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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12.3 书生大使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

  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 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 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 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 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 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 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 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 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 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 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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