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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我为什么生病(上)

  你的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亲爱的孩子,其实这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成年人也很难回答。最简单的回答恐怕就是:使我们生病的是细菌,是微小的、敌对的生物,它们通过空气或一个伤口进入了我们的体内。这个回答想必你已经从你的老师、你的父母或者甚至从你的儿科医生那儿听说过。随后你也许曾这样想过:如果细菌确实使我们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生病的话,为什么妈妈由于这些链球型细菌得了大脖子病,而爸爸却没有得病呢?也许你不敢问这件事,其实你完全可以大胆地去问。因为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才导致了人生病,成年人大概曾这样回答过你的这一询问。我们成年人确实也并不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你的爸爸也许得肺炎,而你的妈妈却没得,虽然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细菌毫无疑问地会从一个人身上游走到另一个人身上。

  我们医生其实只知道这么多:如果以下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的话,人们往往会得病。第一个因素是外在的致病的物质,如细菌、病毒、毒物,第二个因素是得病的那个人的内在的易感性,我们也称之为对一种病的素质敏感性。可是许多正规的医生们却忽略了这第二个因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细菌传播上。他们知道,人一般会产生抗体——一种血液警察,它专门同血液中异样的细菌作斗争。但是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为什么患病的人往往产生出太少与特定的细菌或病毒作斗争的警察。

  认为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这种信念很可能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觉之一。是啊,我们成年人有时也相信无稽之谈,不过我们这样做时,并不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整个研究工作以这一信念为依据,科学家、医生,还有工业部门的经理,花费其全部时间、辛劳和金钱去与细菌作斗争。人们不断地寻找和生产新的药品,譬如抗生素。但使用抗生素治病会产生副作用。病人服用抗生素,虽然很快就不咳嗽了,然而抗生素在与咳嗽病毒作斗争的同时,也削弱了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是应该产生出各种抗击种种细菌的警察的。一旦警察太少,人们在咳嗽之后不久,就有可能会得其他病,譬如耳朵发炎。

  许多医生提出论证:多亏了现代医学,它使世界各地的死亡率都回落了。这就是说,死于100年前还是致命的疾病的人少了。这也是对的。譬如今天死于小儿麻痹症的人少得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往四下里看一看,我们也能发现,许多疾病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老年性痴呆在今天几乎像流行病那样蔓延。这是一种使高龄老人渐渐忘记一切的疾病,现在有几百万名的患者,在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多较年轻的人也遭此厄运。如果你的祖父85岁时,什么也记不起来,甚至忘记了你的名字,这是很糟糕的。如果你的父亲55岁时就这样,那就更糟啦。另一种估计表明,现在40%的欧洲儿童患有呼吸道疾病。你班上平均10个同学中就有4个呼吸有困难。在最近20年里,一些全新的疾病已经传播开来。不只是艾滋病,对它你还用不着害怕,只要你还没有女朋友或男朋友。但是也许你已经知道班上一个同学患有所谓的注意力亏损症,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疾病。这些儿童不能集中注意力,他们经常感到忐忑不安,他们胆小怕事,不能学习,有时连话都说不利落。

  所以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确实少了,但是同时却出现了一些完全新的病象和更复杂的疾病。对于这两种现象,人们不可以分开来看。像我这样的顺势疗法的医生至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一个真正健康的人过着充实的生活,也许活到80岁,也从不得病。我在高加索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离群索居在山区,生活在大自然中。在很偏僻的地区,那里还没有或者只有轻微的环境污染,因为没有新的有毒物质,所以也不会产生出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的疾病。

  如今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受到了污染的环境中。我们污染水、土地、动物,而我们所吃的鱼、肉和蔬菜,也污染了我们自己。疾病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污染。我们的身体不再干净。我们得病,因为我们已经污染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在顺势疗法的诊所里,问题不在于用药物杀死体内的细菌或有害环境的东西。我们认为,抗生素以及别的化学药物只是抑制了症状,却不能真正治愈疾病。一种用抗生素压制下去的伤风:可能不久就会变成耳朵炎而重新发作。可是我们却要使整个人的有机组织,处于让细菌在其中不可能觉得舒服并增多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试图减少一个病人对细菌的易感性。

  200年前,一个德国人第一次走上了这条道路:他的名字叫萨穆埃尔·哈讷曼,他的药物对感冒这样的急性病、腰背痛这样的慢性病,同样都有疗效。我们一直还不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为什么。那是1000多个配方,全都是天然的物质,如白头翁、颠茄、氯化钠、磷、硫、汞。剂量搭配合理,它们就能增强一个病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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