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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3.4 共和与帝制问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 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 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 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 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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