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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2.2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 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 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

  “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 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光绪三年(1877 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 年1 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 宁、文宗奕詝。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从此成为密友。

  教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 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 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 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 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 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正是由于孙定扬“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才酿成这一轰动全国的大血案。因此,“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并无以服李有恒”。之洞还奏请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1879 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之洞,关于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关于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 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 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 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 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四,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 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光绪五年(1879 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 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1839—1890)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曾纪泽使俄前后,张之洞又连续上疏。或不满清廷屈服于英法等国压力,准备宽有崇厚,坚持将其治罪;或重申“今欲得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战备一法”,“我多一分兵威则敌少一分要挟”;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或批评曾纪泽使俄,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形迹则界务重,隐患则商务重”,并请“寄知曾纪泽以为辩论之助”。这些奏章率直坦诚,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其间虽亦不少“书生之见,无当机宜”,沾染清流高言空论的习弊,但一片爱国赤忱,耿耿可鉴,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人吴推曾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一一引注)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即为明证。

  光绪七年(1881 年)二月,经过反复折冲,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改约议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他与陈宝琛于慈禧盛怒、众官缄口之际,抗疏力净“庚辰午门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博得“风节动宫闱”的赞誉。

  光绪六年(1880 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

  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 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 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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