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 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组织阶段从1923 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 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 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 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 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 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 全国战争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 对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 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 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 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 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 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 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 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 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 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 的部队在6 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 月，他回到上海， 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 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 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 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 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 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 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 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 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 目标在1923年1 月1 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 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 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 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 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 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 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 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 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 创收的机构。约35000 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 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 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 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 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 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 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 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 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 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 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 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 万元的贷款，但都 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 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 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 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 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 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 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 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 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 提供了600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 减少了将近900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 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 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 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 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 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 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 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 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 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 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 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 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 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 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 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 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 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 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 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 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 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 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 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 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 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 日抵达广州，在 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 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 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 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 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 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 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 年9 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 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 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 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 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 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 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 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 ——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 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 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 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 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 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 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 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 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 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 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 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 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 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 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 党。1922年6 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 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 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 年1 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 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 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 月9 日，从他 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 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 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 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 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 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 年5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 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 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 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 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 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 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 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 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 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共 产党而工作。 10 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 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 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 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 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 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 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 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 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 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 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 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 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 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 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 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 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 —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 令。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 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 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 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 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 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 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 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 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 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 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 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 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 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尽 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 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 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 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 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 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 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 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 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 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 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 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 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
1924年1 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 名代表被任命或当 选，开幕式有165 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 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 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 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 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 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 以哀悼列宁逝世。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 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 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 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 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 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 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 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 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 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 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 ），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 产党员参加他的党。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 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 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 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 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 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 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 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 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 ；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 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 万中国元。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 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 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 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 至200 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 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 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 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 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 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 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 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 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力。他 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 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 月，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 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 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 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 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党的代表 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年5 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 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500 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 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 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 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 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 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6 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他提 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 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的主要指挥官和 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 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 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 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直到1924年10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 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 即“党军”。第一批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 它从敖德萨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 托克。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 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联合。在群众 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 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 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会，但 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这些工 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政人员和电力 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 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 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 月19 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 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 组织者，这次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 省港大罢工中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组织农民 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 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 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 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把革命向前推进。实际上，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 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 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 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 月，国民党宣布 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己吸收的会员 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 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某些 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 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 月，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 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 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 至10月毛泽东为第六 班的教员。）到1924年10月，约175 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 在他们本县组织农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 一个不归国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 大部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是讲习 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透露，中共 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他断言，当农民委员 会在1925年5 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 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 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 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 月召开）的预备 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 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 月的一份关于农民 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 不要成为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 导地位”。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他们都是 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 月，大约有160 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 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 一部分。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 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 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 月，据报道有294 个协会，会员近55000 人。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 月 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 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 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 被迫又转入地下。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 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 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 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农村革命不可能轻 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 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 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 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中央监察委 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 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 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 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 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
7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 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 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 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 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 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与国民 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 要准备决裂。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 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 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 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 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这对 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 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 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 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 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 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 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 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 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 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 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 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 、3 、4 月，只得到云南和广 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 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 月，东征军返师，放弃 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 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 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 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 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 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 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 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 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 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 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 的领袖在3 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 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 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 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 名 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 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 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 作人员都是党员。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 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 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 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共 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 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 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 月2 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 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 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
当5 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 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 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 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 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 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 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 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 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 午3 时37分，枪击使4 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 人后来死于枪伤。 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 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 全市抗议，在6 月1 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 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 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 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 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 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 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 持罢工者。在6 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 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 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 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对罢 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 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 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 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 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 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 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 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 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 月6 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 月8 日夺取了 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 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 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 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 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 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 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 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 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 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 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 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 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 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 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 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 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 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 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 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 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 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 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 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国民政府在1925年7 月1 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 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 罢工。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 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 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 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 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 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 月 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 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 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 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 多支工人、 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 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 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 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 、9 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 国人，打伤了117 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 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 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 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 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 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广州成了 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 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 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 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 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 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 月 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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