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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3.天涯孤旅遇小弟

  莫斯科火车站,月台上站满了为宋庆龄送行的人。

  其中有陈友仁,还有鲍罗廷夫妇、多伦泰夫人、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以及中山 大学的学生等30余人。

  宋庆龄一身素装,风姿不减当年,只是眉头似有一点忧愁,与大家-一握手告 别。和她同行的还有章克秘书,章克原是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受雇译员,此人系 由陈友仁特意安排,做宋的秘书的。另外还有两名随从。

  列车缓缓地启动了,站台上和车内双方频频招手,依依的深情,依依的惜别。

  “祝夫人一路顺风!”

  “祝夫人身心健康!”

  列车驶出站台许久,宋庆龄才转回头,望着窗外掠去的楼舍,莫斯科的郊区异 常美丽。挟着春的气息的春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报春的鸽子在草坪上往来梭巡, 空中充满着它们的呢哺;是暖流又融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 珠,宣告了春的来到;山的背阴处虽然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凉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 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了下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了山涧溪水的冰面…… 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宋庆龄来苏联6个月来,莫斯科这座著名的城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得去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暮秋时节。宋庆龄一到站就受到成群 结队的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苏联党政领导人、各界群众代表、旅俄华侨和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等欢迎队伍,很早就来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等候。列车进 站时,乐队高奏《国际歌》,欢迎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列车停稳后,苏联 政府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苏 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加拉罕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走进车厢亲切迎接,当宋 庆龄等沿月台步行出站时,周围群众又伴随着热烈的掌声簇拥上来,把一束束鲜花 献到她的怀中。

  当时苏联人民不是把宋庆龄当作失败的逃亡者,而是作为革命英雄而热烈欢迎 的。

  出站后,宋庆龄一行由李维诺夫和柯伦泰夫人陪同,乘车到红场的大都会饭店 下榻--外国元首般的礼遇,环境条件都使宋庆龄无所挑剔。在这样的环境里,初 来乍到的第一个月里,宋庆龄连续发表的声明和文章有8篇之多。当时在那些声明和 文章中,她明确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向苏联各界人 民致意,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近几年中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合作、指导和援助。并 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我深信我们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 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驱 逐苏联顾问和诬蔑苏联“借援助之名,行颠覆之实”,借以否定孙中山的“联俄” 政策的罪恶行径,她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那段时间,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在声明中向全世界揭 露中国新的掌权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再起的希 望,呼吁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面对现实,承认革命失败,又看到敌人的弱点,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 甚至拥护当时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便是宋庆龄当时基本的政治态度。

  她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为革命的失败‘ “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区,国民党反 动派的权力并不巩固。“另外一个使人不会气馁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民的坚强组织。 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 的斗志来面对未来。”

  同时,翻开宋庆龄的工作日记,在那短短6个月中,不难看出她的繁忙和追求。

  当年9月下旬,她和邓演达、陈友仁3次看望中山大学的学生,并作了即席讲演。

  10月下旬,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高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续进行斗争。

  11月1日,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中明确表达了 他们3人对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宣言》发表后,宋庆龄又立即投 入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应邀到红场观礼台上,观看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的盛大阅 兵和游行活动。

  1928年1月,她再到中山大学作讲演报告。

  更令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她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 在日理万机之余,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当时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的,谈 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仁的友好接待。接着她谈了中 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当时斯大 林笑道:“你说得对,希望你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 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 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表示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每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外,并目送她们上车。

  当宋庆龄收回悠悠回忆之时,列车已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 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 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 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江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 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蒋 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 命核心小组”。

  当时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 “林”,并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 在柏林住过且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 究中国的上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 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后来,章克对他曾在柏林的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 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 供宋庆龄以及邓演达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章克就到宋庆龄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 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 (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庆龄回到住所, 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章克又到宋庆龄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庆龄请他 吃完晚饭他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 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教育, 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邓演达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 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 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邓演达向她指出,他们怎 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文章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此时已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 像一名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 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 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 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 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 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 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 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 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 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 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 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 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 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 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 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 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 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 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 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 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 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 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 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 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 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 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 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 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 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 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 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 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 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 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 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 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 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 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 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 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 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 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 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 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 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 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 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 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 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 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 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 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 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 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 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 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 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 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 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 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 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 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 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 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 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 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 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 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 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 “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 得很精神。就听那人介绍道:“这位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宋庆龄一听是小弟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位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您了。这次小弟来了,恕不 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小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 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了。

  “小弟,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 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 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宋庆龄说着说着,眼睛 有些湿润了。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也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 宋子安懂事地说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是我对不住老母亲。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 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一生。可是,我只有孝心却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 憾。”

  说到这里,宋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宋庆龄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 “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 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宋家三姐妹比来,这两项她都走 了极端。也正是这两项极端,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和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宋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 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 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人 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的。”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几年的奋斗,他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 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当时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 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 然后才在巴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并洒下一掬热泪。那一种真挚的手足之情, 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当年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 柏林夏洛膝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里。

  当时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 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 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可是眼前的一切又 使她心灰意冷。

  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 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 请之列。但是,这一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人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 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 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到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 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宋庆龄的自尊心。当时宋庆龄想哭,却哭不 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 龄没有更多的理会,而是在把心思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 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 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当时一方面是蒋 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 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不少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 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当时国内中上层进步 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 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

  接着在那一年的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棋翔,先后到达 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于是,宋庆龄 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 料。她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 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于是,她与邓演达、叶挺、 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 团结一切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 并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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