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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方对西南明军的剿抚政策

  清军占领包括贵州、昆明在内的黔、滇两省腹心地区以后,南明永历朝廷已经出现瓦解的形势。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南明军队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结果,而是永历朝廷决策失误所致。从当时的战局来考察,清军三路迅速推进,南明军队节节败退,长期经营的大片土地被清军占领,明军在阻击过程中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将,但并没有发生大量主力被清军歼灭的情况。这就说明,明军的全线失利主要是战略部署不当。永历帝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后领兵转入滇南边境地区,散处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将实际上失去了领导核心,他们既缺乏统一部署,只好自寻出路。

  清军入滇以后,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线国安的庞大兵力集中于云南,罗托的军队驻守贵阳,加上原属经略洪承畴、吴三桂的部分军队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战败后分驻各地的军队不仅很难组织反攻,而且多处于边境穷荒之地,条件异常艰苦。

  相对而言,在吴三桂军由贵州进入云南以后,四川的清军防御力量是相当单薄的。李定国在放弃昆明时决策向滇西撤退,没有带领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个重大失策。在这以后,四川大部分地区有半年左右时间仍然在明军控制之下。1659年(顺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抚高民瞻依据川陕总督李国英的指示,派出军队由保宁出发,先后收取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等地,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守城的明朝总兵刘耀、杨有才、曹昌祚、陈安国、赵友鄢等杂牌军队自动撤退,清军就在当天进入“满城荆棘”的省会成都①。

  上文已提及早在这年闰三月间,明庆阳王冯双礼率领进入四川建昌的军队,由于部将狄三品等叛变,活捉冯双礼向清方投降②。九月,清“川陕总督李国英疏报,收复嘉定一路,招降伪将军杨国明、总兵武国用,各州县伪官皆缴印投诚”③,“芦山伪武义将军杜学率所部伪官六十余员,兵二千余名缴印投诚”。④十月,“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伪侯郝成裔、伪伯陈建等谋诛首逆高承恩献土投诚,及伪文武官八十员各缴印劄来归,川南底定。”⑤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四川省内的明朝军队为数尚多,控制的地区也相当可观,主要是因为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统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节制无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如果李定国决策奉永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叙府一带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东攻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只留少数兵力在云南边境联络土司牵制清军,清朝在新定的云南、贵州两省必留重兵镇守,在战略上极易造成被动。即使清方云贵主力回师四川,明军作战不利,顺江而下同郑成功、张煌言会师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除了四川地区沦入清方之手外,分散在云南边远地方的不少明朝将领也由于群龙无首,同主力联络不上,对前途悲观失望,纷纷投降清朝。其中如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将军塔新策、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启隆等带领兵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鹤庆、剑川、丽江、兰州(今云南省兰坪县南)一带,先后向清朝投降①。怀仁侯吴子圣于十二月初一日在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投降②。此外,降清的还有岐山侯王会、总兵杨成、赵武、史文、邓望功等率众四千一百余人,杨武伯廖鱼领兵六百名;文官有东阁大学士张佐宸、户部尚书龚彝、兵部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兵科都给事中胡显等①;宗室勋戚有岷藩朱企鋘、皇亲武靖侯王国玺等②。次年(顺治十七年)正月,明征蛮后将军杨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广昌侯高文贵(即参加磨盘山战役的明军三将领之一)部卒三千余人向清军投降;五月,咸阳侯祁三升率领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总兵王有功等兵员七千九百余人、马一千三百余匹、象三只降清③。这年七月,吴三桂奏请朝廷批准,把投降明军分作十营,以马宝、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王会、刘偁、马惟兴、吴子圣、杨威为十营总兵④。从云南边境地区入降的明军兵员总数大约在三万名以上,其中不少拥有相当多的马匹、器械,能征惯战的将领也颇不乏人。何况,撤退到边荒地区之后,因染瘴病死,缺粮饿死,在混乱中逃散的官兵肯定不在少数。如果加上跟随李定国、白文选转往滇缅边境的主力,南明统帅如果能够指挥得当,在清军三路进军时集中兵力歼灭其中一路,整个战局决不致于这样混乱不堪,一败涂地。联系到给予追击清军以沉重打击的磨盘山战役,李定国部署的只是窦名望、高文贵、王玺三将,兵员据一种记载说是六千余人①,由此可见,撤退时缺乏统一部署,各部失去联系,是南明军队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为全军主帅的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以后,率领部分军队向南撤退,崎岖于云南边境地区。他曾经在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又转移到孟艮(在今缅甸景栋一带)。由于整个局势恶化,内部军心不稳,李定国既指挥不了散处四川、云南的明军,又要防止随从文官武将的变节。1660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六月间,广国公贺九义被他下令乱棍打死。原因是贺九义的妻子被清军俘获,清方乘机写信要挟贺九义投降,贺九义尚在犹豫之中,没有向李定国报告。李定国得知此事后,判断贺是心怀两端,决定立即将其处死。贺九义原是孙可望的部将,他从广西南宁带来的近万名兵马又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从伍,定国对他怀有戒心,为了防止贺九义率部降清,就采取了这一断然措施。贺九义被杖杀后,他的部下深为不满,“贺营官兵鼓噪逃出”①。李定国又耽心逃出的官兵可能充当清军向导,潜来袭击,于是,“于九月初五、六两日将孟艮城里房子尽烧,孟艮彝人少壮者掳去,弱幼小的杀了。初七日,撤营走景迈、景线,奔伪巩昌王白文选一处,……合营走木邦缅甸”②。被李定国杖死的还有他的亲信文官吏部侍郎金维新。金维新有《西行永昌旅次题墨牡丹》诗云:“繁华顿谢三春景,尺幅长留冰雪天。玉宇琼楼都似梦,邮亭揽笔意凄然。”③吐露了他随军西撤至保山时意气消沉,但被杖死的确切原因则不清楚④。

  ① 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陕总督李国英“为恭报恢复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贼情形事”揭帖,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

  ⑤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按,同书卷一三一记,高承恩为“伪咸宁侯”,郝成裔是他的“幸僮”,降清时高民瞻收取郝的贿银三万两,“令成裔密造伪玺伪敕,假称曾袭侯爵,以为投诚叙功之地”。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川陕总督李国英题本报,九月明镇守黎、雅、荣经、建昌一带地方咸宁侯挂讨夷将军印郝成裔、挂蜀藩(即刘文秀)护卫将军印广平伯陈建率部剃发,纳土投降,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据此当为九月间事。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记上述诸将领在五月中旬和下旬降清,李如碧写作李如柏,高启隆写作高启龙。康熙五十三年《剑川州志》卷三《沿革》记:“马惟兴、马宝走鹤庆、高启隆走剑川,又至丽江、兰州,十月在剑川州剃发降清。”时间和情节都略有不同。

  ② 顺治十七年正月云贵总督赵廷臣“为请给投诚官兵口粮,鼓励未来人心,仰祈上鉴,敕部议复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六册,A36—24号。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其未扈从者,如东阁大学士雷跃龙、大冢宰(吏部尚书)张佐宸、大司农(户部尚书)龚彝、司马(兵部尚书)孙顺、司寇(刑部尚书)尹三聘、左都御史钱邦芑等皆辅弼大臣,或扶病投清,或潜踪苟活,或祝发沽名。”

  ② 《安龙逸史》卷下记:“甚至勋戚如武靖侯王国玺,竟窃太后金宝以媚新朝。”《庭闻录》卷三记王国玺降清,但又说“降将杨武献皇太后金宝一、武靖侯银印一,……”

  ③ 刘健《庭闻录》卷三。杨武降清事在刘■《狩缅纪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他亲身经历其事,说杨武持两端观望,一面同清方联络,一面又派刘■入缅寻找永历帝,为他求得加封颖国公的敕书。杨武仍决定投降清朝,在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押解刘■、王国玺、尹三聘、朱企鋘、尚宝卿杨桢干、安龙知府范春鳌一齐赴云南,三月初五日解至昆明。由于杨武掠得财物甚多,骄横奢侈,吴三桂密疏请旨,于顺治十八年秋将他处斩于昆明。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

  ① 《八旗通志》卷二二二《孔克德传》云:“复随信郡王多尼等三路大兵追定国,至云南磨盘山,败其六千余众。”

  ①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为恭报边外逆渠情形事”密奏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八三页。《庭闻录》记:“六月十六日,李定国杖杀贺九义。九义初守南宁,大兵入滇,归路断绝,遂由南宁走元江出边外,偕定国驻孟艮。其家在云南,三桂使其仆李登云招之。事泄,定国斩登云,杖九义百四十,次日死。”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顺治十八年“六月,伪官李维宾以永历情形来告”。原注:“维宾,贺九仪标官,九仪欲受信郡王招抚,定国觉,杖杀之。维宾逃至云南投诫。”

  ②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为恭报边外逆渠情形事”密奏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八三页。《庭闻录》记:“六月十六日,李定国杖杀贺九义。九义初守南宁,大兵入滇,归路断绝,遂由南宁走元江出边外,偕定国驻孟艮。其家在云南,三桂使其仆李登云招之。事泄,定国斩登云,杖九义百四十,次日死。”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顺治十八年“六月,伪官李维宾以永历情形来告”。原注:“维宾,贺九仪标官,九仪欲受信郡王招抚,定国觉,杖杀之。维宾逃至云南投诫。”

  ③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诗,卷十二。诗后加按语说:“维新曾署吏部侍郎,此诗想系扈跸西奔,参赞晋王军中,行抵永昌时作。其后或死咒水,抑死景线,或逃隐何所,无可考矣。”

  ④ 金维新被杖死事见冯苏《见闻随笔》卷下,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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