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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12章 宋教仁遇刺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左右的上海北站显得热闹非凡,宋教仁、黄兴、廖仲恺等都聚集在此,准备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车北上北京。

  10点45分,当宋教仁被黄兴等人簇拥着走到剪票口时,忽背后中了一弹,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忍痛不住,靠在铁栅栏上,凄声说道:“我中枪了。”正说着,又闻枪声两响,车站顿时大乱,刺客乃趁机逃去。于右任等赶来急忙送宋教仁入沪宁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愤填膺,情不可抑。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震动,舆论大哗。国民党人认为此案的幕后黑手,一定是袁世凯。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一时锋头甚劲。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惮。袁世凯先是对宋教仁有意拉拢,让他出任总理,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据说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实不敢受”。不久,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一语中的:“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这正道破了问题之要害。

  其实在袁世凯眼里,孙中山并无多大威胁。孙中山只是宣传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而被评价为“议会迷”的宋教仁则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在各地演讲中,宋教仁极力宣扬将总统改为没有实权的虚位领袖,甚至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宋教仁屡屡言辞激烈,因而党内同志很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就在他3月20日,动身北上那天与《民立报》记者话别时,对方请他慎重防备,宋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宋教仁死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深刻认识,在全无民主经验和训练的彼时中国,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当政者视为最大威胁。其实,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握有的资源,远胜于国民党,但由于对那种新兴的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视,袁党没有在大选中下力竞选,因而输给了深谙此道的宋教仁。

  虽然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遭暗杀,“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宋案”真相

  宋教仁遇刺案的破获,出乎意料地顺利。

  1913年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即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至应家搜查。在应家搜查中发现其中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巡捕房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山西人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党,充当敢死队,转战数省,升为下级军官。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结识了当地会党头目应夔丞。应夔丞,其实也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他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算是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张振武的党羽。张振武后来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正在拉拢黎元洪的袁世凯迅速将张振武枪杀。

  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便成了他的对立面。共进会的应夔丞也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夔丞也与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国民党在上海为宋教仁操办丧事时,应夔丞也进进出出,做热心帮忙状。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凭据,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夔丞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专门替袁党作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以做人身攻击。

  当宋教仁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形成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真正知情?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唏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转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授意黄兴拟了一份电文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

  对“宋案”犹豫不定的国民党

  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作访日之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止访问,于1913年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孙中山等人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随至黄克强(黄兴)先生家,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

  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力主起兵讨袁。但与会者中除戴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

  此时的国民党已非在野时的同盟会,冒险犯难的精神已大不如前。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作了各省都督,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武力解决的事遂耽搁下来。由于赵秉钧拒绝上海特别法庭的传讯,法律解决也陷于停顿。

  4月26日,南方革命党本已燃烧的怒火又被浇了一桶油。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国民党,不顾各方反对,未经国会讨论通过,便完全接受银行团所提的苛刻条件。当天夜里,由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银行代表违法在北京签字,共借2500万英镑,名曰“中国善后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得讯后阻拦无果,遂以议长资格通电,不承认借款合同。

  1913年4月29日,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借款。5月3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合通电“各省政府和人民”,要求禁止银行团借款给北京政府,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与湖南都督谭延贻也表示了同一立场,但在当年各省都督,表示反对借款的只有他们4位,而通电赞成者则有17省的都督。

  实际上,早在国民党内部对待袁世凯态度摇摆不定时,袁世凯已开始了一系列应对之策。5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南方的军事,宣称要“除暴安良”,严厉指责孙、黄等人是“捏词耸听、淆乱人心”;陕西都督张、山西都督阎锡山、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与河南都督张镇芳等联名通电,指斥黄兴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其中张凤、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人,表明国民党已经分裂。

  在完成军事部署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了逼迫南方首先发难,以中央名义,先是解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以自己阵营的黎元洪代之,接着又罢免了胡汉民与柏文蔚;与此同时,袁世凯拟定军事计划,三路大军向江西、安庆及南京出发。袁当然知道革命党人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而是一定要反抗,这样中央对南方用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果然,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此后数日内,国民党控制的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及重庆的部队川军相继响应,一时间颇有声势,似乎要重现辛亥年的局面。

  但实际上,形势已与当年大不相同。满清政府退位后,全国人心思治,希望国家早日走上安定建设的轨道。宋案的发生虽使举国哗然,但多数人认同由法律解决。至于国民党方面,由于许多杂牌小党的加入,已成为一个谋求政治利益的俱乐部,就是原来老同盟会的同志,大多以为大功告成,转而热衷于仕途名利。所以国民党声势虽大,但肯于跟孙、黄反袁者甚少,其中又多犹豫动摇者。内部分歧,举事仓促,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起义各省的部队,在兵精饷足的北洋军面前,望风披靡,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就溃败。孙、黄及革命同志们只得东渡日本再度流亡。革命党人原有的地盘悉数为北洋所接收,北洋的势力第一次越过了长江。

  为了获得当选总统的足够选票,把中间的进步党人(5月底,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黎元洪的共和党、章太炎的统一党与梁启超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从国民党中彻底分化出来,坚定他们的拥袁立场,袁世凯还特地挑选了进步党人的熊希龄,由他组成了所谓“一流人才内阁”。“一流人才”,主要是指内阁成员多为政坛名流,如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

  10月6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投票选举,本来袁世凯已将对手打尽,当选不成问题。但他仍然担心当天不能选出来,就在议员都到会之后,操纵了数千人,号称“公民团”,包围了议会,声称不选出总统不准议员出来。投了两次票,袁世凯都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被关在内的议员们人困马乏,直到晚上才被迫选袁为总统。这种卑劣的做法也成了历史的一大笑料。

  袁世凯后来更加明目张胆,他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资格,各省议会也纷纷取缔国民党,于是,自辛亥以来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民党土崩瓦解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更是直接解散了国会。自此,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中国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

  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许多老同盟会员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许崇智、谭人凤等陆续到达日本,聚在一起共商讨袁大计。而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仍坚持在国内作斗争。当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费留学生索取一点食物糊口。

  国民党是一个曾经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大党,但此时几乎被袁世凯瓦解殆尽,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袁世凯过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过于涣散。虽然党员众多,声势浩大,但内部意见分歧太多,“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而患难之际,彼此“疏如路人”。

  1913年秋,孙中山决心要缔造一个组织坚强的“中华革命党”。基于对以往革命失败的认识,孙中山特别强调“服从党魁”这一条件,他期望的这一个新的政党,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

  孙中山严格入党程序,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入党章程和誓约,并决定党员必须在立约宣誓的署名下,盖上右手的中指指印。誓约内容有五条: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死生。除此之外,还有一句: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这份誓词遭到了几位老同盟会中坚人物的反对。黄兴认为“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不妥,不能“附从”;李烈钧说:“牺牲一己之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并且反对捺手印。1914年6月初,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日渐暴露,黄兴决定赴美。27日,孙中山赴黄兴寓所送行,并集古诗联句书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表示一片惜别之情,并希望以后再度合作。黄兴在赴美途中船上赋诗曰:“口吐三峡水,足蹈万里云,茫茫天地间,何处着吾身?”黄兴的矛盾复杂心理可见一斑。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选举大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根据中华革命党原始党员名册,从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有692人入党,并规定以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旗以红色为地,青天白日为章,章在旗首上隅。

  二次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国内已经没有足够的反对力量,行事嚣张。1913年10月6日,在大批军警包围下,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上举行盛大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当日下午又在天安门上阅兵,将勋章授给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想以此表明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来的,而是由清王朝“禅让”而来。

  1914年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8月3日,总统府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后来发表《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国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

  此后,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1914年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一些代表请愿改变国体。对身边亲信炮制出的“民意”,袁则佯装不知。但暗地里,他已一步一步地按照计划,为称帝做准备。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日本利用各国无暇过问中国之时,于1914年11月出兵占领青岛,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控制了胶济铁路。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增加筑路通商的新的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的特权;将日本租界旅顺、大连港口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延至99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能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要由中日合办,等等。

  条约内容被记者们捅了出来,举国哗然,国内各界纷纷集会、通电、罢工罢课,抵制日货以示反对。孙中山虽居海外,亦及时揭露日本“二十一条交涉的真相”,他说:“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指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到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

  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野心还没被国民看透,多数人并不赞同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但孙中山还是坚定自己的立场。1915年10月,陈其美在孙中山的指派下到上海策划讨袁,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青年军官蒋介石还在其中担任军事一职,起草《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但起义很快遭致失败。

  另一方面,袁世凯已经按照“民意”要求,为登基做最后的准备。参政院在第一次送“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皇帝”而被其故作姿态地退还后,1915年12月11日晚,参政院再次递交“推戴书”。这一次,袁世凯不再推辞,12月13日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此时,袁世凯的用心已完全大白于天下。如果说孙中山此前的反袁宣传和行动还不被理解的话,那么在此关头,“倒袁”已成为共识。而在这一轮新的倒袁活动中,曾经被袁世凯极力拉拢的力量,则成了倒袁中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世凯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12月23日,蔡锷、唐继尧与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宣告云南独立,并通电各省要求取消帝制,联合讨袁;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云南已经举起讨袁大旗,而袁世凯已止不住自己在称帝之路上的脚步。1916年1月1日,他在北京黄袍加身,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洪宪元年。

  这使得已经点起的护国运动之火,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就连袁世凯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的汤芗铭也站到他的反对面。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美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死去。

  新旧约法之争与南下护法

  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国内反袁消息后,甚为振奋。因为担心中华革命党仍不够强大,所以他决意回到国内,亲临指挥这场保卫共和国体的斗争。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由日本启程返沪,同时还向在美国的黄兴也发出了邀请。为了保护共和,孙中山尽可能地团结各派。他同意仍然使用民国建立时决定的五色旗国旗,而不是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规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去为个人地位作任何考虑,只要求坚持民国元年的约法。一直反对革命党的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这个主张也表示赞同。

  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公布了经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首部宪法,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袁世凯掌权后,便开始破坏临时约法,1914年5月,他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作为袁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发布通告,根据袁氏《中华民国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通电反对;国会议员也发表宣言,不承认根据袁世凯的约法继任;南北军界各派人也表示反对。在各界压力下,国务院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不得不放弃袁世凯的约法,黎元洪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重开国会。新旧约法之争随之结束。

  但北京政府并未就此安定下来。自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后,两人矛盾不断,被称为“府院之争”。到1917年,“府院之争”的焦点集中到对德问题上。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燃烧了3年之久。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想借机扩大势力,其真实目的在于以此和日本挂钩,借机取得日本的贷款和军火,并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而孙中山认为“参战”一事关系到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主张“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种行动”。孙中山又致电北京的参、众两院,希望不要加入协约国。但赞成他主张的只是一部分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一年春夏间,孙中山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经多次讨论后,决定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与观点,由朱执信执笔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此书从世界形势、各国间利害冲突以及中国政局,反复说明了中国参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关参战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全面表达了孙中山对于当时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理论和思想。

  到了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日益激化,各种反段力量呈结合之势,他们要在众议院开会时,否决对德宣战议案。闻听此讯的段祺瑞在5月10日策动了一个3000人的“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强迫议员通过政府宣战案,反对宣战的十几位议员被暴徒殴伤,议员被围困达10小时之久。如此恶劣的行径激怒了议员们,会议中止,各部总长也先后辞职,内阁只剩下了段祺瑞一个人。

  5月11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唐继尧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惩办滋扰国会的伪公民团,段祺瑞又唆使督军团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因此免除段祺瑞职务,让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在段的指使下,安徽、河南、山东、奉天、陕西、浙江、直隶等省的督军相继宣布独立。

  无力对付督军团的黎元洪求助于有重兵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请他到北京保护自己。张勋6月7日率辫子军5000人自徐州动身,到天津后却逼迫黎元洪3天内解散国会。9日,辫子军开始进入北京。引狼入室的黎元洪无奈宣布解散国会。翌日,张勋又把康有为叫到北京,住在张勋的私邸,共策复辟清室。

  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入清宫拥立清废帝溥仪再次登基,并将国号改称为宣统九年。消息传出,各省的督军及各界人士一致声讨。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打败张勋,这出复辟丑剧仅生存了十几天便匆匆退场。

  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于7月4日召集在上海的唐绍仪、程璧光、章太炎等人商讨讨伐叛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主张成立临时政府,决定邀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致电国会议员,请他们南下护法。7月8日,孙中山乘“海琛”舰由上海赴广州,着手组建军政府,准备在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

  7月19日,孙中山电请国会议员南下开会,并致电段祺瑞,揭穿他非法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自认是“再造共和”,不再召集国会,反而修改了国会组织法,重组国会。于是国会议员纷纷南下,25日,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9月1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于是,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同一天,非常国会还选举了各部总长。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章太炎以往反对孙中山最为激烈,但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雨和波折,他终于被孙中山宽容的气度所感动,最终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中的积极一员。

  当时的军政府最需要的是能够控制掌握的军队,所以孙中山在组织军政府期间,曾多次致电留居在上海的岑春煊、广西的陆荣廷和云南的唐继尧,请他们到广州来“公商要政”,但都被对方称病拒绝,这样,孙中山只得到了海军的支持,陆军则完全不听调遣。

  此时,国内各省护法运动已渐成声势,北方的段祺瑞政府也准备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9月下旬,北洋军在湖南与桂军相持。10月,被孙中山派往湖南的程潜率军进入长沙,推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但陆荣廷对程潜出任省长十分不满,于12月18日唆使谭浩明以武力迫使程潜辞职,自此牢牢地把湖南纳入桂系的势力范围之内。

  北洋军在前线的失败使段祺瑞陷入困境。1917年11月15日,他向冯国璋提出辞呈。由于段的下台,日本当局期望促成“南北议和”。而力图扩充自己势力的陆荣廷,在控制了湖南后,希望通过“南北议和”捞到更多好处,并饬令前线“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北方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乘机反攻,卷土重来。吴佩孚率军南下,连续攻陷岳阳、平江等地,粤桂联军迅速溃退,1918年3月长沙失守,联军退守湘南。

  皖系的胜利,使段祺瑞有了复出的资本。以曹锟为首的15省3特区的督军联名要求段出山组阁,日本方面暗中支持奉系张作霖表态支持。3月23日,段祺瑞终于再次复出掌权。陆荣廷为了保住他在两广的统治权,背着孙中山与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

  陆荣廷一直视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之举为抢夺其地盘,想方设法削弱军政府的权力。军政府与广东督军府的矛盾越来越大,怕广东人反桂情绪高涨,陆荣廷又任亲信莫荣新担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当了广东督军后,进一步从事反孙中山、反军政府的活动,接连以“匪徒”名义捕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名官兵。为了护法目的一直对军阀忍让再三的孙中山终于忍无可忍,他令陈炯明、程璧光等讨伐莫荣新,但没有得到回应。气愤已极的孙中山于是率领卫士及部分将领登上“同安”、“豫章”两舰,亲自指挥向督军署开炮,炮手连续向观音山督军府发射炮弹70余发,广州全城为之震动。迫于压力的莫荣新最后只好到大元帅府“道歉”。

  早在1917年10月,陆荣廷就与唐继尧暗中策划成立另一个机构,以代替军政府。次年1月5日,他们在广州成立各省联合会议,像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等都在其中任外交、财政、军事要职,这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和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孙中山虽然一再通电表示反对,但军政府被阉割局势已难以挽回。

  1918年2月26日发生了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杀案,海军内部开始分化,一些官兵不安于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回上海,孙中山又失去了一支有力的依赖力量。

  4月,桂系与政学会分子活动改组军政府。5月20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再次开会,选举七位总裁,孙中山是七总裁之一;陆荣廷与唐继尧推举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西南政局已完全被桂滇军阀所把持,军政府名存实亡。

  选举次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5月26日,由胡汉民陪同从汕头到了三河坝,当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的蒋介石前来迎接。见到孙中山疲惫、衰老的模样,蒋介石流下了眼泪,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

  北方军阀的派系斗争已达白热化,徐世昌就任了北京政府总统,国内的和平气氛又高涨起来,徐世昌于11月16日发布了停战命令;西南军政府也在23日下令停战。双方准备派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1919年5月13日,双方宣告谈判破裂。

  这个时期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最艰苦的时期。孙中山处于这种有名无实,身为“元帅”,却调动不了军队的无奈处境,听凭军阀们左右局势。合法的西南非常国会又不接纳孙中山的主张,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痛失革命同志

  就在讨袁浪潮高涨之际,许多不幸的事情却向孙中山袭来。

  1915年2月21日,孙眉在澳门病逝。孙眉的一生也是协助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年轻时,孙眉曾因政见不和,与弟弟形同水火;当他理解了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意义时,便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不惜倾家荡产,共捐出70万巨资,从富有的“茂宜王”破落成普通农民。1907年,孙眉被迫放弃了自己经营30年的产业,离开夏威夷前往香港,租房居住,并担当起赡养照料母亲杨太夫人及孙中山夫人卢氏及子女。讨袁军失败后,孙眉从翠亨村避居澳门,忧愤成疾,抑郁而死。

  1916年5月18日,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陈其美于辛亥、讨袁诸多战斗中,屡次在上海策划举兵,虽败不馁,对革命忠诚不渝。袁世凯对此深为忌恨,密令张宗昌伺机暗害。当天,张指使密探程子安、宋志明利用叛徒李海秋暗杀陈其美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机关总部。

  10月31日,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多年的黄兴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黄兴自1914年与孙中山分手后,远赴美国。此后,原同盟会和国民党中的一些军界人士如李烈钧、柏文蔚和陈炯明等相继离孙中山而去他国。尚有李根源、林虎等人留在东京,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宗旨是“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对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成立后联名去信美国征求黄兴意见,黄兴表示参加。欧事研究会成立后,黄兴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进行称帝活动时,黄兴与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斥责,并改变了方针,认为“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和中华革命党的斗争方针渐趋一致。

  黄兴托其子黄一欧去东京致函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也希望黄兴早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回国前曾电邀黄兴回国共同讨袁。黄兴于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于7月6日回到上海。这时袁世凯已暴死,革命形势大好,孙、黄再次联手,对革命非常有利。不幸黄兴突患胃出血重病,于10月中旬住院治疗,但病情很快恶化,10月31日晨逝世。黄兴病逝,孙中山十分悲伤。

  11月8日,被孙中山誉为“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也在日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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