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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孙中山》12.3 卧病北京的日日夜夜

  一代伟人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顽强地同病魔作斗 争。当年护理和治疗孙中山的护士。医生,留下了伟人临终前的记录……

  事情虽然隔了三十多年,我(即何芬--编者注)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 在德国医院当护士,院长派我到北京饭店去护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遍地烽烟, 民不聊生,我们年青人都感到苦闷,正在这个时候遇见了伟大的革命家,你说我心 里是多么高兴呀!

  中山先生的生活很简朴,吃的、穿的都很朴素。在他病重的时候,我按照医生 嘱咐,每天喂水果罐头汁给他喝。他总是问我:水果呢?我告诉他送到厨房做了点 心,他就含笑着说:“好!不要糟踏了!”

  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 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 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 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

  中山先生的病愈来愈沉重了,他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晚上就在这里歇宿, 有事好找我。我当然答应了。可是,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人来叫醒我。原来中山先 生怕我白天工作累了,晚上要好好休息。这些看来好像是生活琐事,都表现了中山 先生谦虚、体贴人的高贵品质。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关心着中山先生的身体健康,北京各报差不多每天都发表有 关先生病况的消息。有一次,由于夜班护士疏忽,病房温度没有调节好,影响中山 先生体温增高。第二天,报上说是白班护士的责任。我是值白班的,看了这条消息 委屈得哭了一场。中山先生知道了这件事,马上通知各报一定要在次日更正这个事 实。先生这种处处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

  跟随过中山先生的人,都知道中山先生爱读书。我亲眼看见中山先生就是在重 病中也坚持了学习。中山先生每天都要阅读报纸,在病势沉重的时候,他自己不能 阅读了,就由孙夫人念给他听。在病中,中山先生也不忘宣传革命,他一再鼓励我 读革命书籍,还把亲手签名的几十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 等书送给我,要我转送给我所相识的朋友们。

  在北京饭店,请来许多医生为中山先生治病。有位德国医生建议请中山先生住 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被先生拒绝了。他说:“东交民巷是租界,我不去!” 最后,还是住的协和医院。在中山先生生病的时候,段棋瑞政府曾经数次派人来看 望,都被先生严词拒绝了。与此相反,苏联来的顾问鲍罗廷夫妇等人来了,中山先 生和他们谈国家大事,一谈就没个完。中山先生经常向我讲伟大的革命导师--列 宁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1929年我到德国学习助产士,路过莫斯科的时候,我遵 照中山先生生前的指示,特地去瞻仰了列宁墓。

  1925年春,我(即王逸慧--编者注)在北京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生。一天, 接到外科主任的电话,要我随救护车到北京饭店接一位孙博士到EZ楼住院。

  当我到达北京饭店带救护床去孙博士的房间时,才知道孙博士原来就是辛亥革 命后在福州鼓舞过我革命热情的孙中山先生。当时他躺在床上,面部呈重度的黄疽, 疲瘦无力,看了令人难过。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一旁殷勤服侍。我说明来意后,孙 先生虽然腹部有刀割似的疼痛,仍然向我微笑示意。

  孙中山先生住进协和医院病房后,休息十多分钟,我就向宋庆龄女士询问病史, 并给孙先生进行体格检查和采取有关标本作常规化验,孙先生非常能和医生合作, 表现了高度的耐心。

  孙先生患病初期阶段,是由德国医生诊治的,经诊断为肝脓肿。经过比较长期 的注射治疗,引起前臂部静脉血管栓塞性硬化病变。

  孙先生移居协和医院后,经我们几天的详细研究,需做剖腹检查手术,即由刘 瑞恒院长向孙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作解释。当时孙先生在京的家属和亲友不能作决定, 但孙先生本人是医生,对医学科学有研究,即表示同意。

  在做剖腹检查手术的那天早晨,整个E楼及手术室的医生。护士及所有工作人员 都紧张起来上楼的会客室里挤满了孙先生的亲友。参加施行手术的有外科主任、刘 大夫、顾大夫和我,手术室看台上有德国医生和几位其他医生。

  切开腹壁后,看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大小不等的黄白色 的结节。主任医生要我伸手进去摸一下肝脏,我发觉结节发硬,整个腹脏内的脏器 已粘连在一起了,这时,主任医生以拳头比拟给看台上的医生看,说明肝脏表面的 结节,好像凸起在拳头上的指拐一样。当时手术室内所有的医护人员面色突然发白, 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主任医生在肝上取出小块组织作活体检查后,即将腹部伤口 缝合。整个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孙先生一直表现非常合作,并有高度耐痛的 精神。

  经过手术证明孙先生的病是肝癌,因已蔓延到全腹腔,引起饮食及大小便的困 难,全身黄疽,皮肤发痒且有极度的疼痛,但孙中山先生能尽力忍受,床边案上放 了各种书报,随时阅读,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经常召请有关人士,指导革命方向。 来访的客人向他探询病情时,孙先生多不解释,只谈有关革命事业的问题。的确, 在孙先生的一生中,只想到如何做好革命工作,为民造福,而对自己的生命危险和 疾病是从不考虑的。这种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牢记不忘的。

  到3月11日上午,中山先生知道自己的病已无法挽救,就口述了三份遗书。当中 山先生在遗书上签完字,我上前移炕桌的时候,先生还安详地对我说:“谢谢你! 你的工作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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