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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英雄探险家卷——南丁格尔

第五章 护校的诞生

 1. 建立护士学校

 自1859年起,南丁格尔以4.5万英镑的南丁格尔基金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筹备开办一所护士学校。

 这个计划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苦斗时就已诞生,现在她更是从长计议。她坚持要以最佳的投入来建立护士学校。

 筹办学校的时候,她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专供一般妇女使用的《家用护理手册》,这本书后来成为她最著名、行销最广的著作。

 《家用护理手册》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护理常识和简易的护理方法,主要是提供给家庭主妇,告诉她们如何维护家人健康。书中的用字遣句活泼生动,毫不刻板,所列事项又缜密翔实,故此书十分受欢迎。

 这本专门以卫生护理为主题的书,在当时可说是划时代的著作。

 在1859年12月一出版,就空前畅销,又增印好几版,甚至有人将之翻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影响深远。

 读过南丁格尔所写的著作的人,都能很清楚地感到,南丁格尔是个慈祥和蔼、体贴入微的护士。她不但能了解病人的身体上的痛苦,连精神上的痛苦,她都很能体会。

 她写道:“不可忽视病人内心的烦恼,而一味地促其病愈。”

 “病人经常犹豫不敢说出心里的要求。”

 “一般都认为,护士只会照顾病人的身体,事实上,护士也应该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信心和鼓励。”

 南丁格尔称出色的护士为天使。她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如果只是在病房中巡视一番,统计着从昨夜到今天一共死了多少人,而一点也不伤心的护士,那就不是天使了!”

 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是具有绝对的爱心,没有爱心,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南丁格尔还说,当病人被安置在不能由窗户向外看的地方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当病人收到一束色彩鲜艳的鲜花时,心情一定是愉悦的;护士走动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引起病人的焦虑;而病人在得到抒解之后的安详感,护士应予以及时肯定,表示理解。

 “小动物也会成为病人的朋友,在笼中的鸟儿,很容易成为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的人所喜爱的宠物。”

 南丁格尔很喜爱孩子,她也鼓励孩子去探望病中的亲人,因为孩子的天真无邪,常给病人带来欢愉和生机。

 她也提到饮食对病人的重要性,医院不当的饮食,每年就使得好几千名患者因此而死亡,牛奶和蔬菜是必需品,量的多寡也很重要……

 在这本书出版六个月后,护士学校的设立,也即将实现。

 1860年初夏,兴办护士学校的计划获得批准。起初,这个意见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医界的某个很有影响的协会认为,兴办这样一个学校只会侵犯医生的工作范围。

 在圣·托马斯医院内部,医院的高级顾问、外科医师甚至也认为“护士工作无非是侍女的工作”,只稍学一点如何制作罨敷剂之类的事就可以了,云云。

 坚决支持这项计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医院舍监沃博太太。

 沃博太太是一位资质高雅的妇女,42岁时孀居,还带着几个孩子,以后从事护士工作,曾在医院病房里学习过,她后来应聘担任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在她任职的27年中,贡献很大。

 南丁格尔评述她说:“沃博太太具有鲜明的个性,过人的能力,好像凭直觉就能理解事物和做好工作。”

 这所护士学校的宗旨,是培训护理师资,使她们能为大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训练出合格的护士人才,而不是培训私人或特约护士。

 在这一新事物周围,随时都会遭受到反对派的挑剔。所以,学员和办学者必须步履谨慎,使自己无懈可击。

 护理事业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青年女子的良好表现了。

 为此,接受训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的,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十分容易找到。

 曾跟随沃博女士多年的克露沙兰老师在一次聚会中,对学校的入学资格,做了下面的说明:

 “普通科学生,年龄限25—35岁之间,对象是上流社会的佣人,以及佃农、商人、工人的女儿,她们必须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基本的教育知识。

 此外,还必须绝对服从医师,并且能对患者做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报告。

 而且,在接受命令后,马上付诸行动,动作和思考都非常敏捷。

 要有健康的身体、自愿奉献的爱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耐心,以及身体力行的精神才有资格接受普通科的卫生教育,成为正式的学生。

 另外,对于特别科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是这样的,她们必须是专家、牧师、军官、医生、商人或其他中层以上以及上流家庭的女儿,年龄约在26—37岁左右,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还必须是聪明和善良。

 特别科是专为培养医院各部门中优秀的护士长而设的,所以要求比普通科严格。因为,特别科的学生不但要完全了解并熟悉普通科的各科知识和技巧,还要更进一步地精通其他相关的各种知识,以便胜任领导的现任。

 这一科的毕业生,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时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最高尚的职业,但绝不可因此自负,必须具有谨慎谦虚的服务精神,以身作则,进而领导他人,以感化的力量代替专横、压制和喋喋不休的斥责。

 事实上,这是女性从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要成就完善的事业,绝不是外在强大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知识、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对事理的判断力也就越明确,因此使学识和经历相结合,绝不可以理论来代替实际,或以知识来取代爱心。

 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生命的意义,愿意服务人群,愿意体验护士生活的可贵的女性,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才有资格进入特别科。”

 这的确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具有这等资格的女性,不仅受到“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欢迎,也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重视。

 这正是南丁格尔的理想——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绝对无法成为一个理想的护士。

 凡是前来报名的人,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的审定考试,因为她能很正确地分析每个人的品格优劣,因此评语也异常苛刻而允当。

 1860年6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只有15名,培训期一年。学员一律住宿在圣·托马斯医院楼上的“护士之家”里面。

 每人一个房间,一律穿棕色制服,白围裙,白罩帽。食宿、制服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提供。

 培训期间,每人有10英镑的生活津贴,这个标准在当时是空前优厚的。女孩子们都很勤奋,每天按时上课,由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医护人员讲课。她们还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准备笔试和口试,并按期到医院病房作实习护士,在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实习临床护理工作。校长沃博太太亲自观察学习和实习情况,并每月填写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归档备考。

 当时,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训练是完全必要的。南丁格尔的护士们必须在这个过去被公认为名声不佳的职业中,以良好的行为来扭转人们对它的偏见。规定学员们不准恋爱,否则立即除名。不准单独离校,外出活动必须有两人同行。不过,有位当年的学员说:“当然,我们一同走出大门后,一转弯就互相分手了。”

 比较起来,学校在生活习惯与行为品行方面的要求,比对学科的要求高出许多。

 沃博夫人在严密督导学生之后,每个月要写一份“个人评鉴与学习评估”的报告书。

 这份由南丁格尔亲自设计的报告书,内容项目繁多,非常细致。它分成“道德记录”和“技术记录”两大项,前者再分为六个小项目——守时、沉着、自信、品行、清洁与病房整理,后者再分为14个小项目,又各自再分成12个细目。由沃博夫人对每位学生,在每个项目都评有等级,还做有秘密的人物报告。

 南丁格尔和沃博夫人常常利用通信或当面晤谈,讨论每一个学生的表现,即使遭到退学的学生,也必定经过她们的再三研讨和考虑。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逐渐以清洁、温柔、操守良好、行为端正的面貌出现在病房实习中。因此,学校的形象逐渐由逆厄中站了起来,南丁格尔成功地纠正了一般世俗的眼光。在数个月之后,许多医院开始预约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1861年底,“南丁格尔基金会”又开始了另一项新的尝试,那就是设立“助产士培训学校”,这也是南丁格尔的夙愿之一。他们得到剑桥大学金斯学院的协助,在产科病房添加设备,而该院的产科医生也愿意提供六个月的训练。

 “在国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种培育助产士的国立学校。我相信在英国也能够实现这个期待已久的愿望,为成立这类学校,打开一条道路。”南丁格尔如是说。

 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不仅在医院中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也有人成为一般家庭协助妇女生产的训练,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有钱人,也都自费送来一批女生来培训,以后学成回乡,成为自己家乡的助产士。

 这所学校经过二年多的时间,有许多成功的贡献,一直到后来产褥热流行,才告关闭。

 在这期间,经过克劳介绍,南丁格尔结识了牛津大学传奇式人物,著名的希腊语教授本杰明·乔伊特。他们的相识很快发展成亲密的友谊。不久,乔伊特教授极力向南丁格尔求婚,但被南丁格尔拒绝了。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南丁格尔在许多事务中都依靠着“我亲爱的乔伊特”的忠诚协助。

 但是,当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她又承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亚瑟·休·克劳在意大利病逝。这次打击竟使南丁格尔木然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了,”她写信给道格拉斯·高尔顿说,“最近五年中与我一道工作过的人,只剩下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真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

 2. 陆军部的忠实顾问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造就了不少功劳。

 但是,如今锡德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

 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便一一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10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1857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因此政府就很快地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月3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种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登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子愈来愈衰弱。

 1861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六年,她一直缠绵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建议她住到李哈斯特或恩普利庄园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在伦敦市郊住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

 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她曾在一年内换了四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希望她能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借给她。此后,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

 她还指导了军营和医院的兴建和改造,这是所有工作中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她却还能偶尔幽默一番来调剂气氛。

 有一回,道格拉斯次官送来骑兵队军营的计划书,征求她的意见。

 南丁格尔在众多建言之中,还提上了这样一条:不妨打开窗子,让马也能透透气。

 她说:“这是马儿告诉我的,如果关置它们的小屋中,有扇窗子可以透光透气,看看外面的景色,对它们的健康有好处,也有益于它们的情绪……”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她肩上。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1858年充满希望的那一年,她同锡德尼·赫伯特要求成立考查团时,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像样子的资料能考察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甚至跑遍伦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印度事务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1859年,她会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年至1861年,这些调查表陆续从印度寄回,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泽兰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博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1862年8月,她完成了总题为《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的编者按语。这是她所有著述当中最值得一读、极发人深省的著作。人们还不知道,多少年来,驻印度英军一直像苍蝇一样一批接一批死去,年平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十九。“营房病”加上印度地区热带气候,特别是和那些生活在污物中的当地居民密切接触,驻军士兵的死亡率就比国内驻军高出一百多倍。

 至于营房条件,有份登记表上填写着:“每间营房住士兵三百人,尚非不堪忍受的过分拥挤。”南丁格尔看后问道:“那么,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过分拥挤’呢?”营房内都是泥土地面,按当地习惯涂以牛粪。有关饮用水的情况,调查表填写着:“气味尚可”,或“气味难闻”。根本没有排水设施,厕所很少。根本没有洗浴条件。

 但是,纠正这些现象却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只把兵营和医院条件搞好,而附近的居民区是一片污秽,又有什么用呢?

 南丁格尔写道:“要拯救驻印英军就必须搞好整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军队的保健工作同当地居民的保健工作是休戚相关的。从根本上看,由于“饥饿是对人民的经常性威胁”,而饥饿是会孳生疫病的。她的思想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要改善卫生先要发展水利灌溉,首先需要使印度吃饱肚子。

 南丁格尔在印度事务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在陆军部的影响。她本人从未去过印度,后来也不曾去过。而在她此后的余年中,许多终生在印度工作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求教。尽管有不少年,她的努力似乎未见成效,但尔后,她倡导的改革计划一项一项都实现了。比如,以村为单位普及改善卫生状况的教育,城市中铺设排水管道,改进卫生环境,等等。

 这时,她的生命显得越来越短促了。她把每时每刻都奉献给了工作,甚至抽不出时间来接待最亲密朋友的来访。

 1865年6月,她写信给克拉琪,“亲爱的克拉琪,我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你呀!但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我相信,世上再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为生活舍弃,如此不幸,却又依然活着的人。”

 3. 贫穷病人的看护

 到1866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九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78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月,正是一家人迁往李哈斯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

 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境十分孤寂。

 曾经是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斯,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周密地安排为她准备了六间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

 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

 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要求严格的人,家人为了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于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惟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由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

 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着她。她养的猫多达六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

 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道: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不多说。当脚边的猫儿蹦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摸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的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年夏天,她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1861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1859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连带地使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祥,富爱心,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逐结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她搬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一直到最后。

 他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看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返,对于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4年12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上的人为之哗然,纷纷表示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由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进行改革的工作……”

 约莫1月底,查尔斯厅长竟亲自前来拜访南丁格尔。查尔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会谈之后,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他们不只谈到贫民医院护理工作的改革,也连带谈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南丁格尔认为,贫民医院中的问题丛生,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护理工作,而不从医院整个管理方面的缺失着手的话,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对厅长说,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为机会,请求详查贫民在医院中所受的待遇的各种问题。

 到了3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才被批准准许进入利物浦贫民医院。

 5月16日,12名护士和阿格妮斯护士长就进入医院展开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尔担心的是这一个护士团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品格和机智。

 在贫民医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摆在她们面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幸好,这位年轻的护士长相当优秀、能力很强。南丁格尔曾写信向梅雅莉阿姨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轻、机智而富有活力,容貌也很美。……”不只是美,她还有着殉道者的胸怀。她也明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恐惧,开始时虽想拒绝,但良心不许可,她或许受过神召吧!当她受到南丁格尔的邀请时,必也历经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对神的祈祷,因此,数天后,她就毅然回函说,愿接受这份工作。

 1868年南丁格尔在一本“福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这名护士长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几所大医院中服务过,据她所说,在来到利物浦贫民医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和邪恶。她以为贫民医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狱,不道德是应该的,而不清洁也是理所当然的。

 病人七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黯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

 “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在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得多。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进行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在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贫厅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藉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当作需要照护的人,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忿忿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开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被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因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就被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常,1866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而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立就流产了。

 10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在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而她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商的动向,所以事后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1867年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1871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妇女们为什么总是很难觉悟到,开创一项新事业需要智慧,更需要自我牺牲精神。……”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1869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十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4. 烽火又燃和红十字会

 48岁的南丁格尔以为自己是个老人了。那年夏天,她到李哈斯特停留了三个月。她和父亲威廉讨论了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对于母亲,南丁格尔感觉自己比过去更爱她。

 此时,樊妮80岁,威廉74岁。

 到了9月底,她渐渐对于李哈斯特的生活感到无聊,觉得在浪费光阴,不够充实,而急于想抒发自己伏蛰已久的精力和情绪。

 1870年,欧洲的情势紧张起来。

 6月,德、法交战。

 7月的时候,在伦敦一个后来被称作“英国红十字救助会”的“伤病国民救助会”设立了。

 这个救助会要求得到南丁格尔的指导,急如星火。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

 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872年,瑞士一位银行家迪南访问伦敦。他是一位忠于理想的实践主义者,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立者。迪南在伦敦为红十字会的建立发表演说,他的开头是:“大家都认为我是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始人。可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产生,事实上是因为受到英国一位女性的强烈震撼,那就是曾经在克里米亚奋战的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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