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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戴笠》07_9 大赢家

  1938 年3 月29 日至4 月1 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3 月29 日上午8 时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式,同日晚8 时移至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举行预备会议。在历时4 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作了讨论。其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 年5 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 年9 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3 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 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当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徐恩曾、戴笠等人的资历太浅,超升太快,难孚众望,但蒋的内心则是不想让特工头目地位太高,以至位高权重,难以抑制。因此,徐恩曾直到1945 年下台也没有能当上局长,戴笠的局长职务是在死后才公布的。

  可见蒋对特工头目戒备之严。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对郑介民的安排倒颇使蒋斟酌一番。最后决定在军统内设主任秘书一职,由郑介民担任。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任,后由心腹亲信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对头、CC 系大头目陈立夫经戴笠多次向蒋密报攻击,这次被蒋削弱了对中统组织的直接控制权,使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的一贯作风,无不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三是将郑介民由副职降低为幕僚长,戴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5 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名单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

  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作进一步分工,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移交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高干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大特务文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强的报告极为重视。学生训练问题,本归CC 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 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 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什,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 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请准校长批准非交我们来办不可,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间,扩大地、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 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是把要花钱的事,例如要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在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争斗作了无为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CC 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 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 年5 月30 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

  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 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 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 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 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为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跑,戴见无望,也才罢休。

  CC 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 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 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 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 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东总”推到cc 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 月15 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

  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 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

  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

  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当即从3 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的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戴笠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1 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

  通风,说此举是Cc 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 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 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罗君强(军委会秘书处长)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

  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对罗君强撤职查办,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

  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 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戴笠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CC 系抢走,当即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于1936 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把唐派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抗战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 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 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 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的工作。CC 系这才放心。戴笠也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轻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尽量取得在与CC 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自觉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唐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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