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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黑雨》三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缉槻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缉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槻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槻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巡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槻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

  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决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

  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

  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槻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槻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决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槻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槻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槻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缉槻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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