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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7.1 “问题与主义”之争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③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 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 同注③,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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