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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12章 饮马长江

  吴三桂同清朝的军事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三桂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而清在局部地区如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处逐渐转入战略性进攻;

  第三阶段,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面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战争的全过程,显示了它的内在规律性,颇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着,变化着。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二年中,吴三桂乘清军无备,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福建耿蕃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除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从长城脚下又传来了警报: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也乘三桂叛变,“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太宗时被剿灭,扶植其子额哲为亲王,嫁一公主,为清朝额驸。布尔尼为公主所生,与朝廷是血肉至亲。布尔尼煽动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响应,其参加叛变的,仅有二旗。四月六日,圣祖命将出师,以多罗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同为军务参赞,率满洲八旗兵和调取蒙古诸部兵马讨布尔尼。《清圣祖实录》,卷53,22页;卷54,3~4页。

  北疆出了事,西部也不安宁。西藏受到吴三桂的煽惑与收买,不时地挑起军事摩擦。它在政治上同情吴三桂,对清朝怀有动摇,若即若离。《清圣祖实录》,卷54,16页。从全国情况看,除了关外的辽东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等少数地区还较稳定,再也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土地!叛乱所及,波连十余省,“贼势益猖獗”《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8页。。战事仅一年,圣祖不禁惊呼:“逆贼得据大江(长江)之南!”《清圣祖实录》,卷51,7~8页。战事还在向北发展,直抵长城内外。所谓“东、南、西、北,在在鼎沸”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生动概括!

  在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后,带动陕甘两省纷纷叛离清朝,圣祖深感局势的严重性,一时性急,打算御驾亲征。他对几位大学士说:“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们跟议政王大臣密议,大臣们当然不会赞同圣祖出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圣祖离京,京师为根本重地,倘生意外,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至祖接受了劝告,暂停亲征。圣祖的这个举动,足以说明当时局势的严重程度。

  因战争而引起的混乱,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清朝所处的国际形势,也潜伏着危险。康熙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金光祖密报:“交趾(越南)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圣祖不得不增兵,“防守险隘”《清圣祖实录》,卷48,23页。。交趾陈兵边界,其意图不外是,担心中国内战蔓延到该国,以事先封锁边界,防止窜入。但鉴于它与中国的关系,欲乘中国内乱侵入,获取中国领土,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它毕竟力量不足,只能小心谨慎从事。

  还有朝鲜李氏王朝,它原与明朝的关系密切,在受到清朝两次武力入侵而被迫称臣,内心一直不屈服。吴三桂发动叛乱后。它密切注视中国政情变化。一些大臣和知识分子(儒生)甚至上疏国王,要求乘时起兵复仇。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于康熙十三年(李氏显宗十五年)五月,相继上疏,大意是,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近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88页。。七月,有一“布衣臣”叫尹,他进一长篇密疏,痛陈以往所受国耻,要求乘三桂起兵,朝鲜可与之配合行动,内称:“我国精兵劲矢,闻于天下,大炮飞丸,足以方行;得选卒万队,北首燕山,规恢进取,以拊其背,而扼其吭;开海洋一路,约郑人(台湾郑经)并势,以挠其腹里;以传檄燕、蓟、辽河以北野春诸部,日域诸岛,青齐(山东)、淮浙(安徽、浙江)等处,以通于西蜀(四川),使同仇疾,兴共奋起……我顾不难横据医闾(辽宁锦州北之山),薄逐幽沈,而为天下请兵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92页。这篇奏疏,表达了朝鲜统治集团与知识界对清朝的愤激的情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未必顺利。国王持慎重态度,未予批答,要视形势而定。看得出来,南边的交趾,东北的朝鲜都对清朝抱有敌意。只是因为清朝很快转败为胜,形势见好,这些抱有敌意的国家才没敢采取行动。

  交趾、朝鲜等国蠢蠢欲动,深刻地表明,吴三桂叛乱所产生的政治与军事震动已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而在交趾、朝鲜等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如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与三桂联合,将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当然,形势的变化,最终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对清朝来说,的确是一次幸运!

  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结果。确如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在起兵前所预想,兵出云贵,旗开得胜,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相望。三桂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至此,三桂的军事进攻已达到了顶峰。

  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于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结,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久。如今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么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吧!《广阳杂记》,卷4,179~180页。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三桂没有听从刘玄初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败。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团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军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三桂的致命错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4页。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战术,应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清鉴纲目》,卷4。。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问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竟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大有奇书》,转引自《爝火录》(下),“附记”,卷1,969页。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此系后话,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康熙十三年四月,三桂在湖南常德给圣祖写去一封信,交给被扣留的礼部侍郎折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释放他们回去,转呈圣祖。走时,还给他们备了厚礼携带回京。折尔肯和傅达礼离开常德,先到了武汉,“镇南将军”尼雅翰立即向朝廷写去了报告。

  圣祖还没有见到三桂的信,就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人发去指示:

  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仍议招致之,益加警备,毋坠奸谋,即吴三桂束身归命,王等但以礼受降,其官属益加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务相机以行。《清圣祖实录》,卷47,1~2页。

  圣祖从三桂遣返折尔肯、傅达礼等回京一事,估计他的奏章可能有归降之意,因此一方面表示可以受降;一方面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受骗上当,误中奸计。事实并非如此。当他看到了三桂的奏章,就对兵部、刑部官员说:他本来期待三桂“悔过自新,束身待罪,未忍加诛(吴应熊)”。但“近览吴三桂奏章,词语乖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吴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章内容,官书不载,他书亦失载,迄今鲜为人知。从圣祖的话中,有三桂“妄行乞请”、“词语乖戾”等语,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三桂并无降意,亦无服罪的表示。在圣祖看来,三桂的话皆属荒谬悖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大抵就是“词语乖戾”的意思。所谓“妄行乞请”,联系圣祖读了三桂的奏章,便决定处死其子吴应熊和孙子,还毁掉了他在关外的祖坟,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38页。可以推知,三桂“乞请”,赦免他的儿孙,他不北进,划江为国等事。关于这个问题,圣祖于康熙十四年四月在答复西藏达赖喇嘛的信中透露,达赖曾给他上过奏章,其中有为三桂请命的话:“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此事系三桂贿买达赖从中斡旋,代为恳请。仅此证明,三桂的“乞请”,必是包括了讲和、划江为国的内容。圣祖断然拒绝三桂和达赖的要求,驳斥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尚其子以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封臣,盖自古所罕有!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臣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平定三逆方略》,卷14,7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4,16~17页。圣祖的回答和处死他的儿孙,彻底绝了三桂的一切幻想,他颓然不振,无力北进了!

  圣祖对吴三桂已经切齿痛恨,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利用各种场合,予以痛斥和声讨,不止一次地向兵部、户部、刑部等各部臣揭露其劣行。例如,说“逆贼吴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枭獍,负恩谋叛,倡乱害民”。又说:“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行即悬首街,以泄神人之愤”《清圣祖实录》,卷46,14页。;又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清圣祖实录》,卷47,6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看得出来,圣祖一旦把三桂擒住,虽碎尸万段也不解心头之恨!

  康熙十三年六月,圣祖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前赴岳州,授意他以个人名义给三桂写信,在政治上进一步揭露三桂。此信写得颇婉转而有力,现摘录如下:

  王(指三桂)以亡国余生,乞师殄寇。蒙恩眷顾,列爵分藩,迄今三十年,富贵荣宠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节顿效童昏,自取颠覆。仆(尚善谦称)窃谓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谋创大业,则公主额驸曾偕至滇,其时何不遽萌反?至王遣子入侍,乃复背叛,以陷子于刑戮,可谓慈乎?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赐,今则坟茔毁弃,骸骨委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选事两朝,而未尝全忠于一主,可谓义乎?不忠、不孝、不义、不慈之罪,躬自踏之,而欲逞角力,收服人心,犹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何乃至是!殆由所属将弁,煽激生变耳。如即输诚悔罪,圣朝宽大,应许自新,毋踏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8~19页。

  表面看,这封信内容,无不顺理成章,以忠、孝、义、慈所谓封建道德加以责备,想三桂是不能推辞掉的。但其主旨在于,三桂已事两朝之主,均不能终守臣节。他揭露三桂此次起兵,声言匡复明室,实乃骗局。尚善质问三桂,当初清军入关时,为什么没听说你请立明朝后人?此话出自尚善之口,却不出自圣祖,这是因为圣祖对此历史公案,实有难言之隐,让尚善说出去,以解世人之惑,并以此驳斥三桂于天下安定之后忽然要匡复明朝,不过是掩饰个人的政治目的。尚善特别反驳他对清朝灭掉明朝的指责,指出,正是三桂献计并亲临缅甸,擒获永历,诛灭明宗室。这一点颇为有力,连汉人士大夫也为三桂此种行径所不齿!最后,尚善劝其悔过自新,以求得朝廷宽大处理。

  三桂已骑上“虎背”,岂肯下来!尚善与三桂相识,有过来往,《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0页。圣祖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来斥说三桂。信中所说,确使三桂难以回答。所以他对尚善的信只好抱以沉默,而心里未必能心安理得!

  三桂领兵不进,这就给圣祖调兵遣将、集结兵力、加强布防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截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圣祖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

  都统宜里布等率师驻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叶立等率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叶、副将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

  副都统扩尔坤、吴国祯等率师驻防汉中;

  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不久,即被叛兵击死),率大军居中调度;

  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

  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

  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

  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喇率师驻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师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

  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叛军。《清圣祖实录》,卷47,16~17页。

  圣祖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圣祖划入战略地区。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战争开始时,圣祖以为速胜,估计剿灭吴三桂“指日授首”《清圣祖实录》,卷48,2页。,只动用了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康熙十三年底,蒙古各部王公进京朝觐,主动要求提供马匹和军队助战,圣祖婉言谢绝。《清圣祖实录》,卷44,21页。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圣祖已感兵力不敷,到康熙十四年六月,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岳州。圣祖限定,蒙古兵于八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圣祖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岳州。《清圣祖实录》,卷48,7页。

  清朝一向讳言用兵实数,多用旗下兵一半,各旗出护军若干各来表示用兵数,给我们统计兵力带来很大困难。估计战争的初期阶段,各路将军所率部队,加上动员蒙古兵,约近二十万。三桂的兵力多集中在湖南一线,约二十万左右,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占地兵力,约在三十万以上。

  圣祖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硕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圣祖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三桂掌握,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圣祖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驰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清圣祖实录》,卷46,17~18页。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圣祖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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