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军统进入全盛时期。当年，军统共有内外勤709 个单位、电台569 座、工作人员5 万余人，由军统直接领导的忠救军、别动队等庞大的特务武装还不计算在内，至于由军统控制运用的外围组织更是难以计算。戴对这样一个局面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他感到军统一天天发展壮大，人财兴旺。他甚至对沈醉讲：“看一个人家兴旺不兴旺，只要看看吃饭的筷子就知道。如果一家人天天是那几双筷子，便可以说明不是兴旺气象。真的兴旺人家，筷子的数目是弄不清楚的。”忧的是，戴笠深感由于人员发展过快，团体过于庞大，带来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内部人员贪污、浪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等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更令戴笠难堪的是，军令部的消息居然会跑到曾家岩50 号周恩来公馆里去。至于人事处始终不能拿出一份准确的局本部内勤人员花名册，供戴笠纪念周上点名用。总务处、经理处弄不清军统有多少家产。会计室在计算米贷金时，竟少算了米贷金100 多万元。秘书室竟把呈送蒋介石的公文也弄错等等，为此，戴笠在军统后期的整顿和发展方面，大讲“迅速精细”。在这种原则的要求下，特务们成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以至戴的心腹沈醉都感叹“长此真有成神经病的可能。长官待部下之严以及部属之畏长官，在全国恐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抗战后期，戴笠几乎是以神经质的手段，对军统这座特工王国进行统治。
他甚至可以以除奸演习为名，把军统大特务、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作为汉奸抓起来送进望龙门监狱，以至使军统局上下莫不感到莫名其妙，一起感到“这罪名离目标太远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廖公劭因为吃了走私贩毒商人的一次宴请，并受了贿，经人告发后，由戴笠下令将其送进望龙门监狱，关到过年的时候才被放出来。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谈荣章被人告发，由戴下令在过年前送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特务们已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自感在戴笠手下工作“什么时候都保不住的，出来的也用不着害怕，进去的用不着难过，在外面的更用不着骄傲”。能如此，方可在戴笠手下工作，这就是当时许多军统大特务的心境。总之，自毛人凤以下的大小特务，无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能力多强，只要是一言不合、一事不慎，被戴笠撞见或掌握，轻则是一顿训斥谩骂，重则是遭拳打脚踢，或被送进监狱，一关数月、一年。1944 年11 月11 日，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攻陷桂林。在这之前，由于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电讯处长魏大铭、总务处长沈醉未能及时将进入桂林的潜伏组派出，戴笠当即宣布给军统3 个少将判处2 年徒刑，勒令他们当时就回去交待工作。宣布后，戴笠又有些懊悔，3 个少将当时是军统的三大台柱，也是戴笠的得力助手，岂能一关就是2 年。但是已经当面“判决”了，戴笠一时又不好改口。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居然给戴笠想到一个就坡下驴的办法。第2 天，戴笠又把3 少将叫去，当面宣判缓刑2 年执行，另外每个处关1 个副科长进去，代处长坐牢。如此自立法度、惩戒部属，真是闻所未闻。戴笠凶横霸道，作威作势，由此可见一斑。
以戴笠之威，军统上下莫不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大特务在脱离了戴笠的掌握后，往往借机大骂戴笠一通，以发泄心中的不满。抗战后期，戴笠下令在中美所大礼堂后面的山坡上，竖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那些所谓为团体事业献身的军统“烈士”。因特务工作本属于黑幕范围，碑上当然不好刻上“立传”的文字，因此只好以“无字碑”名之，美其名曰“无名英雄碑”。
偏偏在抗战初期因招收学生军训一事被戴笠气跑的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看病，出于一时兴起，慕名到中美所去看无字碑。岂知卫兵因不认识这位当年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现在已是胡宗南手下的大红人，居然教训梁干乔要脱帽、肃静。这一下伤害了梁的自尊心，触到了梁多年来对戴笠的痛恨之处，梁立即摆出“十人团”元老、复兴社高干、特务处书记长的派头，借题发挥，指着“无字碑”大骂起来：“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这一番话很快被报告到戴笠那里，戴虽有特工帝王之尊之威，可是对梁干乔这样的人却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这一次，戴笠破例连饭也没有敢请梁干乔吃。真可以说是魔王碰到“神经”，有理也说不清。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好转，以及戴笠的特工权力越来越大，有一个问题总是象幽灵一样始终在戴笠脑子里徘徊，久摧不散。这就是蒋的猜忌及自己的地位前途问题。戴笠深知“鸟尽弓藏”和“权重震主”这两句话的份量，蒋必有一天要对自己下手。
1944 年初，蒋决定加强对特务工作的控制，下令在原先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成立特务工作的年度会报。第一次会报于1944 年2 月24日在蒋官邸举行，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后由叶秀峰接替）、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后由郑介民接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的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国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对特务工作的指示等等。会议名义上是由蒋主持，但是代表蒋作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
戴笠由于从唐纵处事先了解到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和蒋在这段时期内对情报工作注视的侧面，充分进行了准备，结果在会上汇报时，由于材料丰富，所谈问题又正是蒋所关心的问题，颇称蒋意，蒋也当场嘉勉几句，而对茫茫不知所措的徐恩曾则申斥一番。但是，在这种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却是唐纵。
在年度会报之后，蒋又指示成立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会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会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系统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建立年度和月度会报制度，这是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加强控制的一大改进措施。在抗战以前，蒋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除中、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外，又加强了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特工情报系统的活动，特务组织恶性膨胀，各种情报多而庞杂，蒋介石深感难以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襄助，蒋除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仍由自己亲自掌握，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这就使第六组组长唐纵居于承转启合的关键地步。特别是唐纵自从抗战中期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对戴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密报，唐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的要害，向蒋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的宠信。蒋于此开始着意培植唐纵，以抑制或取代戴。所谓建立特工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蒋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会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直接控制运用的机要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借以联系和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7 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可见唐的地位似乎已在戴笠之上，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王*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蒋的这一手法是很高明的，唐纵也是善于领会蒋的心理的。当时，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它特务机构放在眼里的。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间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它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的抑制手段，唐的地位迅速上升，都使他确信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处处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抗战中期以来，戴笠通过秘书周念行给他讲史，了解到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影响根深。他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为了能从江山县的山水地理方面寻找答案，1944 年4 月，戴笠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期间绕道江山县，召见刚从上海潜逃回到浙西的毛森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指示他们对毛、柴二人出生的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察。毛万里、毛森奉命踏勘，果然有惊人之语。他们勘测到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鱼，大人物难以善终。戴笠听完“两毛”的这一番宏论高见，深以为是。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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