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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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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没有逗留,哪来文化?

  我是喜欢香港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机场,我就觉得轻松。不管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机场,那“文明”和“现代”的感觉总令我长舒一口气。空间宽敞明亮,秩序条理井然,法治使你对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面对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剑拔弩张,事情按一定的规律自动运转。

  我也喜欢香港人;在财大气粗的港人后面有更多扎实而诚恳的人,在奢华炫耀的人后面有更多素朴纯净的人。你要慢慢地去发掘一个完全不同于它表面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到哪里去?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适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肮脏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 ,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 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闲人请勿逗留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聚集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聚集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小区共识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de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 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magots和brasserie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greco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筋疲力尽的“搏杀”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筋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触发思想、激动灵感?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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