北周制度,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十一级,以奖励军功。对于各地的辖统,隋文帝实行州县两级制,罢去郡级。特别是官吏任命,地方州县僚属均由中央的吏部统授,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文帝时代“兵农合一”成为事实,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与自北魏以来就施行的均田制得以充分结合,军事统率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

  经济方面,由于均田制限制了豪强的兼并,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耕地数量激增,加之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水力灌溉工程建设广收成效,处处丰收景象喜人。

  隋朝在袭用北周租调力役制度的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赋役,并施行“大索貌阅”,以“三长制”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阅实户口,检括民丁。“貌阅”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载人民的性别、年龄、容貌特征,以备检索、核实。当然,隋朝的“貌阅”不是为了搜查“孙志刚”们,而是为了按人头多收赋税。隋炀帝之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之所未有。此外,由于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致使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也有史学大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王夫之),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

  商业方面,文帝又改铸“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统一了货币。而且,都市繁盛,商贾云集,海上和陆上贸易均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代,还达成了中国科举制的雏型,废除全凭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清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到了炀帝,又建进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门大族把持选举的情况完全得以改观,不仅加强了皇权,又有利于庶族地主的仕进腾达。

  刑法方面,隋初取纳北魏、北齐刑律中的精粹,集纳而成《开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轘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日后赫赫《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大儒王夫之对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对外关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内容,是突厥问题。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自伊利可汗(即阿史那土门)起,日益强盛。木杆可汉时,“其地东自辽海(渤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为了防止对方联合突厥打自己,争相巴结讨好当时的佗钵可汗,每年都送金银珠宝子女玉帛无数作为“贡献”,致使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对来往诸国使臣讲:“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隋文帝篡周后,由于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里公主为沙钵略可汗为妻,宇文姑娘为替父报仇心切,不停窜掇夫君攻打隋地。

  双方交战,隋兵自然不弱,多次大胜。沙钵略可汗不仅没沾得便宜,还丢盔卸甲,大败而去。同时,隋朝又厚赂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挑拨东西突厥的关系,让两方自相残杀。为了平衡两只“狼”的势力,隋文帝不愿让达头可汗一方做大,不久又安抚沙钵略可汗,哄得这位蛮汉上书隋文帝称杨坚为“丈人”,自称“儿”以求大隋欢心。

  沙钵略死手,其弟处罗侯继位,大张隋朝所赐旗鼓,真正地“扯虎皮做大旗”,内斗连连,征服了不少异己力量。不久,处罗侯在“内战”中战死,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都蓝可汗得立。为了再次平衡突厥可汗的力量,隋朝又把宗女嫁给都蓝可汗的异母弟突利可汗。都蓝可汗求亲多次被拒,见突利可汗反而成为大隋半子,感觉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又开始侵袭隋境,却也大败而回。打不过隋军,都蓝可汗就向突利可汗下手,突然袭击,尽杀其诸子亲随,使得突利可汗苍惶间带五骑逃出,直遁长安。

  隋文帝大排盛宴,以隆重的礼节观迎这位丧家之犬似的落难可汗,并封他为启民可汗,把这位突厥哥们感动得差点晕过去。不久,都蓝可汗又在内乱中被自己人干掉,达头可汗以大突厥可汗自居,率兵攻打为隋朝捍边的启民可汗。关键时刻,又是隋军出手相援,启民可汗全身而还。感激之余,启民可汗叩首上表,愿当大隋牧羊犬,“世世捍边”。……由此可见,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极为有效,使群狼互争,自己成为仲裁者和真正的老大。只要涉及阴谋和权术,隋文帝总是佼佼者和胜利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高丽的关系。由于高丽与隋朝接壤,就成为朝鲜半岛三国中与隋朝关系最为敏感的国家。公元598年,隋开皇十八年,高丽国王高元吃饱了撑的,主动派兵进攻辽西,被隋军击败而返。蕞尔偏邦小国,竟敢和天朝大隋叫板,隋文帝满朝君臣大怒。

  商议过后,隋文帝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以高熲为长史,派三十多万大军水陆并击,直奔高丽杀去。不幸的是,水军海上遇风,船舰沦没倾覆;陆军在半路上感染瘟疫,没见敌人就病死大半。不得已,隋朝退兵,但三十万大军几乎全报销,很没面子。但是,敲山震虎,高元也知道大隋不是好惹的主儿,忙遣使奉表谢罪,并自称为“辽东粪土臣元”。观览高元谢罪表,隋文帝终于一泄愤懑之气。

  对于隋文帝的文治武功,史臣不得不加以赞叹:“(隋文帝)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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