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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麦熟

  邓舍在辽阳即燕王位,建百司官属。

  洪继勋、姚好古、文华国、陈虎等奉表请邓舍仿江南行省朱元璋例,在辽阳、平壤、王京等地置行中书分省,以便于地方治理。

  邓舍从之。

  乃立辽阳分省、朝鲜分省、南韩分省。

  其中,辽阳分省辖辽东之地,西至高州,北至辽沈,南至金复盖诸州,东至鸭绿江岸,分省治所在辽阳。朝鲜分省辖平壤、北界之地,西至鸭绿江,北至关北,南达大海,东至慈悲岭沿线,所辖基本为汉唐时的旧地,分省治所为平壤。

  慈悲岭以南,至全罗、庆尚诸道设南韩分省,所辖基本为三韩旧地,分省治所在汉城,――即前高丽的汉阳府,邓舍改其名为汉城。

  之所以没把南韩分省的治所放在前高丽的王京开城府,是因为考虑到开城府做为南高丽的都城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前高丽的官宦、豪门势力根深蒂固,不利新政权的立足。所以选择了影响较小的汉阳府。且汉阳府在开城府的南边,位处南韩分省的中心地带,把治所设在这里,对全罗、庆尚等南部诸道也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控制作用。

  以陈虎为辽阳分省平章政事,文华国为朝鲜分省平章政事,赵过为南韩分省平章政事。此三人在海东行省的任职不变。南韩分省名义上依旧为高丽的属地,奉王祺为高丽王。

  允许三分省再各自分别设立左右司,规格较之海东行省低一级,受行省左右司直辖管理。各分省的驻军则依旧统由行枢密院管辖。换句话说,各分省有一定的政治决策权,但是没有军队决策权。军队的调动、军官的任免仍然由行枢密院控制。

  现在,邓舍实际直接控制的地区,从辽阳分省的高州直到南韩分省的全罗诸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有数百里,所辖州县城池数百。各地的风土人情多不相同。

  特别是辽东与南韩,山川阻隔,间距千里。两地的语言不通、人种不同,施政的重点也不尽然相同,只靠海东行省一套的班子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很有难度。必须因地制宜。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的确到了该进一步细分行政区划的时候了。刚好赶上小明王晋封邓舍为燕王的圣旨来,可谓瓜熟蒂落。

  顺便通过此举,也等于顺理成章地把南高丽彻底吞并。

  还有人提议,把海东行省的左右司分开,仿照中书省的规模,改作左司与右司。邓舍认为此举太过逾制,且无必要,因此没有采纳。

  这一做了燕王,日后在正式的场合,邓舍便不能称“我”了。或称“孤家”,或云“本王”。身份地位大不相同。如果说行省左丞相还是臣子的话,燕王就隐然有画土分疆的意味了。并且两周古国中,燕虽不及秦、晋等国,却也是一个显赫的大国,着实尊贵非常。

  何况历代以来,能受到朝廷册封,得到皇帝认可的异姓王少之又少。汉唐以下,均有定制:非国姓不得封王。这要是在太平年代,想都不敢想的。如今虽处在乱世,宋政权所正式晋封的王,截止目前为止,邓舍却也是唯一的一个。

  ――,山东的田丰、王士诚,一个自号花马王,一个自号扫地王,虽亦称王,但一则未得安丰的承认,二来与其说他们是王,不如说更像是诨号,带有浓重的草莽气息。岂有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尊贵王者,竟然有以“花马”、“扫地”为号的?空引得识者发笑而已。

  且说邓舍一边不客气地即上王位,一边吩咐姚好古写了一封谢恩表,故作谦逊,表示惶恐,遣人走山东,送去安丰。并带了重礼,送与刘福通、刘福通的弟弟刘十九(上次他曾代表安丰出使平壤)、沙刘二等人。

  忙过诸般杂事,忽忽已经到了闰五月底。

  要说起来,邓舍得以晋封燕王,实为喜事。现今却有一桩难处,横在了他的眼前。这一日,他重拿出小明王的圣旨,颠来倒去地看。

  圣旨的末尾有这么几句:“年余之间,你横扫辽东,灭高丽一国,武功之盛,古亦罕闻。晋封燕王,实至名归。辽东,燕之旧地;蓟城,燕之旧都。今日封你为燕王,固然是你应得的荣誉。但是若无蓟城,却难免有名无实。

  “你的勇武,朕素有耳闻,常常听刘平章等人提及,他们对你无不赞不绝口。你对朝廷的忠心,朕也是历历在目。现在辽东与高丽已经平定了,你为什么不趁着席卷海东的余威,振奋你勇往无前的斗志,提三军虎贲,跃十万铁骑,一鼓作气,南下腹里,占取蓟城?

  “设若功成,不但你燕王的称号从此名副其实,且鞑子的两都悉由君破。这是何等的光荣啊!必能彪炳千古,永耀青史,为后人传诵。朕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呢?王其勉之!”

  蓟城,即大都的古称。战国时期,是为燕国的都城。小明王的意思很明白,要求邓舍发兵南下,攻打大都。

  攻打大都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叫自寻死路。不过,这虽然是小明王的一厢情愿,却也难免地再度勾起了邓舍的别样心思。他召集群臣,议事堂上。把小明王的圣旨出示给诸人观看,他却先不说自己的想法,问诸臣,道:“主公晋我燕王之号,想以此为激励,要我海东出军,攻打大都。诸位以为如何?有什么看法?畅所欲言,尽管讲来。”

  “此事决不可为。”

  陈虎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跨步出班,他不屑一顾地道:“安丰朝廷,明以为小明王为主,实际军政诸事皆出刘太保之手。要我海东出军攻打大都,此必为刘太保的提议。昔年,汴梁最盛时,三路北伐尚且不得竟其功,况且如今只有我海东一路呢?我海东若动,果如其言,攻打大都的话,必成众矢之的。李察罕、孛罗帖木儿拥军数十万,岂会坐视不理?

  “月前,察罕脑儿一战,主公对孛罗所部的战力,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海东即便倾尽全力,怕也至多与他旗鼓相当。何况鞑子尚有李察罕?察罕帖木儿兵威甚狠,声势犹在孛罗之上。我军如果轻举妄动,海东必陷入不测的险境。

  “是以,臣以为,此事决不可为。”

  姚好古与陈虎意见一致,附和了两句。

  他长期随侍邓舍左右,比陈虎更了解邓舍的心思,话锋一转,说道:“自察罕脑儿一战至今,已然两月有余。三分省既定,朝鲜与南韩的官员、驻军之互调,亦进行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政权基本稳定。前数日,洪大人送了文书到来,言道经过紧张的修建、日夜的赶工,高州的防线亦然基本宣告功成,将近竣工。他不日即将回省。

  “上个月,沈阳纳哈出更已无条件接受了主公的条款,愿向我海东纳贡。

  “可以说,赖主公英明,文武一心,我海东而今是外无边患,内无可忧。正值六月麦熟之际,恰逢主公晋封燕王。臣以为,攻略大都之议固不可取,却也不妨趁此机会,议论议论我海东下一步,该怎样举措。”

  “先生以为,该怎样举措?”

  “臣见识浅薄,不敢先言。请陈大人言之。”

  陈虎当仁不让,他对姚好古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先客气了两句,道:“姚大人言之有理,正与臣之见不谋而合。我海东养精蓄锐两个多月,单就臣之所部而言。将士无不求战,欲提三尺青锋,为主公再拓疆土。”

  “拓何处疆土?”

  “远交近攻。臣以为,到收拾沈阳的时候了。”

  “沈阳?”

  “纳哈出自恃名门之后,骄恣凌人。臣尝闻听,他虽服软,平素的言辞之中,对主公却仍有许多的不敬之辞。胡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沈阳距我不过数十里,实为腹心大患。不平沈阳,假以时日,给了纳哈出喘息的余地,定然会有变生肘腋的危险。故此,臣以为,我军当再接再厉,彻底把他剿灭!”

  邓舍不置可否,问其他诸臣,道:“你们呢?看法如何?”

  杨行健出列道:“臣以为,陈大人所言甚是。沈阳不平,则我腹心不稳。”

  又有一人,不以为然,出列说道:“臣以为,我海东之患,首不在沈阳,而在辽西。”

  众人转头去看,说话的却是刘世泽。上次邓舍召集军议,议论是否该援救上都的时候,杨行健与刘世泽、刘世民兄弟,一个支持,两个反对,他们就已经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一回,又是意见不一。

  杨行健问道:“刘大人何出此言?辽西远在数百里外,沈阳近在咫尺,为何沈阳之患反不及辽西?吾也愚痴,愿闻其详。”

  “纳哈出,三败之将,早已胆丧气落,数万军马而今只余数千。我海东雄师十万,若要灭他,如反掌观纹耳,不费吹灰之力。而辽西世家宝,他虽才有惠和之败,但是大宁比邻腹里,大都等地对他的支援源源不绝,我军若置之不理,任其充实,岂不养虎为患么?

  “沈阳之地,不过一城。辽西之地,方圆数百里。谁的威胁会更大,一目了然。且沈阳与我新立和约,盟约不及旬月,我海东怎能即幡然生变?不合诚信之道。故此,吾以为沈阳之患不及辽西之患。”

  “哈哈!刘大人之言,可笑可笑。”

  “有何可笑之处?”

  杨行健却不理他,径向邓舍行了一礼,说道:“臣只听说过,先易后难,先弱后强。未尝有闻反而舍易就难,击强避弱的。昔人亦有言,刻足以适屦。按照鞋的大小来削自己的脚,主次颠倒、不分轻重。刘大人所言者,便是如此。”

  邓舍高踞王座,听他们激烈辩论。

  若非他对杨行健、刘家兄弟的底细一清二楚,简直要怀疑他们是否曾有宿怨了。不止这两次军议,几乎每一回的议事,他们的意见总不相和,总要争吵不休。杨行健说东,刘家兄弟就非要说西,而且还不是随口乱说,彼此都有各自的道理。两方又都是读书人,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嘲弄挖苦,火药味极浓。

  杨行健一个“刻足适屦”,把刘世泽气的满面通红。他兄弟刘世民同仇敌忾,应声而道:“刻足适屦,总胜过屦贱踊贵。杨大人先取沈阳的高论与自断我海东之足有何不同?人走路,需得有两条腿。辽东、高丽即为我海东之两腿也。不灭辽西,则辽东不平。辽东不彻底平定,我海东即少了一条腿,踉跄走路,何能行远?”

  他伏地,向邓舍说道:“沈阳,皮肤之癣;辽西,我之大患。若先定辽西,则我进可逼大都,退可守惠和,进退自若。

  “若先定沈阳,洪公尝有言曰:是我自居群狼之前也。沈阳以北,尽皆蒙古部落,我军不占沈阳,他们自以为有沈阳的缓冲,一盘散沙。我军若占了沈阳,除去激发他们团结一致对外,别无丝毫的好处。后患无穷。

  “臣之见如此,如何决断,唯请主公定夺。”

  杨行健大摇其头,道:“否也,否也。沈阳以北的蒙古部落,壮丁早被纳哈出征用一空,剩下些老弱病残,我有何惧?辽西则不然。诚如刘大人所言,得辽西,我军便可进逼大都。然而,进逼大都容易,退守惠和怕就难了。”

  “为何?”

  “数月前,有一次军议,也曾稍微谈及辽西的形势。吾记得姚公当时曾有言道,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适才陈大人也言道刘太保三路北伐失利之事。当其时也,汴梁最盛,三路北伐,军马何止十万?耀武扬威,其势汹汹,投鞭黄河,为之断流,最终却竟然失利。缘其何也?无它,‘木秀于林’之故也。

  “设若我军攻占辽西,南下大都,旬日可至。则我立成鞑子的头等大敌。设若李察罕与孛罗倾军来战,我奈之何?刘大人,请问你计将安出?……,是所以,吾说进逼大都易,退守惠和难。前鉴不远,岂可覆辙?”

  他们两方,一个说“洪公言道”,一个讲“姚公言道”。邓舍心中一动,往姚好古脸上看了看。姚好古神色不动,待杨行健、刘世泽的辩论告一段落,徐徐言道:“臣以为,打辽西,不可取。我军方得海东,正该韬光养晦,实不可强作出头之鸟。”

  “然则,姚先生是同意打沈阳了?”

  “打沈阳,臣以为似乎亦不可取。”

  “为何?”

  “陈大人刚才提到远交近攻。此诚不二之真理也。但是近攻的方向,却不能放在沈阳。打沈阳的弊处,刘大人讲的很清楚了。尤其刘大人所引述之洪公讲过的那句话,臣非常赞同。我海东绝不能驱走一虎,引来群狼。

  “以臣之见,对付沈阳,用不着兴师动众,两个办法就足够了。一方面继续要求他每年贡献,耗其财力;一方面常用游军骚扰之,防其坐大。如此二途,双管齐下,纳哈出纵为猛虎,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改做我海东的看门之猫。至于辽西,也可以按照这个办法,一样对付。

  “世家宝的实力稍有恢复,我惠和、武平的军马便可以寻其一战。一来借机练兵,二者有沈阳每年的贡献,足可支持辽西作战。不需花费我海东半文一两,达成锻炼新卒之目的。何乐不为?”

  打沈阳与打辽西都不行,那么,姚好古看中了哪里呢?

  他说出了两个字:“山东。”

  正合邓舍之意。

  山东富庶、人多,矿产丰富,并且处在腹里的边缘,早为红巾占据。从近期来讲,争夺山东,在蒙元的眼中,不过是红巾的内讧,不会引起他们太大的注意。往远里看,察罕摩拳擦掌,有意山东已久,若被他抢先一步得到山东,就等于关闭了海东出海、进入中原的道路。西有孛罗,南有察罕,海东顿时处在了两路强敌的夹攻之下,其势必危。

  要想化解,除了先下手为强之外,别无它策。

  陈虎的性格尽管阴戾,为人却不固执。他思忖片刻,承认了姚好古眼光见识的独到,干脆地放弃了打沈阳的想法,改而同意支持。

  但是,就有个难题出来了。山东与辽阳,同为宋政权的臣子,无缘无故地,怎么先下手为强?王士诚、田丰肯定不会主动欢迎邓舍去的。所谓名正则言顺,若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实在难以动手。

  陈虎道:“李察罕在山西练兵日久,早闻他有攻山东的意图。何不等他动手,然后我军以援助的名义,进入山东?”

  邓舍摇了摇头,道:“察罕虽有攻山东之意,但是,他何时为攻,咱不知道。是其一也。他不准备充足,是绝对不会展开攻势的。咱那时去援助,是击其强也。就算获胜,也定然损失惨重。是其二也。

  “山东有田丰、王士诚,他们是主,即便到时咱去援助,也只能是客军。海运粮草不便,军队的粮饷给养皆需得仰仗他们,或会受制于人,掌握不了主动。与其如此,不如不去。是其三也。

  “故此,如果等到察罕展开攻势,咱再下手的话,为时晚矣。”

  邓舍琢磨这个事儿,想了很多天了。各方面面面俱到。群臣诸人皆点头称是,深以为然。

  杨行健沉吟道:“此时若入山东,察罕准备未妥当,措手不及,是我之一利。田丰、王士诚彼此不服,互相攻伐,是我之二利。辽东麦熟将即,军粮充足;军队休养两月,皆有战意,是我之三利。有此三利,必可获胜。唯一可忧,不管察罕准备妥当与否,我海东都不可不防。唯一可虑,……,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

  是呀,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邓舍可是才受了燕王的封号,转过脸就去打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群臣默然,皆陷入思考。该找个什么借口呢?

  姚好古微微一笑,道:“臣有一策。”

  ――

  1,仿江南行省朱元璋例,在辽阳、平壤、王京等地置行中书分省,以便于地方治理。

  龙凤四年,朱元璋置中书分省于杭州。中书分省实际上就是行中书分省。十二年(1366年),罢分省,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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