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9卷 秦汉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起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朝建立，迄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军阀大混战，共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

　　其基本内容有 秦汉文学概述 、 秦代文学 、 汉代赋体文学 、 汉代散文 、 汉代诗歌 、 汉代文学批评 、 结语 七部分，大体涵盖了这一历史时期内所有的文学现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承传先秦的肇始期，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总体上的文学意识还较模糊，但文学毕竟已基本上从学术中分化而出，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展出较丰富的文学品种和文章形式，文学批评也渐趋活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然而各类文学的发展又不大平衡，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鉴于上述特点，本卷在撰写时，不取一般文学史将各种文学品类混在一起，按时代平推介绍的方法，而是分文体专章论述，以突出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此外，于专章论述中，在全面把握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既翔实地展现文学的客观状况，也力求探寻形成此种状况的内外动因。再者，由于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文学的主流，在文人普遍创作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杰出的专业作家，而且形成了创作中心，在文学史上率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无论是文学题材、艺术表现手法，抑或文学审美意识等方面，均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故此，本卷将其列为重点，不带偏见地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评价其历史作用。

　　一、秦汉文学概述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在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之后，又派大将王贲从燕地向南挥戈攻齐，生俘齐王建，六国遂平，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称始皇帝，建立了秦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统一。这种大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正如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所说： ……

　　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也表现为军事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即所谓 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 分久必合 ，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他晚年（公元前２１３年）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 焚书 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致使 坑灰未冷山东乱 ①。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公元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自建立只短暂的十六个年头，就在公元前２０６年被刘邦、项羽的起义大军推翻了。

　　秦王朝覆灭后，又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到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击败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承秦制，是指汉王朝从本质上承继了秦王朝以郡县制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政体，以及制定了与此相应的诸如律令、军法、历法、礼仪等一整套制度，而并非是说也继承了秦王朝极为酷虐的政治统治。

　　相反，由于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史记？平准书》）。

　　发自草莽之间，以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汉高祖刘邦，深知广大人民百姓渴望得到休养生息，故而改变了秦朝酷法严刑的督责之术，采取了对百姓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即位仅三个月后，便遣散部分军队，令士兵归田，并下令招集流亡者各归本县，凡是庶民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又定律令，抑商贾，轻税役，和匈奴，铲除成为割据势力的异姓诸侯王，迁徙山东六国旧有的豪强十余万户入关中，从而为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之后，无论是惠帝刘盈，还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都崇尚 黄老 思想，倡导 无为而治 ，继续奉行相对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特别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文景之治 ，不仅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了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更加巩固，也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上》）。遂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顶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第一次繁荣昌盛。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所实现的国家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给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优势，对文明发展提供的种种契机，才真正发挥出积极的正效应；而文学创作的繁荣，尽管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还有相当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也毕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①见唐章碣《焚书坑》。

　　汉代逐渐繁荣起来的文学，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赋。因为赋才是两汉四百年间，从总体创作实况来看发展得最昌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最先表现出堪称为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品种。早在西汉初期，这种文学体裁就已经开始风靡，不仅有此时最杰出的文学家贾谊的传世名作《吊屈原赋》、《鵩鸟赋》等，而且甚至先后在吴楚地区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的府中，集中枚乘、庄忌、枚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艺术风格各异的名家，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创作中心。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这位汉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早年正是仰羡梁孝王府中的赋家名望，才辞官前去投奔入盟的。不仅如此，在淮南王刘安府中，竟还出现了 淮南小山 、 淮南大山 这样的集体创作笔名。

　　从作品数量上看，仅据《汉书？艺文志》依一百多年后汉成帝时刘向校宫中秘书所整理著录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二篇；考虑到这些创作属于地方私家作品，不可能全部入宫保存，一百多年后的刘向未必得见全豹，故而实际一定不止此数，足见创作之富。从作品艺术价值看，不仅现存枚乘《七发》是汉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而且淮南小山《招隐士》也是骚体赋中极具艺术魅力，被称为 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 的优秀作品。而到西汉中期的武、宣时代，由于国家鼎盛，帝王欣赏，更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温床。创作中心从地方诸侯移往中央帝京，创作规模也较以前愈加扩大，不仅出现了作为 言语侍从之臣 的专职赋家在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且公卿大臣也在 时时间作 ，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使赋体文学成为后世称道的 两汉文章之盛 的代表。这一时期，既有将汉赋推上发展顶峰的天才赋家司马相如，以其宏丽的《子虚赋》、 古妙 的《长门赋》等雄踞赋坛，也有堪称最富于艺术情趣的优秀赋家王褒，以其美仑美奂的《洞箫赋》创造性地完成咏物之体，还有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东方朔，以其利刃般辛辣嘲讽的《答客难》又开新风。不仅如此，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甚至还提出了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 赋心说 ，从创作理论上阐发了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通过艺术构思，描绘艺术形象的赋体的美学特质，标志着汉赋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样式。尽管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弊病，诸如结体庞大而臃肿，重体物而轻抒情，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颂圣应制性，常有 劝百讽一 的缺欠等，从而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真切抒发作家内心情志上受到限制。但是，它毕竟在当时独一无二地以审美的观照，艺术地再现了泱泱大汉的图景，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而且为我国文学体物手法的发展、表现题材的开拓等等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虽然纯文学的散文作品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著作，但是从中所显示出的艺术价值却是巨大的。散文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的。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有效地说服了秦王政放弃错误的逐客令，促进了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而西汉初期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或则雄肆磅礴，或则沉实透彻，在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面临的重大困难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的问世，更使这一时期的散文放射出灿烂的异彩。《史记》不仅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史家绝唱 ，而且又以其所开创的传记体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样式。除此之外，宣帝时桓宽《盐铁论》，也以其全面而丰富地反映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社会现实的内容，以及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比较沉寂，但是由于汉武帝大兴乐府，且采集民歌，毕竟也使当时北至燕、代，南达吴、楚，东起齐、郑，西抵陇西，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直接来自民间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民间诗歌得以搜集、整理，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汉书？艺文志》著录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所提供的六十三首数字来看，也较可观了。更重要的是，从此掀开了我国诗歌史上独具魅力的汉乐府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汉从元帝以后直至灭亡的六十年间，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王朝衰颓，思想领域复古思潮隆起，文学创作也由武、宣鼎盛逐渐下滑。大赋篇章，此时也少见往日文采。尽管有扬雄较为突出，以《甘泉赋》、《长杨赋》等作品成为继司马相如之后另一位具代表性的赋家，但终因时代不同，既无 鸿业 可供 润色 ，也无 上德 可供 宣扬 ，本身臃肿颂圣、体物淹情的缺欠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最终被他放弃，并从理论上批判其为欲讽反劝的 童子雕虫 ，从而宣告了这种风靡一百多年的文学形式正在失去活力。然而，长时间居于支流的骚体赋，却由于适合文学家在王朝末日抒发内心的忧思悲慨，反倒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出现了刘歆《遂初赋》这样以述行寄意显示赋体转变的较好作品。这一时期诗坛仍然寂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歌谣辞的流行。民歌谣辞以特有的朴实尖锐直刺暴政，反映民瘼，而且其规整的五言形式，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创新和发展作了准备。

　　公元８年，西汉王朝终于被自身的腐败所摧垮。篡夺了政权的野心家王莽建立的新朝，也由于更为暴虐，不过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到公元２５年，南阳豪强地主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东汉前期，由于吸取了西汉与新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对人民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巩固，又出现了国家安定繁荣的景象；但在思想上则加强了文化专制，推行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激起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抵制和斗争。到和帝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外戚擅权乱政，东汉政权跌入黑暗腐败的后期，至桓、灵末世愈发不可收拾。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上，则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与革新的猛烈撞击，从而呈现新的发展与变化。首先在仍居主导地位的赋体文学上，一方面班固从官方正统思想出发，重新从理论上全面肯定已经衰落的颂圣性质的大赋，并以更加庞大的篇幅创作《两都赋》，企图重振西汉武、宣时代的声威，另一方面以行情寄志为方向的探索革新的尝试也同时并行。张衡就曾以《二京赋》加强对时弊的针砭，最后终于以抒情小赋《归田赋》出色地完成了赋体革命性的变革，推动赋体文学走上了更具艺术活力的全新的道路，引出了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优秀作品。

　　另外，在散文创作上，不仅出现了抨击统治集团大力提倡的今文经学、谶纬迷信，以及种种社会弊病的佳作，如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以卓越的才识，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撰修出了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以其体制的科学严整，内容的博大精深，开启了我国封建王朝延续不断的隔代官修正史的先河，不仅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社会整体状貌，而且成为仅次于《史记》的传记文学名著。

　　再者，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乐府诗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几十篇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东汉；另一方面文人诗也终于开始走出沉寂的低谷，无论是张衡、秦嘉、赵壹，还是未能传名的《古诗十九首》等篇的作者，都以他们优秀的诗歌创作，为五言诗体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初始的自为逐渐走向自觉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日益活跃上。这时不仅出现了西汉毛苌的《毛诗序》、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文学批评的论文，而且还围绕屈原楚辞和汉赋展开了激烈的文学论争。此外，在王充的《论衡》中，相对集中地针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家的才学修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探寻与阐发，很多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秦代文学

　　公元前２２１年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从此，中华大地首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大一统广泛地深入到了从政治、经济至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一系列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诸如实行十分严酷的文化专制，使文学活动受到窒息，以致不可能利用大一统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在先秦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且立国过于短暂，前后仅十六年，使得处于残苛高压夹缝中的文学，来不及发挥自身顽强抗争的属性，形成富于时代特色的风貌，而犹如荒漠，虽然偶或出现零星的几丛植株，也大多被掩埋在一片虚空之中。故此，所谓秦代无文学之说就总体而言，大抵是符合实情的。

　　秦代文学家唯有李斯一人。李斯（？- 公元前２０８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年轻时曾从学于荀卿；后入秦国，投吕不韦门下为舍人；又因吕不韦举荐，任为郎，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累拜长史、客卿、廷尉，二十余年间辅佐秦王灭六国，实现统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朝建立，拜为丞相。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谋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曾针对某些政弊进行劝谏，但遭秦二世严厉的责拒，于是转为阿意取容，竟献更酷虐的督责之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２０８年），终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２３７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 ， 成帝业 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 缪公求士 至战国后期 昭王得范雎 ，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 以客之功 ；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 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作对比，指出 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 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 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 ……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法家 刑名之学 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的《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赡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２１９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　功颂德。例如作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的最后一通《会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 亲巡天下 至会稽 群臣诵功 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 暴虐恣行 、 数动甲兵 ，奋而以 义威 ， 殄熄暴悖 ，使 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 嘉保太平 的伟绩，最后以随从臣僚 请刻此石 来光垂休铭 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瑯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 《箴铭》篇云： 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秦代文学除李斯所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诗歌。据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杜佑的《通典？职官七》所记，秦时已有乐府的官署建制，掌管供皇帝享用的俗乐。史料所载内容，已得到证实。１９７７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秦代错金甬钟的乐器，钟柄镌有秦篆 乐府 二字。有乐必有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２１１年），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待此年巡行天下时，则 传令乐人歌弦之.只是这些乐府诗歌早已失传，无法见其面貌。然而民间歌谣却有少量被记录下来，一直传至今天。如《三秦记》中所载的《甘泉歌》：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

　　这首民歌的创作是由于 始皇作骊山陵，周回跨阴盘县（即今陕西临潼）

　　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 （《三秦记》）。诗作杂言，声韵和谐，表现了当时百姓苦不堪言的悲愤情绪。又如杨泉《物理论》所载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此诗不仅在内容上以修长城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秦代无休止的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民间由此引发的悲愤和抗议，而且在艺术上也以相当成熟的规整五言，开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五言诗体制的先河，因此尤其引人瞩目。另外，《异苑》所载的《秦世谣》：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全诗大体为质朴而短促的三言，隔句用韵，在揭露、控诉进而指斥、诅咒中，愤怒之情的宣泄显得格外直截而强烈，预示着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来临。

　　中国历来有十分悠久而丰厚的民歌传统。秦时暴政，必然会激发各地的民歌创作，尽管高压，也不可能沉寂。只是由于得不到搜集、整理，流传下来的才如此稀少，然而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秦代文学原还有赋的创作，传至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 孙卿赋十篇 之后，尚著录有 秦时杂赋九篇 ，可惜早已亡佚，不然倒是可以弥补赋体从先秦宋玉、荀况伊始至西汉大盛之间的空白，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的赋体文学的发展轨迹。

　　三、汉代赋体文学

　　（一）汉赋的源起、文学特征及其兴盛原因

　　汉代四百年间，发展得最繁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品种，莫过于赋，因此在文学史上犹如 唐诗 、 宋词 、元曲 等，一向有 汉赋 之称。然而，由于汉代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尚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阶段，再加之汉武帝推行 独尊儒术 之后，文学家的思想受到儒家 诗教 片面强调 尚用 观念的箝制，尽管在直觉上颇显艺术美的追求，在理念上却不能不陷于言圣道之志中，所以虽然赋家辈出，赋作繁富，引人瞩目，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赋体文学的观念则始终是比较含糊的。这种含糊首先表现为在概念上界定不够明确。汉人对赋，往往与战国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相混淆，时而称赋，时而称辞，时而连称为辞赋。由此，又表现为在体制上往往抹杀了赋所具有的独立文学属性，将其简单地纳入《诗经》六义中赋的范畴，视之为 六义附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序》就本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诗赋略》：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端），材知（智）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故而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也。 （《两都赋序》）。

　　直到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对于赋文学本体属性的认识才逐渐归于明确。西晋陆机的《文赋》已认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不仅明白地将赋与诗判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而且还精当地指出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根本区别即在于一缘情，一体物。至南朝齐、梁时，刘勰则在其《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专辟《诠赋》篇，深入地对赋体文学的源流、沿革、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刘勰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物，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 不歌而颂（诵）' ，班固称' 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 大隧' ，士■之赋' 狐裘' ，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　、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司）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枚）

　　皋、（东方）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帝）时，校阅于成（帝）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据此可知，赋作为在汉代盛极一时的文学形态，其名称是由它的本体特征所确定的。赋字在文学上原为铺、敷、布字的假借，《广雅？释诂三》云： 赋，布也。 王念孙疏证说： 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 而从布之义，可以引申出并非依乐歌唱的诵读、吟咏；从敷之义，可以引申出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朱熹《诗集传》）的《诗》六义中的记叙手法；从铺之义，又可以引申出排比铺陈的艺术技巧。然则赋文学的本体特征恰恰是 不歌而诵 ，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论及赋体文学的兴起，汉人认为赋体发自《诗》六义中的 赋 ，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倘溯其渊薮，固然最早可以与上古一种 不歌而诵 ，以叙物言情为特点的诗相连络，但这种古诗虽符合赋的 体物写志 的意旨，毕竟 结言■韵 ，过于简约，不讲求、也做不到 铺采摛文 ，所以并不就是文体意义上的赋。实际是自屈原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规模宏大、词采富丽的新诗体楚辞，从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之后，受楚辞的直接影响，到战国后期在楚国宋玉及长期留居于楚的荀况等人手中，才 爰锡名号 ，首次出现赋体的创作。而赋体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相对地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至 秦世不文 ，尚 颇有杂赋 ；自汉代初期，遂 顺流而作 ，并且一发而不能收，经武帝、宣帝到成帝时，则无论 京殿苑猎，述行叙志 ，抑或 草区禽族，庶品杂类 ，仅 进御之赋 ，即多达 千有余首 ，名符其实地 蔚成大国 ，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人文学创作的瑰伟奇观。刘勰所述的 讨其流源，信兴楚而盛汉矣 大体符合实况。

　　关于赋的文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内容上 体物写志 ，亦即作家通过对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客观事物的描摹，来抒发内心情志。第二，在艺术上采取 铺采摛文 的技法，亦即从各个不同角度，调动大量华美雅丽的词藻，对所描摹事物的外象、内理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细致具体的铺叙形容，所谓 极声貌以穷文.第三，在语言形态上需虽 不歌 而能成 诵 ，也就是句式在长短错落中又求相对规整，而且按韵相押，讲究诗一样的声律节奏，琅琅上口。第四，在结构体制上为 遂（述）客主以首引 ，也就是以客主问答对话的方式，引起全篇。综上可见，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适于状物叙事的铺张扬厉，又有诗歌的节奏韵律，显现言志抒情的诗意，然而它又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而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赋体文学既然 拓宇于楚辞 ，故而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楚辞的明显影响。到汉代，最早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高祖时 陆贾赋三篇 、吕后时 赵幽王（刘友）赋一篇 、文帝时 贾谊赋七篇.陆贾、刘友赋皆不存，无从置论；贾谊赋只存《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赋》、《旱云赋》。从贾谊传下来的四篇赋看，在内容上表现为全部是抒情言志，抒发忧思悲慨之情；在形式上表现为全部是追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被后世称作骚体赋。其实汉初贾谊的骚体赋，严格地说尚未构成赋体，只不过是赋从楚辞脱胎的过程中，还基本保持母体属性并未成熟的一种形态，因此在汉成帝时刘向编辑《楚辞》时，就把《惜誓》收录在内。汉人所以将其称为赋，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局限，他们是连同屈原《离骚》都视作赋的；而后世所以将其称为骚体赋，则是由于当赋体已经成熟了的时期，也确实有一些在声调上仍采取与贾谊楚韵相同的作品，如宣帝时王褒《洞箫赋》等；另外，还由于当汉赋走过二百多年铺张扬厉、 极声貌以穷文 的漫长道路， 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之后，又从自身革新旧制，变臃肿为精干、变体物为缘情，而出现更富于艺术个性、更具活力的抒情小赋的时候，从创作精神上可以说反倒是与贾谊之作遥相脉通的了。然而骚体赋尽管从西汉初期起就时有所作，但毕竟在整个汉代并不为主流。在整个汉代占据主导的赋，则是自景帝时枚乘所作《七发》开始，直接承继于宋玉《风赋》、荀况《礼》、《智》等赋篇， 述客主以首引 ，采用问答方式，有散有韵，散文意浓，极尽铺张，规模宏大，动辄洋洋数千言，完全 与诗画境 了的散体赋，又称大赋。这种散体大赋以其独特的风范，到武帝、宣帝朝雄肆文苑，盛极一时。从作者来看，上自帝王，下至臣庶；从作品数量来看，仅进御之篇，就达千有余首，可称洋洋大观，而且余势所及，直至东汉中期，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主体。所谓汉赋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赋。

　　汉赋能够发展得如此繁盛，以至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原因的，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就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论，赋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进入不断发展演变的轨道中，赋家也必然要通过赋的创作，尽其才力，形象地艺术地再现自己对极其丰富复杂、多姿多采的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感受与思索，并借此表达、宣泄自己的心绪情态与理想愿望，而这一切又无可避免地必然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赋产生于南方楚国，原本就具有南国人文独特的神秘诡谲、绮靡华采的风韵，又以体物为其特色，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更广泛地吸收融合策士纵横游说的雄肆恢宏、铺张扬厉的语言表达技巧。而到汉代，继秦以后政治上所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思想上所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愈加促进了文化上的吸收融合，为其形成骈散整饬的体物大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例如西汉伊始，高祖时的陆贾，即以纵横家的身份作 骋辞之赋 （刘师培《论文杂记》）。陆贾赋虽已不存，但从其《新语》十二篇中那富赡宏丽的词藻、排比铺陈的声势、抑扬铿锵的韵律，差可想见其所作之赋的形制规模。

　　从高祖时纵横家陆贾的 骋辞之赋 ，到景帝时也为游谈之士的枚乘所奠定的散体大赋，数十年中汉赋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理出这种历史必然的自身规律性。

　　第二，汉赋繁盛又是时代需求的必然。西汉初期从高祖统一开始，就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惠帝、吕后抵 文、景之治 ，政治上更采取 无为而治 的黄老之说，于是六十多年间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以致经济繁荣，人口蕃殖，国库充裕，工商业也极为兴盛，有钱达一万万的富商大贾不乏其数，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武帝之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是凭借如此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位五十多年中，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百越，东至高句丽，大大开拓了疆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帝国威仪，如日中天，中华文明，广泛四布，甚至沿丝绸之路远远地放射到万里之外的印度、波斯、罗马。在这时期，自有一种空前高昂的民族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而这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质，是一定需要一种文学形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因此，以前传统的以纤细地言志抒情为特色的诗歌及以忧思悲慨为特色的骚体赋，显然就不适于表现这一内容了，而以宏放地状物叙事为特色的散体大赋，则无疑更切合时代的需要，遂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三，君主贵族的大力提倡也为散体大赋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统治者为了表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皇权的赫赫威仪，在宫殿苑囿的建筑上，力倡恢宏阔大、富丽堂皇之气派。高祖时就以 非壮丽无以重威 ，修建未央宫；文、景之后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物产丰茂，则更加以巨大的规模兴造动工，武帝时不仅兴建了甘泉宫、上林苑，其他离宫别馆也使其 穷年忘归，独弗能遍.除此，他们的生活也越发奢侈，声色犬马、田猎巡狩日甚一日。在寻欢作乐的同时，他们又需要歌功颂德的文学以愉耳目、适快意。这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 至于武、宣之世 ，为了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月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甚至当汉宣帝愉悦于王褒等赋家歌颂，而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 时，宣帝则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然后再说：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予以肯定。因此善于状物叙事的散体赋，自然规模更加走向宏大，愈发铺张扬厉、典雅富赡，并且一时成为文士的进身之阶，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呕心沥血，竞相制作。如果说文帝、景帝崇尚俭朴，不好辞赋，枚乘等大赋作家集中于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大贵族门下，那么到武帝时尚宏丽，赋家就纷纷从吴楚走向长安，从王府进入宫廷，赋作也渐由颂扬掩讽谕，以至 劝百而讽一 ，成为汉代最时兴的文学样式。人们从汉武帝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以及随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乃至汉宣帝时王褒、汉成帝时扬雄等等，是怎样因为献大赋而得官，即可知大赋在汉代所占据的煊赫的文学地位了。

　　（二）西汉前期赋的创作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焚书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 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 铺采摛文 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 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①。 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１。贾谊贾谊（公元前２０１- 前１６９年），洛阳人。聪慧好学，年十八，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当时河南守吴公曾将他召置门下，十分喜爱。汉文帝初年二十余岁时，由于吴公推荐，以精通诸子百家被召为博士。虽年少，因每次诏令议事，皆能出诸老先生之上，而深受文帝器重，遂破格迁升，一年之内官即至太中大夫，随侍宫廷，唯诏命所使，掌论议。此时的贾谊少年得志，意气昂然，奋发有为，在政治上、经济上，为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多有建树。于是文帝议以他任公卿之位，但却由此触发了贵幸重臣积于心中的忌恨，不仅时任右丞相的绛侯周勃、任太尉的颖阴侯灌婴以及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纷纷诋毁他 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而且文帝身边十分亲幸的奸佞邓通之流，也乘机进谗，致使文帝对他疏远，不再用他议事，并很快将他谪出朝廷，远调为长沙靖王吴差的太傅。四年之后，虽被召回，但毕竟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又被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刘楫太傅。这时期贾谊尽管针对政事数上谏言，但并未起多大作用 .不上几年，梁怀王因坠马死，贾谊遂自伤作为太傅有失职责，哭泣而卒，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所作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篇，至今所见则为四篇，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吊屈原赋》、《鵩鸟赋》、《惜鸟赋》二篇，《楚辞》所收《惜誓》一篇，《古文苑》所收《旱云赋》一篇。此外，《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以及《古文苑》卷二十一皆录贾谊名下的《赋》残文，分别为七句三十九字、六句三十六字。姑不论《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只此数句残文，而且《艺文类聚》与《古文苑》又多牴牾，已经失去考评价值。《楚辞》所收《惜誓》，虽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是贾谊的作品，但是去贾谊未远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毕竟早已指出 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而疑不能明 ，历来都不能确切判定为贾谊作品，况且形式上完全摹拟屈骚，内容上也无新意，不少词句都袭用《吊屈原赋》，被朱熹《楚辞辩证》视为 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 之列，故可不论。这样，贾谊赋现在实际上只有三篇是可靠的。

　　贾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向远大，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是勇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家。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上中天的时候，却遭到了小人谗毁、权贵忌害，以致无端被逐，远贬长沙。如此人生际遇的蹭蹬，自然使他陷入忧思悲慨之中，因此在去往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渡湘江之时，忆想到楚国先贤屈原当年忠耿忧民，同样亦因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楚王，被流放湘沅，最后自沉汩罗的惨痛事实，不禁悲哀伤悼。在凭吊自己所敬仰的往昔仁人君子不幸遭遇的同时，更发思古之幽情，沉郁自伤，遂追步屈骚的余韵，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吊屈原赋》。

　　全文如下：

　　①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鸱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兮，固将制于蚁蝼。

　　此赋前段正文集中对屈原 遭世罔极 、 逢时不祥 而 独离此咎 ，由衷地表示深沉痛切的惋叹和悲悼，同时在对导致屈原人生悲剧的楚国政治那种贤圣逆曳，方正倒植 的强烈抨击中，也宣泄了自身遭受谗陷， 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 的抑郁愤懑。对屈原的寂寞身后，贾谊以自己的作品第一个表现出了心通神会。继而在独出心裁甚至篇幅超过了正文的 讯 词尾声中引发了自身的感慨，表现出激昂而耐人寻味的抗争。对于在这里贾谊看似怨屈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 表示 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应该如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两千多年来议者每以为贾谊心胸不如屈子 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忠贞崇高，而不乏责难，甚至由此贬损此赋少得屈心。实际上这种批评往往忽略了贾谊与屈原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理想志向、价值观念。屈原生当战国，诸侯纷争，作为楚国王室贵族，对于国家社稷的认识是相对狭窄的；而贾谊生当大汉，四海一统，较之整个天下，诸侯割据本应削弱，这在他贬长沙前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及回长安后的《陈政事疏》等皆有剀切议论。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在屈原，忠于一楚国，或可不能做此想；而在贾谊，以天下之大，九州之阔，自然不甘拘于一隅受肖小 蚁蝼 之 制.而本为 骐骥 ，反受昏王佞臣 系羁 ，形同 犬羊 ，乃至于悲叹 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 愤而 自沉 ，这不正是屈原惨绝人寰的人生悲剧之所在吗！百年后的贾谊，当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又向前迈进了之后，能够从精神上反思出 逝而去之 ，以示对丑恶势力决绝的抗争，不正是体现出了更加积极彻底地捍卫真、善、美的人格尊严的观念的进步吗？屈原在《离骚》中已经深沉地呐喊过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且在最后慨叹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之后，也确曾表示 又何怀乎故都？ 以此论之，贾谊心灵上所迸发的决绝的抗争，何尝不是两代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的结晶！由于品格、际遇的诸多相似，贾谊较之后世深受儒家礼法观念桎梏的封建文士，更与屈原心心相通，所谓 湛思邈虑，具有屈心.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说： 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覈，辞清而理哀 ，可说是深知贾谊者。

　　由于时代所限，屈原的求索，最终只能是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以生命殉理想。这是时代的悲剧，令人扼腕，亦催人奋进。

　　而贾谊的决绝，却又只能是表示为精神理念上一时耀眼的火花，在行动上还不可能有与之相应的任何积极举措。这样，谪居长沙的漫长岁月，就必然使他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而无法自拔，于是在不堪忍受的抑郁寂寞支配下，寿命不永的不祥思绪时时以生的悲哀与死的恐惧剧烈地激荡折磨着他，不禁自伤自悼，并试图寻觅解脱，于是创作了另一篇重要的《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

　　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 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 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凭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在这篇赋中，贾谊以当地楚人俗称为 鵩 的不祥之鸟山鸮（猫头鹰）

　　偶然飞入其室，停落他的座位近旁为契机，在疑惧不安的精神状态下，幻化出与鵩鸟的对话。这一时期贾谊在忧郁困境中，受到颇为时行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哲理的探索，一方面苦苦地试图对自己的遭遇、处境寻求合理的解释：从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大专（钧）槃（播）物兮，坱轧（圠）无垠。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等等辞句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吸取了道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积极渴望摆脱厄运的困扰；另一方面又从中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道家哲学中的不可知论：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于是必然导向了虚无： 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 结果依然无法摆脱。因此，只好消极地从通人大观，物无不可 ， 大人不曲，亿变齐同 ， 至人遗物，独以道俱 ， 真人淡漠，独与道息 ， 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的虚幻中，以无可奈何的释知（智）遗形，超然自丧 来自我麻醉，自我安慰。然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是始终存在的。从贾谊对黑暗的恶势力强加给他的苦难厄运的抗争，到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自身的软弱，而不得不违反奋发进取的初衷，向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的消沉逃避，勾画出了两千多年前封建专制社会中，无数正直耿介、清操自守的文人遭受创痛的心灵历程，既显现了属于贾谊的个性，又具有普遍的共性，令人嗟叹，令人回味。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尤为值得注意。它虽然仍 声多类骚 ，但与《吊屈原赋》相比较，其 述主客以首引 ，采用对话，语言为大体规整的四言，多排句，可以见到已经融汇荀况赋体，而从楚辞中嬗递出来，完成了散体汉赋的前期形制，因此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现存最早的一篇独立成新体的重要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也是开创汉赋的第一位大家。

　　贾谊的《旱云赋》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更成为汉赋发展长河中极其少见的优秀篇章，尤为引人瞩目：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

　　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抟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纵横兮，扬侯怒而澎湃。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

　　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

　　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耨耨而下泪。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

　　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

　　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

　　查《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只记载了 九年（公元前１７１年）春，大旱。 和 （后元）六年（公元前１５８年）……夏四月，大旱，蝗。 可见旱情的严重。而后元六年的那一次，贾谊已去世十一年；九年春的大旱，又与赋中所说： 惜稚（幼）稼之旱夭兮，离（遭）天灾而不遂。 完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旱云赋》作于汉文帝九年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

　　此赋开篇即以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 点题，义正词严，悲慨万端；继而用铺叙，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密云虽积聚然终又消散不雨的景象，心情沉郁而焦灼；接着则正面表现了 煎砂石而烂渭 、 畎亩枯槁而失泽 的严重旱情，以及农夫 释其鉏耨而下泪 的悲伤愁苦。对此，作者在忧虑痛楚之时，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就事论事、悲天悯人上，而是以政治家见微知著的卓识，将时与政密切联系在一起： 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 极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人治弊端，是加重天灾，使百姓陷入苦难的本质根源。最后则面对大旱，愁肠百结，痛斥天地鬼神无恩寡德、不仁不信，遂将其忧时伤政、关切民瘼的感情淋漓尽致地宣泄无遗。

　　统观汉代的赋体文学，骚体赋一般共同的主题皆为抒写志士际遇的忧思悲慨，所谓言志抒情，感士不遇，而散体赋则一般铺采摛文，揄扬颂功，但有讽谕，其效果也大抵劝百讽一。像贾谊《旱云赋》这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接表现现实的灾害与政治的失和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哀民生之多艰，其境界之高，可谓仅有。

　　２。枚乘贾谊是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之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 文洁而体清 （《文心雕龙？体性》），即便是其奠定了散体汉赋初期形制的《鵩鸟赋》，也依然表现为 致辨于情理 ，思胜于辞。而二十余年后枚乘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所作之赋才充分显现了 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的散体汉赋的特点，使之成为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全新的文学体裁，脱离楚辞余绪， 与诗画境 而成熟。

　　枚乘（公元前？- 前１４０年）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文帝时，吴王刘濞招四方游士，枚乘遂仕吴，为郎中；曾上书谏吴王，不听，于是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后，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待梁孝王病薨，遂退归淮阴。武帝为太子时就闻枚乘之名，及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之，然枚乘已年老，未至长安而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有九篇，然现在枚乘名下仅存三篇，为载于《文选》的《七发》、载于《古文苑》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

　　其中《梁王菟园赋》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为 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近世虽经黄侃校释，勉强可通，但为《古文苑》作注的宋代章樵早已疑曰： 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枚）皋所为，随所睹而笔之。史言皋诙笑类俳倡，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后乘耳。 究竟如何，已难考定。至于《忘忧馆柳赋》，最早出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文词骈俪，而且两处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故被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这样，枚乘赋传下来的只有《七发》一篇了。《七发》是假托楚太子有病，而吴客前往探视，以客、主二人问答的形式铺写而成。其内容是从自文帝到景帝汉代的王公贵族日益奢侈腐化，精神状态也日渐萎靡颓唐的现实出发，通过对大量富于典型意义的腐败现象的具体描述，向统治者痛下针砭，并积极地提出以 要言妙道 为其解救的方法。全文篇制弘阔，长达二千多字，是首先出现的第一篇名符其实的散体大赋，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所谓《七发》，《文选》李善注为： 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全文共分八段，第一段写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 ，指出太子之病，源在于生活过分地侈靡安逸，所谓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脆），脭脓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烁热暑。……且夫出舆入辇，……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 长此以往， 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进而提出 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也。 也就是用思想启发、振作精神的办法来治疗。这一段是全篇的基础、立赋的宗旨，思想性最强，可谓痛下针砭，一针见血。待楚太子表示： 仆愿闻之。 之后，从第二段至第七段，吴客就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六种事，由静而动，由近及远地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这六段虽然并不是作品的中心思想之所在，但却是全赋的主体结构。作者以铺张扬厉之法，细致精工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谕和劝戒，在艺术上不仅藻饰盛丽，颇具音律之美，而且还不显雕琢堆砌。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文中先写大潮到来之前已足以使听者心动向往的江水混浩荡漾之态： 怳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漾兮，慌旷旷兮。……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 继而再写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的壮伟景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晲，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

　　訇隐匈■，轧盘涌裔，源不可当。…… 如此声势威貌，极尽夸张、渲染，确如方伯海所评： 心思魄力，凿险洞幽，神技也，亦绝也。 （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像这样描写景观的词采声色，是枚乘之前从未有过的。

　　然而对以上六种事物活动，楚太子依然不能 起而观之 ，于是最后第八段即顺势写吴客适时揭出第七种事：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 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 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所谓 说到精论，更无容费词.表现出以精神修养克服物欲的主旨，从而结束全篇。

　　枚乘《七发》对后世汉赋创作的繁盛有很大影响。这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第二段写音乐 虽只二百字，而实具《子虚》规模，后来箫、笛、琴赋祖此.第五段写游观 内具七种意思，山川、辞赋、宫馆、鸟鱼、草木、声伎、女色，次第铺叙，绝紧严，而造语更工妙，是《高唐》、《子虚》缩体 （《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而且致使 七 也成为一种特定体裁，西晋傅玄在《七谟序》中说：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常（融）、张平子（衡）亦引其源其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 直到魏晋，还有曹植作《七启》、左思作《七讽》等等，南朝梁时，卞景居然汇集 七 体作品成《七林》十卷，可谓洋洋大观。然而皆不如枚乘《七发》，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 ３。庄忌及淮南小山汉初文、景时期，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在贾谊之后还有庄忌以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为吴王刘濞与梁孝王刘武门客，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但大多不存，只留《楚辞》所收的《哀时命》一篇。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哀时命》是 （庄）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 哀时命' 也。 这种看法并不确切。实际上 时 即当今，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 此 予就是自己，并非指屈原。这从篇中援引古代贤士高风亮节的 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汩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 中，可以清楚看出。因此，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 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 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 璋珪杂于甑窐兮，陇廉与孟娵同宫 ， 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权！ 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然而在感情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淮南王刘安（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２２年）及其门下臣僚宾客也是这一时期赋的重要创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赋八十二篇，但均已不存。人们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当武帝命他做《离骚传》时，能 旦受诏，日食时上 ，而且其中以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给予极高评价，可见他对屈原楚辞不仅极其熟知、擅长，而且倾心推崇，故而推测他的赋必为追步屈原的骚体；另外，淮南王宾客目前仅存的署名为淮南小山的一篇《招隐士》，全为屈原《九歌》笔法，以上下大抵所好同一声气，也可证明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故而萧统《文选》径直将此篇标为刘安所作。

　　淮南王臣僚宾客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十四篇，现除淮南小山《招隐士》收在《楚辞》中之外，余皆不存。关于淮南小山，最早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称：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 ，或称' 大山' ，…… 近世学者多以为类似现在的集体笔名。

　　关于《招隐士》，《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是 （淮南）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但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是 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悯屈子而章之之意。考其文意，王夫之的见解更符合实情。

　　此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谿谷的凄凉幽险：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极其成功地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的意向，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故王夫之评赞道： 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 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

　　（三）西汉中期赋的创作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积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思想观念也趋向杂儒霸的舆论一律。与此相应，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并形成风气，因此上自皇帝，皆喜爱最适于形象地再现这种时代风气的赋体文学，从而给予大力提倡。这样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 论而录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枚乘《七发》所展示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而继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则退居支流，为世所轻了，所以这时才真正是赋的时代。

　　１。司马相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司马相如。正是他将枚乘《七发》所开创的散体大赋发展到定型的极致，使得以后的创作从总体来看，大抵皆不能出其圭臬。

　　司马相如（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１８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即好读书，有文才志向，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蔺相如义而有勇的为人风范，故更名为相如。以家产仕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故因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回归家乡。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而征召，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被任命为郎。曾奉使巴蜀、西南，对安定、开发西南边地有所贡献。在此期间，也曾针对朝廷政事及武帝放纵，多有所讽谏，但颇不得志，而且遭受诽谤，故常称病闲居。

　　后为孝文园令，又因病免职，不久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二十九篇，然而多数已不存。现在能见到的有《史记》本传中的《子虚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另外还有《文选》中所收《长门赋》，《古文苑》中所收《美人赋》以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梨赋》、《北堂书钞》引《鱼葅赋》、《玉篇？石部》引《梓桐山赋》片断。其中《美人赋》从内容到结构，全为模拟被称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历来有人怀疑并非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皆不过零言片语，无从析论。

　　就目前司马相如所存之赋来看，《子虚赋》是最成熟的汉赋，堪称其代表作。据《史记》，此赋包括《子虚》和《上林》两部分。《子虚》作于景帝朝客游梁孝王时，而《上林》则续成于武帝朝被征召时。司马相如自己表示赋中的'子虚' ，虚言也，为楚称；' 乌有先生' 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 无是公' 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 也就是说，此赋虽然前后相隔数年才完成，但是经过艺术构思，先是虚构出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两个人物互相夸耀、责难，再虚构出无是公更极力铺陈渲染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射猎盛举的宏大，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就既颂扬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对诸侯、天子侈靡享乐，耽于游猎，提出了规劝讽谕。

　　此赋的前半 子虚 部分，讽谕性更强一些，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维护王朝统一，反感诸侯割据坐大的进步思想。梁国之地在战国后期曾主要分属齐国、楚国，所以虚构出楚之子虚、齐之乌有先生，在地缘上是恰切的。另外，当时发生过的七国之乱，主要是盘据吴楚与齐地的诸侯反叛，而梁孝王刘武参与平乱后，居心叵测，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不仅 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拟于天子。……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汉书？文三王传》）。

　　而且招延四方豪杰，重用羊胜、公孙诡，一心想当皇帝了；当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后，甚至派人刺杀反对此事的朝廷大臣十余人。司马相如游于梁孝王数年，耳闻目睹，对此当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借子虚之口，炫耀楚国云梦湖山的辽阔崔嵬、禽兽的珍奇凶悍，以及楚王射猎的豪举侈靡之后，立即又借乌有先生之口斥责他 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 而且在夸饰齐国海山茫茫， 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 之后，又表示 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 ，以示安分，这就明显是针对梁王的所作所为，在委婉曲折的言词中有感而发的了。正因为这样，深爱辞赋同时又雄才大略、唯我独尊的汉武帝读到后，才极为欣赏，甚至慨叹：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当听到担任狗监的蜀人杨得意说：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立即召问，而引出后半 上林 部分的续作。

　　如果说 子虚 部分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针对僭越的诸侯，尽管不能不用曲折的手法、委婉的言辞，但毕竟意在于讽；然而 上林 则是以在仕宦上不甘寂寞的才士初次面对皇帝，因此其创作主旨自然在驰骋才情、歌功颂德上，于是便极力颂扬天子富有四海、无上至尊，卒章显志的规谏，也是以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 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 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即以天子自悟而主动革弊利政的方式，更加委婉地表达明智的主张，故而使一代雄主的汉武帝阅罢大悦。

　　《子虚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不仅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文学创作的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充分运用艺术虚构，去对具体的客观事物进行细致形象并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使其更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这在当时还是全新的课题，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供借鉴。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曾主张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就是著名的 赋心说.它虽然指的是赋，实则对文学有普遍意义。《子虚赋》则是此一美学理论第一次自觉的艺术实践。如对上林苑的描绘：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于是乎周览汜观，缜纷轧芴，茫茫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Ｃ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

　　那八川分流，崇山崔巍的宏大雄伟的声势气魄，那宫殿楼馆、高廊曲阁的壮丽豪华的堂皇规模，确实足以压倒齐、楚诸侯，张扬天子的无上尊威。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所兴建的上林苑，原本就极为辽阔宏大，占地东起宜春，西达盩厔，绵延一百五、六十里，北靠阿房宫旧墙，南与终南山相连，纵贯亦六、七十里，包山括水，林麓丰衍，作为巨型皇家苑囿，可谓空前绝后。将如此规模的客观场景从总体上艺术地再现出来，在两千多年前除以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为其创作特点的汉赋，没有第二种文学形式；而赋家倘若缺乏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艺术修养和凌云健笔，也不可能成功。司马相如在富于独创性的精妙构思中，以深厚的艺术积累，发挥过人的想象力，驰骋才情，通过铺排、夸张、比喻、渲染、对照等多种艺术手法，完成了这一长达三千五百多字的赋体宏篇巨制，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遂将汉赋推上了艺术发展的顶峰，不仅表现了对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的维护、对高亢的时代精神的感受以及在封建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对统治者侈靡现象的不满和巧妙规戒，而且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赞司马相如 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越汉代.《子虚赋》在体物文学出现的初期，在描绘浩大而复杂的场景上，也毕竟存在着不成熟的的缺欠。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结体庞芜，不够精练，少有尺幅之中具万里之势的气度。第二，竭力铺叙，往往句式重复堆砌，如子虚夸饰楚之云梦： 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

　　其西则……其北则…… 行文有板滞之嫌，不够活泼灵变。第三，为追求新奇，使气骋才，好用生僻怪字，甚至搜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致使文章幽晦难读，《文心雕龙？练字》转用曹植的话批评说： 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而这些缺欠一旦被后学者也当做祖法的典式去摹拟仿效，势必泛滥有加，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代散体大赋的顶峰，但同时也孕育了其无可挽回的衰颓。

　　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大概因为王莽的新朝被起义军推翻后，长安曾两次遭兵燹焚掠，宫室文物毁坏殆尽，故而只赖《史记》保存下来《子虚赋》一篇。至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以及《长门赋》，则全为骚体。其中《哀秦二世赋》是他在随从武帝游猎长杨宫之后，经过当年秦二世胡亥被杀并埋葬的宜春宫苑， 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 ，览迹兴怀，感哀秦二世 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 而作。联系此次随猎所上《谏观猎》文所发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 ，此赋在吊古之中又不乏伤今之慨，感情深沉而忧郁，故《文心雕龙？哀吊》称：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 其言怆恻，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 此赋《史记》所录甚短，不足一百六十字，因疑仅为节录，而非全文。

　　《大人赋》是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时，见武帝好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他认为 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于是遂作此以讽。赋中袭从《楚辞？远游》的笔意，写 在于中州，宅弥万里，曾不足以少留 的大人 ，因 悲世俗之迫隘 ，故 朅轻举而远游.于是 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 ，驾应龙、骖赤螭，逍遥天宇，与众仙徜徉。

　　但是当他到北极之山的 玄阙 、天北门的 寒门 时，就不能不将随之而往的 屯骑 、 先驱 留在后边，而成孤家寡人，致使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揭示了规讽的意旨。然而由于手法过于含蓄委曲，所以武帝读毕不仅不能体味出谏旨，反到 大悦，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后人常将汉赋的社会作用批评为 劝百而讽一 ，这可以说是早期典型了。

　　《长门赋》因不见于汉代典籍而载于南朝萧统《文选》中，并且赋前有序，称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 云云，所以后世常有论者据此以为非司马相如之作。但是《文选？长门赋序》从语气上看，实际只是保存此赋的史家或选家的作品介绍性文字，并不是司马相如的手笔，因而都不足以否定他对此赋的著作权。

　　这是以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为由所创作的一篇表现后妃失宠，悲苦哀伤的骚体赋，情致深婉，凄楚动人。宫怨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戕害人性的重要弊病之一，历来有不少正直的诗人、文学家以此为题材，进行揭露和批判，而《长门赋》可谓最早出现的成功之作。

　　此赋一开始，就以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充满同情地推出一位美丽而憔悴的后宫妇女的形象，继而通过她登兰台 所望见的疾风、俘云、沉雷、桂树等阴郁的自然景象， 下兰台而周览 的高崇空旷的宫闱景观，以及清夜洞房的垂泪、梦魂牵绕的睡寐、惊起之后的冷月寒星，交织成一幅幅凄凉忧伤的画面，表现出女主人公内心由于被遗弃而积郁的悲哀愁苦，委曲深婉，悱恻感人，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更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古代延绵不断的宫怨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朱熹誉为 此文古妙，最近楚辞 ，是这一时期骚体赋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２。武、宣赋坛在从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九十余年汉赋的全盛时期，除司　马相如之外，活跃在赋坛上的赋家既有文学侍臣，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庄葱奇、王褒、张子侨等，也有公卿大夫如兒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只是大部分人的作品都已失传。像枚乘的庶子枚皋，史称： 从（武帝）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其多产，终汉一代实一人而已，但却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

　　有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仅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王褒等极少数人。

　　（１）东方朔东方朔（公元前１５４？- 前９３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省惠民县）人。聪明机敏，有才智胆气，性格诙谐，善讽刺，放言不羁。武帝初，上书自荐，而待诏公车，奉禄微薄；后因滑稽笑谑，受到爱幸，先后任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等职。东方朔关心政事，热衷仕进，时常 观察颜色，直言切谏 ，但武帝始终将他当作俳优一类的弄臣，而不予重用，因此内心忧愤之中，越发放诞，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被视为 狂人。 东方朔的赋，《汉书？艺文志》未予著录，但是在《汉书》本传及枚皋传中，则至少提到了诸如《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赋》、《平乐观赋猎》等六、七篇，其中保存下来的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 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 ，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 诙啁而已 ， 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 客 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 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 辩答，引出一大篇 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 （《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的所谓 时异事异 ，表面上看似责怪 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 ，颂扬当今之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 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 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致使才士 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 务修身 ，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 客难 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 难 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迭相祖述 ；《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非有先生论》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赋。赋中开始先虚构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于是吴王问难他： 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经一再启发，非有先生才极其感慨地回答： 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 接着就以 谈何容易 为中心，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指陈 邪主之行固足畏 ，如果不遇 明王圣主 ，志士仁人则不想被杀戮，就须避世以全身。全文纵横捭阖，气充辞沛。在艺术风格上与《答客难》明显有别，不以嬉笑怒骂的尖利讽刺见长，而更加表现出深味仕途艰难的感慨。结尾所展示的吴王听后 俯而深惟，仰而泣下文颐 ，痛下革弊的决心，三年之后出现 海内晏然，天下大洽 的太平盛况，实际是集中阐发了东方朔一生的政治理想。此赋写于武帝晚年已经国事日非，皇皇大汉无可挽回地由极盛渐入衰微之时，所以倍显沉重而耐人寻味。故而，班固称赞：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 （２）董仲舒及司马迁董仲舒（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０４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

　　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初，举贤良对策，为江都王相；后废为中大夫。遭主父偃嫉害，曾下法吏受审，当死，经赦免。又遭公孙弘嫉，而任行为纵恣的胶西王相，恐久获罪，称病，罢官，于是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以寿终。

　　董仲舒是西汉一代著名的大儒，曾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主张，被武帝采纳，而开启封建王朝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影响极深远。他的赋不见《汉书？艺文志》著录，只是在《艺文类聚》及《古文苑》中保存有一篇《士不遇赋》。赋为骚体，从所叹： 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 可知作于晚年屡遭嫉害而称病罢归时。赋中感慨自己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自己作为 耿介而自束 的 贞士 ， 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犹怀进退之惟谷 ，因此对当时 彼实繁之有徒兮，指贞白而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 的现实予以抨击。此赋所传正文从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 至 不出户庭，庶无过矣.仅十八句，然后即是尾声 重曰 ，显然并非全篇。但是作为儒学思想家之赋，在艺术上远绍荀卿，不以词藻富丽取胜，而以朴素沉实见长的风格，还是很清晰的。这是汉代最早出现的以 士不遇 为题的赋，从而开创了汉赋的又一新体，影响也颇大，以后常有人继之而作，最著名的为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武帝朝中，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继承父业，为太史令；晚年因李陵之祸，被受宫刑，蒙冤负屈，遭世大辱，悲愤莫名。他不仅有不朽巨著《史记》（对此将有专章论述），同时还是独具特色的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共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艺文类聚》所载的《悲士不遇赋》。此赋甚短，全文不过一百八十余字，因此有人怀　疑仅为节录，但是仍能看到其特有的艺术风神。全文如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从辞意可以味出，必为遭受宫刑之后，含悲忍垢，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面对奇耻大辱，司马迁于此不仅 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 ，表现了为实现 志行 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 穷达易惑 、 美恶难分 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董仲舒所创 士不遇 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３）王褒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而为尊儒的多欲政治，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赋体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是毕竟付出了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经济濒于崩溃的沉重代价，故而昭帝即位后，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到宣帝时，一方面 数审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 ，使国家出现史称 中兴 的景象；一方面又重 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

　　颇好歌诗，欲兴协律之事，……颇好神仙…… （《汉书？王褒传》），因此辞赋创作再次振起。史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但是规模、气象毕竟不如从前，而显出自顶峰下滑的势态。像司马相如《子虚赋》所表现的那种声势气魄，已经不见；而且就在王褒为宣帝大猎、宫馆作赋歌颂的时候，甚至遭到舆论非难，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这实际上预示了汉赋的开始衰微。王褒，字子渊，蜀地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县）人。生卒年不可考。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奏荐其有逸才，受征有，不久擢为谏大夫。

　　王褒是这一时期艺术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赋家。他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存于《汉书》本传的《圣主得贤臣颂》，存于《艺文类聚》的《甘泉宫颂》，存于《文选》的《洞箫赋》，以及存于《楚辞》的《九怀》等。

　　王褒是汉代最具有文学情趣的赋家。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 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 ，显现出唯美的 辩丽可喜 ， 娱悦耳目 ，有 鸟兽草木多闻之观 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这从《汉书》本传所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 使得太子 疾平复 ，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其实早在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的著名论断就是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王褒赋所自觉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不仅在当时赋坛独树一帜，而且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

　　此赋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骚体，但内容却并非贾谊以来抒发忧思悲慨的 缘情 ，而是细致描绘洞箫的 体物 ，完全是大赋的格局，庶几可以标明汉代骚体赋终于完成了由辞到赋的转化。同时这种独特风格的骚韵大赋，又不以 叙客主为首引 ，虚构人物，进行问答，而是开始即对所咏之物直接描绘再现；也不在 卒章显其志 ，着意规诫，劝百讽一，而是意在表现小小洞箫的竹质、制作、声音、功效，从外形到内理，音容体貌无不生动毕见，美仑美奂，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叹爱赏。另外，在语言上也不是散韵分离，堆垛奇字，而是始终用韵，音调和美，而且铺排之中，多用精巧骈偶。例如描写洞箫竹干：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巅。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 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可谓钟天地自然之灵秀，秉性素洁而清静，恰是极佳箫材。用笔精细，颇具诗情画意。凡此种种，都和司马相如所定型的散体大赋区别明显，表现了艺术上难能可贵的创新。咏物赋最早起于荀卿的《云》、《蚕》，但词既简略，又多隐语，只是初具雏形而已。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虽说过景帝时梁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而且其中《柳赋》、《鹤赋》、《月赋》、《屏风赋》还载在《古文苑》中，但是历来都被怀疑为伪托，不足信。因此，《洞箫赋》实为目前所能见到继荀卿之后完成咏物赋体的第一篇。这不仅丰富了当时已露式微的大赋，而且对后世咏物文学也都影响深远。

　　（四）西汉后期赋的创作

　　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 鸿业 可供 润色 ，又无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扬 ，所通 讽谕 不过起到 劝百 的作用，所尽 忠孝 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１。扬雄扬雄（公元前５３- 公元１８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人。出身贫寒，自幼好学，为人简易，不慕富贵，故而博览群书，讲究融汇贯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学识渊深，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学者、作家。成帝时，以善赋被召见，后除为郎，给事黄门，成为文学侍从。历事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由于政治腐败，始终不得迁升；王莽篡汉后，以三朝耆老的资历，虽 转为大夫 ，但终因新朝混乱，仕途险恶，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遂默默而卒。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位汉赋大家，在文学史上并称 马、扬.然而，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成就主要在于通过创作，使汉代散体大赋从体式结构、描写手段到语言表现等方面，都完成了定型法式，而将其推上煊赫的顶峰，那么百余年后扬雄的成就，则主要在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总结，都令人信服地给这种虽曾盛极一时，却专以 铺采摛文 的 体物 ，为专制皇权唱颂歌的奉命应景文学，从总体上画了句号，宣告其缺乏艺术的活力，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从而客观上为抒泄情志为主的骚体赋越过障碍，活跃发展，最终取代散体大赋，成为主流，使赋体文学经涅槃获得新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扬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二篇，至今所存者为十一篇，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以上七篇均载于《汉书》本传）《太元（玄）赋》、《逐贫赋》、《蜀都赋》、（以上三篇均载于《古文苑》）《酒赋》（载于《艺文类聚》）。

　　这个数量，是西汉赋家中迄今存赋最多的。此外，《文选》注还残存其《覈灵赋》零星佚文，《汉书》本传又存其《广骚》、《畔牢愁》两篇篇目。

　　扬雄生当西汉王朝已经步入未世衰微之时，由于经济凋弊、生民饥馑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朝野正直之士普遍反思从武帝开始愈演愈烈的奢侈之风，缅怀文、景之治的节俭务本、休养生息，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应隆起一股反思怀古、以伦理文化求治的思潮。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浸润之下，扬雄思想上有复古的倾向，创作上则喜模拟。他的散体大赋追踪司马相如。《汉书》本传称：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这在他早年所作《蜀都赋》中看得很清楚。此赋在具体描述蜀地风物时所用的铺排句式，以及罗列同部首僻字等方面，几乎与司马相如同出一辙，从而明白地显示了大赋的进入艺术上已经少有创意的模拟期。然而，扬雄毕竟是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大手笔，所以虽有模拟，却仍能驰骋才学，构思遣辞，表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即便是《蜀都赋》，在宏大的结构中，以瑰丽的文采，专写蜀郡成都山河壮伟、物产富庶，也开创了表现都城大邑题材的先河，对以后著名的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都有影响。

　　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作成帝文学侍从时所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这四篇赋尽管如《汉书》传赞所说，是 以为……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依而驰骋云。 但是倘与司马相如赋相比较，即可看出其中存在着区别。首先司马相如《子虚赋》主旨在于颂扬大汉天子之声威，有所讽谕，也是 曲终奏雅 ，并未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扬雄四赋的主旨即在讽谕，且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规诫的目的始终很明确。如《甘泉赋》的创意即在于：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宫），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宫），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天）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扬）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 屏玉女，却虙妃' ，以微戒斋肃之事 （《汉书？扬雄传》）。从此创意出发，全篇在以写实、比喻、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对甘泉宫室苑圃进行描绘时，突出犹如天帝紫宫的气象，暗谕其过分奢侈；特别是当写到 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 之后，突将笔锋劈入 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肃乎临渊.用历史上著名的末代暴君 桀作琁室，纣作倾宫 ，警示 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 （《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故而《文心雕龙？诠赋》称道： 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讽）.其次，由于这种自觉重视讽谕的创意，使得扬雄四赋在铺陈中又融入说理，表现出辞采昳丽，且思理深赡的独特风范，而不同于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长杨赋》。此赋的创作缘由，据《汉书》本传为：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扬）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 全文一千多字，结体宏大，开篇虚构人物对话， 叙客主为首引 ，中间铺陈， 闳侈巨衍 ，凡此种种都效司马相如；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未描写田猎的盛大场景，而是先以 子墨客卿 的提问，寥寥十数句，通过 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 ，反衬 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 ，立即点出讽谏之旨： 亦颇扰于农人。……岂为民乎哉？……本非人主之急务也。 如此干脆利落，指陈当今，与司马相如赋就迥然相异了。接下去以 翰林主人 作答而展开时，又先追叙历史上为除暴秦高祖的艰难创业： 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鞮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 ；为守成业文帝的躬服节俭： 绨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 为安边患武帝的振旅兴伐： 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 以前世功业，来与当今荒淫扰民作对比。而在叙及此次田猎时，则采用反话正说，看似颂扬，实乃否定的手法，如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 从强烈的矛盾反差中，取得既含蓄又有力的讽刺效果。最后，更通过子墨客卿听此一段起伏跌宕的宏论后， 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思理。总览全赋，在运笔行文上，也显流利晓畅，没有词藻的堆砌，无涩滞臃肿之感，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赋少见的高度。唐代韩愈认为：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进学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扬雄的骚体赋则以屈原楚辞为楷模而学之。《汉书》本传说他早年即 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由此可见其模拟。至今仅存的《反离骚》，在为屈原鸣不平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内心身处昏暗的郁愤，但从辞中所反复提出的一系列疑难来看，则表现了缺乏屈原的情志坚贞，而显得消极；在艺术上又没有创新，因此成就不高，被刘勰批评为 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 （《文心雕龙？哀吊》）。

　　扬雄的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逐贫赋》与《酒赋》。

　　《逐贫赋》别开生面地将 贫 拟人化，而由作者 扬子呼贫与语 ，通过一番煞有介事的斥责：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飡. ……徒行负赁，出处易衣。

　　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霑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严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

　　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表现了生活贫困的窘境以及极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无奈心态，于谐谑中寓悲愤辛酸。然后再以 贫 作答辩，赞颂清俭治世，谴责奢富乱政：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堦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

　　又在谐谑中抨击了当时社会的未世堕落和黑暗，生动而有味。如此作品，可谓立意新颖，构思奇妙，寓庄于谐，揭露深刻，是赋体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创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唐代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文》，皆源于此。

　　《酒赋》所传甚短，不足百字，然而却创意新奇，笔锋老辣，充满艺术魅力。全文如下：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微。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作者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十分形象地以汲水之瓶喻高洁之士，处处掣肘；以盛酒的鸱夷（皮囊）喻得势小人，却 常为国器.巧诘滑稽而深寓愤世疾俗之思。

　　扬雄作为与司马相如齐名的赋家，对赋体文学所作的贡献，除表现为在创作上引人瞩目的成就外，还表现为经多年实践，最终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对风靡一时的汉代散体大赋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汉书》本传说： （扬）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亦说：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这些看法，在他的学术著作《法言》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如：或问： 吾子少而好赋？ 曰： 然。童子雕虫篆刻。 俄而曰： 壮夫不为也。 或曰： 赋可以讽乎？ 曰： 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问： 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 必也淫。　淫则奈何？ 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以上观点，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单纯强调讽谕、法度，而排斥审美取向，乃至于完全否定了包括他自己创作在内的赋体文学，当然是片面而偏激的。但是，就散体大赋的发展实况而言，其歌颂应景往往流于帮闲；即便有所讽谕，也多被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所淹，委婉含蓄到极不分明的程度，主观创意与实际效果相矛盾；不厌其详的铺陈体物，又妨碍了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些都确实影响了作为文学作品所应该起到的反映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不仅司马相如《大人赋》有此缺欠，就是自觉贯彻讽谕意图的扬雄《长杨赋》，尽管用反话正说手法讥刺成帝荒侈，也要绕一个大弯子纵谈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等等，难免不 览者已过 ， 劝而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讲，扬雄的批判又是尖锐而深刻的。作为最优秀的汉赋作家，扬雄基于这种认识 辍而不为 ，实际预示了散体大赋已不再有前途，必须由体物向缘情转化。

　　２。刘向与刘歆在西汉末世反思怀古思潮的影响下，当扬雄激烈地否定汉赋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及同辈著名学者、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则都大力提倡抒情述志、表现忧思悲慨的骚体赋，为赋体文学向缘情的转化先期作了准备。

　　刘向（公元前７９- 前８年），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宗室，为楚元王刘交之后，本名更生。年二十在宣帝朝被擢为谏大夫，曾因事下狱，后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为文学侍从。

　　元帝即位后，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由于反对外戚横行、宦官擅权，两次入狱，并被被夺爵位，免为庶人。直到成帝时，才又被起用，改名为向，任光禄大夫，依然关心政治，上书言事。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受命整理校雠皇家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每一书成，则条其篇目，撮其旨要，录而上奏，成《别录》。后以中垒校尉终。

　　刘向学识渊博，是兼通经、史的学者和文学家。早在宣帝朝，即 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 《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三十三篇，其数量仅次于枚皋、淮南王、严助，在西汉赋家中居第四位。但目前所传，除《古文苑》中 缺讹难读 无法见其面貌的残文《请雨华山赋》外，只有保存在他所编辑的《楚辞》中的《九叹》一篇。

　　刘向一生，身历昭、宣、元、成四世，恰临王朝由盛入衰、赋体文学也随着发生转变的时期。宣帝时，他以二十余岁的青年人，受召进对，投皇帝所好，所献数十篇赋，尽管无一存留，但从情理推测，必为时尚的体物大散。

　　这在《请雨华山赋》的残文中隐约可见端倪。元、成之际，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刘向以身为宗室， 吾而不言，孰当言者？ 屡屡上言切谏，却反遭迫害，于是反思怀古之心愈浓厚，故放弃大赋，转而创作骚体赋，排遣忧愤。

　　他的《九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九叹叙》中说： （刘）向以博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 可以说大体准确。《九叹》共分九个章节，即：《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其内容为代屈原立言，反复抒发其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忧思悲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虽为伤悼先贤，也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如《怨思》中写： 念社稷之几危兮，反为仇而见怨。思国家之离沮兮，躬获愆而结难。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骊姬之反情。……孽臣之号咷兮，本朝芜而不治。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时混浊犹未清兮，世殽乱犹未察。 这与自贾谊《惜誓》以来作品的情结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从其结构来看，每章独立成篇，且篇未都有 叹曰 为尾声，显然追踪屈原《九章》，在创作思想上，复古的倾向更分明。

　　刘向除通过创作上改变赋体，以表达重视长期以来并非时尚的骚体赋外，更重要的还有借整理文献，编选了被后世誉为 总集之祖 的《楚辞》。

　　在《楚辞》中，首先收录了屈原《离骚》以下的全部作品，以示尊崇；其次再选录从宋玉《九辩》至自己《九叹》，各个时代著名赋家严格采用骚体悲悼屈原、寄寓哀思的作品，以示承继。这就为以缘情为特点的汉代骚体赋经盛世的相对沉寂之后，于未世重新振起，再度活跃，作了正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刘向之后，其子刘歆也基于反思怀古、以礼乐求治的思想，在倡导古文经学的同时，又有骚体《遂初赋》的创作，显示了汉末赋体转变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遂初赋》作于哀帝朝。当时刘歆因欲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遭坚持今文经学的《五经》博士的反对，故而写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触怒时为执政大臣的大司空师丹，于是不得不放弃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的朝职，自求外任。他先为地处中原的河内太守（郡治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但到任伊始，又因宗室不宜典三河地区，而徙往地处塞外荒漠的五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于是因 朝政已多失 ，自己 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 ，所以当 经历故晋之域 时， 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 （引文出《古文苑？遂初赋序》）。此赋开始从贤佞不分，朝政昏乱，自己由于惧祸而不得不出朝，远 守五原之烽燧 写起，继而以白描的手法，叙写过太行山，入天井关，经旧黎侯国的壶关县，到高都县而北行，直到太原，行进在三晋大地，一路上吊古伤今，以春秋时晋国后期 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弃于家门。……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隋、和而不视。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 抒发了对当时外戚专擅危及社稷的忧伤，并对蛾眉见妬、方直难容的世道积习，表示了悲愤的批判。特别是当登越句注山，历雁门，入云中郡，抵达边城五原时，通过对萧条旷野、漫漫沙埃、积雪严寒、凄风惨怛等等塞外景象的生动而具体描绘，强烈地宣泄出内心谪居的苦闷之情。像这样融真情于实景的艺术手法，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开启了后世述行赋的先河，是值得肯定的。刘歆《遂初赋》可谓西汉末叶最后一篇优秀的赋作，同时也是骚体赋再度活跃时有创意的力作。

　　（五）东汉前期赋的创作

　　公元８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掌握大权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从此以后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变法改革的旗号，实际推行更加残暴的统治，很快就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陷于战乱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毁。到公元２５年，南阳豪强刘秀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余年，史断为前期。这一时期大致可称新建政权的经营、巩固和发展期。值王莽新朝农民大起义之后，各地豪强并起，纷纷割据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临的是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经过十多年用兵，国家得到统一，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稳固。到明帝时，甚至出现了 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局面。

　　如此社会状况，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前后景观颇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间，继西汉末世仍为散体大赋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而明帝永平年间，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成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搏。

　　１。建武赋坛此时最早有赋传世的是《汉书》的著者班固的父亲——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他的《北征赋》作于公元２５年。当时刘秀虽在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称帝，而旧都长安实际上已有被新市、平林义军所立的更始帝刘玄。

　　不久，起义军分裂，赤眉军攻入长安，在战乱中长安被毁，于是二十三岁的班彪出逃凉州安定郡的高平（今宁夏固原），因作此赋。《北征赋》用骚体，追迹西汉刘歆《遂初赋》述行的声气，不以浪漫的比兴抒情，而写从长安到安定途中见闻，感时伤乱，既表现了自身 遭世之颠遣兮，罹填塞之厄灾 的流离之悲，又反映了乱世之中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疾苦，尤其应该肯定的是，除吊古伤今外，还即景生情，通过对塞外荒野的描绘，抒发内心情怀，虽然模拟刘歆《遂初赋》，但较之更为简练而不失之繁缛，情与景交融得更显和谐。如：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摇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 《北征赋》全文不过五百多字，尽管由于班彪涉世未深，还不可能抒泄出更深曲的情思和沉至的怨愤，但这样与大赋迥异的短小篇幅，实已开抒情小赋的先河，表现出赋体文学风格的转变，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与班彪同时的赋家还有被誉为 豁达激昂，鹰扬文囿 （张溥《冯曲阳集题辞》）的冯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幼有奇才，二十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不肯出仕。义军起，投更始帝部下；因后降刘秀，故不被重用，出为曲阳县令。在此期间，由于结交外戚，迁为司隶从事，然亦由此而得罪，免官归里，闭门自保。建武末年曾上疏自陈，犹不被任用，故作《显志赋》以自励。

　　冯衍《显志赋》前有序文，慷慨自论作赋缘由及主旨，表示自己二十余年来，虽然 正身直行 ， 好俶傥之策 ，但 时莫能听用其谋 ，故 喟然长叹，自伤不遭 ，只有退而幽居 新丰之东，鸿门之上 的祖茔， 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悯道陵迟，伤德分崩 ，并 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于是仿效屈原《离骚》、《哀郢》、《涉江》的笔法风格，抒发了个人遭时不遇的忧愤不平，艺术个性有所加强。

　　２。班固与建武年间抒情寄慨的骚体赋承传前世而继续发展活跃的势态相反，到明帝永平时，由于政权的巩固，出现东汉一代的太平盛世，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所以早在西汉成、哀之　际，就被刘向、扬雄否定并逐渐消歇的散体大赋竟再次抬头，这　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公元３２- ９２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汉书》是我国第一　部断代史，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对此将有专章介绍）。作为赋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班固有浓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统思想。

　　根据明帝批评司马迁《史记》 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表彰司马相如 颂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的诏令（见《文选？典引序》），他不仅在《离骚序》中，一反自西汉刘安《离骚传》以来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指责屈原 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而且在《两都赋序》中，与扬雄论赋截然相反，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西汉大赋从为封建王朝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的角度，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全面肯定，将其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相提并论，赞其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 ，认为 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子虚赋》虚拟 亡是公 针对楚之 子虚 、齐之 乌有先生 互相炫耀，而 明天子之义 ，《两都赋》由虚拟 东都主人 针对 西都宾 赞扬长安， 望朝廷西顾 ，而 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子虚赋》前后两部分转接用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两都赋》则用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丽宏大而已。

　　至于相如《子虚赋》针对当时诸侯曾割据谋叛，而维护皇朝统一，且就帝王淫侈，尽管委婉，毕竟有所讽谏，而扬雄《长扬赋》，讽谕之旨则更为自觉；但班固《两都赋》选材不过是涉及都长安、洛阳，哪个更有利王朝统治，中心思想则只在 宣上德而尽忠孝 ，从内涵意义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毕竟天资聪颖，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后汉书》本传），学识渊深，有精湛的艺术修养，写作文章，独具风范。《后汉书？班固传赞》评道： （班）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这种特色在《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如对长安城内及郊野的介绍：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

　　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确实 文赡而事详 ，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又确实 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 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 穷泰极侈 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谕，也不过 劝百讽一 ，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断不会成功。

　　其实在对待赋体文学的正常发展走向上，班固实际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给辅政的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曾高度评价屈原： 屈子之篇，万世归善。 与以后希明帝诏旨诽毁屈原 露才扬己 大相径庭，并效《离骚》之体，作《幽通赋》述志明意，而且当章帝继位后，因官职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时，又效东方朔 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的《答客难》体，作《答宾戏》，尽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 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但通过 宾 之口 戏主人 所说的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 ，仍能味出其内心不平衡的情绪。正如范晔《后汉书》本传所道破的： 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作《宾戏》以自通焉。 所以虽然成就不能与东方朔独辟蹊径相比，然而还是发泄了隐秘的真情。

　　３。永平、建初赋坛这一时期赋坛是很活跃的。凡在《后汉书》中列于文苑、或有专传的文臣，很少有未作过辞赋者。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杜笃、傅毅。

　　杜笃（？- ７８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博学，善文辞。他在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４３年）左右，曾作《论都赋》。

　　此赋颇具创意。他缘以东汉政局稳定之后，光武帝行幸长安， 经营宫室，伤悯旧京，……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 ，而洛阳人士心存疑虑，于是写此赋，阐明 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 ，并上奏。《论都赋》采取大赋设客主问答的形式，开篇以散文为序，本体以韵文展开，语多铺排，言辞辩赡，打破了以往文学之士献赋颂圣娱悦的老例，居然作为疏章，奏谏国事，提高了赋体文学的政治品位，将经国济世的应用性与审美娱情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在大赋衰竭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表现题材，扩大了内在张力，在内容上直接启发了班固《两都赋》的创作。

　　杜笃还有一篇《首阳山赋》载于《古文苑》中传世。此赋并非意在写山，而是通过神遇西周初隐居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来宣泄自己遭时不遇的内心郁愤之情。短小精悍，独创新风。特别是开始对首阳山的描绘： 嗟首都之孤岭，形势窟其盘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塠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萝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 寥寥数笔，描绘出幽深之意境，寓情于景，将情与景较完美地融为一体，在赋体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

　　傅毅（公元４５？- ９０？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人。

　　少博学。章帝建初中，以文学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和帝永元初年，为大将军窦宪司马，不久而卒。傅毅在文坛上，与班固齐名，曹丕《典论？论文》称他们 伯仲之间耳.在赋的创作上，当散体大赋已经式微，虽然班固重又提倡，并写《两都赋》身体力行，但也总是不可能恢复司马相如时代的风采，于是傅毅另辟途径，更以复古的手法，去追踪大赋的祖型。这显然有革除司马相如大赋 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 的积弊，而使其恢复正常发展的意图，可谓用心良苦。为此，他继踵枚乘《七发》作《七激》。这是二百多年来所谓大赋中 七体 的第一篇赓续之作，并一时引起了纷纷仿效的 七体 热，然而从成就看，却不能与枚乘《七发》相比。

　　《七发》是基于贵族王侯日益严重的生活侈靡、精神颓萎，痛下针砭，并以包融百家文化的 要言妙道 去解惑，现实的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上积极有为；而《七激》则是针对 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 ，而批评他 变度异趣，违拂雅心，挟六经之指，守偏塞之术，亦有所蔽与，何图身之谬也！ 于是以历述音乐、饮食、车马、田猎、游观等， 论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综道德之弥奥 来启发他，最后全为颂圣： 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矇，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 这在语言的运用上虽然有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评的 会清要之工 ，但平心而论，在总体艺术上既没有创新，在思想观念上也愈显相对枚乘的偏狭和倒退，因此价值并不高。另外，傅毅更向上袭祖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形式，创作了《舞赋》。这倒是一篇在艺术上颇具创意，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此赋假托楚襄王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与宋玉以 何以娱之？ 相问答，于是宋玉陈赋 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 的舞蹈。这是古代对大规模宫廷乐舞的第一次细致而生动的文学描绘。它首先叙写了在明月之夜，于灯火辉煌中，宫中舞场的布置、气氛，舞女的容貌、妆扮，伴舞的乐声、歌辞，接下去具体再现了舞女美妙舞蹈的全过程：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络绎飞散，飒擖合并，鶣鷅燕居，拉■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佚态横出，瑰恣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拟，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蹈不顿趾，翼而悠往，暗复辍已。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纡形赴远，漼似摧折，纤縠蛾飞，纷猋若绝。超逾鸟集，纵弛殟殁，蜲蛇姌袅，云转飘忽，体如游龙，袖如素霓。徐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而笑，退复次列。

　　如此精湛传神的文学笔法，确实上承宋玉，下启曹植，充分显示了傅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美学追求，其价值远过 宣上德而尽忠孝 的平庸之作，是这一时期汉赋中不可多得的美文。

　　（六）东汉后期赋的创作

　　公元８８年，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宪掌握了朝权；四年后，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又开始了宦官干政。从此，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经安帝、顺帝到桓帝、灵帝，百余年间，外戚、宦官往往通过野蛮屠杀交替专权，政治极其腐败黑暗，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触发了黄巾大起义，导致全国性的军阀混战，而东汉统治也就让位于三国鼎立了。这样的时代环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 雍容揄扬 地颂圣为特点的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 抒下情而通讽谕 ，还是 宣上德而尽忠孝 ，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现实迫使他们对朝政失掉信心，总要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思索。再加上文学领域除赋之外，诗歌也逐渐摆脱传统经学、夷夏观念的束缚，冲破音乐附庸的地位，成为语言艺术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凡此种种，都必然给赋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促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从有固定模式，热衷于脱离实际地聚事征材、纂组辞藻而忽略、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否则就势必被不断发展的文学所淘汰。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则为杰出的代表。

　　１。张衡张衡（公元７８- １３９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人。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少年时即善属文，曾游学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后抵京城入太学， 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却无骄色，且淡泊宁静，不追逐名利。因慨于王公贵族日益腐败，被举为孝廉而不行，公府征召而不就，甚至大将军邓骘几次邀请，他都拒绝。直到安帝亲下诏令，才入朝为郎中。后迁尚书侍郎，又转为太史令，前后十四年主持天文、地理、气象等观测和研究，著名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自然科学的旷世杰作，就制造于这一期间。顺帝阳嘉二年（公元１３３年），升为侍中。

　　因秉性正直，受到宦官谗毁，于永和元年（公元１３６年）被挤出朝，任河间相。虽然任内 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 ，有效遏制了河间王刘政的 骄奢不遵典宪 ，打击了 豪右共为不轨 ，颇有政声，但是毕竟深慨于朝廷昏暗，志向难伸，前途凶险，不得不于永和三年（公元１３８年）上书 乞骸骨 退休。然而不获允，并再调回朝任尚书。

　　一年后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在他一生作赋的生涯中，首先是虚心学习，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如《应间》，固然踪迹东方朔的《答客难》和班固的《答宾戏》，但是又不似东方朔反话正说，辛辣尖刻地发泄遭时不遇的愤诽，也不似班固隐微地抒发内心 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 的不平衡的怨思，而是通过有人对自己自安帝元初二年（公元１１５年）为太史令，六年未迁升，建光元年（公元１２１年）转官接近皇帝、较有权势的公车司马令后，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１２６年）又复任太史令，认是 失志 ， 非进取之势也 ，故说非难闲话的回答，重在表明自己坚持高尚修洁的操守： 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胁）

　　肩. 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美），不获不吝（耻）.并且尽管不被世俗理解也不愁闷， 居下位而不忧 ，一心 与世殊技，固孤是求 ，在太史令的位置上笃志于天文、科技的潜心研究，根本不以官职势禄为意的人生志向。考察张衡一生正直不阿，淡泊宁静地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而且做出了享誉世界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进展的事实，此赋自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经如此广收博取的学习继承，张衡更突出的还在于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后汉书？张衡传》说： （和帝）永元中（公元９６年左右），……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全赋结体宏富，长达七千六百多字，为汉代所仅见，然而就形式而言，则完全蹈袭班固的《两都》，不过是标准的大赋，并没有实质上的发展创新，未能越出旧模式的藩篱。论到成就，则主要表现在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以及灵动流利的艺术技巧几方面。

　　首先，在立意上既不同于 曲终而奏雅 ，也不是 宣上德而尽忠孝 ，而是真正实践了 抒下情而通讽谕 ，并且较之扬雄的《长杨赋》更显深刻。

　　这表现在上篇《西京赋》虚构 凭虚公子 盛陈西京气象时，就始终贯注着对汉代帝王奢靡淫侈的揭露。如：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字之既坦（大），心犹恁（懑）而未掳（舒）。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 身居于极尽豪华富丽的宫殿中，仍然唯恐与人臣显不出尊卑的不同，还觉不满足，而想天帝的紫微宫，恨不能占有被项羽烧掉的阿房宫。所谓 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守，焉知倾陁？ 更有甚者，竟异想天开 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情露。屑琼药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乔，要羡门乎天路。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 造仙手承露盘，作长生不老药，幻想成仙飞升。于是紧接着极辛辣地质问： 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 力度之大，前所未见。到下篇《东京赋》，则又通过虚构的 安处先生 历数古代特别是秦亡的教训，畅说节俭宽民、遵教兴化的重要，对 凭虚公子 的侈靡之论进行批驳。所举之事，皆为两汉前期奉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呈现的盛世景象，毫不涉及当今，而且最后更严厉斥责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 其明确的针对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都是迄今同类大赋罕见的。如此始终一贯的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使得《二京赋》充盈着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个性特征明显，具有相当突出的积极的思想价值。

　　第二，在具体内容上，由于《二京赋》规模空前巨大，故而其内在容量也更加丰富多彩。为体现对统治者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骄奢淫逸的揭露，以及提倡节朴宽民、遵教兴化的立意主旨，张衡在选材上竭思殚虑地罗织了大量的有关事物场景，凡诸山川城邑、宫殿苑囿、草木鸟兽、衣食乘舆、祷祀射猎、歌舞百戏、……无不搜奇辑异，极尽铺陈，其表现范围大大超过了司马相如以来此类大赋作家的作品，虽然不能全免虚诡的弊病，但对汉代社会状况的再现确实更全面细致，不仅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如《西京赋》中最为人所重视的对广场之上角觝妙戏（杂技百戏表演）

　　的描写：乌获（力士）扛鼎，都庐寻橦（爬竿），冲狭（钻矛剌席筒）、燕濯（燕子点水），胸突铦锋（硬气功），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 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逶迤；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各种化妆舞蹈）。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象乎天威（舞台效果）。……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魔术表演）。……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杂技表演。）

　　第三，在总体框架上虽然未能跃出前人大赋的藩篱，但在创作技巧上，却表现出以过人的艺术才华，汲取自有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以来，不断发展积累的成功的经验，消化吸收，融汇贯通，创造性地为我所用，铸成独具魅力的灵动风格。《二京赋》大量运用了浪漫的想象、夸张、渲染，但并不显过分的虚滥，很多都收到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极为生动形象，上举杂技百戏表演即是一例。再如对甘泉宫通天台的描绘： 通天眇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直立一百六十丈而如巨树上拔），上斑华以交纷，下刻峭其若削，翔■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櫺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 极写其高耸峻拔壮丽之貌，甚至伏栏俯听，滚滚雷声在下，使人不禁有身临其境之感。另外在语言上，宏富而不堆砌，藻丽而不平板，转接自如，清新流畅，无罗列奇字诘屈涩滞之病，铺张扬厉之中又不乏诗情画意的优美。如对洛阳宫苑的描绘： 濯龙（池）芳林（苑），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蛿。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鵘秋栖，鹘鸼春鸣；睢鸠鹂黄，关关嘤嘤。与以前大赋中皇家宫苑一味豪华典重的描写，迥然异趣，更显自然真淳。

　　《二京赋》由于上述成就，而被后世评为 长篇之极轨 ，确实堪称集汉赋之大成的作品。但是，如此一篇精雕细琢耗十年心血始能完成的作品，因受早已形成的固定模式、题材范围等限制，毕竟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不遗余力地 铺采摛文 而造成的臃肿呆板的缺欠，也不能从心所欲地述志遣怀，即使是对痛心疾首的丑恶腐败亦不能直接揭露批判，而需迂回缠绕，在大唱颂歌中隐寓讥刺，客观效果上还是难免欲讽反劝的弊端。因此，愈是再难企及的顶峰之作，就愈加宣示这种形式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必须彻底改造才能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论，《二京赋》实为标志着大赋体裁自西汉末衰歇，虽经班固重倡，似乎复燃，终究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此后赋坛再也不属于大赋了。就是张衡本人也转向了述志抒情的创作。如顺帝阳嘉四年（公元１３５年），因受宦官谗毁， 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 ，而 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此赋为骚体，乃效屈原《离骚》，面对当时珍 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骏马）以服箱（驾车）。行陂僻（邪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 的贤佞不分、小人得意的黑暗政治，自己既然坚持正道， 不抑操而苟荣 ，不 巧笑以干媚 ，却受到排挤，而 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因此在悲愤伤痛之中，通过浪漫的想象，虚幻地超绝尘世，神游八极，寻觅安身立命之处。然而最终又不能不落于尘世，无可奈何地表示 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 ， 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 ，在儒家独善其身、道家避世无为中聊度余生。全篇针对衰朽混乱的现实以及自己志向难伸的境遇，抒情寄慨，有较强的感染力。但是也应该指出，像这样的骚体赋，在两汉时代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创作历史，大抵都是仿效屈原楚辞，艺术上既无创新，内容上更不能与屈原作品那种与日月争光的博大辉煌媲美，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说：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模拟文学总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因此，张衡《思玄赋》就其继往开来的赋体文学创作道路而论，还只是属于并不成功的尝试。

　　经过四十余年不断的继承、实践、探索，他终于在去世前一年创作出了著名的《归田赋》。此赋作于顺帝永和三年（１３８年）于河间相任上 乞骸骨 时。由于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自己既 俟河清乎未期 ，又 无明略以佐时 ，使他从《思玄赋》所宣泄的精神反抗中顿悟到 徒临川以羡鱼 ，不如退而织网，于是决心 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以归隐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对黑暗政治的诀绝与抗争了。全赋极其短小明畅，不过二百一十一字，一洗以前汉赋闳侈巨衍、堆垛凝滞、虚夸损情的旧弊，脚踏实地，直抒心迹，特别是对想象中归田后田园景象的描绘：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２。桓、灵赋坛顺帝之后，到桓帝、灵帝时，东汉王朝更深地陷于衰朽之中，统治集团异常酷虐，整个社会动乱不堪，正直之士沉沦下位，动辄横遭迫害、杀戮，因而悲愤抑郁，伤时慨乱。如此时代特点，反弹到文学上，为已经产生的抒情小赋提供了充分的发展契机，使其逐渐上升为赋坛主体，而流行了三百年的大赋，虽然由于惯性未曾绝迹，还不时有人拟作，却再也无可挽回地退居末流，成为古董。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小赋作家当属蔡邕、赵壹。

　　（１）蔡邕蔡邕（公元１３３- １９２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少年博学，通经史、数术、天文，精辞章、音律、书画，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桓帝时，因憎恶宦官专权，一直居闲，不交当路。灵帝即位，始受聘桥玄。后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于东观，再迁为议郎。因上书言事，密奏奸邪乱政而得罪，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远徙朔方（今内蒙古）。翌年遇大赦放回，遂为避祸，亡命江海十多年。董卓乱政时，被逼任职，后被王允所杀。

　　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其所作赋绝大多数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的感染力。

　　其中代表作品为《述行赋》。

　　据蔡邕自序，《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１５９年）秋。当时宦官擅权，朝政腐败， 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而昏庸的桓帝听中常侍徐璜说蔡邕善鼓琴，于是敕陈留太守将其送到京城。蔡邕行至洛阳附近的偃师县，即称病不前。因 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赋一开始即以上路时的秋雨连绵、积滞成灾，即景生情，抒发 郁抑而愤思 的内心情感。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 ，于彤云密雨、路途泥泞的描写中，隐寓社会黑暗、世道艰难以及浓烈的忧思。

　　接下去通过京畿所见所闻所感：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皆）守利而不戢（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趋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谄媚奸人），纠（查办）忠谏其骎急。……周道鞠（尽）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没）。

　　将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与人民百姓的极端贫苦，奸佞之徒的受到纵容与忠贞志士的横遭迫害进行比照，不仅强烈抨击了腐败政治，而且抒发了整个王朝陷入穷途末日的悲愤之慨。最后表示既然 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 故决心 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尽管未免消极，但拒不为垂死王朝作点缀，也真切显现了作者的反抗和血性。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

　　蔡邕小赋的题材多样，他甚至用以表现男女情爱，风格大胆而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好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爱她的姿容： 盻倩俶丽，皓齿娥眉 ；爱她的勤快： 精惠小心，趋事如飞 ；爱她的能干： 中馈裁割，莫能双追 ；爱她贤淑： 关睢之洁，不陷邪非 ；热情地赞扬她： 察其所履，世之鲜希 ；为她的社会地位不平而惋叹： 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散在卑微 ；同时也为由于门第相隔而不能结合深感痛楚： 寒雪缤纷，充庭盈阶。兼裳累镇，辗转倒颓。昒昕（晓明）将曙，鸡鸣相催。饰驾趋严，将舍尔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 感情是真挚的，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

　　如此题材的作品在汉赋中可谓惊世骇俗，绝无仅见，甚至招来卫道士的谴责，如当时的张超就写了一篇《诮青衣赋》，讥其 文则可佳，志卑意微 ，因此愈显难能可贵。

　　（２）赵壹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人，与蔡邕同时代。

　　为人高才狂傲，秉性耿直，被世俗所不容，但不屈服。灵帝光和年间，曾因名望，十次被公府延聘，却皆不肯就职，终老于家。

　　赵壹的赋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篇，即《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均载于《后汉书》本传。《穷鸟赋》为咏物抒情之作。因其倨傲耿介为世俗不容，屡次获罪，几乎被杀，由于友人救助才得脱免，故写信致谢。在信中深感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就作此赋，托穷鸟以自喻，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世道险恶，自己横遭迫害的满腔愤激之情，以及对友人的由衷感戴。全篇才一百字，用规整的四言连骈而下，却似信笔挥成，通脱自如，绝无雕凿，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写穷鸟的走投无路： 毕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 这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际遇情怀，但确也写出了当时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

　　《刺世疾邪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 五帝三王 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 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 而只能愈演愈烈：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 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而这一切又都由于 实执政之匪贤 ， 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的人如何能执政？宦官近习又如何能秉权？说到底还在于 九重既不可启 ！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从舐痔拍马的谄佞，到掌握大权的执政、宦官，再到昏庸皇帝的那种 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 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 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 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尤其在最后，颇具独创性地以两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优秀五言诗作结尾，更增强了艺术上的清捷简劲。

　　《刺世疾邪赋》的出现，表明了汉末抒情小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强劲的艺术活力，令人信服地取代了僵化的大赋，而跃居于赋坛主体地位。

　　（七）汉赋的价值、成就及其嬗变的根本原因

　　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现象的主体，其本身客观存在的重大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汉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从自在、自为向自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最早脱离先秦文学不同程度地附着于音乐歌舞的状况，率先成为以文字为唯一载体、纯语言艺术为特征的文学品种，从而在文学史上掀开了不再借助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新时期。其意义的巨大、影响的深远，就文学本体的发展而言，不啻于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汉赋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意识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势必冲破传统的相对封闭的自我，对多姿多彩的客观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精神需求、审美意识也逐渐趋向多元化。而汉赋则正是这种文明进步在文学上的物化。它将先秦时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重在内心情绪的感发，延展到对外界事物形象的艺术再现，从注重美政、美德，扩大到包括自然美在内的一切客观美的追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愉悦性情的需要，从而对使文学的艺术功能更趋完善作出了贡献。

　　第三，汉赋是后世津津乐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主要体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采。正是汉赋，以前所未见的浓笔重彩，形象而细腻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呈现的享誉世界的辉煌景象，不仅艺术地描绘出当时诸如自然山川、都会城邑、宫观园囿、帝王生活、民生疾苦、婚姻爱情、经济生产、物质文化等极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而且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环境中饶具特色的诸如进取意识、自我完善意识、补衮意识、悲剧意识、怀旧意识、隐逸意识等精神心理，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无可替代的珍贵艺术资料。

　　汉赋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代体物文学，使其日趋成熟。先秦时代，文学的叙事状物是不够发达的。诗人总是重在抒发主观的内心情感，表现自我，而比较地忽视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去搜捕客观的创作对象，进行细密的艺术概括，大抵不出 有心为志，发言为诗 （《毛诗序》）的范围，很少 体物写志.这样就势必限制了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张力，不能充分展现广阔的大千世界。直到汉赋，才首次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自觉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不仅 极声貌以穷文 ，而且 蔚为雕画 ，从而奠定了我国体物文学的基础。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影响之深远，甚至泽及现代。诸如在艺术观念上以大为美，强调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追求气势力量的宏阔博大；在创作构思上充分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驰骋想象，巧构幻境，夸张渲染，拟人状物，使所表现的事物往往较之自然形态更富于艺术创意，而显得神采飞动，激越人心；在描写技巧上善于把握整体铺陈扬厉，将宏观与细节结合在一起，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化描绘；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注意熔铸华赡的词藻，词汇丰富，造语多变，句式参差，韵律铿锵，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典雅华丽，发展了修辞技艺，奠定了美文学的语言基础。

　　第二，极大地开拓了文学题材。由于汉赋体物写志的特性，导致作家有可能将文学的触角探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较之前代开拓出了广泛得多的文学题材，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的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是体物文学的发端，大到城市建筑，小至花木虫鸟、工艺器皿，无不摄手；汉赋又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已经出现专门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篇章，如张衡的《温泉赋》、蔡邕的《汉津赋》等。除此之外，汉赋还开创了宫怨题材，田园题材，确立了纪行文学等。凡举种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极一时、形成汉代文学洋洋大观的大赋毕竟衰落了。虽经班固重新提倡，也无法挽救，最终不得不放弃故辙，让位给灵活短小、更加注重抒情述志的小赋。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很耐人寻味的。汉赋的如此嬗变，原因很多，诸如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模式，陈陈相因，再难有实质上的突破；虽说体物以写志，但连骈铺陈、穷极物象、往往庞大而臃肿，作家情志未免常被淹抑等。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原因毕竟是属于表象、次要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大赋的颂圣应制性。这种文学体裁自从在司马相如手中由吴楚郡国走进宫廷，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专利品，就决定了它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以迎合皇帝一人所好为极致，而赋家也靠此得以进身，成为皇帝身边的 言语侍从之臣 ，亦即御用文人。纵观两汉以大赋名世的赋家，几乎概莫能外。

　　大赋一旦成为进身的 敲门砖 ，势必吸引了大多数文人对此趋之若鹜，甚至东汉后期顺帝时，张衡《论贡举疏》中还特别奏谏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能有焉。……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可见早已形成风气。既然连扬雄、班固、张衡作大赋都要祖式司马相如而转相摹拟，更何况其他诸生。

　　向皇帝献赋、在朝廷试赋，当然不出 宣上德而进忠孝 的颂圣。而一旦成 言语侍从之臣 ，又必应制而 朝夕论恩，日月献纳 ，仰天子之鼻息，诚惶诚恐，投其所好，为其帮闲；即使心有讽谕之思，在此场合，用此体裁，也不敢越雷池，只能将真情淹隐在一片颂辞之中，不可能率兴而发，明抒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种纯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像汉代大赋那样，从定型的时期开始，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是完全颂圣应制性的。这种特性除使偏爱它的帝王感到欢愉和满足之外，很少能使有才华、有识见、有个性的作家真实而强烈地表现出主观情思，相反倒是常处于艺术创作时的知与行、心与手失衡的矛盾痛苦中，故而或转用适于行情的别体宣泄，或抑郁悲悼，或弃而不作。如司马相如的不得志 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且做骚体《哀二世赋》、《长门赋》；枚皋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又自诋娸（丑）。 ；扬雄更蔑称其为 童子雕虫篆刻 ， 壮夫不为.因为文学毕竟是作家心灵的物化，不可能通过大赋这种文学形式充分展示作家心灵，而只能去取悦统治者，这才是汉代大赋走向绝境，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灵活自如的小赋，以真正体现 体物写志 宗旨的根本原因。

　　四、汉代散文

　　（一）汉代散文的总体状况

　　先秦之后，虽经 秦世不文 的短暂寥落，到汉代，散文又在国家政权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汉代散文在前世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如书与记，就有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二十四种之多，所谓 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总之，确乎洋洋大观，如刘师培所说： 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①此外，汉代散文虽然大多为应用文，很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是在优秀作家手中 述理于心，著言于翰 ，往往 杂用文绮 ，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这里所说的直接的实用性，是指这些品种的散文在记事、论说中，主要用于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的、哲学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诸如赞誉、劝诫、思念、哀悼等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

　　而同时，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些散文品种又都十分讲究诸如布局谋篇、句式结构、修辞藻饰等形式上的完美；善于运用比兴、取象的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感情抒发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观性；再有，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题材，即便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总是注入内心强烈的投入参与的意识，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爱憎褒贬，从始至终流荡着主观激情。这样就使得文章自然地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与情感美，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使得汉代散文不仅品类繁多，诸体大备，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在汉代散文的创作中，出现了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它不仅以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 史家之极则 （赵翼《廿二史札记》）、 史家之绝唱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且在文学领域里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品种，并一举登上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汉代散文愈加发射出璀璨的光辉。

　　（二）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

　　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建立起来的。初建伊始，庶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对如何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和理论上的准备，因此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尽快总结秦王朝乃至古往今来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利自己的长治久安。于是，他曾对陆贾提出：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 故而陆贾 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史记？陆贾列传》）。从此在西汉散文中，首先掀起了以切用为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论文著作热潮。

　　①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陆贾的《新语》是西汉最早出现的政论散文，但今之所见已非原本，真伪不可确认。陆贾之后，汉文帝时又有贾山 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至言》载于《汉书？贾山传》中，其内容反复以秦暴而亡、古代圣王贤德而兴为喻，忠心耿耿地为汉王朝出谋划策，文章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句式，感情充沛，雄肆磅礴，既保留有战国游说的余风，又有儒家思想倾向，而这恰恰表现了当时政论散文的时代特征，所谓 汉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后，盖希有矣 （姚鼐《古文辞类纂》）。

　　这一时期除贾山之外，政论散文的著名作家还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人，其中贾谊、晁错的成就最高。１。贾谊的散文贾谊（生平事迹已见前）作为汉代杰出的文学家，不仅辞赋创作成就很高，而且散文创作也为世所瞩目。他的散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五十八篇；今传有《新书》十卷，几乎全为政论，但因不能肯定辑成于何时，而且传写抄刻，脱烂失次，语句亦多不可解，故此历来读贾谊文，大多以《史记》、《汉书》所载的几篇奏疏为准。

　　大约在文帝初年贾谊超迁太中大夫前后，即以政治家的敏锐和卓见，热情而积极地投身于当时政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热潮中，写出了著名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此文三篇，实为三段，扣准秦之过失的本题，分别论述始皇不明攻守之势，二世不知正倾，子婴不能救败，连环相属，剖析精微，得出 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的结论，最后归于为汉王朝总结教训引以为戒的大旨： 野谚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全文分中有合，联三篇而相表里，章法灵活而又严谨；在语言表达上更是吸收战国论辩的长处，极富文采藻饰，铺张扬厉，纵横驰骋，使文章感情充沛，气势雄健，神完意足，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集中体现了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与语言艺术的审美价值的完美统一，被誉为 千古论说文中的魁杰.然而作为卓识远见的政治家，贾谊并非仅仅追随总结历史的时代风气，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探索的精神更加广泛地深入到当时社会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等几乎所有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写出了多篇广为流传的优秀文章。其中在他从长沙王太傅任上重返长安后，针对王朝形势仍 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 ，处于 抱火厝之（至）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的危机中，但无论上下却误以为 天下已安已治 的严重局面，而集数篇奏疏剪裁熔铸而成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则堪称其代表作。

　　此文洋洋洒洒六、七千言，涉及了王朝内部诸侯割据势力日益壮大危及中央集权的矛盾，对外纳币匈奴行臣下之礼愈使边境不安的祸患，以及富者侈靡、贫民卖身、官吏塞责的社会弊端，进而主张削诸侯、强国威、重农耕、易风俗、健全礼制、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等，并且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内容丰富，慷慨陈词，感情浓烈，酣畅淋漓，议论说理，指陈时弊，毫无顾及，而且时用比喻，更增加了生动性，不仅是西汉一代的 鸿文 ，而且也是散文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篇感人肺腑的 万言书.《汉书？食货志（上）》还载有贾谊这一时期脍炙人口的著名政论散文《论积贮疏》。此文鉴于当时生产还没有根本上从秦末战乱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资仍很匮乏，百姓仍很贫困，但少数富豪却 淫侈之俗，日日以长 ，直接危及王朝政权这一形势，而适时提出重视农业生产，以积贮为 天下之大命 ，社会的针对性极强。

　　全文不足四百字，但既有透辟的分析，又有形象的描述，依然体现出 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的特点，产生了纠正时弊的积极作用，使文帝看到后， 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由于贾谊政论散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故而历来深受推重，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称：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２。晁错及其他政论作家这一时期与贾谊同时，还有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晁错，也以很高的成就活跃在文坛上。

　　晁错（公元前２００？- 前１５４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曾学法家申、商刑名之学，兼通《尚书》。文帝时，以博学辩才且精于治政术数，拜太子家令，深得皇太子刘启的信任倚重，号称 智囊 ，后屡屡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上书言事，纵论守边备塞，劝农立本，贤明政治等，为文帝所赏识，擢中大夫。到太子即位为景帝后，晁错更被委以重任，累迁内史、御史大夫，参预政要。这时，为巩固中央集权，他继续上书请削诸侯封地、权限，多所更定法令，又 为人峭直刻深 ，而受到诸侯及朝中权贵的忌恨。于是在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以 诛晁错，清君侧 为借口，终于发动武装叛乱时，由于景帝一时软弱轻信谗言，遂导致被杀，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者。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现传的只有散见于《汉书》中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等少数几篇政论散文。作为与贾谊相颉颃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其《贤良文学对策》答 明于国家大体 时，为 窃以古之五帝明之 ，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时，为 窃以秦事明之 等，而且也与贾谊一样，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往往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就在晁错任太子家令不久，因匈奴屡侵边境，于是他及时上《言兵事疏》。

　　先是肯定文帝一反汉兴以来畏惧匈奴而明诏抗御，继而纵论用兵之道、临战之术，具体剖析 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指出：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确实言之凿凿，非一般纸上谈兵者所能比，受到文帝高度赞扬和重视。其后，晁错又上《守边劝农疏》，继续就抗御匈奴问题深入议论，在历史上首次卓越地提出屯田戍边的建议，并周密地设计了实施举措： 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勿下千家，……

　　先为室屋，具田器 ，然后从罪人至庶民，广泛招募，当免罪的免罪，当赐爵的赐爵，予以鼓励；开始时为其提供衣食，直到 能自给而止 ；所募之人死去妻子或丈夫，出钱使其再婚；凡能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己，由官府补偿被夺本主的损失等，以使屯戍者 久安其处.此疏奏上后，即被文帝采纳，定为国策，对当时乃至后世西北边疆的开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这一时期，晁错还针对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粮食供应一直紧张，经济形势很严峻，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受到危及的形势又上脍炙人口的《论贵粟疏》。全文紧紧抓住 贵粟 ，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 损有余补不足 的 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 文景之治 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晁错的政论散文在语言艺术上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和贾谊相比较，晁错的文章同样体现了汉初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铺排渲染，言词激切，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但同时又显出更加脚踏实地，分析透彻，逻辑严密，妥贴平实的个性。如果说贾谊更具文采，往往书生意气，挥斥方道，那么晁错则更为沉实，不刻意求奇，而以深识感人。例如《论贵粟疏》对农民状况的表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住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有排句，有对句，整散相间，错落有致，但却句句实在，气盛言宜，以情动人，充分写出了农民的困苦艰辛，自然传达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内心深沉的同情。因此鲁迅说贾、晁政论， 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文学史纲要》）。

　　这时以散文见长的还有邹阳、枚乘。

　　邹阳（公元前？- 前１２９年）齐人。以文辩著名，曾以客的身份投吴王刘濞。后察觉到刘濞有谋反的迹象，于是上书劝谏；不纳，遂离去转为梁孝王客。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故被谗入狱，将处死，终因上书自辩而得免。他的文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七篇，今所传仅剩《上吴王书》与《狱中上梁王书》两篇。

　　邹阳是汉初的游谈之士，故其文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风范，博引史事，取喻设譬，排比铺陈，反复陈词，激昂慷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在思想上则是忠于汉室，维护统一，并非为追求个人的富贵利达，而与战国游士不同，明显地表现出西汉特色。例如《上吴王书》，为劝谏吴王刘濞停止谋叛阴谋，他首先引秦朝亡于 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 为教训，再顺势论析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以及齐、赵、淮南各自有难，并不可靠，暗讽吴王阴连其人的不明之患，然后又连举吕后、文帝以来诸侯王谋乱皆无好下场，警告吴王： 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 结尾更以天子之强大深诫吴王不要妄动： 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愿大王孰察之。 愈显文气充沛，气象磅礴，动撼心魄。

　　与邹阳同时的枚乘，也针对吴王谋反，先后写过两篇著名的《谏吴王书》。

　　枚乘是杰出的赋家，他的散文则明显表现出辞赋特点，铺张扬厉，富于辞采，多用形象的比喻来增强直观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写于吴王兴兵作乱之前的第一篇，在开始时诚恳地表示 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后，谏文几乎全用比喻启发明理，而且连用韵语，形成韵散相间的特殊风格。如：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 既将规谏的道理论说得十分透辟，又生动形象，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西汉中期的散文创作

　　武帝即位之后，西汉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诸侯势力的削弱，社会已经安定，政权已经巩固。因为汉初的那种积极总结历史成败兴亡经验教训已经不再是急需，统治者在政治上所热衷的焦点转变为如何更加强化中央集权，使自己的一家天下世代勿替，长治久安。

　　因此，在思想上就需要新的理论，于是曾经盛行过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统治者口味，而儒家君权天授的思想则更受到大一统皇权的青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出现了《汉书？武帝纪》所载： 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以及《史记？儒林列传》所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局面自然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文化建设和文章写作上，因此讲所谓 天人相与 、 灾异谴告 的今文经学出现了，汉初纵横驰骋的文章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其间，被称为大儒的董仲舒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

　　１。董仲舒董仲舒（生平已见前）的文章，《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一百二十三篇，现存主要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和《举贤良对策》三篇。从他的《举贤良对策》中，可以看到武帝与高祖不同，他反复提出的问题已经变为 求天命与情性.正因如此，董仲舒才有机会一方面大谈 天人相与 、 阴阳灾异 ：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另一方面更为明确地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文章的写作上，则可看出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激切无忌为委婉含蓄，藻饰富丽为质朴平易，俨然学者坐而论道，游谈风度荡然无存，故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称： 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影响所及，使以后汉儒文章多如此，削弱了艺术的审美价值。

　　但是，又由于从武帝到宣帝在政治上实际所推行的是杂王霸而用之，并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搞文化专制，加之他们本人就是文学艺术的欣赏者，大力提倡美文辞赋，再有长期来形成的百家并举、注重藻饰的风气也不是轻易可以彻底扭转的，所以董仲舒虽然影响很大，然而还不足以垄断文坛，此一时期依然先后有司马相如、刘安、东方朔、王褒等一批文学家，无论在政治、学术抑或杂文等散文写作中，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２。司马相如、东方朔和王褒司马相如是才华横溢的汉赋大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其中《谕巴蜀檄》是一篇政府文告。缘自使臣唐蒙出使西南夜郎僰中时，曾征发巴蜀吏卒扰民，引起当地百姓大惊恐，于是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责唐蒙，并代表朝廷谕告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帝之意，以安定之。文章短捷，表现出赫赫煌煌的大汉声威： 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情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 有力地说明现在 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 ，虽行文不免虚夸，却有很强的感染力，说服力，文势气魄，显出赋家手笔。《难蜀父老》则因司马相如以中郎将出使西南进行开发时，蜀地长父多言打通西南夷没有用处，朝中大臣也以为如此，他不敢直陈己见，所以假借驳诘蜀父老的形式，为朝廷已行政策辩护。文章采用赋体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曲折进谏，表明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以突出 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 所发问疑不正确， 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 反而造成咄咄逼人的艺术效果。《谏猎疏》是司马相如随从武帝猎于长杨宫苑，见武帝 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 ，而上的一篇奏书。表现皇帝田猎，这是汉赋常见的题材，当时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侍从都进行过创作，一般也都有讽谏之意旨，但又无不淹抑在颂圣的铺叙之中，文章美则美矣，讽谕则不可能很明显。而此篇奏疏作为公文，与赋体文学截然不同，朝臣戒谏的应用性极强，完全没有颂圣之辞，而是就事论事，直截了当。文章先指出：皇帝 凌阻险，射猛兽 ， 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然后再论 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最后拳拳劝谏： 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

　　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语言朴素自然，并不借助富丽的藻饰，却将满腔忠悃强烈地寓于其中，而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与雍容典雅的坐而论道不同。

　　东方朔是武帝时著名的多智滑稽的侍从之臣。从他的赋中，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那饶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学才气。他的作品除所擅长的赋之外，还有奏谏之类的散文，同样显示了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就在董仲舒已经以《贤良对策》提倡醇儒之风以后，东方朔在《上书自荐》中，仍以游谈之士的口吻尽力铺排己能，并不理会那种谦谦君子的典雅含蓄： 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甚至连武帝读罢都 伟之.他的奏谏类政论散文成就最高的，当属《谏除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对》。这两篇议论文在内容上与汉赋的颂圣以谏完全不同，直陈谏止之意，而在笔法上则全为汉赋的铺张扬厉，纵横捭阖，文势滔滔，气象磅礴，旨意直率而析论透辟，具有泰山压顶之势。如《谏除上林苑》：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某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薑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一世雄主，就他具体所喜好，如此切直毫无顾及地从政治经济、政权民生等方面剖析利害，指陈弊端，最后还以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宫之殿而天下乱 棒呵警厉，其胆识之大，振撼之重，实前所未有。尽管这样的文章、文风已经不合好大喜功的汉武时宜，不被采纳，但在文学史上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此一时期宣帝朝中才华卓著的赋家王褒，在散文创作中独到的贡献也是颇引人注目的。他有一篇文学性极强的杂文《僮约》，以极诙谐幽默的笔法，为一个不听使唤的奴仆写买卖契约，规定 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中，天天从清晨到夜半，都要一刻不停地辛苦劳作，屋里忙完作外事，家务活计与田园耕作件件都得干好： 晨起早扫，食了洗涤。

　　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浚渠缚落（篱），锄园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辘轳。……登山射鹿，入水捕龟，浚园纵鱼，雁鹜百余。驱逐鸱鸟，持梢牧猪；种薑养芋，长育豚驹；粪除常洁，餧饲马牛；鼓四坐起，夜半益刍。…… 直至 奴老力索 ，还得 种营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当 奴不听教 时，则 笞一百 ，予以责罚。

　　照此契约，奴仆是绝对不会有活路的了，所以 读券文适讫 ，被买之奴即 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 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这篇杂文当然不是王褒果真写了如此的买奴契，而是被称作俳偕的文学创作，在排比铺陈之中，夸张事态，游戏笔墨，极尽谐谑捉弄之能事，但又寓庄于谐，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奴婢的悲惨命运，令人忍俊不禁中，又能引起辛酸的回味，在散文史上确是十分独特的文章。

　　３。《淮南子》这一时期，承继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按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又出现了一部子书《淮南子》。《淮南子》是当时著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淮南王刘安招会其门下的宾客方术之士，集体编撰而成的，全书共二十二篇。据东汉末高诱的《淮南子注序》称： 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也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淮南子》兼采百家之论，所谓 该百家则《淮南子》 （《艺概？文概》），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在思想内容上是较复杂的。然而，就其大体而言，仍以道家为主，崇尚汉初以来风行的黄老无为，反对武帝热衷的多欲政治和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例如《修务训》中说：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

　　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

　　《氾论训》中又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这些观点，在政治上为诸侯势力张目提供理论依据，既不适时，也不可取。然而在思想上强调 利民为本 ，破除天命迷信和独尊儒术的文化箝制，又不乏闪光之处。

　　以文章而论，《淮南子》继承并发扬了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连类喻义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象，奇伟宏富，有根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例如其开明宗义的第一篇《原道训》对 道 的阐释：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

　　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作者以直观的形象描绘取代逻辑的概念论证，酣畅淋漓的笔墨，将老庄哲学中抽象的 道 ，发挥得如此可视可感，引人遐思。然后又以古代得道善御的冯夷、大丙作喻，继续表明 道 的无所不能：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影，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 顺势再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出体 道 的 大丈夫 形象：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弛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

　　真是神幻奇诡，宏伟富丽，令人目眩情迷，美不胜收，深得庄子遗韵。

　　故而刘熙载《艺概？文概》称：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另外，《淮南子》由于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故而有很多文学性很强的故事、传说赖以保存下来，尤其９９是保存了不少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上古神话传说，如《天文训》中 共王怒触不周山 、 日出旸谷 ，《览冥训》中 女蜗补天 ，《本经训》中 羿射九日 等等，以及 商汤祷雨 、武王伐纣 等传奇色彩很浓的历史故事。其中 女蜗补天 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 日出旸谷 、 羿射九日 等，也都较之《山海经》等其他典籍要完整周详。如 日出旸谷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早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晏食；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全文表现了上古先民根据所观察到的每天日出日入的自然现象，以丰富的想象，将这一辉煌灿烂的过程，以如此宏伟而又充满生命活力之笔描绘出来。这里有日出旸谷沐浴于天池，光影拂上扶桑木枝头而破晓的情景；有太阳神羲和乘六龙车送自己的儿子太阳上路的情景；有一天之内顺着太阳的行进从清晨至正午到黄昏经九州七舍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的全过程，而抵达悲泉之后，太阳神羲和又怎样止住六龙车，只让儿子太阳单独进入虞渊水滨到蒙谷休息，这时天空大地就一片黑暗了。其景象的壮观实在使人叹为观止。《淮南子》正因为保存了丰富的上古神话传说，故而不仅大大提高了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成为后世进行神话研究的渊薮。

　　４。桓宽与《盐铁论》西汉中期，继董仲舒之后，正当一般治今文经学的儒生坐而论道，大谈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时候，桓宽则以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文风，写了一部脚踏实地、内容丰富的优秀散文著作《盐铁论》，在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桓宽，生卒年不详。据《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所提供的简略资料可知，他是宣帝时汝南（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字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曾官庐江太守丞，知识渊博，擅长文学。《盐铁论》是他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所留下的文字记录，经过整理推衍， 增广条目，极其论难 而成。

　　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强化中央集权，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任用大商人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时效。但是长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官商垄断，也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昭帝继位后，为调整政策，摆脱困境，与民休息，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召开会议，以朝廷中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为一方，各地方所推举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广泛地进行质疑、检讨。双方针锋相对，争辩激烈。后罢郡国酒榷、关内铁官。《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首篇《本议》到四十一篇《取下》，为整个会议进行情况的全面记述；第二部分从四十二篇《击之》到五十九篇《大论》，为会议结束后的余论，是贤良、文学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由大夫提出的关于匈奴以及法治、礼治诸问题的辩论；第三部分为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序言。作为一部大著作，《盐铁论》从内容到结构极其完整而统一。全书抓住首篇开明宗义的问民间所疾苦 ，按时间的顺序，在第一部分集中针对直接关切国计民生的盐铁、酒榷等具体经济政策展开争论，以反映会议情况：而第二部分则在前面会上争论结束后，将所旁涉的诸问题进一步继续争论，以反映事件的全过程。这两部分是全书主体，作者完全忠实于事件的本来面貌，对争辩双方的论点论据，尽管不无倾向性，但仍采取 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论衡？案书篇》）的公正态度，依照原发言兼收并蓄，并不作主观评判，即使有所剪裁，也是出于组织安排的需要；两部分之间，又以 于是遂罢议，止词。奏曰：' 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 奏可。 与 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 来上下转绾过渡，最后再以 大夫曰：诺，胶东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作为全部争论的结束，有始有终，首尾呼应。而第三部分的序言，才以对整个事件以及各当事人言行的评论，笼带全书。由此可见全书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联系紧密，前后一气，不可分割，俨然成为完美的整体。这在迄今为止被列为诸子类的著作中是没有先例的，可谓独具特色的首创。

　　正因为《盐铁论》在著作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地发动地方民意代表，与最高负责官员一起开会，对中央政府一系列现行政治经济政策进行研讨的情况，而且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对官商垄断、行政权利直接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给生产和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有极为剀切的揭露和抨击，描绘出汉代社会现实的长画卷。

　　例如《水旱》中贤良曰：故（旧时）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合适）利（便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民铸时）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延）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赊），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约。……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屡）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锈）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强配）与民；卒徒作不中呈（限额），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将铁官用不尽力的罪徒铸不出好农具，官商售货不负责任，卖不出去实行强配，完不成产量强征百姓无偿加工，致使农民木耕手耨吃无盐食等弊害合盘托出。

　　《盐铁论》在语言运用上也很有特色，不仅明畅自然，传达出辩论各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像桑弘羊的雄辩严谨、逻辑缜密，表现了身负要职的现行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傲气，贤良、文学则滔滔夸夸、子曰诗云，不免流于书生气，却又不惧权势，执著抗争，而且在大段对话的承接处，往往能极精当地三言两语就描绘出人物的神态，使整个争论事件具有了生动的情节性，像《国疾》中，当文学强硬地面折桑弘羊 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 时，作者先描述了 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 继而表现丞相史打圆场偏袒大夫说： 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所以贵儒术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孔子弟子公西华）、赐（子贡）之辞，而见鄙背之色，非所闻也！……诸生不直谢大夫耳！ 接着再写 贤良、文学皆离席 ，看似道歉，实则软中带硬地说： 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抵触）执事。夫药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 在这种情况下，才 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也。 然后转向贤良继续辩论。正因如此，郭沫若甚至将《盐铁论》称作是 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 （《盐铁论读本序》），足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了。

　　（四）司马迁与《史记》

　　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１。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司马迁（公元前１４５- 前９０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是西汉著名学者，曾 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兼通百家，尤倾向道家黄老思想，所著有《六家指要》，纵论儒、墨、名、法、阴阳各家所长所短，独肯定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 无所不宜 ，观点明晰，笔锋犀利，不乏真知灼见，从思想到文风都保持了汉初特点。这对司马迁无论思想、人格，还是治学态度上，显然都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作为一般中小地主阶层文人出身的司马迁，童年时期 耕牧河山之阳 ，是在家乡田野上度过的。十岁左右，司马谈任太史令，于是随父移居长安。

　　此时开始 诵古文 ，并从董仲舒受今文经学《公羊春秋》、从孔子后裔孔安国受古文《尚书》，从而在黄老思想的熏陶之外，又系统地接受了今、古两派儒家教育。

　　大约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名山大川的漫游。他首先南下江淮，考查南国遗迹：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光辉成就及悲剧一生，使他无限赞叹和同情。然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又乡射邹、峄，访孟子居里。再留连于沛、薛、彭城一带，查看了往昔逐鹿中原的古战场。最后经睢阳、大梁返回长安。

　　不久，司马迁因父任被擢为郎中，开始了仕途生涯。这一时期，常随武帝巡幸各地，又曾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总之，足迹所至，历今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两湖、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多个省区，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采访了大量的遗闻轶事，不仅获得了极为丰富而新颖的史料，而且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同时也广泛而深入地接近了社会，看到了百姓疾苦，体察了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感情。这一时期，是司马迁学习、积累和成长的时期，也是撰修《史记》的重要准备阶段。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东巡，至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而未能随行，于是病愤交加而卒。弥留之际，他曾执司马迁手 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于是司马迁 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史记？太史公自序》）。郑正地答应父亲完成其修史的未竟之志。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司马迁果然接替父亲的职务被任命为太史令。从此，他更以极高的热情，全身心地为汉王朝服务，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说： 绝宾客之知，亡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除主持修改历法制定了《太初历》之外，他还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在作了四、五年的史料整理工作之后，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四十二岁时，正式开始了《史记》的撰修。

　　正当司马迁勉力撰写《史记》的时候，却意外地遭到了飞来横祸。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因李陵全军覆没受伤被俘而降匈奴事，武帝大怒。司马迁在劝谏时没有对李陵落井下石，说了几句老实话，于是触犯武帝，竟被 幽于缧绁 ；又由于为人清廉，家贫，无钱自赎，亲朋故旧亦无一相助，遂于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被残暴地施以宫刑，囚于蚕室，受到了士大夫所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使他不仅在肉体上，更严重地是在精神上遭到致命打击，以至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报任安书》）。在这种情况下，深以为 士可杀而不可辱 的司马迁确曾想到过自裁。但是，由于《史记》尚草创未就，更坚信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故而终于横下心来，以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为重，克服一己受辱的私念，虽 就极刑而无愠色 ，坚强地活下去，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著述中。

　　李陵之祸 ，是司马迁一生际遇、思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虽出身寒微，幼年耕牧，青年漫游，广泛而深入地接触过社会民生，对历史和现状都有精湛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是西汉帝国统治阶层的一个成员，而且太史令尽管官职较卑微，对他终究是子承父业一帆风顺的。故而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他认识现实，尤其是认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视野。因此，他才 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在此之后，整个事件的残酷性，给了他极深刻的教训，使他有机会拭去蒙在眼上的泯翳，打破统治思想的偏见，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激发出了较前强烈得多的爱憎。他憎恶统治者的丑恶，同情广大民众以及被迫害、受侮辱者的苦难。从此，司马迁正是饱蘸着这种强烈的爱憎感情，隐忍着身心所受的创伤，在痛苦的愤激之中撰修《史记》。

　　到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９１年），司马迁终于以非凡的才智，前无古人地完成了这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伟大著作。就在这一年冬十一月，司马迁给他因受牵连而处死刑的朋友任安写了著名的《报任安书》，信中不仅满腔悲愤地向世人坦露了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发愤完成《史记》，而且表示要将其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以偿前辱之债。这是他为世人留下的最后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然而，仔细玩味他在信中反复痛切陈述受宫刑之后实在是为《史记》而生，因此有理由认定《史记》问世之日，即是司马迁抱长恨毅然离开人间之时，故而其卒年当在写信不久的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９０年）。

　　２。《史记》的总体概况《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只记载某一时期，如《春秋》、《战国策》，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太史公？自序》），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翔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 纪 、 传 ，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

　　《史记》规模宏大，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按编排顺序，第一为 本纪 十二篇。所谓 本纪 ，乃编年记本的意思，是以时间先后为历代帝王作传。在秦朝以前是一代一纪，如《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秦始皇本纪》也是写秦始皇帝、秦二世及子婴。从汉高祖开始，则一帝一纪。其中有并非帝王而作本纪的例外情况，如《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第二为 表 十篇。所谓 表 ，即谱系，是用表格的方式，将历代帝王、诸侯之间的大事简明扼要地排记下来，使人观之一目了然，以作为全书叙事的连络和补充。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第三为 书 八篇。所谓 书 ，是典籍、文献的意思。其中分别以专篇，对有史以来的典章制度、音乐文化、天文历法、农田水利、财政经济等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记述，如何《礼书》、《乐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与后世各种专史相近。第四为 世家 三十篇。所谓 世家 ，即世代相承绪的意思，主要记载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历史，如《晋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等，只是《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是例外。第五为 列传 七十篇，其中包括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

　　所谓 列传 ，意即序列行状，传写事迹，是各个时代各个不同类型、不同阶层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这里有贵族公子、官僚大夫、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生、巫卜、商贾、俳优、幸臣等等，此外还有国内外其他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等。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与《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 十篇缺，有录无书。 可见现在所见之本，有后人所补者。对此，唐代颜师古曾注引三国时张晏说： （司马）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无《兵书》。据《史记？龟策列传》唐代司马贞索隐，此当为《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 这里所说的褚先生名少孙，西汉元、成之间以经术文学为郎。他自己在所补的《三王世家》中也曾说：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３。《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故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赞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 本纪 、 世家 、 列传 这些人物传记中。作者写他笔下历史人物的时候，没有用一般平板叙述的方法，而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他们具体的语言、行动、神情、风貌的描绘，再现形象，使人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另外，作者又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在描绘的过程中，始终贯注着鲜明的倾向性，闪现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使这些历史人物既真实不虚，又代表了其所从属的社会阶层的特质，有很高的典型性。

　　统观《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内容，大抵可见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特别是对西汉王朝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酷吏，都能不虚美，不隐恶地予以大胆深入地揭露和讽刺。如对高祖刘邦，除肯定他灭暴秦、平内乱、重新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之外，也真实地描写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相。起义前，他在家乡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 好酒及色 ；起义后也无大改变， 慢而侮人 ， 入咸阳，欲止宫休舍.作了皇帝，曾当众问他父亲：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二兄）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一副小人得势的嘴脸。再有楚汉彭城之战时，汉大败， 大风从西北而起，……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极真切地表现出其贪生残忍，所谓 受命于天 的皇帝，不过如此而已。再如对武帝，原作《今上本纪》，据东汉卫宏说，是触犯了武帝的忌讳，被 削而投之 了，这已经能说明问题，但毕竟见不到具体内容，然而《封禅书》、《平准书》中揭露他迷信方士装神弄鬼，屡屡受骗而不悟；穷兵黩武，侈靡挥霍，当财政匮乏时，又任用一批官吏大肆向民间搜刮，则是实实在在的。又如所作《循吏列传》，五人之中无一是汉代人，而《酷吏列传》所载则全部为汉代人，其中除号曰 苍鹰的郅都以及宁成是景帝时官吏外，余九人皆武帝暴政的执行者。像张汤， 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却最受武帝信任。他治狱时，全看武帝眼色行事，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杜周也如此。当有人责问他： 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他则回答： 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 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少时椎埋为奸 的王温舒任河内太守， 扑郡中豪滑 竟 连坐千余家 ，二、三日内，大肆屠杀， 至流血十余里 ！西汉法律，春天不行刑杀人。对此，他甚至 顿足叹曰：' 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但却 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另外，揭露吕后，写她在高祖死后专权时，居然将所怨恨的戚夫人 断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 人彘'. 其凶残无人性连她的儿子孝惠帝见了之后都 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 此非人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如此直率而深入地揭露、抨击当代统治者的丑恶，在正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第二，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反抗。这在《秦始皇本纪》中，固然写出暴政之下百姓的苦难，如秦二世即位后，葬始皇时， 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 就是汉朝百姓深受的剥掠也仍然多所表现。如写将军灌夫： 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所以当地百姓恨之，儿歌都唱：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再如酷吏宁成不仅称言： 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到他得罪归家，就 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的酷吏们虽然 以恶为治，……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庐、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尽管武帝派朝廷大臣督责发兵镇压，但 犹弗能禁 ， 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酷吏列传》）。司马迁毕竟是汉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所以他仍要将造反的百姓称之为 盗贼 ，然而，还是如实地描绘出了由于官逼民反，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图景。人们从他对于前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如何热情地予以歌颂，又可细味出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如对陈胜，不仅写入 世家 之中，充分肯定反抗暴秦首难者的英雄业绩，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更热情地以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将其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了由他所发起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再如对项羽，并不恪守封建正统以成败论英雄。作者一方面批评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坑杀秦降卒， 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的错误，但同时更赞扬了他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性格直率，疾恶如仇。作为推翻秦朝的主力，作者充分肯定了他巨大的历史功绩： 乘势起陇亩之中，遂将五　诸侯灭秦 ，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故而对他不善计谋，粗放窄量，骄傲狂疏而失败，寄予了深深的遗憾和同情。正因此，才最后以凄怆而悲壮的笔调，描绘了垓下之围、乌江自刎这样英雄末路的场景。

　　第三，大力表彰了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热情地弘扬了爱国　主义思想。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 渑池会 、 将相和 等情节突出了蔺相如在强敌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机智，在同僚面前忍辱负重、精诚团结的感人的英雄形象，赞扬了他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的高尚品格，也突出了廉颇粗豪爽直、勇于改过、忠于国家的将军形象。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以 与日月争光可也 毫无保留地给予歌颂。而《李将军列传》，则细致地表现了西汉名将李广如何奋不顾身地保卫祖国，使敌人闻风丧胆，以及体恤士卒、爱护百姓的优秀作风。以至当李广因被迫害含恨自尽时， 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第四，将史笔广泛地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一些被官方所轻贱的下层人物作传。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游侠列传》。游侠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儒家法家都是鄙弃而不能容忍的，放而在当时自然不符合 杂王霸而用之 的正统思想规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然而游侠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他们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的言行，在封建专制社会普通百姓处于受侮辱、被损害而往往投诉无门、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状况下，又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司马迁不顾官方箝制，持赞扬的态度，对他们的正义活动给予了生动的表现。如鲁人朱家， 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轵人郭解，也是 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 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歌颂了他们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总之，《史记》的人物传记，写出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各阶层、各方面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人物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上古三千年间社会风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有巨大的认识价值，而且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传记文学，在艺术上又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并不是纯文学创作，因此在描写人物时，必须忠实于史实，也就是 实录 ，而不允许主观悬拟与虚构。这当然就使描写受到了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但尽管如此，《史记》人物仍然如此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呼之欲出，足见写作技巧之高妙。总括起来，大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用所谓 互见法.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有事必录，而是紧紧围绕中心有所侧重，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审慎选择，精心剪裁，集中最能体现主题的主要事件，正确反映所写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与作用，既鲜明地表达作者所寄予的爱憎感情，又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本质。如对项羽，一篇《项羽本纪》所突出表现的是他作为推翻暴秦的起义领袖那种叱咤风云、盖世拔山的英雄形象和性格特征，故而所集中的重要事件即为此中心服务，从而使得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既完整又和谐，充溢着感人的艺术魅力。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的缺点和军事、政治上所犯的错误，而是将这些放到《淮阴侯列传》中去表现了。这样就既没有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又显示了韩信非凡的军事才干和过人的胆略。

　　第二，敏锐地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酷吏列传》中写张汤儿童时，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样，张汤的残苛即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再如《万石张叔列传》写官僚石建的拘谨小心：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 误书！''马' 字与尾当五（划），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 甚惶恐。 写完奏章，检查出 马 字少写了一笔，就害怕到如此程度，不仅其性格状貌跃然纸上，而且也反映了伴君如伴虎的特殊心态。一部《史记》像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在人物传记中举不胜举。

　　第三，作者还极善于通过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所写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急流湍涡中，使其形象、性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如《项羽本纪》中的 鸿门宴 最著名。在那里，刘邦的怯懦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张良的冷静善应变，樊哙的忠勇而果敢，项伯的重义而轻信，范增的老辣而急躁，无不活龙活现，神情毕肖。

　　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艺术创造能力。首先，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充分传达出了 这一个 的美学特质。如《项羽本纪》中项羽路见秦始皇出巡威仪，脱口而出： 彼可取而代也！ 极坦率，表现其强悍爽直的性格。而《高祖本纪》中刘邦则说：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委婉曲折，表现出其贪婪而谨慎的性格。其次，行文通俗而与口语相近，叙述语句与对话一致，并且大量引用民间的俗语、谚语、歌谣等，加强了丰富性、生动性和晓畅性。如《张丞相列传》写 为人强力，敢直言 的汾阴侯周昌，当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夫人子如意时， 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 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上欣然而笑。 两个 期期 描摹口吃之状，将周昌急、怒、直的声貌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另外，《李将军列传》引谚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淮南衡山列传》引歌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等，都是很成功的例证。

　　４。《史记》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鲁迅曾以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司马迁《史记》的巨大吏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予以精辟的概括和充分的肯定。即以文学而言，也确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诗经》、子史、《楚辞》到《史记》的那种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这正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所评论的：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 先经以始事' ，' 后经以终义' ，' 依经以辩理' ，' 错经以合异' ；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因此，虽然封建时代的正统文人针对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或有微词，但是在传记文学上，却也都是交口赞颂、推崇备至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 （《史记》）

　　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郑樵在《通志序》中说： 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史记》不仅集先秦之大成，而且为后代之楷模。后世凡优秀的散文家无不承传它的精神，学习它的方法，从中汲取教益；尤其是每当文学史上思想进步、态度严肃的作家奋起与或浮靡、或险涩的形式主义不良倾向做斗争时，《史记》以及《史记》的精神，总是他们赖以凭靠的锐利而有效的武器。中唐韩愈和柳宗元所推动的古文运动如此，北宋欧阳修和苏轼所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也如此。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中莫不奉《史记》为圭皋。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污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传世名作，都曾得力于《史记》，故《艺概？文概》还指出：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不仅如此，就是我国魏晋以来的文言小说，特别是从唐传奇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乃至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戏剧，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巧设、细节描写的传神、艺术语言的提炼，甚至内容题材的移植等等方面，也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启发。

　　（五）西汉后期及东汉散文

　　西汉后期，从元帝开始摈弃 王霸杂用 的儒学，而用所谓 纯儒 ，于是武帝对董仲舒所提倡的今文经学才真正大体上得到独尊的地位。这种政策反映到散文写作上，就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前时受战国影响而表现出的纵横驰骋的文风，而形成普遍的书生论道，引经据典，大谈天人感应，故而思想沉闷，缺乏文采，几无可以称道的成就。直到成、哀之世，由于社会危机日深，反思怀古之风渐盛，而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抗，才又给散文写作重新注入一些活力。经王莽改制的大混乱至东汉王朝的建立，由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之类恶性膨胀出的迷信怪胎谶纬学，被统治者以国策的形式推行天下，而与此同时有进步思想的散文家则不断奋起抵制并予以抨击。这样，在政治、思想、学术诸多领域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中，文坛上也有了新的收获。到东汉末年，经学思想的束缚终于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糜烂而越来越减弱，文人学者才有条件运用散文作武器，写出痛切指陈时弊的好作品。

　　１。刘向与扬雄刘向（生平事迹已见前）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家，青年时期曾受命从江公孙学习《春秋谷梁传》，为当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与一般俗儒不同，并不赞同神鬼，又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出于对大汉王朝的忠心，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痛心疾首，思想上有浓重的怀古反思以矫时弊的倾向，故而在散文著作中往往虽讲天命灾异，却饱含现实的针对性。正如明代张溥在《刘子政集题辞》里所说： 感灵异而论《洪范》，戒赵、魏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谓而作者.因此，作为学识渊深的学者和艺术修养颇高的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在当时内容贫乏、文采寂寥的文坛上，最早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令人瞩目。

　　他写了不少奏疏类的政论文章，如《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以《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

　　《谏营起昌陵书》写于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１６年）。成帝继位第二年，就在渭城延陵亭大兴陵墓为初陵；但修造了十年后，到鸿嘉元年（公元前２０年）却又放弃，改在新丰戏乡另造昌陵，弄到 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拟骊山，靡敝天下 的地步；然而五年后于永始元年没有修成的情况下，再次放弃，仍反回到初陵，扩大规模 广盱营表，发人冢墓 ，致使 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汉书？谷永传》）。

　　正是在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势下，刘向愤而上此谏书。文章一开始就直率而大胆地引经据典，指出：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来警戒奢侈无度的成帝，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然后以孝文皇帝感悟张释之的进谏， 遂薄葬，不起山坟 为发端，援征历史上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 圣帝明王贤君智士 之薄葬，吴王阖闾、秦惠文、武、昭、庄襄王及秦始皇 大作丘陇，多其瘗藏 ，却 咸尽发掘暴露 ，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经验教训，说明 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的道理。言之凿凿，感情充沛，是非分明，有很强的说服力。

　　尤其是讽举秦始皇厚葬的一段：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令，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以去古未远尽人皆知的秦亡事实，揭示残暴奢靡营陵厚葬的祸害，排比铺陈，气充词沛，全不同书生坐而论道，毫不讲阴阳灾异，直追汉初政论的声气，而非当时儒者委婉雍容所能比。最后力逼成帝营陵之弊： 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 尖锐犀利，无所顾及，足见置生死于度外的耿耿之心。

　　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著作也是颇值得注意的。虽然书中都是取材于先秦至西汉的百家传记，但是由于其中很有一些生动的历史、寓言故事，或是以巧妙的比喻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是揭露讽刺统治者上下的昏庸贪苛，语言形象，富于情节性，颇近于小说，故而有较强的文学性。例如《新序？杂事第五》中著名的 叶公好龙 的故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绘形绘色，历来广为传诵。再如，《说苑？谈丛》中也有一则绝妙的讽刺性寓言：枭逢鸠，鸠曰： 子将安之？ 枭曰： 我将东徙。 鸠曰： 何故？枭曰： 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 鸠曰： 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借猫头鹰只想更换地方避人厌恶，极幽默地讽刺了不想改正缺点的人。

　　《列女传》是专为封建社会妇女所编的教科书，其中当然有部分要求妇女尊守礼法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但是，其编写目的是在于看到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荒淫奢侈， 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以戒天子。 因此力诫帝后去其无耻行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所编一百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美善，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而且有些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

　　如果说刘向在思想上是怀古反思，那么其后的扬雄（生平已见前）则进一步表现为复古了。作为文学家，扬雄前期创作集中在大赋上，而后期则基于复古思想而予以抛弃，改变为从事散文的写作，正如《汉书？扬雄传赞》所说：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他的《太玄》、《法言》分别为模拟《周易》与《论语》之作，但却并非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针对哀、平、新莽之时政治极端黑暗，当权者利用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大搞鬼神谶纬的社会现实，以谈学术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批判。如在《太玄？莹》中，以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 通过对自然观的阐释发挥，不仅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可细味出对权势争夺者的讥刺。再如《法言？君子》说： 或问：' 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犧、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 ……

　　或曰：' 世无仙，则焉得斯语？' 曰：' 语乎者，非嚣嚣也与？惟嚣嚣为能使无为有。'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对于迷信神仙的人予以批评，而对制造神仙的人则予以抨击。由此可见，扬雄复古的动机还在于借古非今，批判当世，故而其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但又须看到，这类著作模拟古人，语言也力求古奥， 好为艰深之辞 ，如此行文，必定会减损其文学表现上的价值，可谓矫枉过正。

　　然而，扬雄所写直陈政见的政论文以及直抒胸臆的杂文，则并无古奥艰深之病，而是明白晓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写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３年）

　　的《谏不受单于朝书》。当时匈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公卿以为虚费府帑， 可且勿许 ，但是任黄门郎的扬雄认为这是 大事 ，倘 不许而辞之 ，则 汉与匈奴从此隙矣。 因此力排众议，上此书劝谏。文章首先指出匈奴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甚不可使隙甚明 ，然后称引大量秦以来的历史事实论述汉与匈奴的关系，以证与之开隙的严重性：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

　　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 哙可斩也，妄阿顺旨！' 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

　　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伏）于便地，匈奴觉而去之，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漠，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

　　自是以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附）以恶（威），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可谓言之凿凿，说理透辟，条分缕析，气势酣畅。最后再指明形势，剖析利害，将劝谏之意毫无隐晦地和盘托出：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奈何拒以 来厌 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吝）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统观全篇，内容充实，语言朴茂，笔力劲健，不仅继承了汉初政论的长处，也充分显示了赋家宏壮的声势，在汉末文坛独领风骚，是难得的佳作。

　　２。东汉文坛

　　扬雄之后，由新莽入东汉，在神学迷信大肆泛滥，图谶符命充斥政坛的时候，著名学者、散文家桓谭首先奋起，强烈予以抨击，使文风发生了新的变化。

　　桓谭（公元前２３？- 公元５６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

　　人。西汉成帝时，以父任太乐令而为郎，博学多通，能文章，尤好古学，而喜非毁俗儒。在王莽居摄及篡汉时，天下之士莫不竞作符命以求容媚，桓谭独能自守，默然无言。东汉建立之初，被光武帝征待诏，后拜议郎给事中，常上书言事，因不合光武心意而不被采纳。后痛斥迷信，请禁图谶，几乎被杀，贬出为六安郡丞，郁郁卒于道中。

　　桓谭的文章既无西汉后期以来日趋典雅雍容的风貌，更无扬雄的拟古艰深，而是纵意而谈，不刻意修饰，通俗如口语，往往快言快语，直接将思想观点全盘托出。如反图谶上书：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在当时谶纬符命之类，被皇帝利用来作为自己统治合理性的证据，光武帝明确表示 吾欲以谶决之 的情况下，桓谭能毫不含糊地直斥其为 矫 假，是欺惑贪邪 ，光武所为 又何误也 ，其思想的果敢坚毅，批判的力度之大，都是在此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斗争中所没有的。

　　桓谭的思想、文风在所著《新论》中表现得更明显。如《新论？形神》，以蜡烛燃烧形象地比喻 精神居形体 ，反复申说，侃侃而论，有很强的直观性和说服力，对后人影响很大。王充就曾极口赞誉 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桓谭之后，反对神学迷信最有力的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王充。

　　王充（公元２７- ９６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

　　出身于 细族孤门 ，自幼聪颖，曾到京城就读于太学，师从著名学者班彪。

　　好博览，而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读市上所卖书籍，过目能成诵，遂博通百家。后归乡里，曾在县、郡任功曹小吏，因与上司政见不合而受贬黜，于是离任，闭门著书。和帝永元中，病卒于家。王充平生著述很多，曾著《政务》、《讥俗节义》、《论衡》诸书，但是流传至今的，只剩《论衡》八十四篇。作为思想家，王充是当时勇敢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迷信挑战的最坚决的斗士。在这方面，他已经不是停留在西汉末期扬雄以来的 复古 ，而是发展为兼重今古，无论是古是今，凡虚妄者皆疾之，凡实诚者皆求之，因此他说：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论衡？谢短篇》）。这样就避免了与神学斗争中的厚古薄今之弊，从而建立在相对科学的基础上，更具有彻底性。他的《论衡》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地涉及了历史和现实的许多方面，然而主要集中在辨伪，所谓 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 （《论衡？对作篇》）。锋芒所向，是从哲学与政治角度对种种谶纬符瑞的荒谬之说进行批判，语言质朴流畅，运用口语，信笔挥洒，举大量事例，上下古今，反复论证，面面俱到，如长江大河，浑浩雄肆，富于逻辑性，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实知篇》抓住当时儒者 传说 孔子将死，遗谶书曰：' 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制造圣人 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则知，不问自晓 的神话，为图谶之类的灵验张目。于是王充先断言 此皆虚也！ 然后再根据历史本事指出 始皇不至鲁 ，证明谶书之伪，这样凡圣人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再如著名的《论死篇》，驳世俗 人死为鬼 的荒诞谬说，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洋洋洒洒，反复设喻以证其 无据 ，尤其是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 既分析透辟，驳斥有力，又切近生活，生动形象。

　　王充的这种文章风格，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都很大，魏晋时期的通脱、任诞之风，即可追溯到《论衡》，因此历来评价甚高。王充友人谢夷吾所上荐书中，就将其与孟轲、孙卿、扬雄、刘向、司马迁相提并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赞道：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东汉后期，随着政治日趋腐败，社会愈加黑暗，著名学者文士的散文作品也由前期主要活跃在思想、学术领域，逐渐转向更多地关切政局，指陈时弊。在这方面，王符是很突出的。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生卒年不详，当生于汉章帝时，主要著作活动在顺帝期间，卒于桓帝延熹五年（公元１６２年）以后。据《后汉书》本传载，王符出身寒素，少好学，有志操。因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志意蕴愤，长期隐居著书，著作有《潜夫论》。

　　王符的《潜夫论》是 议当时得失 之作，特点是 指讦时短，讨谪物情 ，对很多政治风气的弊端都有揭露和批判。例如《论荣篇》即对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门阀制度进行了抨击。文章首先从理论上界定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陒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 然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 以族举德，以位命贤 的不合理，尖锐得出 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 全篇引经据典，侃侃而论，语言练达，很有说服力。再如《浮侈篇》，揭露了从京城洛阳漫及天下的种种不事生产奢侈糜费之风，给贫苦百姓和国家社稷带来的灾难，言之凿凿，感情愤激，似有雷动之声。如：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真是活画出一幅腐朽糜费末世沉沦的可悲图景，可谓针砭时疾，深刻见骨。

　　（六）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

　　汉代自司马迁撰修《史记》之后，著史之风颇盛。到东汉，先有班彪修《史记后传》，继则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又修成著名的《汉书》；与之同时，也开始了本朝历史的撰修。据范晔《后汉书》载，从安帝永宁元年（公元１２０年），刘珍与刘騊駼、刘毅、李尤等人受诏在班固、陈宗、尹敏、马严、杜抚等所撰东汉中兴纪传的基础上，正式开始了《东观汉记》的撰修工作，中间经桓帝元嘉（公元１５１- １５２年）、永寿（公元１５５- １５７年）著名学者伏无忌、边韶、朱穆等人继承前业，直到灵帝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 １７７年）马日ｃ 、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共修成自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五十多年间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三卷。这部著名的《东观汉记》在魏、晋时期，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颇受重视。只是在南朝宋时范晔集东汉史传之大成的《后汉书》问世之后，才逐渐被淹没，以至到唐、宋之后严重残缺，无法复见本来面目。除此之外，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杂史传世。

　　１。班固及其《汉书》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家。他的父亲班彪在东汉初年曾著《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司马迁《史记》西汉武帝太初年以后的历史。

　　在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５４年）班彪去世之后，班固认为《史记后传》所续的史实未能详尽，于是 谮精研思，欲就其业 ，重新加工整理，而开始了堪称规模浩大的《汉书》的撰修工作。但是几年之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因此明帝下诏将其逮捕下京兆狱，并且尽收书稿送京城洛阳。这时其弟班超惟恐班固被郡吏审讯不能自明，就驰赴京，上书辩白，而被抄书稿恰好也已送至，明帝看后，大为赏识，于是召班固入京，任兰台令史，后迁升为郎、典校秘书，令他继续撰修《汉书》。二十余年后，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８２年），除八篇表及《天文志》未能撰成之外，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继《史记》之后又一历史巨著。在和帝永元四年（公元９２年），由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班固被仇家洛阳令种兢挟嫌报复而横遭逮捕，竟不幸死于狱中。于是，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皇家藏书，补足八表；又命马续协助修成《天文志》。至此，《汉书》在班固主撰之下，实际上先后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三、四十年始成完书。《汉书》所记起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２０６年），迄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亦或汉更始帝元年（公元２３年），前后共二百三十年的西汉王朝一代历史。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从此，开了中国封建王朝沿续不断的一代修一正史的先河，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汉书》在体例上继承《史记》的传统，而又有重大发展，尤其是内容宏大的十志，虽取法于司马迁所创八书，但记事更为丰富，编排更为合理，不仅合《史记》的《律书》、《历书》为《律历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而且新增加了《史记》所没有的《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详细记载了诸如司法制度、自然变迁、地理沿革、文化典籍等等状况。后世历代所修正史，大体上都是依据此十志而稍加增减，从而使我国封建王朝从汉代起，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史料，多借志书得以完整保存，创下世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奇迹。

　　《汉书》在人物传记的撰写上，继承并发扬了自先秦以来中国史学 直笔 、 实录 的优良传统，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不伪饰，因此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这种严肃的修史态度，也为后世撰修断代史树立了楷模。在史料的取舍上，武帝太初年以前，基本照录《史记》，即使是一般评论文章经常论及的改《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为列传，也只是更符合全书体例，并非是将这两位秦末大起义的领袖在地位上降格。与《史记》两相对照，《汉书》在表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时候，除了为使语言风格和谐一致，而仅在无关思想内容的个别文词上小有改动之外，甚至连赞语都基本援引《史记》。而武帝太初年之后的内容完全为《史记》所未写，班固在独立撰修的过程中，更是多方面表现出了一代杰出史家实事求是，公正不阿，忠于客观史实的优秀品质，以及过人的眼光、学识和胆略。例如为李陵立传。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颇有乃祖之风范。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与匈奴的战争中，主动请缨，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腹地，转战千里，终因外无援兵，矢尽粮绝，受伤而降，结果全家被武帝杀尽。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当年司马迁就是因为同情李陵的遭遇，憎恶官场落井下石的丑行，而触怒武帝，惨遭宫刑的。他虽然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有李陵的事迹，但终因不尽知，也不便写，而只是寥寥数行，不足三百字。班固在《汉书》中，则以良史之才，不避同为刘汉王朝的忌讳，为李陵树碑立传，洋洋洒洒二千多言，详细记述了李陵以五千步卒转战大漠，面对匈奴单于亲率的八万骑兵，从容镇定，指挥御敌，战功赫赫， 杀数千人 ， 斩首三千余级 ， 复杀数千人 ， 复伤杀虏二千余人 ，前后歼敌逾万，迫使单于 欲去 ，连匈奴 诸当户君长皆言：' 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只是最后已经临近汉边境时，由于叛徒告密， 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 ，才使匈奴单于下决心全力攻击，而导致兵败覆灭， 陵曰：' 无面目报陛下！' 遂降。 而对此降，班固又尤具深意地特别加了一段当年司马迁对武帝为李陵的申辩，除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报任安书》中对李陵的赞语： 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 之外，还明确指出： 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后又在《苏武传》中，更用互见之法，通过李陵之口自白： 陵虽驾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予以坐实。这样就不仅用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地还李陵历史的本来面貌，以极大的同情为司马迁所遭受的屈辱鸣不平，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暴露了汉武帝的刚愎、残暴，不明是非。

　　《汉书》对刘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揭露批判所在多有，并不仅限于汉武帝。一篇《外戚传》，就多方面如实记录了宫中帝后妃嫔的种种丑行：夺势争宠，阴谋陷害，淫秽乱伦，奢侈无度，不一而足。尤其是汉成帝与赵昭仪合谋共杀亲生子一段，令人发指，充分暴露了封建帝王的凶残。另外，与此相对，《汉书》在不少人物传记中，都写到了民生疾苦，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关心民瘼的可贵品德。如《龚遂传》，写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岁患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的太守不能擒制。于是宣帝垂问龚遂， 遂对曰：' 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不仅对百姓的饥寒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龚遂这样的贤吏予以表彰，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予以谴责，而且还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汉书》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班固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和诗人，因此撰写《汉书》时，在散文中熔铸了诗赋的语言，不仅富赡雅丽，而且严整凝练，讲究韵味，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叙述和描绘，细致生动，从而使其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又一光辉典范。如《陈万年传》，写汉宣帝时谄媚权贵的官僚陈万年病中训子，而他的儿子陈咸 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 ，气节品格与乃父大相径庭，故而自然对之反感，因此，当陈万年 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 时， 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 咸叩头谢曰：' 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只通过这一极富戏剧性的细节描写，寥寥数语，就一针见血地活画出陈万年的丑态。

　　再如《苏武传》，则更是非常突出的优秀代表作。在这篇人物传记中，班固倾注心力，刻画了苏武这一不朽的爱国者的形象，通过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突出地再现了苏武作为汉使无理被扣匈奴后，十九年之间始终不为威服，不被利诱，艰苦卓绝，视死如归的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全文写得清晰明畅，有声有色。试看卫律劝降的一段：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 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 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 副有罪，当相坐。 武曰： 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 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 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 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武骂律曰： 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义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卿；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

　　写苏武先是面对 举剑拟之 的凶狠威逼而 不动 ，继而又对 赐号称王 的富贵利诱而 不应 ，最后当卫律软中带硬地暗示机会只此一次时，苏武则犹如火山喷发，痛斥其投敌变节的丑行，以及 斗两主，观祸败 的险恶用心，并警告其严重后果，严词厉语连骈而下，充分显示了大汉使节威仪堂堂、庭前折冲、绝不可侮的气度，人物的形象、性格活脱脱跃然纸上。

　　正因如此，苏武这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二千年来家喻户晓，直至今天仍活跃在各种文学艺术的舞台上。

　　《汉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与《史记》相比，封建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例如《高帝纪》，在撰写汉高祖刘邦的事迹上，二者内容大致相仿佛，但评语则完全不同。司马迁将汉王朝的建立归结为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汉兴承敝易变 ，是所谓历史循环；而班固则大段引经据典，首先肯定刘氏乃帝尧后代，再归结为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是所谓 奉天承运.又如《游侠列传》，司马迁颇站在庶民立场，热情肯定朱家、郭解等 布衣之侠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的优良品质，认为 要以功见言信，侠容之义又曷可少哉！ 所以 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特为之作传。

　　班固则虽然基本上用《史记》的史料，但立场、观点却根本不同了。他在序言中，首先从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故上下相顺 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完全否定游侠，认为他们是 背公死党 ，继而指斥 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虽然不能不承认 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 ，却又 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再如《货殖列传》，司马迁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承认并肯定工商业的积极作用，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进而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 人富而仁义附焉.班固则依然从 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的封建等级 上下之序 出发，用儒家抑商的偏见代替严肃科学的事实分析，认为工商只会引起社会动乱，乃至 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因此，他作《货殖传》的目的，也就与司马迁完全相佐，变成了 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以上种种，就决定了《汉书》在思想深度上，终较《史记》稍逊一筹。然而综观全书，实确属足以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

　　２。《吴越春秋》与其他杂史东汉历史散文中还有《吴越春秋》等一类杂史。《吴越春秋》的著者为赵晔。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生卒年不详，大抵为明帝、章帝时人，《后汉书》有传。

　　赵晔所著《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今本则十卷，写的是春秋末年吴国、越国争霸的历史，主要取材于《国语》，同时兼采《左传》、《史记》的有关记载。但是书中却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在铺叙故事、描写人物时，吸收了相当多的不见于史传的民间传说，而且在手法上也多有夸张、渲染和虚构，故此史学价值不大，不可视为信史，然而文学性较强，类似后世传奇小说，正像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所说： 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 例如卷三《王僚传》中写伍子胥逃往吴国时，过昭关、遇渔父、逢击锦女的一段：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 渔夫渡我。 如是者再。渔夫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 日同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 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 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 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 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 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 子胥曰： 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 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 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 渔父曰： 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 遂辞不受，谓子胥曰： 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 子胥曰： 请丈人姓字。 渔父曰： 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 子胥曰： 诺。 既去，诫渔父曰： 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 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矣。……

　　如此叙写，有故事，有情节，全据民间传说。书中描绘了不少历史人物形象，大多性格鲜明，如伍子胥的忠直，范蠡的智慧，文种的谋略，勾践的自励，夫差的刚愎，都能表现得生动活脱。其中特别是身系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伍子胥，作者从卷三到卷五，集中通过一系列情节进行刻画，从他逃楚至吴辅佐吴王阖闾攻破楚国，报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直写到吴王夫差即位后，面对其骄纵任佞，如何以托孤老臣的身份多次强谏，最终被逼而死，吴国也即被越王勾践灭亡，写得生动曲折，有声有色，不仅为后世文学、戏剧等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可视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还有一部据传为袁康所著的《越绝书》。作为杂史，《越绝书》在生动性与形象性上较之《吴越春秋》要差得多，文学价值不高，但有个别的文字也相当精彩，如《计倪内经》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写：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可救，未知命之所维。

　　寥寥数笔，可谓绘声、绘色、绘形。

　　五、汉代诗歌

　　（一）汉代诗歌的总体状况及形成原因

　　就文学创作而言，两汉时代是辞赋的时代，并不是诗歌的时代。从以艺术形象为特征的语言艺术角度来审视汉代的诗歌创作，即可发现继先秦《诗经》、楚辞之后，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尽管政治上并没有秦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文学艺术藉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相对地比较宽松、优越，也不乏卓越的人才，但是，发展的进程却很缓慢，与堂堂大汉的文治很不相称。

　　这突出表现在：第一，诗歌作者很少。根据《汉书》《后汉书》等史料统计，凡有姓名的诗歌作者不过七十多人，其中西汉二十多人，东汉五十余人，这一数量较之辞赋作家相差甚远。第二，诗歌作品也很少。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西汉的歌诗才一百四十多篇（此数字为全部所存三百一十四篇中除去显然并非汉歌的《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等一百六十六篇所得），即使再加上《史记》、《汉书》、《古今乐录》、《玉台新咏》等书中提到而未包括进去的有姓名的诗人诗作二十多篇，也不过一百七十余篇，较之同时代辞赋千余篇的数目，则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第三，总体质量不高。从诗人看，不仅没有出现如战国后期楚国屈原那样的伟大诗人，就是如三国时曹植那样能够代表一个时代诗歌风貌的优秀诗人也绝无所见。从诗作看，不仅没有出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伟大诗篇，就是像三国蔡琰《悲愤诗》那样动人心魄的优秀诗篇也绝无所见；即便以此时期成就最高的乐府诗而论，也不能和建安时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相比肩。此外，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歌作者包括了上至皇帝王侯、公卿百僚，下至一般官吏、布衣文士，但却各自分散，随兴而发，既没有出现如辞赋中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府以及长安武帝、宣帝宫廷那样赋家麇集的创作中心，也不讲求艺术上切磋琢磨的相互交流，以利提高；尽管在武帝时乐府中也曾集中了司马相如等不少优秀的文学家创制诗歌，然而正如《汉书？礼乐志》所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只是为郊祀活动作歌词，主要是合乐并不是进行语言艺术的诗歌创作。

　　汉代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当时人们的诗歌观念不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汉代的诗歌观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第一，雅正与卑俗畛域泾渭分明。所谓雅正诗歌一是指以《诗经》为典范的华夏传统的四言诗，二是指来自荆楚民间歌舞曲的楚声歌；而所谓卑俗诗歌，则是指流行于下层民间的五、七言以及杂言体歌谣辞。四言诗由于历史悠久，自西周以来就是华夏高雅文明的象征，正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 雅言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故而特别为汉代士大夫文人所推重，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诗经》成为神圣化了的经典，连 诗人的名号都只给了《诗经》诗篇的作者，当时人即使作四言诗的也没有资格称 诗人.随着《诗经》的经典化，雅正的四言诗在汉代也进一步学术化，成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不是通过语言创造艺术形象的文学了。因此，这一被视为最高级的雅正诗歌形式，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得僵化落后，到这一时期更加变得呆板而缺少艺术审美的活力，因此，几乎没有一首值得称道的作品问世。就楚声歌而言，本属于卑俗诗歌，所以汉初没有哪一位士大夫文人进行创作。但是由于文化层次虽低却做了皇帝的高祖刘邦喜爱，并作了著名的《大风歌》，故而很快便成为宫廷上层流行的抒情诗歌，特别是 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 （《汉书？礼乐志》）。楚歌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居然骤升为庄重肃穆的宗庙祭乐，于是就确立了高雅的地位，帝王妃嫔有作，也流向士大夫文人。但惟其如此，也就很快失去了民歌活泼真切的审美特征，那些用于宫廷堂庙的，逐渐僵化；士大夫文人效仿的，则大多变为赋体文学的组成部分，武帝之后这一诗歌形式就已萧条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现代的诗歌观念，汉代源于屈原楚辞的骚体作品也应当是诗歌，而且在当时确实也树立了体兼《风》、《雅》，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的崇高地位，但是按汉代人的观念，则骚体诗从来不被认为是诗歌，而是高雅的语言修辞艺术，是韵文、文章，故此实际走上了诗歌之外的另一条赋体文学的道路。至于五言、七言与杂言体诗歌，在汉代，特别在西汉，一向被士大夫文人所鄙视，认为是卑俗之体，不符合雅正标准，没有人进行创作，一般只是由于诗本身独有的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特点，而活跃于民间。就是武帝时乐府官署收集这些民歌，也是 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挚虞《文章流别论》）。虽然晋代以后，开始有人认为五言古诗之中有西汉枚乘、苏武等人的作品，但是早被怀疑为是东汉后期下层失意文人所作。而《史记》所载东方朔杂言，则是典型的滑稽俳谐之作；宣帝年间杨恽作杂言《拊缶歌》，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恪守儒家正统，自称 才朽行秽，文质无所底 （《报孙会宗书》），而且作此诗时已被免为庶人，是在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 的情况下唱出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些民间诗歌未受传统儒家 思无邪 、 温柔敦厚 诗教的束缚和干扰，才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生活，强烈地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表达人们追求幸福，反抗压迫的意愿，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成为汉代诗歌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在这种雅俗畛域的桎梏之下，既然以《诗经》为典范的传统四言已被尊为经典学术，楚辞系统的骚体又已成为文章，因此在汉代的观念中，所谓诗歌很长时期中，实际上是专指歌辞而言的，不称诗歌，而称歌诗。《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在 辞赋 之后著录了 诗 ，情况如下：《高祖歌诗》二篇《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四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全部都是歌辞，而没有任何一篇《汉书》纪传中载过的文人诗歌创作。

　　而歌辞是从属于 乐 的，只是音乐舞蹈艺术形象的语言表现形式，就其本身的艺术性而言，只重语言解辞的风格和技巧， 辞达而已矣 ，并不再另外要求独立地创造艺术形象。

　　很显然，在这样的诗歌观念支配之下，是不可能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使诗歌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这也表明，汉代还不是诗人自觉创作诗歌的时期，而仅仅处在自发、自在的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上述诗歌观念已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安、顺以后的东汉后期，由于社会愈发黑暗动乱，儒家思想文化的统治受到冲击而日渐松动，雅俗畛域也出现反向扭转，并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俗体趋雅，雅体通俗。从士大夫到下层文人普遍都有俗体五言诗的创作，出现了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赵壹的《秦客诗》、《鲁生诗》以及无名氏的《古诗》等一些优秀名篇，为五言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相应，传统雅正的四言诗也开始复苏，重新成为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并涌现出张衡的《怨诗》、朱穆的《绝交诗》、秦嘉的《赠妇诗》等几篇好作品，虽然数量很少，分量也还轻，但毕竟为以后曹操、嵇康、陶潛等诗人四言杰作的出现，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二）汉代乐府民歌

　　１。关于汉乐府所谓 乐府 ，是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但是魏晋以后，又将这一官署所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辞也称作 乐府 了，如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所编辑的文学总集《文选》，就在 诗 类中，单辟 乐府 一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也于《明诗》篇后另有《乐府》篇，于是 乐府 就成为一种诗歌体裁的专名。因为汉乐府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来自民间的歌辞，所以我们现代所说的汉乐府主要指的是两汉民歌，这一观点最早始于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了当时所见包括帝王贵族以及名文人所作的宗庙、郊祀祭乐和宴享娱乐作品在内的全部乐府诗歌后，于序论中只评价了民间歌谣：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而对帝王文人之作未置一词。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 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　乐府 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秦代。汉承秦制，西汉建立之初，这一官署也被沿袭下来。《汉书？百官公卿表》即有这样的记载： 少府，秦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十六官令、丞。 有官必设署，１９７７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镌有秦篆 乐府 二字，即为《汉书》所记提供了物证。此外，《史记？乐书》载：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即《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也证明了汉代乐府高祖时就有设置，而且直到景帝亦未取消，这原本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然而人们却多以为汉代乐府始建于武帝时。看来问题是出在《汉书？礼乐志》中的一段话上了：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如果将此理解为 到汉武帝时才建立乐府 ，那么就显然与本书所载的《百官公卿表》相牴牾了。对这同一事件，《史记？乐书》是这样记载的：至今上（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基本意思相同，只是没有说 乃立乐府.这是因为在 至今上即位 的前面已有上边所引过的 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可见，司马迁的意思很明确：乐府并不是武帝时才建立的，而是早在高祖时就有。司马迁是武帝朝人，且担任过掌管皇家典籍、档案的太史令、中书令，记载当时史事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只能以他为准。然而是否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有误呢？细审语意，也并非如此。后世之所以在乐府问题上出现讹误，其实是误在了句读上。 乃立乐府 与下文 采诗夜诵 之间，不应断开，如当今流行的标点本所印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而应连读为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这里的 立 不是 建立 、 设置 的 立 ，而是 确定 、 决定 的意思。《后汉书？郎ｆ传》有 恭陵火灾，主名未立。 李贤注曰： 立犹定也。时考问延火者姓名未定也。 如此，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即为 于是就确定由乐府（负责）采诗夜诵。 而之所以这样安排，则是又与当时的典礼制度相关了。原来汉承秦制，有两个音乐机构，一为掌管宗庙祭祀乐舞的 太乐 ，隶属于 奉常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另一即是隶属于 少府 的 乐府 ，掌管专供皇帝享用的世俗乐舞。然而归太祝掌管的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郊祀之礼却没有乐舞，只祭供祝祷，没有气氛，也不热闹。但汉武帝 尤敬鬼神之祀 ，于是他就将此事 下公卿议，曰：' 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无乐，岂称乎？' 公卿曰：' 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袛可得而礼。' ……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 （《史记？封禅书》亦见《汉书？郊祀志》）。既用乐舞，则需整理古者原有的旧乐，但这些旧乐过于古奥难懂，乃至太乐官署的乐工只靠世代传授， 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 （《汉书？礼乐志》）。也就是只能凭记忆照谱演奏，而不懂其乐舞曲辞的高雅涵义，不能担当全面整理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才决定将此事交由乐府负责，令所宠幸的善歌通音律、时任侍中的嬖臣李延年掌其事，并为适应王朝政治的需要，在古奥旧乐之外另造新乐，如《汉书？李延年传》所说： 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但这些由司马相如等文士作的诗颂 《十九章》，仍过于典雅艰深，甚至 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 ，必须 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 ，还是不合郊祀之用，于是才转向民间 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理清了这些史实，即可知道《史记？乐书》不言汉武帝立乐府，而《汉书？礼乐志》所说 乃立乐府 的确切意旨。

　　《史》《汉》两家并不矛盾相牴，只是所记各有详略而已。

　　综上所述，汉乐府到武帝时，已比高祖承秦所设时在业务范围和规模上都大大扩展了。它要采集、整理、创编音乐歌舞并组织演出，不仅满足皇帝朝会庆宴的娱乐享受，而且为郊祀仪礼服务，机构十分庞大。据《汉书？礼乐志》载，到汉哀帝即位诏 罢乐府官 ，将其中属郊祭乐及符合经典 非郑、卫之乐者 ，经甄别，安属太乐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报的情况中曾提供了一份人员编制清单，多达 八百二十九人.这一数字虽包括昭、宣、元、成四朝的增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武帝朝国家鼎盛时期的状况。

　　但是，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员编制中，几乎全是各种器乐杂技的演奏艺人，负责采诗夜诵的人员极少，音乐与诗歌的创编人员也未能有所反映，可见主要供宫廷娱乐而不在采诗。尽管如此，西汉时期各地流行的一部分民间诗歌毕竟借之得到收集和整理。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的情况看，到汉哀帝时，计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

　　洛阳歌诗四篇南郡歌诗五篇共六十三篇，涵盖了北到燕、代、雁门、云中（今河北、山西至内蒙河套一线），西抵陇西（今甘肃东部），东至齐地（今山东），南达吴、楚（今江浙湖北一带），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域。到西汉末年，哀帝虽罢乐府，采诗活动暂告停止，已采民歌也有散失，但东汉伊始，光武帝就 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据《后汉书》载，直到后期汉灵帝还诏公卿以谣言（百姓风谣）举二千石为民蠹害者 （《后汉书？刘陶传》），著名的 举谣言 制度始终未断，大量民歌民谣被收集，以至现在所见的汉乐府民歌多数为东汉作品。

　　两汉乐府民歌经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乱，有不少散失。到晋以后，曾有总集专门进行了收录，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古乐府》、《古歌录钞》等书，但都已失传。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这些歌辞的是南朝梁时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后来宋朝人郭茂倩编有《乐府诗集》，搜罗最为完备，总数超过六十首，不过其中显然杂入了某些不知姓名的下层失意文人的模拟之作。《乐府诗集》在吸收东汉以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历代乐府诗歌分为十二大类：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鼓吹曲辞。

　　四、横吹曲辞。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曲辞。

　　七、舞曲歌辞。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辞。

　　其中汉乐府民歌集中分属于 鼓吹曲辞 、 相和歌辞 和 杂曲歌辞 三部分之内。 鼓吹曲辞 ，又称 短箫铙歌 ，《汉书？叙传》称：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

　　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

　　故而刘《定军礼》说： 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

　　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 到东汉被列入汉乐四品之三的 黄门鼓吹.蔡邕《礼乐志》说： 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铙歌，军乐也。……盖《周官》所谓' 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 也。 根据以上资料大体可认定， 鼓吹曲辞 是汉初从西域传入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主要用作军乐。今存汉铙歌十八首。从这十八首 鼓吹曲辞 的汉铙歌来看，其内容主要并不是军乐战歌，而是情歌、怨歌、游子歌、谏歌等，有民歌，但也有文人作品，情况很复杂、因此有人认为铙歌大约原本只有乐声而无歌辞，现在见到的歌辞是后来陆续填补进去的。

　　相和曲辞 ，是指这种歌曲 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宋书？乐志》），而且 人声相和.汉乐府的这部分诗歌是 街陌谣讴 ，绝大多数皆为民歌，现有三十多首，是汉乐府民歌被保存下来的主要精华所在。

　　杂曲歌辞 ，被认为是原属曲调 不知所起 ，无可归类，所以名之为杂曲.这一类中所保存的两汉乐府民歌也较多，有十多首，价值很高。

　　２。汉乐府民歌的文学成就由于汉乐府民歌直接来自汉代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几乎遍及全国的广阔民间，又具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的特点，并非词臣文士应制颂圣、着意修饰之作，所以在内容上十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强烈地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情绪，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揭露了两汉社会普遍存在的剥削、压迫等不合理的现实状况，并表现了人民的悲愤与反抗，其真率和强度不仅为当时主要的文学体裁辞赋所无法相比，就是下层文人的诗作也不能望其项背。

　　汉代作为封建专制的社会，即使在与民休息的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与官绅阶层对广大平民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也是广泛存在的，这从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中即可看到。武帝之后，则愈演愈烈，百姓生活也更加贫困痛苦，就是《汉书》、《后汉书》这样的官修正史也不能讳言，像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 ， 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 ，甚至有将自己在市上与牛马同栏出售为奴的记载。特别到两汉末年，社会动乱，人民遭遇越发悲惨。然而就文学艺术而言，当时居于主体地位的辞赋则极少有所涉及，只是在乐府民歌中得到了集中而形象的表现，收到了使人心灵震颤的艺术效果。例如 相和曲辞 中的名篇《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

　　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 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 行复尔耳！ 弃置勿复道。

　　此诗用叙事手法，真切地描写了一户赤贫之家妻死儿孤的凄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在怎样的境遇中。 抱时无衣，襦复无里 ，取得食物则需 闭门塞牖 ，到市场 从乞求与孤买饵.最后，又通过路遇的亲友到他家中看见的孤儿 啼索其母抱 的惨状，以徘徊一无所见的 空舍中 ，沉思慨叹孤儿必定也要和其母一样夭折而无计可施，只能 弃置勿复道 ，将这种凄惨境况推向极端。全诗从头到尾以 泪 贯穿。先是弥留之际的妻子 当言未及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后为丧妻之夫赴市行乞时，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对交啼泣，泪不可止 ；结尾则 孤儿啼索其母抱 ，可谓字字血泪。再如《孤儿行》：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皵），足下无菲（屝，草鞋），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 愿

　　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

　　尺书，将与地下父母：见嫂难与久居！这又是一幅血泪斑斑的画卷。诗中通过一孤儿受到兄嫂残酷虐待的种种事实，揭露了以金钱利益为转移的封建社会大量存在的泯灭人性的行为。继承了财产的兄嫂居然将小弟弟视为奴仆，百般折磨。如果说，西汉王褒所写的俳谐杂文《僮约》，表现了当时奴隶主将如何一刻不停地役使所买的奴仆，那么，《孤儿行》则以诗歌唱出了他们已经在毫无人性地施暴了。与《僮约》相比，前者是用谐谑幽默进行讽刺，于轻松中寓辛酸，此诗则是血淋淋地扯下一切表面的伪装，赤裸裸地将奴隶主对奴仆凶残冷酷的剥削压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如宋长白《柳亭诗话》所评： 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 以上所举是直接揭露控诉社会人生的不合理，而汉乐府民歌中还有用寓言的形式曲折暗示的。如《乌生》，作歌者借被弹弓射死的鸟的魂魄所发悲鸣，以 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 表现无辜而遭迫害者简直无处可逃遁。再如《枯鱼过河泣》，作歌者更是发奇谲之想象，以不慎离水而枯死的鱼路过河边而追悔莫及的悲泣，写他要写信给尚在水中的鲂鱼、鱼，劝诫他们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出入，同样表现了遭受迫害者的悲愤之情。这确实使人不禁联想起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句：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如此惨重的剥削和压迫，普通百姓已经无以为生，必然要激起愤怒与反抗，而《东门行》就是表现贫苦人民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奋起抗争的代表作：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因）

　　仓浪天故，下当用（因）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篇诗歌直可以看作是《妇病行》的姊妹篇。在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的无食无衣贫困难居的状况下，虽然思想上 出东门 、 来入门 几经反复，但是当对生活，对黑暗社会已经完全绝望时，也只能横下一条心 拔剑东门去 ，铤而走险了。尽管善良顺受的妻子因惧怕凶险，用上天，用幼子来劝阻，然而天道不公，幼子也将逃不脱《妇病行》中 行复尔耳 的悲惨命运，这是这位赤贫的丈夫十分清楚的： 白发时下难久居！ 故而他的慷慨悲愤，决心造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说他的反抗究竟属于落草的方式，那么《平陵东》则公开表示卖牛买剑进行起义了。请看：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上，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此诗《乐府诗集》题解说： 崔豹《古今注》曰：' 《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 《乐府解题》曰：' （翟）义，丞相（翟）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关于翟义在王莽称摄皇帝时起兵诛讨的事，《汉书？翟方进传》有记载，写他在公元七年，据东郡兴兵反王莽，且引起长安附近二十三县义军并发。王莽大惧，调重兵镇压，于是翟义兵败，在固始（又称固陵）地界被捕，后磔尸。这首 缘事而发 的乐府民歌《平陵东》，显然反映了西汉末年大动乱方兴未艾之时，人民群众对起义烽火的态度。作者得知翟义兵败逃至固陵被捕，并听说交钱百万可以通融赎出；但赎出后又遭追吏再捕，故而悲愤恻怛，乃至心中滴血，于是决心归家卖掉黄牛也去起义！这种用武力推翻官府的思想内容，对于黑暗暴政的反抗，当然就更为明确而激烈了。

　　第二，揭露了长期征战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西汉初期，由于奉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故此很少有战争，百姓的徭役负担相对也不沉重。然而自武帝时一改政策，变无为为多欲，对外战争也很频繁。当然这里有反击匈奴入侵的正义战争，但无可讳言也有许多向外扩张的不义战争，如征大宛，攻南越，伐朝鲜等；即使是抗击匈奴，连续用兵数十年，不仅耗蚀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也耗蚀了巨大的人力资源，给国家造成了极沉重的负担，而这负担又必然以各种兵役、徭役、赋税等等形式不可避免地全部转嫁到了人民身上，从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对于这种社会现实，作为当时文学主流的辞赋极少有直接反映，而在乐府民歌中却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悲愤的控诉，强烈地传达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例如 相和歌辞 《东光》：

　　东光平，苍梧何不平？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

　　这首诗歌所表现的就是武帝时从征南越军士的悲怨之情。据《汉书》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南越王相吕嘉反，武帝遂发兵征讨。但因路途遥远，且为南方瘴疠之乡，吏民多不愿，故所发内地兵丁很多是罪犯，行军之地多卑湿荒蛮，所受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诗一开始就以讽刺口吻反诘：内地的东光（今河北景县东北）是平静的，而南越的苍梧（今广西梧州）为什么不平静？接着就以苍梧卑湿，粟米皆腐烂不能食，连军粮都不能提供，以表达去到那里劳民伤财有什么用的厌战情绪。最后则用 游荡子 的困乏疲惫形象形容行军的士兵，直率地抒泄出他们心中的悲伤。

　　如果说《东光》所反映的是远征军旅的苦难，那么 鼓吹曲辞 《战城南》则是就战争所造成的死亡对统治者发出愤怒的诅咒和抗议了：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 且为客嚎。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诫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是一首追悼亡灵的诗歌。诗人在对战场阵亡将士深深哀悼中，既表现了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痛苦与悲伤，又表达了对发动战争的 君 即皇帝强烈的指斥。诗一开始直接叙事，写激战之后，尸横旷野，乌鸦群集，争啄尸肉，描绘出战场一片肃煞惨寂的景象。接着则采用奇幻的想象，出人意表之外地请争啄死难战士遗骨的乌鸦们，在啄食之前先为之嚎叫，作为招魂之礼，而且告诉乌鸦：未葬的尸体不会逃遁，不影响嚎叫后再吃！这样就收到了动人心魄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特殊效果。试想在弃满尸体的战后死寂中，大群乌鸦一齐盘旋号叫，这是怎样凄厉的场景！诗人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深切地表现了内心极大的悲哀和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而下面 水深激激 等四句的景物描述所渲染的情境，则更加重了感情色彩，为后边对统治者的直接斥责做了铺垫。

　　表现兵役之苦的还有一篇《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 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春谷持作飰，采葵持作羹。羹飰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此诗虽然载于《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名为《紫骝马歌辞》，前面多出 烧火烧野田 等八句，但是较之更早的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已经指出'十五从军征' 以下，古诗也。 而这 古诗 即《宋书？乐志》中所说的 古辞 ， 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 所以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将它归入 相和曲.诗中通过一位少年即被征兵，转战一生，历经九死，直到年八十始得返乡的老兵归家所见，极其强烈地控诉了战争灾难的深重。一句 松柏冢累累 写尽了他早已家破人亡的悲惨际遇。面对荒芜残败的家园，以及作完野菜饭而不知给谁吃的凄凉，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战争幸存者，不禁老泪纵横。其中的批判力量之强，实在足以震撼人们心灵，正如清代范大士在《历代诗发》中所评： 后代离乱诗，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过此者。 第三，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普通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行役谋生的现实，抒发了流离转徙的游子的辛酸苦难。

　　在封建专制的汉代，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无疑具有本质特征。一方面是王侯贵戚、富商大贾的过度侈靡，如 相和歌辞 《鸡鸣》中所讽刺的： 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瓦，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来时，观者满路旁。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百姓辛苦行役以维持生计，从而产生了不少游子悲歌，成为汉乐府中的一大主题。例如 相和歌辞 《艳歌行》之一：翩翩堂前燕，冬藏更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写流宕在外行役的几兄弟辛苦劳作，衣破而无人为之缝补时，幸赖女主人好心相助，却又遭男主人的疑忌冷遇，内心甚感侮辱委曲。诗一开始用比兴手法，暗示不如燕子归去有时，而结尾慨叹 远行不如归 ，于章法有致中蕴含无尽酸楚。另外， 杂曲歌辞 《悲歌》更将此种行役思乡的悲苦十分沉痛地抒发出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真真声声泪泪，敲人心扉。再如《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写 胡地多飚风 ，表明行役已远离内地而到边塞，那种艰辛苦难更非比寻常，所以忧伤的情绪才以 秋风萧萧愁杀人 的急风骤雨的方式倾泄而出。 鼓吹曲辞 《巫山高》表达了离淮水家乡而行役到蜀地不得东归的游子悲思：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深以逝。我欲东归，害（何）梁不为？我今无高曳（篙栧），水何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山高 、 水深 ，已形象地写出处境的艰难；而面对 汤汤回回 的浩莽江水，又既无桥梁可越，也无船桨可渡，只能 临水远望 ，进一步表明了所陷入的绝境。凡此种种，都与《鸡鸣》中统治阶层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实而深刻地显示了社会的极度不合理。

　　第四，通过对妇女题材的表现，不仅写出了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主要的还是写出了她们对封建礼教及婚姻制度的控诉和反抗。

　　妇女题材从先秦《诗经》开始，就是诗歌创作最关心的热点之一，这是因为婚姻爱情不仅以独有的审美价值成为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而且在私有制社会中妇女又实际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她们要忍受最深重的苦难，同时自身的人格、命运又最缺乏保障，弃妇怨女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因此最能引起正直人们的同情与关注，是无法回避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汉乐府民歌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表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在思想教化上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正统之后，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束缚和压迫更甚于先秦，因此，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极少有《诗经》 国风 中所表现的男女自由相悦的热情欢歌，即便大胆追求，也往往打上苦涩的时代烙印。如 鼓吹曲辞 《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的抒情女人主公为了爱情，呼上苍发誓，连举五项中原地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表示自己的勇气与决心，感人肺腑。然而，惟其如此，才以极大的感染力表现出争取爱情的无比艰难，以及为此她需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还有一首《有所思》，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艰难：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令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皓知之。

　　相恋的时候，两地相隔，犹如大海南北；闻知对方变心，愤愤地将准备赠与的定情礼物珠簪摧毁烧焚，以示决绝；经如此巨大的感情挫伤后，清夜痛苦地回忆往事，既然 鸡鸣狗吠 ，已被邻里与当家的兄嫂所知，事关作女孩儿的名声，同时也实在不了解家中人能否允许让自己断绝关系的决心得以实现　……总之，女主人公还是陷入于无法自拔的悲伤之中，以至在秋风肃肃中，听到晨风鸟（鴙）的鸣叫而倍感哀音伤心。待东方日出，新的一天开始后，她是否真的能知道如何处理此事呢？她果然可以从这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悲剧中解脱出来吗？这就是诗中坚贞而无辜的怨女所遭受的感情蹂躏，留给人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然而汉代的妇女毕竟去古未远，她们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毕竟富于反抗精神。 相和歌辞 《白头吟》即表现了妇女为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负心男人相决绝的意志：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卸沟上，沟上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从结尾两句的指斥，可以获知此男人所以背弃爱情而负心，是因为卑劣地贪财。既然如此，诗中秉性高洁如山上白雪、如云间明月，重感情、轻金钱的女主人公，就毅然决然地斩断情丝，既不悲戚，也不泣啼地与他饮完最后一杯酒而各奔东西了！那磊落的胸襟，那在婚姻上只以忠贞的爱情选择丈夫的坚定信念，使这一形象闪烁出耀眼的美的光辉，强烈体现出我国妇女传统的高尚品格。

　　以上所举，毕竟都是未婚女子争取婚姻幸福的诗歌，而封建礼教对于已婚妇女的损害则更为严重，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弃妇现象。汉乐府民歌以悲愤与同情，对此也作了真实的反映。如《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毫）发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这首诗歌在《乐府诗集》中列在 魏武帝（曹操） 名内，然而《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已经指出： 《塘上行》，古辞 ，只是 或云（魏）武帝 ，故清代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 凡魏武乐府诸诗皆借诗寓意，于己必有所为。而《蒲生篇》则但为弃妇之词，与魏武无当也，知其非魏武作矣。 诗中叙述了一位无辜妇女，只是因为如 毫发 一般的小事，就遭到不 行仁义 的众口毁谤间离，而他的丈夫本就喜新厌旧，只要觉得更好的 鱼肉 可以容易得到，就不惜抛弃以前虽曾 爱 而现在认为不如 鱼肉 好的 葱薤 ，因此她竟被残酷地遗弃，从而陷入极度苦悲之中，以至 夜夜不能寐.诗人正是以由衷的同情，通过这一被弃妇女的形象，对毫无道德的负心汉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著名的《上山采蘼芜》则是以巧妙的对话，表达了诗人对弃妇者的无情鞭笞：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 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出！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全诗采用 即事生情，即语绘状 的手法，于 永言和声之中 ，写一位美丽、善良、勤劳而能干的妇女，居然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毫无道理地遗弃，而这一切却又是通过对话表现的。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出 ，出自弃妇之口，回忆往事，一面是新妇从正门热闹地被娶进，一面是自己黯然地从小门被逐出，情景历历，心中的悲苦委曲自是不言而喻。而丈夫喜新厌旧的丑恶心灵，则又是通过他再娶新妇之后，对路遇的前妻重行夸奖，耐人寻味且不打自招地暴露出来的， 用意之妙，绝出千古 （胡应麟，《诗薮》）。

　　汉乐府中另一首杰出的民歌《陌上桑》，在揭露并抨击当时达官显贵淫靡贪色，路见良家美女就无耻调戏，而且公然肆无忌惮地要占为己有的卑鄙行径，以及妇女大胆反抗时，也是通过对话表现的。诗中写美丽的罗敷面对车马煊赫的太守的无耻调戏，不仅义正辞严地大胆予以斥责：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而且采用民歌中常用的夸耀自己夫婿的方式对他进行揶揄嘲弄，于诙谐幽默中达到道德上扬善惩恶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也给有文化的乐师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署名为辛延年所作的乐府歌辞《羽林郎》就是一例。诗中通过细节描写直接揭露了权贵之家的恶奴是怎样令人作呕地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正面表现了美丽的酒家女是怎样凛然不可侵犯地在恶奴动手动脚时，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然后即给恶奴以严辞拒绝：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汉乐府民歌不仅在内容上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两汉时代社会生活的画面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具有令人瞩目的审美价值，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缘事而发 的叙事之美。

　　汉乐府民歌最显著的艺术特质即在于生动的叙事性。汉代的审美意识崇尚叙事，这不仅体现在汉赋和传记文学的高度发展中，而且也必然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中。在此以前，《诗经》中已经出现叙事诗，但除了在《大雅》中有几篇平铺直叙并无多少情节的追记祖先创业的小型史诗之外，在《国风》中几乎没有一首成熟意义上的叙事诗，即便是《卫风？氓》，每一节也无不是以第一人称重在抒情。而汉乐府民歌则发展到出现了以第三人称叙述完整故事的作品，如《陌上桑》、《孤儿行》、《东门行》等。这些诗歌中不仅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而且往往能精确地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行动和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出活生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突出主题。在这方面，《陌上桑》开始时对罗敷的描写堪称神来之笔：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有春光和煦的景色渲染，有清新明丽的肖像勾勒，更有富于喜剧气氛的行人伫目爱怜的多种衬托，于是人们心目中美的典型极具艺术魅力地宛然而立了，技巧的清淳圆熟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叙事性无疑是对《诗经》以来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与创新。因此，汉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标志着叙事诗的趋向成熟。在此基础上才于建安时代出现了伟大的叙事诗章《孔雀东南飞》。

　　第二，灵活多样的形式之美。

　　汉乐府民歌的诗体形式既不像《诗经》以来传统雅正的四言那样呆板和僵化，也不像骚体那样趋于文章化，而是有机地吸取《诗》、《骚》贴近生活的优点，呈现自由灵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往往很自然地依顺社会生活本来的面貌，随着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情绪发展，当整则整，当变则变，或五言，或杂言，不拘一格，不泥一体，流动奔逸。如《东门行》，为表现主人公在贫困煎熬之下悲愤而激烈的情绪和毅然反抗的决心，全诗别具匠心地将一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多种句式，参差错落地组织在一起，在看似无序之中，却最强烈地表现出反叛并打破封建统治秩序的气势，恰好收到了人为整饬所难以收到的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此外，像《上邪》、《有所思》、《妇病行》、《孤儿行》等无不以句式的灵活多变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除杂言体外，汉乐府民歌中更值得提到的是全新的五言体的创立。这种新歌体因为具有 二二一 或 二一二 的音律节奏，非常适合容纳汉语发展了的双音词，而且活泼灵变，既提高了语言的表达功能，又具有婉转流动的音节之美，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所以一经出现，很快被缘事而发的民间歌者所喜爱，创作出许多特具魅力的新歌，形式上也逐渐臻于完美。如《陌上桑》、《艳歌行》、《白头吟》、《上山采蘼芜》等等。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种五言新歌当时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俗之体，但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逐渐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先是模拟，继而创作，到东汉后期遂产生了一批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使这种新诗体走向成熟，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形式。即此而论，汉乐府民歌艺术上的开发之功确乎是光照百代的。

　　第三，质朴生动的语言之美。

　　汉乐府民歌来自民间，源于生活。作歌者就是城邑乡村的下层民众。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甚至不识字，只有自在的艺术敏感和卓越的口头表达，感于哀乐，率性而发，所以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口语入歌，并无人为的藻饰。一旦成歌，再经流传，不仅句句朗朗上口，而且质朴简练，生动鲜亮，充满了真情真性，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绝无刻意修饰、矫情虚冒之病，所谓 无意于工，而无不工 为历来诗家所倾倒，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即称： 惟汉乐府诗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 例如《上山采蘼芜》一诗，全诗仅八十字，没有一句藻丽文饰之语，而弃妇的勤劳、美丽、才干与被弃的悲苦，以及前夫喜新厌旧的卑劣、得新又念旧的心态，无不声形毕肖，跃然纸上，正所谓 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采，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诗薮》）。再如《孤儿行》、《妇病行》，其语言运用的 浅而能深 ，也早有定论。宋长白在《柳亭诗话》中即指出： 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 ３。汉乐府民歌的地位和影响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尽管中原争战，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但南方楚国却出现了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屈原，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掀开了诗人创作的崭新的一页，又足以使这一时期诗坛熠熠生辉。但是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 采诗夜诵 到东汉一代 举谣言 ，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 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 建安风骨 、 魏晋风力 ，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别 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 新乐府 运动，到晚唐，皮日休 正乐府 ，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 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４。汉代民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第十一大类收录了上古三代以来的一些无乐器伴奏的徒歌、谣以及口头诵说的谚语，其中汉代部分存有五十多首。其实汉代民间制作流传徒歌、谣、谚的风气很盛，数量也很多，据史料记载，保留至今的就不下二、三百首。这些歌谣一般都来自社会的现实生活，迅速快捷地反映民俗民意，具有针对性强、爱憎褒贬态度鲜明、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特点，往往有舆论作用和讽谏意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传播很广泛。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被 中国人民所喜好 ，甚至与被服饮食一样，同为 奉生送死之具也.西汉时就被贤良官吏用来了解民情，如《汉书？韩延寿传》载，汉昭帝时韩延寿出任颍川太守， 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尚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 ，而东汉自光武帝起就有听谣之举，直至末年不衰。

　　汉代民谣就内容而言，主要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施加到他们身上的种种压迫与剥夺，以及他们对王朝政治的种种感受与评判，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在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到对帝王权贵、贪官污吏的无情揭露抨击和讽刺嘲弄。如《五侯歌》：五候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

　　此歌谣直刺汉成帝时的外戚王根。据《汉书》载，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２７年），王皇后的五个兄弟同一天都被封侯，王潭封平阿侯，王商封成都侯，王立封红阳侯，王根封曲阳侯，王逢封高平侯，号为 五侯 ，穷贵极富，而王根最为厉害。这首民谣则揭露他大修园林宅第，从长安城西引进高都水，直到城东的外杜，在开凿的水池中筑土成渐台，所修字室居然模仿皇帝未央宫内的西白虎殿，十分尖锐地抨击了外戚的骄横。另外还有《燕燕谣》：燕燕尾涏涏。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这首民谣对汉成帝及赵飞燕的荒淫残虐作了大胆而激烈的抨击，表示了人民群众的愤恨之情。歌谣一开始用形象的比兴手法，以翘着光泽鲜亮尾巴的燕子谐音喻本为阳阿公主家貌美舞女的赵飞燕。然后说她是汉成帝在佞臣富平侯张放的引导下私游时见到并被引进宫来的，这自然也包括了赵飞燕之妹赵昭仪，其中的荒淫行径就当时人而说，自能体会。而民谣作者更将矛头指向由赵氏姐妹导演实施的宫廷对成帝亲子的血腥杀戮，最后她们自己也得到了头朝下吃粪矢的下场，简练而明快。东汉灵帝时的《城上乌谣》则直刺董太后的贪婪并旁及整个当朝显贵，其内含的容量之大、战斗性之强，更是非同一般：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

　　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作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民谣的作者一开始还是用比兴手法将帝后官宦统统极形象地比喻成丑陋贪嘴的秃尾巴乌鸦，接着指斥他们老子当官作恶而儿子承传效法，父子师徒相因；一个作恶多端而死，却引出了更多百倍的新凶。据《后汉书》载，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被宦官除掉之后，所有参与其事的宦官都得到权势，朝政更加腐败不堪。至于桓帝死后，窦武等车马班班到河间迎立汉灵帝，而灵帝之母董太后就是一个极贪财的妖女，《后汉书》载她曾 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堂满室.她在河间所搜刮来的金钱当然是民脂民膏， 石上慊慊舂黄粱 即表达了百姓连隔夜粮都没有。而这时想到官府击鼓告状，却只能引起官吏的怒罚！完全是一幅朝廷上下野蛮贪剥，而百姓投诉无门的腐败黑暗图卷。在这种政治统治下，出现《侯非侯谣》所描述的情景，就是必然的了：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 汉末光熹元年（公元１８９年），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人曾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走，公卿百官追随到洛阳郊外北邙山下。这是实事，然而又极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如此情状的原因，恰恰在于长期以来 侯非侯，王非王 的腐败。

　　朝廷王侯贵戚如此，地方吏治也就可想而知。《后汉书？樊晔传》就记载了百姓为光武帝时任天水太守的酷吏樊晔所传唱的《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冀府寺 指天水郡衙。从歌中可见天水简直比正哺乳幼虎的母虎洞穴还要可怕。这位樊府君对流落至治下的游子之凶残实在令人发指：凡是经过此城夜间在路边歇息，一律逮捕投入狱中，他只要大笑，犯人就得死，而他发脾气时，倒将犯人搁置起来，一副喜怒无常的凶煞形象。他还是号称廉洁的，百姓已经 安可再遭值 ！《东门涣谣》则辛辣地指刺东门涣这一贪官： 东门涣，取吴半；吴不足，济阴续。 在吴郡就贪敛去了全郡的一半财富，然而并不满足，调到济阴继续贪剥！而《刺巴郡守歌》又将贪官如何凶恶剥夺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迎，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己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恶吏的贪欲无度，百姓的极端贫困，具在歌中。在朝廷上下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如此凶狠地压榨之下，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必定要反抗的。

　　请看这首《小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夸何欲望平？

　　面对统治者严刑、杀戮的暴政， 小民 明确地认识到了 吏不必可畏 ，从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不要说割发的髡刑，就是头被砍下来也还要呐喊！官吏指望靠峻法严刑来平息反抗的怒火是不会成功的。

　　汉代民谣在艺术形式上都此较简捷，并没有过多的加工，但往往一针见血。表现手法上也多种多样，有的直叙其事，有的比较曲折隐晦，如《桓帝京都童谣》： 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哓）。从字面上解似乎是写田地荒芜不可整理，如果总是吃了又吃，今年还可维持，明年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据《后汉书？五行志》载此童谣的解释，则为 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阨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饶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也。 原来是一首暗喻宦官管霸、苏康结党擅权，挑起党锢之祸的政治谣讴，于平浅中又见深沉。

　　（三）汉代文人诗歌

　　１。概说两汉文人诗按现代的诗歌观念来考察，有四言、楚歌、骚体、七言、五言等几种不同的体裁。四言体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庙堂颂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编乐的《房中乐》十七首中的十首，武帝时《郊祀歌》中《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齐房》、《后皇》等八首，东汉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第二，外族进献歌舞的译词。

　　如白狼王唐菆所献《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归德歌》。第三，辞赋结尾的歌词。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大人歌》，班固《两都赋》中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等。第四，文人言志诗。前三类蹈袭《诗经》 雅 、 颂 ，从内容到形式都公式化、概念化，毋庸多论。而文人的四言言志之作，从汉初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到宣、元时其七世孙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以及东汉傅毅的《迪志诗》，不仅寥寥数篇，而且同样恪守《诗歌》典雅庄重的传统，形式僵化，毫无创意，艺术上几无价值可言。只是到东汉后期，思想观念上开始冲破雅俗畛域，从民歌谣谚中吸取了生动活泼的抒泄真情，从辞赋创作中借鉴了优美圆熟的语言技巧，重视艺术形象的创造之后，才逐渐有所转变，开始出现值得称道的好作品。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衡的《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

　　此诗前有小序： 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 表明了立意和主旨。这是一首咏物诗，虽用《诗经》四言形式，但以秋天兰花喻幽隐的才德之士，抒发倾慕之思，又可体味到融通楚辞的意韵。感情真挚，个性鲜明，语言清丽典雅，全无以前四言诗的呆板说教之病，被《文心雕龙？明诗》赞为清典可诵 ，表明了四言体的新收获。再有，稍后的朱穆所作《与刘伯宗绝交诗》也很可观：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足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朱穆是东汉顺帝、桓帝间人，性刚直，居官清廉，对逐利之徒疾恶如仇。

　　有刘伯宗者曾几次投奔他为属吏，后来此人钻营为大臣，竟派人召朱穆去拜谒。朱穆怒其 于仁义，道何其薄哉！ 而作《与刘伯宗绝交书》，并作此诗。全诗皆用比兴手法，以丑恶的邸鸟比刘伯宗，以凤凰自比，形象生动，爱憎分明，尖锐激烈，痛快淋漓。虽采用传统雅正的四言体，但全无 温柔敦厚 的诗教束缚，语言流畅而不古奥，融汇了民间歌谣的口语化特点和辞赋骈偶排比的修辞技巧，充分表现了主题。除此之外，桓帝时秦嘉的《赠妇诗》一首，更是大胆打破传统，居然用这种庄重肃穆的四言体抒写思念妻子之情，精心构思，反复比托，以时令景象来渲染独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倾诉对爱妻的深深眷恋，真切感人，表现了艺术追求的自觉趋势。以上虽然可见四言体发展的新收获，但毕竟数量太少，质量也未臻一流，还不能形成创作潮流。

　　楚歌主要流行于西汉初期到中期的宫廷帝王妃嫔之中，产生了著名的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武帝刘彻的《秋风辞》，以及吕后时赵王刘友的《幽歌》、武帝时远嫁乌孙的公主细君的《悲愁歌》等。至于文士所作除乐府歌辞外，只有枚乘《七发》中的 麦秀蔪兮雉朝飞 短歌、司马相如《美人赋》中的 独处室兮廓无依 短歌、李陵的《别歌》等几首。这以后，就十分寂寥了。直到东汉，才又陆续出现息夫躬的《绝命辞》，梁鸿的《适吴诗》、《思友诗》，班固《两都赋》尾声的《宝鼎诗》、《白雉诗》、《汉颂》中的《论功歌诗》，崔骃《安封侯诗》、《北巡颂》中 皇皇太上湛恩笃兮 短歌，傅毅《七激》中 陟景山兮采芳苓 短歌，张衡《舞赋》中 惊雄逝兮孤雌翔 短歌、《定情赋》中 大火流兮草虫鸣 短歌，徐淑的《答秦嘉诗》，仇靖的《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新诗》（已残），蔡邕的《琴歌》，也不过十五首，而且除梁鸿的《适吴诗》、徐淑的《答秦嘉诗》比较有特色外，其余不是作为赋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并不足观。如此而论，楚歌作品在两汉文人诗歌中分量当然是很轻的。至于骚体已属辞赋文学，七言刚刚从楚歌楚辞中萌芽，不过只有张衡《四愁诗》和《思玄赋》中尾声系辞 天长地久岁不留 两首而已。其中《四愁诗》虽堪称佳作，一向为人所重视，但四章的开头一句中间皆夹一 兮 字，如 我所思兮在太山 ，表明体式尚未臻于成熟；而《思玄赋》系诗，不仅还未从赋体中独立出来，而且比较幼稚，类似打油诗，显然也不能成为汉代文人诗歌的重要内容。

　　汉代文人诗歌中唯一具有代表性重要意义的只有五言诗。

　　２。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自建安以来就最为诗家所重视，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因为这种诗歌体裁 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而汉代恰为五言诗的成熟时期。正是在汉代，五言诗经过数百年自在自为的发展，终于脱离了 缘事而发 以叙事为主，从属于音乐歌舞的民间歌谣、乐府歌辞阶段，而跃进到重在个人抒情述志、具有独立语言艺术特点的文人创作轨道，从而为诗歌自觉走上繁荣昌盛、成就辉煌的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言诗的出现最早源于民间歌谣。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 文繁而意少 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如《孟子？离娄上》所载楚地民歌《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到秦代则已出现完全规整，而且隔句用韵，音节更为舒展协调的《长城歌》。目前可以见到的汉代最早的五言体，是《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陆贾《楚汉春秋》的虞姬《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

　　此外，汉乐府清丽可喜的情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也被认为是汉初民歌。而像这样优美生动悦娱耳目的民歌，在武帝时被采入乐府后，必然会引起文人的注意，并有意识地模仿、学习。现在看来以音乐歌舞侍奉皇帝的倡优先行动起来了，李延年就有一首著名的《李夫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歌第五句作七言，表现在模仿初期还不十分规范。然而随着模仿的频繁增多，特别是文化水平更高的文人的加入，使得其形式逐渐规范，而且意趣也向抒情论理转变。在乐府古辞中即可以看到明显为文人创作的歌诗，例如 相和曲辞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此歌以园中葵上的朝露太阳升起后会晒干起兴，慨叹阳春、凛秋万物盛衰有时，进而劝勉人应该趁少壮努力，否则就会老大无成，伤悲也徒劳无益了。运用比兴，语言近于民歌的朴实浅显，但又有文采，思理警策深刻，抒情性强，艺术品位较高，显出作者具有文化修养，与民间百姓口头传唱的歌谣不很相同。同曲的另外一首文人创作的特征更突出：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歌辞中抒发了游子思乡思亲的悲伤感情，不仅 游子 、 驱车 、 罗缨 明确交待了不同于百姓的文人身份，而且 凯风 二句，用《诗经？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的典故； 伫立 两句，用战国时曾任魏国西河太守的卫国人吴起别母时说： 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后被迫离西河洒泪而去的古事，则更是文人诗歌的显著特征。

　　只是由于当时诗歌观念中雅俗畛域的限制和束缚，视五言为俗体，被士大夫所轻贱，不能登大雅之堂，作歌者多为下层文人，而且也不署名，所以迄于西汉，我们见不到上层士大夫的作品。然而，五言体毕竟在民间和下层文人中无可阻遏地活跃发展，并以比其他体裁更为优越的长处从歌辞向徒诗迈进，成为诗人抒情寄志的理想形式，因此到东汉，文人创作的歌辞不仅更多，而且终于出现了由班固所创作的文学史上第一首完全脱离音乐的五言诗《咏史》，尽管质量不高，却标志着新的诗歌创作时代的开始。

　　３。署名文人的五言诗关于汉代署名的文人五言诗，六朝时曾先后传出有西汉李陵、苏武、甚至枚乘的作品。南朝梁时萧统的《文选》第二十九卷 杂诗上 ，就选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稍后徐陵在《玉台新咏》卷一，又将《文选》列为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以及西晋陆机所拟的古诗原作 兰若生春阳 一首共九首诗放在枚乘名下。然而，这都是错误的，很早就有人指出其为伪作。南朝宋时颜延之的《庭诰》就说： 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 所谓 总杂不类 ，也是指李陵有楚声歌《别歌》载于《汉书》本传，与五言诗完全不同，所以当时流传的李陵诗歌 非尽陵制 ，不见正史的五言 元是假托.后来《文心雕龙？明诗》又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指其乐府歌辞《怨歌行》）见疑于后代也。……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 孤竹 一篇（指《古诗十九首》之 冉冉孤生竹 ），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 到现代，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经详细考证，而下断语： 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是李陵、苏武作的.至此，文学史家大抵一致认为这些诗实为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下层文人作品，已经没有疑义。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公认的现存第一首署名文人的五言诗，即是《史记？仓公列传》张守节正义所注引东汉班固的《咏史》了。

　　班固《咏史》的出现，表明当时上层士大夫已经开始冲破正统的雅俗观念，亲自尝试用这种新兴的俗体抒情遣怀，创作纯语言艺术的徒诗。《咏史》所咏是西汉初期，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而文帝诏除肉刑之事：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大概作于他初修《汉书》被系京兆狱时，即遇而发，因事讽政，有 感慨之词 ，但平铺直叙，如钟嵘的《诗品》所评 质木无文 ，故《文选》不予收录。其时五言诗尚在初创阶段，技巧还不熟练，艺术性也差。直到五十余年后，张衡的《同声歌》问世，用新婚女儿自述的口吻，写她在幸福欢乐之时，表示矢志忠于丈夫。《乐府解题》认为是以此来 喻臣子之事君.较之班固的《咏史》，《同声歌》不仅塑造出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感情诚挚细婉，词采绮丽。如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所以徐陵将其选入《玉台新咏》，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又过五、六十年，到桓、灵之际，五言诗人与五言作品更多，艺术上也渐渐成熟，如秦嘉、郦炎、赵壹、辛延年等，皆有佳作流传。

　　秦嘉是桓帝时陇西郡吏。他有著名的五言《赠妇诗》三首，写他以上计掾奉役离郡到洛阳，而爱妻徐淑正因病回娘家，故上路时不得当面辞行，于是心情抑郁，思念忧愁。如第一首：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悽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表现出抒情主人公在即将启程的夜晚，独坐空房，不能与妻话别的悽怆心绪，语言朴素自然，感情深挚笃厚，缠绵悱恻，不仅表现了对妻的爱恋，而且传达了下层小吏身不由己的境遇，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主题，但所抒发的那一段真挚的情愫是很感人的。

　　郦炎是灵帝时的青年诗人，有壮志，对汉末的黑暗政治极为愤慨。他有五言《见志诗》二首。前一首以凌厉激扬的气势，抒发了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如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躯，倏忽谁能逐。 后一首则感愤社会昏乱，自己生不逢时，如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语言朴实清雅，感情充沛，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突出。

　　赵壹则在其著名的《刺世疾种赋》尾声中，假托 秦客 、 鲁生 ，作了两首五言诗。其中《秦客诗》为：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开始即突兀而起，表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完全不抱希望，不存幻想。接着则以比喻、对照的手法铺排而下，生动而鲜明地揭露了社会的污浊。 伊优 ，形声词，如 ■哑 ，小儿学语之态，喻谄媚小人； 抗脏 则为高亢正直之士。此二句写小人高居显位，而正直之士却倚于门边。全诗充满了愤激抗争，感情极为强烈。《鲁生诗》为：势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弛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表示 鲁生 听 秦客 所诉后的回答。 守尔分 指坚持操守； 勿复空驰驱 则明确表示与统治集团决裂，其悲愤之情，更为强烈。

　　从以上诸作可见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已经日趋成熟，成为抒情寄志的重要形式。

　　４。佚名文人的五言诗东汉后期，除署名文人五言诗作之外，还有数量更多、质量也更高的佚名文人的五言诗流传，对后世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被誉为典范之作。这些优秀作品首先应该论及的就是倍受推崇的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的名称，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所以如此定名，是因为对萧统而言，诗是古代的诗，已经不知作者姓氏，另外只选了十九首。

　　这十九首古诗在《文选》中编排顺序如下：１。《行行重行行》。

　　２。《青青河畔草》。

　　３。《青青陵上陌》。

　　４。《今日良宴会》。

　　５。《西北有高楼》。

　　６。《涉江采芙蓉》。

　　７。《明月皎夜光》。

　　８。《冉冉孤生竹》。

　　９。《庭中有奇树》。

　　１０。《迢迢牵牛星》。

　　１１。《回车驾言迈》。

　　１２。《东城高且长》。

　　１３。《驱车上东门》。

　　１４。《去者日已疏》。

　　１５。《生年不满百》。

　　１６。《凛凛岁云暮》。

　　１７。《孟冬寒气至》。

　　１８。《客从远方来》。

　　１９。《明月何皎皎》。

　　其中第５、１２、１、６、２、９、１０、１９首，被南朝徐陵于萧统《文选》之后，依此顺序编列在枚乘的《杂诗九首》之中。关于西汉初期枚乘绝不可能创作出这样风格的五言诗，历来诗家学者已经充分辨明，上节提及，此不复赘。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征去考察，《古诗十九首》当为东汉后期从顺帝到少帝之间桓、灵时代的作品。虽然《乐府诗集》将其第８首《冉冉孤生竹》列为乐府 杂曲歌辞 的古辞，第１３首列作《驱车上东门行》古辞，但是并非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谣辞，而都是下层文人仿乐府的创作。这是因为首先，民间歌谣的总体特点为 缘事而为 的叙事性，而《古诗十九首》则全为抒情之作，而且抒发的又全是游子思乡，离愁别恨，人生不长，及时行乐等个人情怀，抒情主体的个性鲜明而突出，与民间歌谣集体口头传唱的风格很不相同。其次，民歌一般直抒其意，朴质自然，而《古诗十九首》则在朴质自然之中又往往锻炼词藻，清雅秀丽，运用典故以扩大意趣。这些正是具有很高文化的文人创作的明显标志。

　　《古诗十九首》因为就六朝人而言传自古代，并无作者名姓，西晋陆机已经只当作古诗拟作，所以自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写于一时一地，故而内容复杂，题材范围相当广泛。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出四大类：第一，表现男女离情、思妇闺怨。诗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第二，表现游子怀乡。诗有《去者日已疏》。

　　第三，表现热衷于仕宦荣名。诗有《今日良宴会》、《回车驾言迈》。

　　第四，感叹人生无常，诗有《青青陵上陌》、《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

　　第五，怨愤世态炎凉。诗有《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古诗十九首》正是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东汉后期下层文人 离其父兄，去其邑里 ，为功名、生计，离乡背井，奔波劳顿，而由于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人情的浇薄，理想和追求并不能合理地实现，往往 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恩，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 抒发了他们内心寂寞、苦闷、伤感、悲哀等种种情绪，虽然并未涉及什么重大主题，也未鸣放出激昂的时代强音，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

　　征人思妇的主题是《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得最充分，同时也是最感人的一类，共有十首。在封建社会，下层文士为了求取功名，离开家庭，游宦在外，这是普遍现象，故而势必循环往复地造成情侣夫妻不得团聚的人生悲凉。

　　东汉后期的诗人将这一离愁别绪的内心情结，表现得非常真切深沉，足以引起百代共鸣。在《行行重行行》中，一开始诗人即以思妇的口吻，沉重地慨叹与不得不出门远游的丈夫生死别离的愁思和幽怨：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一个 生 字，脱口而出，却倾吐了多么巨大的伤感与悲哀！因为这 生别离 ，就必定意味着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她不能不失去应该享有的正常家庭生活，陷入对丈夫的痛苦相思之中，一任青春蹉跎而又无可奈何：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然而她毕竟在独自承受之中，还是将关怀和体贴充满亲情爱意地寄与了漂泊在外的丈夫：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表现了东方女性以柔弱身心坚强地担起苦难的道德情操。如果说这一首抒发的是成婚已久的主妇的忧思，那么《冉冉孤生竹》则是表现 千里远结婚立即就与丈夫 悠悠隔山陂 的新婚女子更为凄苦的怨思。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如此怨嗟发自新婚少妇之口，那一份委曲和哀伤尤其使人扼腕叹息。《涉江采芙蓉》又是以远游在外的丈夫对妻子的怀恋思念，来表现两地离居的沉痛：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总之，在这组古诗中，多角度、多侧面地揭示了夫妇分离的相思之情，而这一主题尽管没有直接涉及社会政治的大波澜，却从中折射出时代的不合理，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而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四首诗中，虽然表现了消极的及时行乐的思想情绪，然而仔细品味，仍能咀嚼出当时下层文人在生活重压以及世风颓败腐蚀下，心灵深处的创伤。其中《青青陵上柏》则在表现洛中王侯也逃不脱 戚戚何所迫 的感触时，又含蓄地暗示了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倾轧；《驱车上东门》虽然结尾将人生戏谑为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但是在遥望洛阳北邙那一片王侯贵族的墓地后所揭示的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中，不是可以意会到这种及时行乐的消沉，正是来自对东汉政权的绝望，以及对当时圣贤、神学在精神思想上严重桎梏的抗争吗？再有《明月皎夜光》所表现的对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愤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严酷：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以前的同门好友，一旦 高举 ，立即变脸；所谓友谊，不过如天上的南箕北斗与牵牛星，统统徒有空气，根本靠不住：名箕而不能簸，名斗而不能杓，名牛而不负轭拉车。如此道德沦丧，又正是封建末世的象征。诗中表现的虽为个人遭遇的体验，但其愤世疾俗的针砭却直戳那一时代的弊端，具体而真切。

　　《古诗十九首》除在内容上以浓重的感伤情绪表现了东汉末世大动乱前夜的社会黑暗，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我国文学史上文人五言诗的典范，被誉为 五言之冠冕.首先，作为抒情诗，作者极善于寓情于景寄景生情，使景与情完美交融，故而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情致委婉真切，感人至深，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例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诗人首先以仰望星光灿烂的苍穹写起，将目光停在遥远银河两岸明亮的牵牛与织女星上，那辽阔神秘的夜空之景一下子就使读者进入了美丽而又伤感的神话意境之中，此时景即是情，情即是景，情与景水乳交融为一体了。

　　然后自己生发出浪漫的想象，织女与牛郎隔河相思，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清绮哀怨的故事，不正是人间夫妻离别不得团聚的生动写照吗？全篇写景，又全篇抒情，字字句句无不敲击情弦，令人涵泳无尽。

　　其次，作者又极善于通过生活情节抒写内心活动，使整体形象具体而鲜明，有很强的可感性。由于汉代文人五言诗本来就学自民间歌谣，与乐府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歌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整体结构上一般都保持了叙事的艺术方式，很少有单纯直接的抒情，总是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抒情如同叙事，而且技巧圆熟，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这在《迢迢牵牛星》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诗人就是在叙述遥望星空的所见、神话传说的所想中，抒发爱侣相思的似水柔情。再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全诗皆通过明月照床而独居不寐的思妇自叙，表现她的忧愁、徘徊、怨嗟、彷徨、流泪，当思念丈夫的悲愁抒写完毕，诗也自然结束了，可谓句句叙事，却又事事抒情，叙事即是抒情，不仅女主人公思亲的情绪脉络极其清晰，而且伤感落泪的形象也始终宛然可见，情与事交融到天衣无缝的地步。

　　再次，作者又非常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使诗歌言简而意深，语短而情长，着墨不多，却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如《青青河畔草》，以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起兴，河畔青草生机勃勃，园中垂柳柔韧秀美，而此两种常见之物又都暗喻绵绵思绪、离别情意，用来引起既美貌又多情的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主人公，在丈夫漂荡不归的寂寞之中， 空床独难守 的内心情结。而《冉冉孤生竹》，开始以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起兴，将女子出嫁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心情形象地揭示出来，再以 兔丝附女萝 为新婚作喻。当新婚就遇长期离别时，又以贞洁秀雅的蕙兰花， 含英扬光辉 自喻青春妩媚的年华，然而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那离愁，那哀伤，统在形象的比喻中委婉道出，收到了极高妙的艺术效果。

　　另外，《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异常精炼，而且浅近自然、清丽如话，做到了 天然去雕饰 ，显示了诗人炉火纯青的语言锤炼技巧。如此例证，俯手可拾，不胜枚举。像《迢迢牵牛星》中叠字的妙用：以 迢迢 示遥远，以 皎皎 喻明洁，以 纤纤 饰秀美，以 札札 形机声，以 盈盈 、 脉脉 传达似水柔情因路途阻隔而不得抒发的忧伤。全诗共十句，而六用叠词，愈使诗意隽永。

　　综上可见，《古诗十九首》不仅在艺术上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而且也确实标志了我国五言诗已经发展成熟，从此，诗坛开始了五言的时代。

　　东汉佚名文人五言诗除《古诗十九首》外，还有传为苏武别李陵的《别诗》四首和李陵的《与苏武诗》三首等。关于这七首诗绝非西汉中期苏武、李陵的作品，而是与《古诗十九首》大体同时的东汉桓、灵期间文人之作，前人已辨之甚详，无须多论，然而就诗而言，确为 委曲含蓄 、情深意厚的佳作，是历来为诗家所公认的。具体考察，所谓 苏武 《别诗》，其内容分别为：其一 骨肉缘枝叶 ，为兄弟间送别；其二 黄鹄一远别 ，为游子间送别；其三 结发为夫妻 ，为夫妻间离别；其四 烛烛晨明月 ，为主客间送别。所谓 李陵 的《与苏武诗》，其内容则全是朋友间送别。

　　而这样的送别诗在《古诗十九首》中尚未见到。因此，这些《别诗》又恰可弥补《十九首》所缺，使这一时期下层文人的精神情态得以更充分的表现，其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其中 结发为夫妻 ，将恩爱夫妻因被征上战场而近于生离死别的伤情表现得尤为真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诗中先从征夫与妻子的恩爱之情叙起。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看似夫妻欢娱，细味则充满辛酸，结发夫妻的柔情蜜意也只有今夜了！然而即将出征的丈夫还要心神忐忑地从床上起身注意天时，到 参辰皆已没 天将破晓时终于要上征途了，想到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故此与爱妻握手离别时，禁不住长叹落泪。诗人通过这一系列细节描写，将生离死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动人肺腑，强烈地反映出战乱给下层人士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最后的临别相嘱与深情誓愿，更是催人泪下。全诗依然融抒情于叙事，语言真率，感人至深。

　　六、汉代文学批评

　　（一）汉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

　　汉王朝建立之后，经过将近七十年的削平内乱、休养生息，到武帝继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文学艺术也在前期的基础上日益活跃。这时的文学创作，不仅辞赋已从 六艺附庸 发展为 蔚成大国 ，进入空前繁富的鼎盛时期，而且其他文学形式诸如乐府诗歌、史传文学、各类散文，亦无不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总结的那样：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偃）以鼎食，擢公孙（宏）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朱）买臣负薪而衣锦，（司马）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吾丘）寿王之徒，严（助）、终（军）、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 堪称郁郁乎文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亦随之得到了发展，并对文学创作或积极或消极地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虽然较之后世文学自觉时代尚显得不够系统与专精，但却在许多重要课题上都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影响。

　　汉代的文学批评就其总体状况而论，表现出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日渐活跃，成绩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文学的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注意到文学与学术的区别，开始以 文 、 文章来专指文学性的创作，而以 学 、 文学 来专指学术著述，以示泾渭。这在班固的《汉书》中看得最清楚，凡文学家的文学之文概称 文 、 文章.如《贾谊传》，称其 以能诵诗书、属文，称其郡中。 （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 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司马相如叙传》：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 《扬雄叙传》：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 至于其《艺文志》，更是先 六经 ，次 诸子 ，次 诗赋 ，将文学与六艺、诸子的学术著述明确分开。

　　第二，和先秦时期较零碎地散见于诸子著述之中的文学评论相比，汉代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各种文章著作中更加频繁地出现，涉及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在一部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论述也相对系统、集中，如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产生了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如毛苌的《毛诗序》、刘安的《离骚传》、刘歆的《诗赋略》、班固的《两都赋序》和《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

　　第三，开始了关于文学情感特征的探索。《毛诗序》继先秦 诗言志 的理论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情 的观念，并将 情 与 志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司马迁则更进了一步，提出 发愤说 ：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往述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采择刘歆的观点，论述乐府诗歌的特征为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逸在《楚辞章句》的题序中，多处以情感为契机评屈原的作品，如《九歌序》：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因为作《九歌》之曲。 《远游序》： 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 王充在《论衡》中更明确地指出了情感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 居不幽者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 （《书解》）。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超奇》）。

　　第四，萌生出一些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新观念。这尤其集中地表现在王充的《论衡》中。例如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提出 外内里表，自相副称 的原则；（《超奇》）在语言表达上，提出 喻深以浅，喻难以易 ， 欲其易晓而难为 的主张；在批评态度上，提出 丧黜其伪而存其真 的观点；在作家修养上，提 才 、 气 、 学 、 习 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见解等等。

　　秦汉文艺批评的另一大特点则是始终笼罩于儒家文艺思想之中，大体不出言志 、 美刺 的诗教，强调为政治教化服务的 尚用.汉代所谓醇儒的文学批评理论固然一切以儒家标准为依据，不肯越雷池一步，如毛苌的《诗序》言《诗》是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侈风俗。 班固论赋则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通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扬雄更是主张 原道 、 宗经 、征圣 ；就是不专儒学而杂黄老的刘安、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及其楚辞作品时，也是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作辞以风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甚至最具独立思考，敢于 非圣问孔 的王充，也还是在总体上离不开儒家的教化、 尚用 ，而说： 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论衡？对作》）。 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 （《论衡？效力》）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时代的渊源。儒家的思想学说在先秦时期就是诸子百家之中对士大夫文人影响很大的 显学 ；尽管在秦代、汉初曾经分别受到法家刑名、道家无为思想的压制，但却并没有失去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儒学之士仍大有人在。到汉武帝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提出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强推行专制政策之后，儒学更一跃而居王朝钦定的正统地位，成为唯一由官方颁布用来指导、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不可违背的经典。武，宣期间虽然 王霸杂用 ，但那实质上只是统治权术；元帝以后更加迷信保守；直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极端腐败，儒学独尊才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然而作为箝制思想的准则，已经深入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思想文化专制当然也必定深入到文学批评中，使儒家观点成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并在其基本理论观念上，对中国整个封建专制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文学批评的上述总体特征，一方面表明了其引人注目的发展与进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促进文学自觉时期到来的催化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又表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儒家保守与僵化的消极影响，实际上是落后于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的。

　　（二）《毛诗序》与抒情言志的诗歌理论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 诗言志 这一 开山的纲领 （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尧典》曾说：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即便《尧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 诗言志 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 诗以言志 ；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 诗以道志 、 诗言是其志也 的话。而这里所说的 志 ，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 诗缘情 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 ，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 ，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 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 小序之后的大序，为 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

　　《序》文一开始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不仅是承传了先秦以来所认识到的诗歌是心志、怀抱等理性表现，而且阐明了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固然心志用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诗，但语言表现则须 情动 ，而且只是语言还不足以成为《诗经》中辞、乐、舞合一的 风 、 雅 、 颂 的诗，还须情感更强烈的 嗟叹 、 长歌 、手舞足蹈。所以《序》文接着说：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指出了诗歌在情感的强烈抒发过程中所创造的审美属性，以及由艺术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应该说，《毛诗序》以上对《诗经》情感特质的论述，除了因为当时诗歌创作尚未从附属于音乐舞蹈的初始状态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语言艺术，故而表现出的混于乐、舞的局限性之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接近了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理论。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关于 诗缘情以绮靡 的 缘情说 理论就始于此。

　　但是，《毛诗序》以上对诗歌情感特质开创性的论述，在下面评议所谓《诗经》的 六义四始 时，却又陷进了先秦儒家 诗教 所论只能为礼义政教服务的怪圈中，而出现了矛盾和谬误。这段全文如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个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所说的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 先王 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 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 礼义 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这 情 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 情 ，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 情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 刺 时，也一定要 主文而谲谏 ，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 思无邪 、 温柔敦厚 的 诗教 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因此，在论述 六义四始 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 四始 ： 风 、 大雅 、 小雅 、 颂 ，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 赋 、 比 、 兴 ，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 言志说 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 作《毛诗序》 ，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围绕屈原楚辞而出现的文学论争

　　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南方楚国的屈原楚辞，与中原华夏地区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人创作相比较，文化背景既不同，艺术特征也各异，表现出明显的抒情和浪漫特色。这在屈原的自述中本来写得明明白白的。如：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离骚》）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九章？抽思》）。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 （《九章？思美人》）。像这样的例证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是到了汉代，在认识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异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放入儒家 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的诗教传统中，并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其正统地位问题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批评争论。

　　目前所知，最早对屈原楚辞进行文学理论评述的是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可惜原文已经不存，只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及班固的《离骚序》等著作中节录了部分内容，详略也有所不同。现据《史记》录之于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仅此一段，即可知道刘安对屈原代表作《离骚》，从内容到艺术在理论上做了全面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但是，这种肯定与评价却并不是得自对《离骚》独特的楚文化丰富内涵与驰骋想象、奇谲瑰丽的艺术风格实事求是的认同，而是认定它符合儒家经典的言志、美刺的诗教。因此，虽然对后世认识屈原及其创作有很大影响，却也不可避免地对把握其愤悱抗争的伟大精神实质起了有害的负面作用。

　　到司马迁，才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卓越地指出并论证了屈原楚辞 发愤抒情 的情感特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 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种认识，这种评论，显然已经超出了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 发乎情，止乎礼义 ，儒家 言志 、 美刺 、 温柔敦厚 的诗教规范，更接近屈原创作的精神实质，因此更具有进步性。然而，也正因如此，到武、宣之世由于 王霸杂用 ，思想文化专制相对还较为宽松的时期结束，从元帝开始更用保守僵化的纯儒加强了思想箝制之后，就有人起来反对了。其代表人物先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后为东汉前期的班固。

　　扬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对屈原的直接评论很少，言辞比较含蓄温和，但是认为屈原的楚辞作品不符合儒家之道，从而有缺欠，不值得提倡的倾向性还是宛然可见的。他在《法言》中曾说：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 （《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注引《法言》佚文）。从 原也过以浮 的批评，联系到他对包括屈原楚辞在内的一切辞赋的看法，就可了解他是以儒家诗教为准则，对屈原楚辞持否定态度的。他说：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法言？吾子》）。虽然并未点出屈原之名，但 诗人 既是《诗经》作者的专称，屈原又为辞赋之宗，那么他的作品自然也在 丽以淫 之列，而这正与 过以浮 异文互见。由此与刘安、司马迁所论兼有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的评价相比较，其贬低之意就清楚了。

　　东汉班固批评屈原楚辞 未得其正 ，则从正统的官方儒学立场，在思想内容上翻刘安、司马迁全面肯定的案。他在《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先是征引儒家经典《易？乾》 潜龙勿用 ， 不见是而无闷 ，《论语》孔子对《诗经？关雎》 哀而不伤 的评论、对卫国大夫蘧瑗和宁武子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 邦无道则愚 的赞誉，以及《大雅？烝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来表明君子道穷是天命，须明哲保身，不应抗争；再批评屈原有悖于此，虽品德高尚，但终归是 贬洁狂狷 之士，所作《离骚》也多 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因此，他只能同意到如刘歆的《七略？诗赋略》所论述的 有恻隐古诗之义 （《汉书？艺文志》），而绝不同意 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 ！当然班固还是以文学家的敏锐，从艺术上充分肯定了屈原楚辞的文辞优美，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汉赋的发展影响巨大：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也。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恰是当时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以儒家观念维护其政权，只能如大赋那样歌功颂德，而不能允许如楚辞那样的忧思悲慨、激烈抗争的必然反映。

　　但是，东汉统治者加强思想专制、大兴图谶之风，始终受到进步的思想家的抵制与批评，就儒学内部而言，迷信、保守与求真、进步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在班固时代即先后有桓谭、王充等著书抨击；班固时代之后，东汉已进入衰颓的后期，反神学僵化的思潮随着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更为活跃，张衡甚至上《请禁绝图谶疏》，公开揭露被皇室视为思想舆论基石的神学为 欺世罔俗.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学批评中儒家诗教最保守的那一部分实际已经发生了动摇，故而又出现了王逸通过《楚辞章句》，重新弘扬屈原伟大的人格与抗争精神，对屈原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全面进行了再评价，对班固的贬损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从而成为整个汉代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最高成果，其影响所及延续至今。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为西汉成帝时刘向所编的《楚辞》十六卷作注，并附上自己所作《九思》一卷而成十七卷。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屈原的全部二十五篇伟大作品唯赖此本才得以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因此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楚辞章句》除各卷皆有注、有序外，还有总序一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专论。文章首先论述屈原楚辞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以及成就和影响：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这里大体不出刘安、司马迁缘出《诗经》、发愤抒情的论断范围。接着回顾并肯定了西汉刘安《离骚传》到刘向校编《楚辞》的成绩，进而批评东汉章帝时班固《离骚序》 义多乖异，事不要括 的错误。在批评班固时，先从 人臣之义 的理论上，驳斥他援引儒经的 道穷安命 、 明哲保身 为 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 ， 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在当时政权日益腐败、政治日益黑暗的背景下，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并且就其思想精神而言，也是很大胆、很勇敢的。接下去则高度褒扬了屈原精神品格的伟大：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斥责班固所污的 露才扬己 论， 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 殆非厥中矣。 虽然所取论据也不出儒家经典、仲尼之论，却总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感觉。最后，在总括指出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似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时，在西汉刘安以来 与日月争光可矣 的基础上，不仅肯定屈原楚辞的精神、思想，而且肯定了《楚辞》的辞章艺术，表现出两汉屈原作品研究质的飞跃，并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成为这一时期预示以语言艺术创造形象的文学正在走向自觉的一记强音，对以后魏晋时期乃至更久远的文学批评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王逸毕竟还是不能超脱时代思想的局限。他在评价屈原楚辞时，又一味地将其与《诗经》牵强比附，如说'帝高阳之苗裔' ，则' 厥初生民，时惟姜嫄' 也 ；'夕揽洲之宿莽' ，则《易》' 潜龙勿用' 也 ；'就重华而陈词' ，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等，这实际上又取消了楚辞文化的独特魅力，抹杀了屈原作品所独有的审美价值。

　　（四）王充的文学批评

　　东汉王充被认为是开辟了文学批评新纪元的理论家。他的《论衡》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界定了 论 与 作 、 述 之间的区别，专 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 ，进行理论的批评，而且比较集中地通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别通篇》、《超奇篇》、《对作篇》、《自纪篇》等篇，对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作了阐发，既以极强的针对性和卓越的批判精神扫荡了当时文学现象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又为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虽然他由于生当文学自为的发展期，还不可能对文学的艺术特征作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他的文学观念还很宽泛，几乎包容了一切文章形式，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机械论的偏颇，但他确实是汉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王充在《论衡》中所提出的文学批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极其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这实际上已经接触了文学理论的基本课题之一，即文学的社会作用。他针对当时文坛在思想专制、谶纬迷信笼罩下，一片空言虚美， 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 的恶劣现象，大声疾呼 为世用 （《自纪篇》），主张 起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对作篇》）。王充这里所主张的 有益于化 ，与当时俗儒的经学教化有很大的不同。弥漫于世的俗儒经学，是将一切教化都纳入进儒家经典的轨道，而这些所谓圣贤之言又被认为是不变的 道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王充则是泛指一切有用之文，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经典。在《佚文篇》中，他已经作了明确的论述： 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宣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 这就与经学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思想文化专制，基本上划清了界限。正是在这种 为世用 的前提之下，基于文学能 载人之行，传人之名 ，有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的教育意义，同时也基于文学能 练人之心，聪人之知 （《别通篇》），如 足蹈于地，迹有好丑；文集于札，志有善恶 ，有 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 （《佚文篇》）的认识意义，他特别提出了文学 劝善惩恶 ， 匡济薄俗 的重要原则，而反对 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无益于弥（弭）为（伪）

　　崇实之化 的文章。

　　第二，从文学 为世用 的目的论出发，王充非常注重内容的真实性。

　　一部《论衡》，他曾概括为 一言也，曰：' 疾虚妄'. 这也足以表明他对文学的真实性重视的程度。他之所以反复申明 疾虚妄 、 务诚实 、倡 真美 ，既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学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同时也是针对当时失实之书、虚妄之言过多过滥，而世俗又偏偏信伪迷真，致使风气大坏的恶劣状况，有为而发。在《对作篇》中他说：《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事实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悦）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正因如此，他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为述真事： 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 （《自纪篇》）。其二为辨真理： 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 （《对作篇》）。其三为抒真情：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倜傥，可谓得论也 （《超奇篇》）。

　　论文学内容，当然就不能不涉及文学形式及表现手法。在这方面，王充显然注意到了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故而也有很精辟的论述。他在《超奇篇》中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

　　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认为文学作品如树木，有根茎、有花叶；如果实，有肉核、有皮壳；如禽鸟，有身体、有羽毛。就树木而言，根茎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树木；就果实而言，肉核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果实；就禽鸟而言，身体是第一位的，否则不成其为禽鸟。花叶、皮壳、羽毛则皆是第二位的。文学作品亦然：内容是第一位的，否则即无文学；而形式是第二位的， 苟有文而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矣。 但是，内容与形式之间又相依相存，缺一不可， 文见 才能 实露.无花叶之树木，无皮壳之果实，无羽毛之禽鸟，也会僵死，且无美感。故而在《书解篇》中他又说： 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设施，实情敷烈 ； 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龟知，背负文。四者体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 ；在《量知篇》中说： 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 正因为这样，他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先卓越地阐明了内容与形式应该 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完全统一，其影响所及，甚至延至现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普遍存在的华而不实的劣风，所以具有很强的矫枉的性质，王充更多地是在指斥批判 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是非之分，无益于弥（弭）为（伪）崇实之化 的倾向，于是矫枉过正之嫌就难于避免了，遂出现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偏颇，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之美，也不禁流露了轻视甚至否定的意见： 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本性篇》）； 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 （《自纪篇》）。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为强调写实求真，他完全否定了想象与夸张两种艺术手法。

　　在《艺增篇》中，他有一大段指陈《诗经》运用想象是 增 ，亦即夸大其辞：《诗》云：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言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彼言声闻于天，见鹤鸣于云中，从地听之，度其声鸣于地，当复闻于天也。夫鹤鸣云中，人闻声仰而视之，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闻也。何则？天之去人以万数远，则目不能见，耳不能闻。今鹤鸣从下闻之，鹤鸣近也。以从下闻其声，则谓其鸣于地，当复闻于天，失其实矣。

　　其鹤鸣于云中，人从下闻之；如鸣于九皋，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无以知，意从准况之也。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像这样的所谓求实的分析，完全否定了艺术想象。如果说王充作为真儒，对儒家经典的《诗经》，还能比较客气地说其 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少以为多也。 那么对非儒家经典的文学想象，态度就非常严厉了。例如《对作篇》中批评《淮南子》：《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下，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

　　竟然连上古的神话传说皆不允许存在了。《论衡》中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所出现的这种错误，究其本源，应该归结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普遍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而将其混合于一般的文章，因此，是时代所造成的错误，并非王充一人之咎。

　　第三，也是从 为世用 的目的论出发，主张言文一致。文学语言应通俗易懂，反对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 的文风。这方面的意见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自纪篇》中：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

　　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

　　应该说，论文学语言从其本质来说， 文字与（口）言同趋 ，这是很有见地的。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作家才可能从新鲜活泼通俗易晓的口语中不断汲取营养，生动而真切地抒情达意，表现现实生活，使作品起到应起的社会作用。倘若故作 深迂优雅 ，行文 深沌难晓 ，就不可能做到明白畅达。王充此论，可以说直到现在仍然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通俗易懂是不是会降低文学的艺术性呢？王充对此通过形象的比喻，明确地予以了答复：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乃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荴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

　　如珠玉一般的优美文章，只有 荴露 ，也就是明白展现，才能 烂若天文之照 ；而古奥艰深的语言，则恰同 石间 、 鱼腹 ，不仅不能增加文章的艺术性，反倒足以将 珠 、 玉 掩埋起来，遮闭光华。所以他提倡 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 ， 喻深以浅 ， 喻难以易.第四，在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深刻精辟的见解。

　　首先，他很注意继承前人。在《正说篇》中说：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但是，他更注意发展创新。 温故 不是目的，目的还在 知新.因此，他不仅提出文学家要博古通今：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谢短篇》）。而且尤其提出今胜于古，反对 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从此出发，他又力主创新，反对因袭模仿。在《自纪篇》中，他专有一段回答《论衡》 不类前人 的重要论述：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

　　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条，禹目当复重瞳。

　　以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反复阐发 文辞相袭 的不可取， 各以所禀 保持个性的重要性，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首创。

　　王充的《论衡》又在有关文学创作的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见解，对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他首先注意到了作家的才气与学习的问题。在《效力篇》中曾说： 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呕血，失魂狂乱，遂至气绝。书五行之牍，奏十言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 很重视先天的才具，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但同时他也很重视后天的学习，认为才与学是相辅相成的，《量知篇》说： 《程材》所论，论材能行操，未言学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

　　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 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文学鉴赏的审美价值取向与陶冶愉悦功能。在《佚文篇》中他说： 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

　　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 独不得与此人同时。' 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王充的《论衡》虽然还不是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毕竟以相当多的篇幅，相对集中地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作了堪称为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与探讨，内容十分丰富，不少观点精辟深刻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世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影响极为深远。《论衡》的出现既是汉代文学创作在先秦基础上不断繁荣的结果，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自在自为发展，即将跃进到新的自觉时代的历史大趋势。

　　七、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扩大，文学艺术也必然随之活跃、丰富和提高。这是历史的大趋势。秦汉时期，由于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政治、经济、军事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文化的广泛进步。所以，文学艺术也在先秦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按照自身的规律性，逐渐繁荣起来，在通向自觉创作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加活跃。就辞赋而言，从西汉初期就先后形成了吴、梁、淮南三大创作中心，武、宣时代更集中京城，其规模之大，终其两汉近四百年，很少有文士没有辞赋创作，仅西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就整理出作品千余篇，而且风格多样，题材广泛，无论骚赋、大赋、文赋、抒情小赋，皆有表现时代水平的杰作传世；就散文而言，不仅极为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以至文章之盛，历来有口皆碑，而且出现了结体宏大、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以及开中国二千年封建王朝隔代官修正史之先河的杰作《汉书》，显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就诗歌而言，不仅民歌民谣 缘事而发 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阔城乡，而且文人创作经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也终于在东汉后期开始活跃，创作现象趋于普遍，优秀五言 古诗 不断出现，被后世视为 冠冕.文学批评也随之更加发展，不仅结束了先秦时代文学理论贫乏，只停留在诸子偶尔零散论及的阶段，开始出现专论，掀开了作家、作品的批评论争，而且产生了如王充这样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就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系统论述，很多观点影响了整个古代的文论，甚至有些直到如今还不失其借鉴意义。

　　综上可见，秦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阶段。尽管从总体而言，还处于文学的自为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不久就将到来的文学的自觉积蓄了至关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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